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状市场视角下“校农结合”的可持续机制研究——以贵州G大学对口帮扶Z县为例
时间：2022-12-08 17:5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宗 世 法，邹 琳，郑 旭 芳，黄 婷 婷，冯 文
2009年11月，教育部、农业部和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高校食堂农产品采购开展“农校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农校对接”对于农民和学校具有的“双赢”效果：对于学校而言，“农校对接”能够减少农产品采购的中间环节，降低食堂采购成本，保证食品安全；
对于农民而言，“农校对接”可以促进农民订单式生产，并对加快建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冷链物流体系，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于社会而言，“农校对接”被纳入政府储备和大流通的范围，成为政府应急储备的重要部分。(1)解成威、王姗姗、杨方：《基于农校对接的高校食品安全管理研究》，《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这种产销直接对接模式后来被陆续推广到全国各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农校对接”被赋予消费扶贫的内涵，即通过学校食堂定点采购需帮助地区农产品，增加需帮助农户收入。2017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创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提高产业扶贫精准度和实效性的意见》，后来被总结为“校农结合”；
2019年8月，贵州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校农结合”工作助推农村产业革命和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不仅希望在短期内解决需帮助户农产品销售难的痛点，而且力图用市场的力量来撬动农村产业发展。
“农校对接”旨在构建一种具有互惠关系的市场交易方式，使农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能够跨越中间商直接对接；
“校农结合”则强调使社会各界消费来自需帮助地区和需帮助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将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利润让渡给农民特别是建档立卡需帮助农户，实现社会公益效果。“校农结合”作为消费扶贫的方式之一，注重市场机制在扶贫中的作用，因为“只有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需帮助地区产品销售的瓶颈，消费扶贫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陈前恒：《消费扶贫：架起城乡需求的桥梁》，《人民论坛》2019年第23期。那么， “校农结合”究竟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市场？这种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实际效果怎么样，又能否可持续运行呢？这些问题都亟待理论研究与回应。贵州省G大学作为Z县的对口帮扶单位，从2016年便开始在“校农结合”、驻村帮扶、干部培训、文化交流、党建扶贫等方面不断推进，并且创新出“菜园子直通菜篮子”的“校农结合”新模式，成为回应这些理论问题的典型个案。
当前的农产品市场流通环节，更多地被大型企业所主宰。这些企业通过多级收购商和经销商，在农产品收购环节尽量压低收购价格，在销售环节提高销售价格，从而攫取巨大利润，因此有学者称这些控制食品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整个流程的企业巨头为“食品帝国”(3)Ploeg J,“The food crisis,Industrialized farming and the Imperial Regime”,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Vol.10,no.1,2010.。为了跨越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鸿沟”，国际社会兴起“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尝试，“社区支持农业”和巢状市场即是两种典型代表，它们所具有的迥异于主流市场的“产销直接对接”特点，为理解“校农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后来被引入欧洲和美国。