中国共产党何以应对四次科技革命：百年回顾与世纪沉思

安维复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庆祝一个百年大党的华诞可能不仅仅在于罗列她的伟业，还在于追寻她成就伟业的内在规律。70多年前，黄炎培先生曾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1)黄炎培.延安归来[M].重庆：重庆国讯书店，1945：64-65.，毛泽东的答案是坚持人民民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写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决议。这就是说，沿着“自我革命”的理路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值得的。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篇大文章，可能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其中科技革命与党史百年的关联就值得探讨。(2)彭青龙.稀土、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访谈严纯华院士[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6)：1-14.

按照唯物史观，“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7.按照“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逻辑，能否顺应或“代表”科技革命或“先进生产力”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尺度。“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4.这句话中的唯物主义也涵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其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理(法)性可能在于她能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能否驾驭科技革命。

然而，科技革命是一把双刃剑甚或多刃剑，它锋芒所向的可能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马克思曾经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甚至有着69年历史的苏联也不能幸免。传统观点认为科技革命只是危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其实，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及其政党较之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科技革命的压力更大，因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应对科技革命的历程可能更有价值。

本文并非应景之作，而是系列研究的逻辑顺延。2000年笔者曾经发表《科技革命与苏联兴亡》一文，认为“苏联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但苏联的管理体制却停留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的水平，这种管理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始终未摆脱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对于第一次科技革命尚能基本适应，对第二次科技革命有利有弊，而对于新科技革命，它已经成为严重的障碍了。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第一次科技革命基本适应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对第二次科技革命有利有弊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达到了顶点，但也孕育着深刻的矛盾；
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背离现代科技革命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6)安维复.科技革命与苏联兴亡[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3-12.相比之下，同苏联共产党一样，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多次科技革命，但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来顺应和驾驭四次不同性质的科技革命，带领中国人民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苏两党应对科技革命的对照表(7)此表源自安维复.科技革命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D].济南：山东大学，1998；
其中内容更新源自安维复.科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文献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3)：97-102.

续 表四次科技革命主要特征及文献依据苏联共产党的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应对

本文按照如下理路来审视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思想：她经历了几轮科技革命，她是否按照不同性质的科技革命适时调整或变革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以及形成世界格局的理念。本文据此检视中国共产党百年不衰的深层底蕴并探寻未来走势。

按照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客观基础应该到当时的技术/经济状况中去寻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主流观点可能还有探索的空间。在“近代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的问题上，我们正确地指出了“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8)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1.，但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维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分析。当时的先进生产力毕竟掌控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手中，这种低估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对资产阶级“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同样以推翻资产阶级和欧洲封建残余的统治为目标，但《共产党宣言》却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双重分析维度，而不是单纯强调阶级斗争的单一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
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405，406.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主要理由不仅仅是“阶级仇恨”，还包括资产阶级最终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唯物史观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维度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不仅要坚持阶级斗争的传统或主流的分析维度，同时也不应遗忘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维度。无论怎样，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源自马克思所说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所发动的工业革命，不论是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初心和使命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它们在逻辑上都无法无视世界性的资产阶级及其所带来的产业革命。我们应该遵循唯物史观并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正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给我们带来了撼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它的掘墓人中国工人阶级，我们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有鉴于此，我们才把工业革命或蒸汽机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其意在于用唯物史观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视野来重新检视新民主主义论的学理依据和评估标准，回归生产力/生产关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双重尺度，而不仅仅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单一尺度。从这个视角看，我们有必要讨论工业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之间存在的思想关联。

第一，从技术—社会条件看，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性社会变革是否涵盖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答案是肯定的。(10)安维复，吴琼.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新理证[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6)：109-121.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到，“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9.毛泽东指出，“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7.国民政府推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催生了一批所谓的民族工商业。但较之欧美等蒸汽机革命的策源地，中国的产业革命因受制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发育不全。“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9.因而它的技术能力或者对社会/国家的影响力有限，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近代民族工商业与欧美的工业革命技术经济属性上是一致的，但其发展程度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都难以与欧美的蒸汽机革命及其社会功能相媲美，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条件、阶级结构和民主革命类似但不同于欧美。对此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从阶级结构看，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工业革命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1.那样，中国的产业革命也将工人阶级推到民主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相比之下，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态度上的摇摆性或软弱性也不宜归因于革命心理因素，而应该到中国工商业的技术落后状况及其在中国社会的贫弱地位中去寻找原因。较之欧洲19世纪4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100多年里“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更没有“开拓世界市场”，甚至没有彻底摧毁“封建的所有制关系”。换言之，“人数不多”但极富革命性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动摇的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有其深刻的技术/产业结构根源：一个阶级或政党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可能取决于它是否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

