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模糊地带——《抱歉》中的“柔性话语”解读

沈慕蓉, 詹春娟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创伤记忆是澳大利亚文学书写中的重要主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对土著历史创伤的关注和对殖民过往的反思。但是对于白人作家来说，如何关注和如何反思有着不同的话语书写方式。不同于其他小说家对于历史书写的犀利和尖锐，盖尔·琼斯(Gail Jones)在小说《抱歉》(Sorry)中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柔性话语”，成为当代澳大利亚和解运动的一种特殊表达。

《抱歉》讲述了白人女孩珀蒂塔(Perdita)一家和土著女孩玛丽的悲剧故事，展现了创伤记忆的多种机制并反思了种族问题。珀蒂塔生于母亲冷漠、父亲无视的无爱家庭，女佣玛丽给予她从未体验过的温暖与爱意。当珀蒂塔亲眼目睹父亲强暴玛丽时，强烈的刺激让她举刀刺死了父亲。玛丽在珀蒂塔创伤记忆丧失的情况下自愿替罪，最后死于狱中。小说自出版以来，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抱歉》中的叙事技巧和文本主题，聚焦后现代语境下小说中的种族创伤、民族和解及反殖民问题等，如国内学者王腊宝从后现代“小叙事”的角度评价小说“具有后现代小说的对抗性特征”[1]；
国外学者埃内罗(Dolores Herrero)从后殖民陌生化解读“当代澳大利亚移民者现状的寓言化”[2]；
贝勒弗拉姆(Valérie-Anne Belleflamme)从反话语互文性揭示小说“破坏了欧洲的主导地位，促进了一种初步的、尝试性的、与澳大利亚具体现实相适应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的出现”[3]。但目前研究大多聚焦于文本本身的阐释，未能剖析文本反殖民话语的特殊之处，并深入挖掘作者在殖民历史书写上的立场和倾向。琼斯声称，小说具有“政治寓言的一面”[4]。文本的标题、后记的注释“抱歉”都侧面体现了琼斯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关怀与对种族和解的愿景。但是，《抱歉》反殖民话语的立场并非是明朗、坚定的，而是相对寡断与柔弱。这种“柔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记忆的模糊地带，其与创伤记忆密切相关。根据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解释，创伤记忆是“一个存入身体的记忆被完全切断了与意识的联系。这是指在身体里被封闭起来的一种经验，它会通过一些症状表现出来”[5]。创伤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它的延宕中，因为创伤经验可以依附于记忆，引起心理上长期的异常及极端失常状态，甚至导致身份危机。并且，创伤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诱发形式，也加剧了记忆认知的传递格差，即继承和断裂。这意味着创伤性记忆不仅能在难以治愈的情况下于个体与代际中多向传递酿成无限延续，亦会因强烈刺激或主体和时间的位移而造成错位或断裂，因而可能招致殖民背景下自我与民族身份的迷失。在《抱歉》中，创伤记忆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而琼斯对创伤记忆的设定和描写通过非激进的手段以及柔性中和的话语立场来完成，如代际创伤造成的话语体系偏移与两难困境、记忆断裂与自我身份的迷惘，以及记忆复原却无法拯救土著的妥协结局，均体现了一种“柔性话语”的书写方式，这也是一种柔性的反殖民话语。本文将从创伤记忆视角切入，以代际创伤、记忆断裂与记忆复原来阐释文本对殖民话语反叛的模糊性、脆弱性与妥协性，解读小说的“柔性话语”。

2005年，琼斯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抱歉》“寓言了对澳大利亚所谓被偷走的一代人的‘遗忘’”[6]。“抱歉”(sorry)这一词汇在澳大利亚饱含复杂的深意，它涉及那段被政府沉默的土著创伤历史。1910年至1970年，澳当局在“白澳政策”的驱使下对土著实施同化，强行将土著儿童送到白人家庭或政府机构，接受文化与血统的“白化”改造。几十年间全澳大利亚有近10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这项自诩“正义”的政策造成了几代土著人的悲剧。该政策被废除后，政府的官方道歉始终杳无音讯，但这种单方失声无法阻止创伤的传递。于土著居民而言，创伤在无法疗愈的情况下不断叠加，无疑更加深了他们创伤记忆的代际流传。而对白人来说，完全未参与罪行的人本不必承担责任，但是舆论指责和心理压力却是真切地辐射到该加害者民族的个体身上。一些白人的后代们受着良心的拷问，同情土著居民的代际内疚也在不断传递。琼斯在采访中公开表明道：“我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充分承认过去的错误……”[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因这样的立场，琼斯意欲将代际创伤和话语选择的困境呈现出来，用《抱歉》表达对代际、种族的思考与反思。