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他们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应该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他们往往会提前向农场支付预订款，从而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4)Feagan R ,Henderson A, “Devon Acres CSA:Local Struggles in a Global Food System”,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Vol.26,no.3,2009.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5)石嫣、程存旺、雷鹏、朱艺、贾阳、温铁军：《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虽然在中国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6)陈卫平、黄娇、刘濛洋：《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展望》，《农业展望》2011年第1期。但因为其具有的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市民需求的特殊价值而被视为可持续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绿色通道”。(7)李良涛、王文惠、王忠义、宇振荣：《日本和美国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及其启示》，《中国农学通报》2012年第2期。目前，已经从河南兰考(8)何慧丽、程晓蕊、宗世法：《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以开封10年经验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北京海淀的尝试扩展到全国其他区域。
如果从生产与消费组织形式来看，社区支持农业属于巢状市场的一种，即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接对接、实名、有相对固定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的“另一种市场”(9)Douwe V D P J ,Jingzhong Y ,Schneider S,“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nested,market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China,Brazil and the European Union”,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39,no.1,2012.与主流的“无限市场”相比，巢状市场具有四方面的特征：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连接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较少甚至没有,即使存在中间环节也都是由农民掌控，或是有农民的参与，真正代表农民利益；
在农民的角色方面，农民的角色不仅包括农业生产，直接销售，也包括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进行的农产品的重新设计；
在农产品的附加值分配方面，农民能获得更高的附加值；
在农产品利润的去处方面，额外的收入可以用于扩大农业生产，加强农业的多功能性，提高农民生计水平。(10)叶敬忠、王雯：《巢状市场的兴起：对无限市场和现代农业的抵抗》，《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在巢状市场中，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享的规范以及在此规范的基础上特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联系，以及特定资源的使用和特定产品的交易，构成巢状市场的“公共池塘资源”。(11)Ostrom E.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正是这些公共池塘资源，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福利能够同时增加，并形成一种极具弹性的农村市场新形式。
在制度设计中，“校农结合”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是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保障学校食堂供给的重要一环；