第三，从革命性质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毛泽东指出，“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7.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1872年“巴黎公社”的继续，都属于蒸汽机革命或第一次产业革命引起的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第四，从生产方式看，蒸汽机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存在因果关系。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这是因为，“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4.其实，毛泽东正确地判断出世界性的工业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同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一样，顺利通过了蒸汽机革命的考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上述分析表明，新民主主义论就原理本身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但在理解上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从唯物史观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维度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教益：其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和民族/阶级的评价标准不可偏颇，过度强调民族/阶级的评价标准可能遮蔽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容易导致“阶级斗争为纲”或“左倾”危害，比较而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更具有基础性。其二，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可能同样重要，我们不仅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认清这些“朋友”或“敌人”是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种具有传承的阶级关系更要进行细密的历史分析。其三，在方法论上，把某个阶级及其作用定型化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资产阶级固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但它不仅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构成及其革命性也极其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何解释和评估1952—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泽东为什么将原本计划用10—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压缩到4年？本文根据唯物史观和科学技术史的基本规律，认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化三改”)可能与当时的电工技术革命有关。这在学理上需要论证三个问题：电工革命与蒸汽机革命相比在技术上有何别样的特点和社会功能？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符合电工革命的基本特征？有无证据理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应了中国已然发生的电工革命的技术要求？

如前所述，蒸汽机技术及其引发的工业革命需要企业自由竞争的社会建制，这种社会建制锻造了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造成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被欧洲的1848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土地革命”所证实。与此不同，电工技术革命源自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同时带动钢铁、化工、大型设备等产业的发展。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未来学家A.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都指出电工技术革命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已经突破了小企业自由竞争的社会建制，需要国家计划或大型企业联合。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四卷等“后期著作”时，电工技术革命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刚刚兴起的电工技术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电工技术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而且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该由俾斯麦来办。”(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500.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电工技术革命需要国家管控！这已经被苏联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成功所证实，也被西方发达国家同期的国有化运动所验证。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符合电工革命的基本特征？答案是肯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
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都是我国重工业的新建设。这些新建设的逐步完成，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11.在重工业的安排中，特别强调与电力相关的“机器制造工业”：“五年内，机器制造工业建设的部署是以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矿设备、运输机械和农业机械的制造为重点，并适当地发展炼油和化工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和电器的制造。”(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51.这些任务及其具体安排都符合电工技术革命的基本特点。换言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典型的电工技术革命或第二次工业革命。

既然是电工技术革命，那就要求用国家管控的计划体制来安排经济活动，蒸汽机技术革命所催生的企业自由的市场体制就显现出它的历史局限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是：“因此，我们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工业单位的建设，而在这个主要基础上来继续利用、限制和改造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保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它同生产力的增长相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必须逐步地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因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07.对于私营工业而言，按照国家所规定的统筹兼顾的政策，逐行逐业地对私营工业的主要行业的生产任务、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实行统一安排，并加强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工作的计划性，以便利用私营工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的私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应该逐步地列入统一的国家计划，并列入地方计划。凡原料、生产、销售需要在一个省或省以下的地方范围内进行平衡的私营工业，它们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应该逐步地列入地方计划，并同统一的国家计划进行平衡。问题是，这种改造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著名的民生公司为例，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1952年9月5日民生公司举行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在1952—1956的四年间，民生公司取得如下成绩：第一，在技术上用苏联的驳船顶推法来代替“一列式拖带法”，运输效率提高了15%；
第二，建立了计划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制度规范，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沉船事故等难题；
第三，服从长江航务管理局统一安排，企业货运量提高了4倍多；
第四，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资方红利都有大幅度增加。(25)袁森.1949—1956年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D].上海：复旦大学，2011：66，67.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基本上建立健全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估，传统观点往往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天然合理性加以理解，但笔者以为，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于电工技术革命的基本特点，用国家计划来管控经济活动更具有合理性。用国家计划来应对电工技术革命，适时结束蒸汽机技术革命及其企业自由竞争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符合技术—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但完全用计划体制取代市场机制，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按本文上述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中就已经存在生产方式分析、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不平衡，低估了资产阶级在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和市场机制)上的历史贡献，加之在社会革命中不能辩证地对待不同阶级留下的历史遗产，在计划体制取代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更是负载了过重的阶级斗争乃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因而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本文刻意主张要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科技革命的维度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经验教训，也只有从生产方式特别是科技革命的维度，我们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审视。

将邓小平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计算机技术革命勾连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按照唯物史观，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或社会建制，必定与那个时代的技术结构有牵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信息或计算机革命的关联也是如此。本文此处同样讨论三个问题：计算机技术革命究竟是何种质性的技术革命？它要求何种社会建制与之相匹配？邓小平理论是否抓住了计算机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建制的本质，如何评估邓小平理论在应对计算机技术革命上的战略选择？

