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形态范式转变与中国应对
时间：2022-12-09 19:1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吕旭峰，冯 清
(1.浙江大学 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质量监督处，江苏 南京 211135)
随着世界全球化脚步的加速，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教育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表现形式。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形态范式，是构建世界教育共同体的国际主张及其承诺所涉及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集合。其范式转变可视为以“全球共同利益”为理念转变导向，由多元行为主体共商、共享、共建、共同应对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事务的新制度、理念、方法、规则和活动。当前全球矛盾冲突、秩序不平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对全球未来发展形态的不确定、不可测和不稳定带来的压力，期望全球高等教育未来能够培养适应世界变化并有反应能力的个体或团队[1]。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政治、经济、教育格局趋于全球化互动博弈，这种趋势传递了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形态范式转变的信号。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如何在重构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体系中提供中国方案，是其中的重要议题。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发展的全球化特征显著。这在推动技术、知识、信息、资金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同时，也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动力环境，加快了全球高等教育进程步伐。全球化一方面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打破了传统高等教育主客体的时空限制，为人们最广泛地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也促使高等教育与全球政治、经济、教育环境深度适应。
(一)全球政治环境变化影响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全球政治思想浪潮发生变化[2]。某些西方国家为保护单边主义，构建了新的知识地缘政治，企图通过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发展中国家以其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的方式培养“公民”。这种“非殖民化教育”现象折射出全球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3]。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学者呼吁，发展中国家应当深入参与重构全球政治格局[4]。为应对全球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将高等教育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纷纷出台有力的政策法规，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进程。2006年，加拿大学者约翰·科顿(John Kirton)等为圣彼得堡八国峰会起草了《G8与全球教育治理》(《TheG8andglobaleducationgovernance》)，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教育治理”的概念[5]。美国斯坦福大学在2014年《斯坦福2025计划》中重新构想了大学的未来[6]。戴维·斯特利(David Staley)受《斯坦福2025计划》启发，对未来高等教育提出了知识游民设想，并指出未来高等教育的秘密武器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7]。国际组织也发布系列报告，维护世界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帮助受殖民的国家独立发展国家教育，摆脱殖民思想，恢复战后教育秩序，而且相继发布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的未来：学会成长》等报告和方案，描绘了未来教育的前瞻性愿景[8]。可以看出，全球各国对未来高等教育的畅想方兴未艾，高等教育全球治理逐步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二)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关系变化
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为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带来共商共享共建新契机。20世纪60年代，经合组织围绕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召开国际杰出经济家和教育家非正式会议，形成了一份重要报告——《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Investmentineducationandeconomicgrowth)。该报告强调了教育与经济的正关系，即经济能力正影响教育主导权。这一交叉学科研究成为主导20世纪后半期教育活动的理论视角，给教育增添了明显的经济特征[9]。当前，全球经济模式和格局的转变也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是全球经济模式转变带来教育共商机遇。新冠疫情导致全球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突发性中断，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受阻，金融业动荡不安，短期失业率上升，全球资本市场变革，国际社会需求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模式向变革“分水岭”冲刺。二是全球经济能力转变构建了全球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新范式。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物理流动弊端凸显。留学生家庭付费能力变化，这对学费导向教育的国家带来消极影响，而中国等以知识为导向的国家，因疫情控制到位，教育成本更低，将吸引更多国家的生源。另一方面，在线教育应运而生，全面打破传统教育的空间限制，实现异步同教、同学。在线教育经验丰富的国家可以与相对落后国家共享教学资源。三是全球经济共赢局面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共建关系。中国曾在中非合作论坛、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等区域合作论坛中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共建援助政策[10]；
在教育层面，通过增加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提供公共学习生活资源等举措开展援助。这些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有效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全球高等教育共建关系。
(三)全球教育环境变化勾勒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现实图景