更是将学校农产品需求导向与农村产业调整精准对接的有机结合，实现农户产品或帮扶地产品直通消费者(12)贵州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校农结合”助推脱贫攻坚的意见》(黔教规划发〔2018〕32号)，http://jyt.guizhou.gov.cn/xwzx/tzgg/201803/t20180301_16202253.html。。因此，“校农结合”既是大学支持需帮助地区发展的“社区支持农业”形式，其消费扶贫的内涵也旨在构建高校与需帮助地区之间的巢状市场。那么，“校农结合”有哪些主要形式，其消费扶贫的益农机制和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与社区支持农业和河北易县桑岗村巢状市场不同，“校农结合”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由政府推动的消费帮扶行动，而非消费者或生产者自发建立的市场网络。2016年，贵州省G大学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Z县结成帮扶对子，共建“三乡十村”，“校农结合”也是对口帮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G大学一方面发挥科研优势，通过挂职锻炼、往需帮助村派驻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等，培育需帮助地区蔬、果、禽等特色农业产业；
另一方面利用全校1200余名专职教师和1.9万余名学生的优势，着力推进“校农结合”，其主要方式有四种：校园展销、食堂采购、教师团购和门店直销。
(一)校园展销
为了创造消费者(大学师生及家庭)与生产者(农户)直接对接的机会，G大学每年都会举办校园展销会。G大学联系Z县及其他帮扶地区的负责人组织农民供应货品，在大学校园进行为期一天的搭棚售卖，消费者为教师、学生、食堂以及附近居民。G大学驻村第一书记Z介绍了校园展销会的情况：校园展销会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每年都有。当时形式比较单一，展销的也不一定是农产品，那边一些私人工厂生产的东西都拿到这里来展销。2018年那次规模比较大，从(学校)行政楼到校车那几十个棚，各个乡镇都有一个棚子。我全程参与，从早晨六点多一直到晚上六点多都在这帮着卖东西。那次来的人也比较多，一个摊位能卖2万多块钱，总共50万左右。(13)被访谈人：R(男，G大学驻Z县第一书记)；
访谈人：宗世法等；
访谈地点：G大学会议室；
访谈时间：2020年12月15日。
校园展销会现场十分热闹，在学校和地方政府的联合组织下，师生能够买到有品质保证的农副产品，似乎是一种很有效的“校农结合”形式。这种方式的益农机制是：当地中间商企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经营推销他们的产品，从而增加被帮助农户的收入。但是，这种形式却存在农户参与有限和中间商意愿不高的问题。Z县位于贵州省东部武陵山区，距离G大学270多公里，农产品在收获和运输过程中劳力大、运输费用多、产品损坏大，因此真正来参与展销会的农户非常少，货源的组织以中间商企业为主。另一方面，中间商筹备会上所需货品需要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而展销会上能够销出的产品种类、数量有限，展销时间也只有一天，无论卖完与否，最后的结果都是中间商承担，因此中间商积极性也不高。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成本和风险，中间商往往会压低收购价格，从而使农民特别是需要帮助的农户实际得到的增收微乎其微。此外，校园展销会主要由后勤处定点统筹，货源组织由中间商负责，具体售卖则由学校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农户很少有机会进入学校和消费者交易，因此他们在种植、运输、销售、储存等方面的能力也很难得到提高。
(二)食堂采购
从“校农结合”设计的初衷来看，高校食堂应该是“巢状市场”最重要的消费者，因为大学的食堂采购远比校园展销会上的师生购买能力更强。G大学两个校区共七个食堂，每天约有6500人在食堂就餐。食堂与Z县“校农结合”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高校食堂直接从需要帮助乡镇或村采购农产品；
二是高校食堂与需要帮助地区农产品供应商签署供货协议；
三是高校食堂在蔬菜批发市场采购Z县的农产品。2017—2019年，G大学食堂与采购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2017—2019年G大学食堂与Z县“校农结合”采购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G大学食堂与Z县“校农结合”采购的产品主要是米、面、油、蛋等大宗农产品，只有少量的蔬菜类经济作物。这是由高校食堂的需求特点决定的：食堂所需米面粮油量大且稳定，由大宗物资采购小组招标或集体采购，采购小组采取市场调研(询价)，实地查看公司场地、库存等方式来确定大宗物资的供应商，因此食堂可以“让渡”部分采购量给需要帮助地区；
食堂每天所需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种类要上百种，仅靠本地菜无法满足需求，因此需到附近蔬菜批发市场购买，所购进的蔬菜大多为外地蔬菜，其中省外约占60%以上，因此购买需要帮助地区蔬菜的数量较为有限。整体而言，G大学食堂采购农产品6类近50个品种，其中采购Z县的每年均有30万左右的金额。
高校食堂直接采购是“农校对接”的延续，也是“校农结合”的最主要方式，但被赋予“帮助农户”的社会责任时，食堂采购的积极性就降低了。G大学后勤处老师W介绍道：从2018年到2020年，我们一直都采购Z县的产品，如大米、鸡蛋、土豆等，但蔬菜部分大部分由其他经销商供给。“校农结合”在这个环节的体现就是由后勤处把农产品采购回来，然后以同样的价格卖给食堂。采购比较大的难度是蔬菜产量太少，许多需帮助家庭自己也不够吃。后来解决方法是后勤处直接与Z县的政府、供销社联系，成批运输、购买。但因为学校的食堂都外包出去了，我们不能搞任务，搞任务他们(指食堂承包者)又跟我们(高校)谈条件，所以食堂愿意采购的量不多。再加上很多学生不进食堂吃饭，他们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吃，这样就减少了食堂的需求量，食堂的采购能力就更低了。(14)被访谈人：X(男，G大学后勤处处长)；