但是，正如被问及“承认过往和勿让过往支配当下之间的平衡是什么”，琼斯表示“这些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回应”[6]时的朦胧态度一样，《抱歉》对于欧洲殖民话语和澳洲被殖民话语的取舍相对优柔。这体现在创伤的代际传递造成的模糊话语立场上。小说中，白人小女孩珀蒂塔的父母均来自英国。父亲尼古拉斯·基涅(Nicholas Keene)曾服役于军队参加战争，后因伤退役。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折磨、身体的残疾以及被拒继续服役的耻感让基涅变得顽固扭曲，暴戾无常。母亲斯特拉·格兰特(Stella Grant)是一个痴迷莎士比亚文学,沉浸在自我世界的女人。二人相识后草率结婚，搬去了澳大利亚。毫无感情的婚后生活充斥着言语和肢体暴力。珀蒂塔就在这样一种日益扭曲的父亲和逐步疯癫的母亲交织的畸形环境下长大，而基涅时不时迸发的暴力行为更是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冷漠的父亲和缺席的母亲让女儿变成一个孤僻缺爱的孩子，更造成了她杂乱的身份认知和对原生话语体系的排斥。

通过父辈创伤记忆的重演与延续给他者造成了痛苦的嵌套和迁移，创伤在这里完成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达成代际的隐性传递。珀蒂塔的父母可以被视为欧洲殖民话语的代表，在“他们”的眼中，相较于澳洲本土话语而言，自己才是主流与正统的。基涅是帝国主义于武力上的体现，他带着传教的思想和大展拳脚的美梦在新大陆安定下来，自认为白人高人一等，并对澳洲土著鄙夷不已，傲慢地认为“那些生活在部落中的人们卑贱、愚蠢，和小孩差不多……他信仰大英帝国，相信它有权进行统治”[7]8。此外，战争是创伤文学频繁出现的母题之一，在小说中多次被提及。基涅残疾后对战争有着疯狂的迷恋，期盼血腥战争的暴发并幻想着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捍卫不幸的澳大利亚，而其本意仅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这种自以为是的救世主想法也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殖民者态度的缩影，是那些用以实现自我利益而美化殖民战争的借口的写照。珀蒂塔认为，基涅就“像一个阴影，而她们生活于其下”[7]62。斯特拉则是欧洲殖民话语在文化上的象征，其典型的意象代表是反复在小说中上演的莎士比亚。在珀蒂塔很小的时候，斯特拉就开始教导她莎士比亚文化，变相地向女儿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强硬且不允异议。但这位伟大的英国剧作家的救赎观明显不适用于澳大利亚。珀蒂塔虽然能够牢记莎士比亚戏剧，却也被其所代表的意义牵制。相较于土著话语权的柔弱，基涅和斯特拉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白人话语权和思想体系是不容置喙、难以违抗的。

无论是基涅还是斯特拉均无法融入异国他乡，父辈的创伤潜移默化地投射到子女身上，让珀蒂塔形成怯懦的性格和混乱的世界观，使其沦为白人价值体系的代际创伤承受者。在创伤阴影的笼罩之下，珀蒂塔无法在白人原生家庭中获得关爱，孤独的她结识了亦姐亦友的土著女孩玛丽。玛丽属于“被偷走的一代”，是“白澳政策”下的代际牺牲品，她代表着澳大利亚本土话语。代际创伤带来的强烈窒息感让珀蒂塔在爱护她的玛丽身上找寻身份慰藉。于是珀蒂塔更愿融入澳洲本土环境，学习有关土著的知识，和他们相随相伴，甚至极度渴望变黑。她开始对父亲鄙视土著的价值观流露出怀疑，并在心中默默反驳母亲认为莎士比亚涵盖人类全部范畴的观点。珀蒂塔逐步远离了中心话语，并尝试从欧洲殖民话语及文化转向澳大利亚土著族裔和文化。