一是国际层面，国际组织力量重构。二战以来，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主体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的单一主体，转向包括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美国“退群”、英国脱欧、教育成本上升、各国内部改革受阻等“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全球高等教育权威组织出现教育治理失灵现象。与此同时，其他国际组织及非正式组织治理效果渐显。全球治理理论创始人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中指出：相比较于政府统治，国际组织等治理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11]。G20等非正式教育治理主体以平等性、公共性、包容性治理机制，为全球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治理模式。全球高等教育未来教育环境形成了没有单一中心权威的多元多层的复杂系统。二是国内层面，中国教育治理改观明显。中国克服人口多、底子薄的挑战，率先兑现2000年达喀尔会议提出的全民教育承诺。从1990年到2005年，世界文盲减少1亿，其中中国减少9 000万，被称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治理能力举世瞩目[12]。同时，中国在全球教育中扮演的治理角色转变。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治理意愿、治理定位、治理方式发生转变，一改之前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参与者、学习者的被动局面。
空间范式将社会关系上升到本位论理论，在社会关系层面说明社会事实，最终实现认知论的改变。本研究的空间范式是指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形态的整体社会环境空间，可以将其划分为全球、国家和个体三维空间。根据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形态范式转变三个空间的治理主体、理念和趋势转变特征，可以对其进行多维视域审视(图1)。
图1 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心态范式转变特征多维视域审视
在宏观层面，一是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治理主体，将从强国、大国主导发展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特点。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 (John Kirton)指出，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范式正由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体系转变为多边共赢的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体系[13]。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认为，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的两个运动规律之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共同体的构建。这是一种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的趋势，包括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学术交流、推动留学生的派遣与接收等[14]。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将全球教育治理主体比喻为“蛋糕分层模型”[15]并在教育中进行类比。第一层次是超过国家层次的国际组织行为主体，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
第二层次是国家层次的国家主权及政府，主权国家对全球高等教育具有参与权、决策权，是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合作者、设计者；
第三层次是跨国层次的各类组织，如跨国智库、基金会等；
第四层次是次国家行为体的层次，如地方政府。二是治理理念上升到世界教育共同体。以方红和周鸿敏为代表的学者群体认为，高等教育面向世界，是以多种具体的交流与合作形式为载体，通过借鉴其他各国教育理念，达到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过程[16]。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富尔报告》的“国际共同体”到《德洛尔报告》的“地球村”，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人们意识到从全球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全球治理深入人心。
在中观层面，一是国家、高校、智库、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在全球高等教育中扮演角色。如美国自1919年建立第一所高校智库以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关注教育领域，到21世纪之后将高校智库建设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高校智库成为美国向全世界推广研究成果、发展国际交流的智慧网络[17]。这不仅是美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应对策略，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采取的方法。中观层面的多元主体不断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全球性教育视野拓展中发挥着显著的人才培养作用。二是治理趋势由合作共治迈向协同善治。各国政府、教育部门、高校、科研部门汇聚全球力量，促进国际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通过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治理观，保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如2021年，G20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长会议提出关于成立数字化高等教育和科研共同体的倡议[18]；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合作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GPE)对67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资助达50亿美元，化解其教育资金困境[19]；
等等。
在微观层面，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治理主体包括高等学校学生、教师、家长这些教育参与者、知识消费者。例如，疫情期间耶鲁大学的教授调查了教师与学生开展线上教学的状况，发现主要特征表现为教师更加懈怠教育工作、缺乏教学热情，而学生也因为缺乏实际体验与监督未达到学习效果，这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焦虑和不安[20]。《2030学习罗盘》认为，建构学生主体性和实现学生人生的自我导航是面向2030学习的核心[21]。“教育4.0全球框架”强调了学生在教育4.0时代的学习特征，如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确保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学习进度和速度[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全球和平可持续发展主席Marujo则认为，等级制度不利于建立学习中有意义的相互关系，例如情感关系、信息与关心、包容与同情等[23]，家长、教师更应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等情感内容。可以看出，学生本位和情感包容逐步成为全球未来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呈现开放发展形态范式转变特征。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在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面对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在全球高等教育空间范式转向全球、国家、个体三维共同体格局以及各治理主体、理念、趋势的多元范式转变中，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因此，从全球、国家、社会、高校等多元层面将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从愿景转向现实，是解决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形态的不确定、不可测和不稳定压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服务中国“两个大局”的重要举措。