访谈人：邹琳、郑旭芳等；
访谈地点：G大学后勤处办公室；
访谈时间：2021年1月3日。
由上可知，食堂采购是帮助农户效果最为直接、明显的“校农结合”方式。如T村需帮助农户在第一书记Y的鼓励下种植洋芋，并在Y的协调下与G大学后勤集团达成产销合作协议，让“菜园子直通菜篮子”。这种“巢状市场”使食堂与消费者直接对接，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上使需帮助农户增收。此外，由于食堂采购的是初级农产品，需帮助农户只要掌握种植洋芋的技术就行，市场准入门槛很低，因此生产积极性很高。但是，由于T村没有恒温库保存洋芋，所以食堂只能在洋芋收获的季节进行一次性采购，如2020年6月采购2.5万斤，这对于需帮助农户来说总产量微乎其微，因此能够带动农户增收的效果也较为有限。此外，由于G大学就餐人数最多的两个食堂承包给餐饮公司经营，学校后勤部门在食堂采购方面没有太多话语权和决定权。外包的食堂商业性、逐利性强，在采购过程中会尽量砍价、压价，而“校农结合”则希望通过消费农产品使农户增加收入，两者之间的差价需要G大学来补偿，食堂的积极性也不高。在谈到“校农结合”存在的问题时，食堂负责人曾提出“采购车辆车况不佳、维修频繁，不宜长途运输；
如果租车采购，采购成本将大幅提升”(15)G大学食堂：《G大学食堂农产品消费情况汇报》，2019年7月。。此外，高校食堂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具有“种类多而数量稳定”的特点，但是需帮助地区的农产品种植为追求规模效益往往大面积种植，“种类少而数量波动”，分散经营的农户又难以满足食堂的采购需求，导致“校农结合”难以持续维系。
(三)教师团购
除了食堂采购，G大学还撬动教师家庭消费，鼓励教师团购。团购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学校或学院老师组团到需帮助县的需帮助农户家里直接购买所需产品，这种方式较为随机灵活，教师购买也相对自由。学校驻Z县D村第一书记R介绍了教师团购的情况：去年M学院的老师在村里搞活动，在村里面农户家买了一头猪。我们(驻村干部)去选毛猪，选喂养得很好的土猪；
今年Y学院去搞党建活动，在我们村里购买了5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年学校领导几次去Z县，一次购买过土豆，大概4万块钱；
还购买过一次桃子，也是几万块钱；
还购买过一次土鸡。(16)被访谈人：R(男，G大学驻Z县第一书记)；
访谈人：宗世法等；
访谈地点：G大学会议室；
访谈时间：2020年12月18日。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工会统一采购所需品。2019年学校在D村第一书记R的协调下购买了D村的优质新大米，R说：“去年学校用老师的工会费来购买大米，一个老师20斤，1675个老师买了17吨左右大米。当时我是和我助理两个跑了一个多月时间，家家户户去看，米打出来之后，我要把米摊在手上，看米的品质好，我要拿来闻，都香喷喷的才行。我们在那里搞个大薄膜，把米摊开后一颗颗把坏的挑出来。不是你跟农户一说质量就起来了，有的(把米)送到村里面打开又不是这个样子，我不要，有几家干脆拿回去，但是拿回去我又对不起人。然后我们又到外面去订购包装袋，买包装机，自己动手弄了一个晚上。此次工会组织教职工团购，参与的农户总计64户，其中53.12%是需帮助农户，46.88%是一般农户，此次大米采购使农民相较市场价增收了人民币2.3万余元，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2019年G大学教职工团购D村优质大米统计表
具体而言，教师团购有几个显著优点。首先，在这种采购方式中，作为生产者的农户与作为消费者的老师们面对面交易，避免了远程交易的不便，农民的参与度较高，农户在交易过程中销售能力也得以提升。其次，教师团购以G大学第一书记Z和驻村干部为中间人，既可以清晰地知晓供需双方“要什么”和“有什么”，提高对接的效率，又可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再次，教师团购能够保证采购的产品真正来自于需帮助农户，并且产品交易场所在村里，农民们投入的成本不高，既省去运输费用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坏，又使交易价格较市场价位稍高，促使农民劳动投入强度减小的同时收入增多，益农效果明显。但是，教师组团购买需要支付较高的路途成本；
而工会组织教职工团购带有一定的“任务性”，其连续性也有待商榷。
(四)门店直销
为了“校农结合”长效运行，G大学支持Z县在距离学校五百米左右的菜市场开设实体店，专门售卖学校帮扶地区特色产品，G大学驻村第一书记G介绍了门店直销的情况：那个店是2019年5月开的，Z县L村指定他们的副支书Y负责做这件事。门面主要销售干货，门口有一个两平方的蔬菜台，里面是卖猪肉的地方，挂了个牌子叫“Z县黑毛猪直销店”。菜市场开发商免一年的门面费、房租，村里面投了七万多搞货架、冰柜、菜台、肉台等设施。但是这个门面只开了两个月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很多学生搬到新校区，市场缩小了；
第二是农产品供学生选择的比较少；
第三是受非洲猪瘟影响，只卖了3头猪；