然而，珀蒂塔逃离殖民话语的偏向并未成功。小说中创伤的代际传递是珀蒂塔认知体系错乱与偏移的恶因，但其创伤的延宕影响却也成为约束她思想与行为的桎梏。珀蒂塔难以彻底摆脱血缘母国的话语体系，血缘之亲和陪伴之情反而让珀蒂塔陷入了两种截然不同话语体系的混乱之中。这其中不仅包括外部因素的牵制——斯特拉不容异议地阻断珀蒂塔对其他文化中心的倾向，同时基涅的强暴行为让玛丽被迫脱离珀蒂塔的世界，土著女孩就此隐退，经由其展开的反话语趋向被斩断；
也含有珀蒂塔自我潜意识的迷惘。文中有两段话极具代表性，一是“没有了母亲，却有了玛丽……一个人永远不能代替另一个人……斯特拉依旧缺席，而我还在无法表达地、不被容许地思念着她”[7]56。二是“珀蒂塔留意到，她正在模仿自己的母亲，从被没收、被打破、被失去或摧毁的一切里，她仍然保留了母亲的严苛的技艺”[7]157。基涅和斯特拉实难被称为一双合格的父母，但珀蒂塔深受其影响，亦潜意识地承袭其认知模式。如此，珀蒂塔既无法彻底脱离原欧洲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渴望却又无法真正地融入土著族裔之中。种族混杂和文化异质使得自我认同的分化与融合双双失败，让她最终迷失在不同的话语中心之中。这种纠葛的立场设定体现了一种对殖民话语的两难境地。

从代际创伤的传递到自我话语体系的偏移，再到无法摆脱父辈及母国价值观念的影响，最终深陷话语立场的选择困境，代际后代无法亦无能决断自我的归属及身份，弱势反抗与转向的挫败使得小说始终徘徊在殖民与反殖民话语的摇摆之中。书写倾向暴露了琼斯对殖民话语的矛盾心态，揭示了文本反殖民的模糊性。

创伤形成后，对于初始事件和痛苦体验的记忆可能因为逃避欲、羞耻或罪恶感等多样因素发生断裂。当珀蒂塔亲眼目睹基涅强暴玛丽时，强烈的刺激让她的身体动作先于思考，举刀刺死了父亲。事后，血腥的画面和对死亡的惊恐使她对有关事情经过的记忆悉数丧失，彻底失声。“一当我试图回想父亲死后最初那几个星期的事儿，我的记忆就踉跄起来。”[7]111为淡化或避免痛苦，自我防御功能让珀蒂塔选择性地“遗忘”甚至潜意识地篡改了创伤经历，她无法正常开口说话，连最简单的词句都再不能发出。

和许多移民者一样，珀蒂塔一直彷徨在欧洲和澳洲的体系之间，此次她未加思考便强势地站在本土话语权这边，直接杀死了父亲，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对殖民话语权的反叛。然而，作者琼斯和其笔下珀蒂塔的反叛立场并非是明朗、激进的，而是纠葛、温和的。人物的反话语趋势随即遭到挫败。杀人事件发生后，珀蒂塔“遗忘”了创伤经历，但她的痛苦并未因断裂的记忆而消除，反倒由于记忆缺席日益加深，这其中不仅夹杂着弑父的惊惧和内疚，也含有记忆混乱和持久的心魔折磨。因创伤造成的记忆断裂将过去与未来分割，时间秩序因存在连续性的脱离而混乱。但人是时间性的存在，通过记忆建构自我身份并以此为纽带与他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当记忆包含了未愈合的创伤和隐秘时，记忆断裂不仅加重了难以释放的心理负荷，也斩断了自我与外部的必要关联。珀蒂塔是陷入跨文化身份危机的一个典型体现，她一直努力寻求着自己的声音却处处碰壁，甚至连保持自我的最后防线都被失忆和口吃摧毁。记忆的严重堵塞斩断了珀蒂塔一部分的感知与联系，而言语能力的损毁则让她再无法与他人进行正常交流，最终导致她质疑自己的存在和身份。珀蒂塔彻底沦为一个“无声无息”的透明人，其话语立场被完全剥夺。反殖民话语的脆弱性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珀蒂塔的失忆失语是创伤的后遗症，也是反抗殖民话语所付出的代价。