(一)提升中国立场叙事能力，精准传播中国声音
一是紧扣人文主义纽带。Mihaleva认为，高等教育不仅是实现实际目标的地方，更是一个培养文化道德和优秀专业人才的地方[24]。在世界的发展与需求中，中国应该在人文主义基础上，深入思考生态教育、正确定位公办民办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关注人类共同利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塔托夫等提出，中国的道家学派生态社会是唯一一个给世界文明提供启示的认识模式[1]。我们应打破教育与生活的界限，提高公民的生态文明观和责任感。二是提升中国立场叙事能力，探索形成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中的理念、道路、方案和话语以及知识体系。中国在“普九”教育、脱贫攻坚、小康社会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都是我国有实力提供中国方案的现实基础。因此，以一种世界能够听懂的语言和方式精准讲述中国故事，是世界的现实需求。中国应扩展信息传播渠道，发挥国际舆情作用，在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中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二)加强多维度顶层设计，全方位规划国内教育规范和政策
一是加强政府层面对于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强化统筹规划，确保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协同。政府的宏观规划和顶层设计能有效为我国培养符合国际要求、国内需求的专业人才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政府应将教育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好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短、中、长期规划。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和完整的行动规划方案，不断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教育部门应加快建立健全我国高等教育的规范监测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协调机制和对外危机防范机制。三是应紧密联系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社会、企业、家长及学生等多元教育主体，一方面深入落实高等教育政策，确保政策规范运行；
另一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强化应对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变化的能力。如此，各方优势才能得到互相补充，并为推动和应对全球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范式转变做好准备。
(三)注重知识创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提出应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以便在复杂的世界中协调作为社会集体努力的教育的目的和组织方式[1]。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是注重知识创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互通。在逆全球化风潮抬头下，某些西方国家限制我国留学生流动，阻碍学术人才互动，对我国的经济、科技、教育带来很大挑战。中国应更加注重知识创新，提供更多高质量高等教育公共产品，为吸引更多留学生做好准备。二是强化共同创造，深化南南合作。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援助都是双向的、多边的，是以共同创造为核心的。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应当更加深入开展南南合作，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人力、资金、技术供给。三是加快“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构建，为南北合作的沟通与协调搭建重要平台。要统筹全球性与本土化的关系，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稳定发展，秉承民心相通的原则，坚持文化包容、互利共赢，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优势，寻找最佳契合点，为发展中国家搭建更好的全球发展话语平台。
(四)确保人才有效高质培养，重视与多元主体的合作交流
人才培养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深度参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复合型人才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争取话语权的重要力量，有助于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形象。一是注重人才高质量培养。从制度建设视角，应注重人才培养内涵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坚持强化党管人才，为党育才，为国育才；
从人才选拔视角，坚持生态留人，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环境。二是发挥科研机构、高校等在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中的作用，引导创新人才培养。依托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合作学科和外语学科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人才，支持人才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
深入推进“双一流”和“双高”计划，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建立互信关系，不断将先进的理念、技术“引进来”。三是加强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获取国际信任，建立文化认同；
分类推进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进程，拓宽教育合作空间，实现教育合作共赢。
在新冠疫情持续的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发生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发展形态的不确定因素。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经济交流、科技发展等的核心力量，其发展亟需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等教育要明确自身定位，落实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用人才实现民族振兴，用创新教育高地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构筑我国人才引育新优势，展现我国人才高地新担当，凝聚全球高等教育共识，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全面进步、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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