第四是门店离Z县太远，一辆小货车来回六百公里要一千块左右的油费、过路费，拿货成本太高。今年7月又找了个姓L的老板来经营了。(17)被访谈人：G(男，G大学驻Z县第一书记)；
访谈人：郑旭芳等；
访谈地点：G大学会议室；
访谈时间：2020年12月19日。目前门店已经不再销售蔬菜和猪肉，很多干货也不再从需帮助农户手中拿货，老板L介绍了其中的原因：G大学不是帮扶Z嘛，他们给我们产品的价格已经偏高一点。就像大米，我们去老百姓手里收购，他们给我们的都是三块五到四块，但是其他商家去收购，价格在三块以内，我们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我们拿来以后卖给老师，老师就会觉得我们的东西比较贵。有的东西之前是农户手里边拿的，比如像大米、小米、鸡、鸭、鹅这些鲜货这里拿不来，因为要是卖不掉就坏掉了。像辣椒这些干货那肯定是找商家拿嘛。(18)被访谈人：L(男，G大学“校农结合”门店老板)；
访谈人：黄婷婷等；
访谈地点：“校农结合”门店；
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9日。
虽然门店直销方式只持续了几个月，但这种方式让需帮助农户有稳定的店铺销售农特产品，销售端农户既要保证产品供给又要负责销售，还要学习产品在生产、储存、零售整个环节的质量保障技术；
生产端农户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组织生产，也初步具备一定的生态生产知识；
销售端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忠实顾客，其中以退休教师为主。G大学退休教师S说：“我们已经退休几年了，最关心的问题是自身的健康。与其花钱买那些保健品，不如买点生态产品。只要质量有保证，价钱高一点我们能接受的。这里的猪肉确实是土猪肉，我们经常购买。”(19)被访谈人：S(女，G大学退休教师)；
访谈人：冯文等；
访谈地点：G大学校园；
访谈时间：2021年3月25日。当然，门店直销目标客户仅限于在校老师、同学以及住在周边的居民，消费者群体规模小；
商品种类有限且运输、储存等因素造成店内商品价格高于市场价，门店的生意并不景气，这也是后来将门店租给承包商经营的原因。
综上所述，“校农结合”四种主要方式的益农机制及益农效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G大学作为Z县的对口帮扶单位，在“校农结合”方面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索，为需帮助农户增收、拓展Z县生态农产品销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巢状市场”的视角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巢状”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市场是特定人群之间所形成的有限而又相对闭合的产品、现金、信息、服务等的流通圈和交往圈，本身要嵌入在主流的市场中；
另一方面，它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而固定的联结关系和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恰如“鸟巢”里的各个节点，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各种方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市场结构。(20)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与“农校对接”“叫好不叫座”(21)陈泳怡、邓永辉：《“农校对接”叫好不叫座的原因及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期。的问题类似，通过“校农结合”构建巢状市场无论在市场边界、市场组织和市场联结方面，都面临诸多可持续困境。
(一)市场边界宽泛，“脱嵌”于主流农产品市场
巢状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相对稳定，是一种有边界、“小而美”的市场。但是“校农结合”的生产者——农户，消费者——G大学师生却是规模以千计数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只是维持零散甚至一次性的市场交易，很难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同时，“校农结合”的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没有明确的限度，市场边界十分宽泛，如门店直销就是一种完全开放的市场形式。
市场边界宽泛导致“校农结合”的市场与主流市场非常接近，但“校农结合”带有的帮扶意涵又使其“脱嵌”于主流市场。这里的“脱嵌”有两个层面的意涵。第一，市场交易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但是“校农结合”因为有很强的目的性、任务性而带有一定的刚性。校园展销，工会将每位老师的170元工会福利额度兑换成“消费券”，让老师凭券在校园展销时购买产品。食堂采购，餐饮公司出于降低成本考虑而倾向于到蔬菜批发市场购买，因此“校农结合”需要学校贴补食堂以完成消费帮扶的“任务”。第二，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但是“校农结合”方式所组织的农产品价格不完全反映供求关系而是反映的特定帮助关系，以实现消费帮扶的效果。如2019年工会在购买Z县大米时以高于市价1元的价格集中采购，2020年展销会上2.5L装菜籽油卖到65元/瓶，比市场价格略高。市场发育水平较低和农民市场意识较弱本身就是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挑战(22)张前、张正兴：《“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校农结合”市场边界宽泛但又“脱嵌”于主流农产品市场，导致其既难以自我运行又无法跟主流市场竞争，陷入两难境地。