小说中，白人小女孩的记忆断裂是一种建立在加剧土著女孩不幸的基础上保全自己的手段。玛丽主动承担了罪责，被捕入狱。失忆的珀蒂塔逃避了罪责，她无法意识到自己牺牲了她人，甚至“情有可原”地将这份杀戮的罪责嫁接到无辜者的身上。断裂的记忆导致珀蒂塔的沉默，更为她的置身事外找到合理的借口。事实上，这并非珀蒂塔第一次目击强暴。早在此次事件暴发之前，珀蒂塔便曾在某天夜里亲眼目睹父亲伤害玛丽，惊骇之下，冲击感让她分不清虚实，最终下意识选择模糊记忆来逃避痛苦。“父亲正在伤害玛丽……珀蒂塔并不真正确定她看见了什么……也许是一个梦，靠不住的…… 她退回到她的床上。她不想知道。她将脸转向墙壁，把眼睛紧紧闭上。”[7]69-70珀蒂塔拒绝承认、逃避记忆，这让她选择无视玛丽的痛苦，沦为沉默的证人。她知道自己“是目击者，又不是目击者”，因为“口吃而无法说出我之所见”[7]152。可见，记忆断裂不仅是外部力量对反殖民的压制，也是内部自我对弱势反叛的开脱。就某种程度上而言，小说中白人女孩的记忆断裂对应了部分澳大利亚白人应对创伤历史的集体“失忆失声”。自1972年“白澳政策”被废除以来，自由党领导人霍华德(John Howard)在任期内多次拒绝以政府或议会的名义向土著族裔道歉，致使两个种族的和解举步维艰。政府应对殖民历史的消沉机理逐渐演化为一种集体沉默的政治策略，而这种大沉默正是殖民话语压迫的遗留产物。当沉默不断加强，记忆断裂也逐渐加剧，且二者互为因果。更有甚者，记忆沟壑会经由创伤经历者思维和实践上的反复摹写而填充一种想象力记忆。此非简单的记忆叠加，而更像是一种被强权介入的修正过程——带有目的性地将人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的记忆融合并调整为一个已被设定好的记忆。倘若这种记忆被大多数人认可，那么它的真实性便会发生改变，成为大家闭口不谈的隐秘或者心照不宣的“事实”。这类记忆“断裂”亦是反殖民话语弱小的体现。恰如小说中所有人均认为或默认造成基涅死亡的凶手非珀蒂塔，那么原本的真相就会被隐藏在众多的强势话语之下。

如贾吉(Maya Jaggi)所言，“虽然这段近期历史为小说提供了依据，但琼斯的书写是间接的”[8]，她在描写殖民造成的伤害时，其态度相对偏颇。纵观整本小说，琼斯将叙事视角主要放到了珀蒂塔的身上，将刻画的重点引向小女孩所遭受的创伤，有关记忆断裂的一系列描写极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珀蒂塔记忆的断裂并未让文本叙述视角转向玛丽，甚至让玛丽的身影就此被抹杀。对此琼斯表示，作为一名澳大利亚白人作家，臆想出一个土著主角并刻画他们的创伤是自以为是的，她批判那些作为“受害者代孕的移情姿态”[9]的创伤图式，并希望“非土著作家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写作，也许使用间接形式，这将表明他们拒绝‘声称’他人的经历”[3]。

但是，这种以白人为中心的文本叙事偏重了白人的无辜和痛苦，却淡化了土著族裔所受到的殖民伤害。因书写的视角与着墨的多寡让文本具有指向性，当文本以不同立场叙事时，读者也相应地受不同视角影响。如果作者从受害者角度展开故事，读者便更倾向于对受害者产生共情；
倘若作者从加害者视角展开故事，有意隐去主角对他人造成的创伤并放大自我所受的痛苦，那么读者则偏于感受主角的心理阴影带来的恐惧与折磨，因而更容易对其产生同情而非苛责之感。多洛雷斯·埃内罗认为《抱歉》这部小说“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就是土著女孩才是故事的真正受害者”[2]。尽管文本中基涅强暴玛丽、珀蒂塔杀父后失忆以及玛丽顶罪的事件中最大受害者是玛丽，但作者的重点显然着重于珀蒂塔的精神创伤而非受尽磨难的玛丽。在琼斯的笔下，这样一个可怜又幼小的、亲眼目睹如此惨祸，甚至还丧失了记忆的无助女孩垄断了读者的注意力，也收获了读者更多的同情心。通过突出珀蒂塔自己失忆的创伤经历，读者们大多对她无可奈何的沉默报以怜悯和恻隐之心，而无辜又悲惨的玛丽却在小说中完全地湮没无音。珀蒂塔的回顾性叙事更多地关注白人角色的创伤经历，而刻意避开了土著居民的创伤体验。这种对土著困境的避而不谈也是小说柔弱反抗话语的又一表征。