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ca encyclopedia)和维基百科(The free encyclopedia)指出信息技术革命是一次用计算机和全球网络将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建制勾连在一起的社会运动，其产物学者们称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26)Bell D.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M].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74.笔者在《从国家创新体系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归纳：“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心是企业，企业通过接触外在的知识源来组织生产、进行创新以及与各种外在的知识源建立联系。企业的知识源可以是其他厂商、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大学或中介机构，这些知识源可以是区域的、国家的或国际的。”(27)安维复.从国家创新体系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00(5)：100-112，206.据此，我们或可总结出，信息技术革命有三大要点：计算机特别是微芯片技术导致全球网络系统；
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日益走向“全面交往”的“全球化运动”(globalization)；
全球性的国家创新体系(global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已经形成，政府与市场都是驱动科技创新的社会建制。

传统观点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归结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两个命题是正确的，然而可能是不全面的。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古已有之，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看似无差别的科技革命中识别出它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并做出不同的科技政策乃至社会发展战略的安排。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不在于他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在于他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那场科技革命的独特性——信息技术革命、与此相关的全球化运动和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他驱动信息技术革命的制度安排：改革计划的科技体制，融入全球经济，也就是邓小平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准确地识别出电工技术革命一样，邓小平复出后所洞见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多么重要，还在于当时科技革命的信息特性及其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2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7.同年，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计划纲要确定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择15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7个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正是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及时的政策安排使得我国从电工技术革命平稳地过渡到信息技术革命。

但这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深邃思想洞见到信息技术必将带来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他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2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正是基于邓小平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推进全球化的正确判断，我们开启了融入世界性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中美技术贸易的合作。根据美国的政府文献及学者的研究(30)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3)：94-120，V.，在20世纪70—80年代间，美国逐步放松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支持中国的科技发展。1985年，一份由里根总统签署的题为“科学技术与美国外交”(Science，Technology，and American Diplomacy)的政府文件，辟专章(第四章第一节)讨论了中美双边技术合作计划等问题，认为“1984年美国双边科技计划的重大事件就是将中国技术合作从一个5年计划推进到下一个5年计划……值得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的双边科技合作项目超越了其他国家，正在实施的有23项，谈判中的还有5项”。(31)Congress of the U.S.，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ence，Technology，and American Diplomacy 1985：Sixth Annual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Congress，by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Section 503 (b) of Title V of Public Law 95-426，Serial E[R].Washington，D.C.,1985：23.这种双边的技术合作一直持续到奥巴马时代。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50年的中美技术合作是两国领导人高度认同的，其成就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如今，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32)孙静波.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EB/OL].(2020-08-05)[2021-03-08].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8-05/9257440.shtml.中美和则两利，遏制中国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信息技术需要全球化的思想视野固然重要，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信息技术及其推进全球化反观中国积习已久的计划体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3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基于该判断，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8.据此，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了21世纪初，我们初步建立了可接通全球知识流动的国家创新体系。

邓小平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正确判断特别是适应全球化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奠定了中国40年经济社会发展和走向世界中心的基本格局；
相比之下，苏联共产党却痛失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亡党亡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凡事都有两面，邓小平理论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应对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根据全球化的大势选择了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开辟了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通途。但是，由于可以方便地在全球创新体系中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出现了“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仿”甚或“仿不如买”等失误，导致自主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自给能力不足，这一失误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期间被凸显和放大——中国的高新技术被“卡脖子”。虽然历史不能被假设，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追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政治常识。概言之，对全球化高度依赖的信息技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国家层面的自主创新，难以应对技术民族主义(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35)安维复.技术民族主义学理性考察——重建全球共享的国家创新体系[J].人民论坛，2020(36)：44-47.特别是科技霸权主义(hegemonis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挑战。如今，信息技术革命悄然让位于人工智能革命，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新的中国智慧。

世界科技已经从信息技术革命的持续发展走向人工智能革命的出现，虽然对这两次革命的界限划分尚在途中，但其技术主旨及社会功能已经差异毕现，它们所需要的发展理念及治理方略也是同中有异。如果用信息技术革命的策略来应对人工智能革命，必然导致政策失灵，反之亦然。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就体现在识别不同性质或类型的科技革命，并制定适配的公共政策。