(二)农户组织薄弱，质量监督保障机制不完善
巢状市场的构建需要同时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端着手，在生产端主要是进行农户的组织与合作，逐步从研究团队协助为主向农民自组织转变，并利用村庄的熟人社会特点构建农产品追溯体系和社会监督机制。“校农结合”虽然也希望利用高校的优势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但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帮扶效果压力下，面对农户本身就发展能力不足、组织程度较低的现状，当前“校农结合”采取的方法是通过“中间人”为农户“赋利”而非“赋能”，这导致农户自组织能力薄弱，基于村庄内部、农户组织为基础的质量监督保障机制也不完善。
校园展销和门店直销，因为路途较远、销售有限，农户直接参与的成本较高，因此两种方式的货源组织和产品质量监督保障主要由中间商来保证。校园展销，中间商负责组织货源，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销售货物并负责售后服务，对产品质量负责。门店直销，最开始交由Z县B村的副支部书记和村民共同经营，但是受非洲猪瘟、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和经营管理等问题，后来便交由老板经营，其销售的产品质量也由老板负责。
而食堂采购和教师团购则依托G大学在Z县的驻村干部来对接销售。G大学会让后勤集团或工会与乡镇或村庄达成产销合作协议或购销合同，在农产品的组织上主要依赖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但是面对分散种植、零散销售的农户，依靠村干部和驻村干部组织货源并非易事。虽然Z县B村也成立了合作社，但是由于“校农结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链条，合作社仍然将重点放在生产端，因此农产品流通、销售环节的质量监督保障主要依靠驻村干部保证。合作社是2015年成立的，都没有怎么运营。一个主要的困难是缺乏人才，就是没有人才来经营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市场没打开，没有专门的人去跑市场。“校农结合”中，学校领导会问我们村里到底有什么农产品，有多大存量？我反过来问他，学校能接受多少？能以什么价格接受？如果说想持续发展的话，要保证农产品的品质，但是我们说它品质好，我只有一张嘴，那么一小块蔬菜，又没有成本去打广告。(23)被访谈人：R(男，G大学驻Z县第一书记)；
访谈人：宗世法等；
访谈地点：G大学会议室；
访谈时间：2021年4月2日。
由此可见，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让农民组织起来并非易事。无论由中间商还是驻村干部作为“中间人”来对产品的质量监督保障机制背书，都难以解决小农生产的分散性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再加上Z县远离主流市场，“校农结合”能够带来的家庭收入有限，因此大部分青壮年依然选择外出务工来增加家庭收入，这就给生态农产品的质量监督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产销互动不足，难以建立互信与互助机制
巢状市场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主要是一种基于使用价值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市场，所交易的产品也主要是基于使用价值关系和信任关系的产品。(24)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而“校农结合”自2017年实行至今已经5年，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却极为有限，双方之间的信任机制和共享的价值规范便更难建立了。
当前“校农结合”的主要方式，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互动的机会极其有限。校园展销与门店直销，是一种非常接近主流市场的方式，产销直接对接。但一年一次的校园展销和零星的教师团购难以让生产者与消费者持续互动，门店直销中的产销互动则完全依赖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很多消费者根本没有购买过门店产品，因此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在门店关停再开门后，里面销售的产品与其他店铺并无本质差异，导致很多原来经常购买Z县农特产品的消费者流失。食堂采购，在销售时并未明确标明菜品原料来源，G大学师生仅凭口感难以分辨，自然也不会主动要求购买。
由于产销互动不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以Z县B村为例，2020年在村干部的组织下将B村的桃子打包送到学校卖给教职工，当时许多老师买回去打开发现部分桃子有不同程度损坏，部分桃子，像野生桃子一样口感不佳，造成教职工对农产品满意度不高。但是村干部介绍，本地桃子恰恰是因为没有使用化肥、雨水天气过多而导致桃子品相、口感不是最好，桃子采摘时成熟度较高，因此从Z县到G大学几百公里的运输导致部分损坏也是难免的。但是对于“什么样的桃子是好的？”这一问题，消费者却未能跟生产者共享生产知识，导致信任受影响。再比如门店直销的黑毛猪，B村村民为保证猪肉新鲜而每次只能拉两三头，也并未对猪肉进行冷冻保存，如果第一天卖不完第二天仍然会接着卖，这就导致猪肉的颜色变得暗红，看起来不如其他店铺的普通猪肉新鲜。消费者由于固有的消费习惯，对“健康”农产品的认识与生产者有很大的分歧。由于这种食物质量标准和文化的城乡差异，产销双方既没有相互理解也没有相向而行，导致两者之间的后续合作会有一定分歧。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5)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页。这标志着我国发展阶段开始向乡村振兴逐步过渡。在乡村振兴开局阶段，如何借鉴“校农结合”的经验，构建高校师生与农户直接对接的巢状市场，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乡村产业振兴之路的应有之义，也是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探索。为此，“校农结合”的内涵应从“消费扶贫”向“产业赋能”拓展，以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想“农校对接”发挥实际作用助力精准帮扶，还需要学校、农产品供应方、政府三方共同努力。(26)田影影：《农校对接精准扶贫还需三方共同努力》，《中国商报》2018年7月19日，第1版。为此，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完善。
(一)建立“校农结合”的政策补偿机制，逐步形成小型巢状市场
“巢状市场尝试重构‘生产—消费’关系，重新联结长期被区隔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这种联结需要克服不少价值、机制、制度、技术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障碍与困难。”(27)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但是，要在由各种经销商、批发商联结而成的主流市场通道外另辟蹊径，在产品的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成本必然提高。如河北易县桑岗村在探索巢状市场时，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主要通过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捎带回京或者消费者直接开车到村里购买，相应的成本也由巢状市场的支持者和消费者承担。农户销售农产品增加的收入，不但提高了农户参与巢状市场的积极性，而且降低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的合作成本。
对于贵州这样的西南山地地区而言，路途遥远导致的运输成本是阻碍“校农结合”的最大障碍。Z县距离G大学300多公里，高速收费又高于平原地区，导致农产品运输价格偏高。校园展销、教师团购和门店直销都使“校农结合”积累了一批追求绿色、健康农产品的G大学师生，但是老师自驾到Z县购买农产品成本高昂，因此主要依赖生产者配送。“校农结合”最稳定、直接的食堂采购，则因食堂承包商的趋利性而难以持续稳定地运作。
基于此，建议各级政府建立“校农结合”的政策补偿机制，对于通过“一码贵州”采购需帮扶地区农产品的高校，根据消费金额进行部分补偿，或者通过对“校农结合”运输车辆油费和通行费进行补贴，以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为产销互动创造良好空间。高校在与地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优先建立物流运输政策补偿机制，构建由高校食堂、师生和农民直接联系的巢状市场。在食堂定期购买的基础上，利用学校自主研发的APP等技术赋能，由食堂根据高校师生的购买订单来组织包装、配送，进一步提升食堂参与巢状市场的积极性。通过这种基于市场平等交易原则的方式，在长期、频繁的互动中构建小型巢状市场的雏形。考虑到巢状市场是一个边界清晰，生产者和消费者数量有限的市场，因此政策补偿的农产品数量不宜过多，建议从土鸡蛋、土猪、土鸡等方便组织农户生产、易于甄别产品质量的农产品开始，逐步扩大农产品种类。此外，建议通过政策补偿引导各高校与农民从当前的“校农结合”向构建巢状市场，即一种相对稳定、连续、双方均受益的城乡对接机制转变。
(二)“赋能”农民提高自组织程度，构建参与式质量监督保障体系