信息技术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性参与和共享的技术运动，但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深化发展，一种模仿人类智能的计算机或机械应运而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种在机器中所显现的智能，也就是机器模仿人类心智所展现的认知功能，尤其是机器学习和解题能力。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学科最早出现在1955年，但直到2015年机器棋手(AlphaGo)战胜了专业棋手，人工智能才引起世界的关注，人工智能革命也由此开启。(36)Artificial intelligence[EB/OL].[2022-04-27].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ficial_intelligence.对于这场革命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但一个共识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否确保它的行为或使用都能符合人的伦理规范”(how humans can ensure that machines behave ethically and that they are used ethically)。以笔者观之，人工智能本身或许没有统治人类之虑，但人工智能的掌控者却可能凭借先进的人工智能行使科技霸权。“人工智能不是物，而是人的物化；
与其说人工智能将统治人类，毋宁说是极少数控制人工智能的精英或精英集团凭借其所控制的高智能对其他人群进行控制。”(37)安维复.人工智能的社会后果及其思想治理——沿着马克思的思路[J].思想理论教育，2017(11)：23-27.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具有与信息技术截然不同的社会品格：排他性或垄断性，但它又无法摆脱全球性的创新合作。因此，一个政党或社会组织应对人工智能革命必须兼具全球合作和自主创新的两个政策工具。

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注意到“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提法(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5.。2014年，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首次提出“机器人革命”的概念。2015年，习近平就察觉到“机器人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一场新型技术革命，“无论是在国内同中国企业家交流，还是访问不同国家，我都有一个强烈感受，那就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其中蕴含着巨大商机，正在创造巨大需求，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39)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准确判断出“机器人革命”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是一场新型技术革命，“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40)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N].人民日报，2016- 06-01(2).。2018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这场“新一轮科技革命”就是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41)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8-10-31(1).2019年5月，习近平在世界智能大会开幕贺信中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革命的技术内涵和社会功能以及中国的应对，“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42)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强调：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N].人民日报，2019-05-17(1).

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正确地理解何谓人工智能革命，而在于正确地判断人工智能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之间在社会功能上的差距。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提醒我们，“现在，比较正常的技术引进也受到种种限制，过去你弱的时候谁都想卖技术给你，今天你发展了，谁都不愿卖技术给你，因为怕你做大做强。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6.果不其然，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下令禁用中兴订单(Denial Order)。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的产业和安全局(BIS)将华为及附属单位列入制裁的“实体名单”(Entity List)。从2018年8月1日到2020年8月17日的两年间，被美国制裁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共有265家(44)Entity List[EB/OL].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policy-guidance/lists-of-parties-of-concern/entity-list.，其理由是华为等公司有违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对外利益”(Huawei is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are contrary to U.S.national security or foreign policy interest)，但并未提供确凿证据。2020年7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说成是“西方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回击(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

鉴于人工智能革命及技术民族主义甚或科技霸权主义的泛起，习近平重新思考“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等三个基本创新问题。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5.备受国际关注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4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A/OL].(2015- 05- 19)[2021-03-09].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党的十八大以来，仅政府对科技的财政投入就从1980年的64.4亿增加到2019年的超过1万亿，我国R&D投入占到全球的23%，低于美国的25%，但高于日本的8%，德国的6%和韩国的4%。据世界知识产权局2020年的统计，工业设计专利全球总数1360900件，中国为711617件占52.3%，位居第一，欧盟为113319件占8.3%，位居第二。(47)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0[EB/OL].(2020-12-17)[2021-03-09].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526&plang=EN.这些理据至少说明，中国的科技发展源自中国的思想遵循、道路自信、顶层设计、社会共识和持续践行，其历史脉络清晰，因果链条完整。有关中国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谋求“技术霸权”的说辞，理据不足。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科技思想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第二，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第三，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第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
第五，依靠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第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48)彭青龙，吴攸.科技创新、中华文明与大学人才培养：访谈林忠钦院士[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1)：1-6.(49)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12(2).上述理据说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工智能革命的正确应对。

但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新型举国体制是我们推进自主创新的“法宝”，这符合“大科学”时代的技术发展战略，但是鉴于苏联和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经验教训，我们有必要清除科研行政化的弊端，确保高科技人员的自由探索，尽量减少形式化的评估、考核，破除“五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本文所述或许只是一个研究意向而非理据兼具的定论，因而下文与其说是结论莫如说是思考。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有许多世界性的丰功伟绩，如在国家建设、民族复兴、自我革命等方面；
但在应对科技革命、知识分子政策、阶级分析等方面，我们党有经验亦有教训，对这些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审视可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有时汲取教训与总结经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第二，世界究竟发生几次科技革命，中国是不是经历了四次科技革命，可能是个问题。按照“李约瑟难题”，中国不曾发生过西方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百年伴随着四次科技革命可能是个有待理证的学术命题，但中国共产党，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审慎对待科技革命，警惕苏联共产党在应对第三次科技革命上的前车之鉴。

第三，较之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通过了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电工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考验，但随着人工智能革命的深入发展，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及未来的各种技术将具有比资本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也是“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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