“校农结合”对农产品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农产品生产、种植、收集过程全透明化。但是，农业的生产链条很长，主流市场往往通过第三方机构(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品质监控。但是对于巢状市场这样的小型市场而言，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如果农产品品质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难以支付监测成本，这就需要生产者与消费者一起构建参与式质量监督保障体系。这里的“参与式”有三个层面的意涵：第一，以农户为主体的生产者的组织化与熟人社会的内部监督控制；
第二，G大学师生及其家庭构成的消费者的主动联合与品质要求；
第三，以驻村干部(如第一书记等)为“中间人”的协调与支持。
Z县驻村第一书记R在驻村工作期间已经进行过这种参与式质量监督保障体系构建的尝试，如在2018年教师团购时，R带领驻村干部每家每户调查询问大米产量、检查大米质量，并对农户在水稻种植整个过程中使用的肥料、除草、杀虫等环节进行细致记录。在门店直销起步阶段，R又要求村民在黑毛猪的养殖过程中，每天都要有专人去检查黑毛猪的饮食、排便等有无异常情况，并按时记录入档。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便会立即联系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在做好防护与隔离后再次记录入档，保证黑毛猪的质量安全等。R还请老师们查看黑毛猪养殖的整个过程记录，并带领入村购买农产品的老师到养殖现场参观。这些尝试可以实现农产品的质量可追溯体系的建构，如出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到农户，有效抑制了农户的不规范生产行为。
但是，由于农户原有生产习惯、受教育水平和自我意识等原因，目前的生态农产品保障机制，更多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自发行为，而没有转化为村民的自我约束和村庄内部约束。为此，在乡村振兴开局阶段，在既有扶贫工作机制仍然延续的情况下，建议Z县利用村庄已经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建立“校农结合”生产小组，通过农民相互监督、消费者参与监督、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支持的方式，保证农产品品质。生产小组可利用传统“农户—村寨(村民小组)—行政村”的结构组织生产，对于农产品从选种、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同时，利用G大学的科研和技术优势，为农户提供生产性服务并“赋能”农户进行自组织和市场拓展的能力，在“校农结合”外拓展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三)拓展“校农结合”多元途径，建立高校与村民的“社区营造”平台
目前的“校农结合”延续“农校对接”的方式，仍然停留在销售农产品的初级阶段。但是，面向乡村振兴时代的“校农结合”可以从农产品消费拓展到文化旅游、研学实践甚至社区营造等新领域，充分发挥高校服务乡村的功能。只有学校和农民建立广泛而持续的互动与信任，巢状市场的可持续运行才有可能。为此，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第一，利用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在村庄建立的站点，鼓励引导技术人员下乡进行产业发展和经营方面的指导，并链接必要的社会资本和市场资源，提升村庄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增收幅度；
第二，利用贵州丰富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和节庆民俗，吸引大学师生到乡村旅游，学校可充分利用学校自主研发的“校农结合”APP和驻村干部，发挥好宣传、引导和转介的功能，形成深度文化游；
第三，利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小学期实践活动、党建活动等机会主动下乡，鼓励师生组织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在帮扶乡村建立“实践实训基地”“志愿者服务基地”“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易地扶贫搬迁学校人才培养基地”(28)王秋敏、武彧：《经济学视域下“校农结合”产业扶贫机制的耦合性分析——以贵州省C高校为例》，《改革与开放》2021年第1期。等平台，与村民共同探索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之路。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以“村民主导、政府协作、社会支持”的社区营造平台，(29)王国恩、杨康、毛志强：《展现乡村价值的社区营造——日本魅力乡村建设的经验》，《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1期。通过充分发掘乡村在产业、景观、文化上的潜力，挖掘并保护其多元价值(30)丁康乐、黄丽玲、郑卫：《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探析》，《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3年第6期。，形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