记忆和遗忘，究竟哪一个才是走出暴力历史的真正道路？琼斯显然已经给出了她的答案，这也是《抱歉》这本小说出现于世的动因与意义——一为倾诉自己的代际内疚；
二为提醒众人记忆遗忘的过去。

殖民带来的创伤记忆既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又是一代人普遍的噩梦症结，既难以言说，又无法遗忘。创伤在连续和断裂之间不稳定地振荡，如果拒绝承认，当事人和后代可能为自我逃避的状态赋予一种虚假的正当性，产生无能的厌我感和厌他情绪，甚至发现自己被历史束缚，无法前进。为了不让阴影无休止地侵入当下的现实生活，人们必须首先愿意面对事实，通过揭露创伤的过去修正它，或者至少承认它。因为，无论是逃避式遗忘还是沉默性不言都只会阻碍自我与集体的愈合。文本反映了这种思想，并未让珀蒂塔永久地沦为失忆的边缘人，以遗忘获得心灵的解脱，而是刻画她一直接受心理治疗且最后寻回了丢失的记忆，终于回归正常。但是，这种记取创伤记忆，承认创伤历史的反殖民话语思想却是一种妥协下的产物。珀蒂塔的记忆复原借助了一直以来于她而言是一种束缚的殖民话语力量。在记忆断裂的这几年，珀蒂塔虽然只能结巴地说话，但是她能够流利地朗诵莎士比亚的全部诗句。医生奥勃罗夫用莎士比亚制定了治愈计划，他“提出的治疗方法包括五音步抑扬格诗、莎士比亚使用的那些诗行的韵律与重音”[7]193。珀蒂塔身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她清楚地“意识到莎士比亚错了”[7]203，但却又无法记忆和表达出除莎士比亚以外的事物，也只能接受莎士比亚疗法。治疗过程中，珀蒂塔无意翻到的《麦克白》让她宿命般地想起了一切，最终彻底寻回了记忆和言语。“珀蒂塔默默地读着，回到她父亲躺倒濒死，母亲最后一次为他们吟诵的时刻。”[7]214斯特拉在杀人现场背诵的莎士比亚戏剧成为了珀蒂塔的记忆储存器与触发点，这个原先欧洲话语的代表让“反叛”的珀蒂塔恢复了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表达出作为一个白人后代，珀蒂塔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原生话语与知识体系，即使个体的话语场域已经发生了变化，白人小女孩心中最熟稔的、最难以忘却的依旧是欧洲文化而非澳大利亚文化。换句话说，能为珀蒂塔所选择的反话语其实十分有限，她不得不在两种话语之间寻找一个被母国所能认同的立场。这是一种“妥协的反殖民立场，这样一种柔弱的反殖民话语，是白人能够选择的一种边缘小话语”[1]。

记忆恢复后，知晓真相的珀蒂塔欲从监狱中救出玛丽，但却遭到了母亲的无情反对。斯特拉反复强调“木已成舟，于事无补”[7]225。在某种程度上，斯特拉拒绝发言的行为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以及一些傲慢政客拒不道歉的行径非常相似。霍华德不仅就基廷(Paul Keating)任职时期留下的“被偷的一代”的调查工作施加压力，而且在1997年这个土著儿童改造计划彻底曝光后，依旧拒绝道歉，因为道歉就表明承认过往的一切殖民罪恶。与之类同，斯特拉强硬地认为释放玛丽意味着一个白人的“牺牲”，代表着定罪白人，这是当时主流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而狱中的玛丽也早已认清现实，选择放弃，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丛林黑家伙的话”[7]227。其实，这个必然的结果早在悲剧的起始之初便已经显现端倪。目睹杀人事件的证人众多，包括珀蒂塔、斯特拉，以及珀蒂塔与玛丽的好朋友比利，但是真相仍然被无情掩盖。失忆的珀蒂塔、说谎的斯特拉、聋哑的比利、未经调查就把玛丽作为杀人犯带走的警方，以及白人至上的社会环境都使得玛丽不得不顺从。因而，即使珀蒂塔寻回了自己的创伤记忆，但她依旧无能为力，或者说，只能向强大的殖民话语妥协。同时，她既不能质疑判决，要求重审，也没有进一步地努力修复和弥补玛丽的痛苦，这也体现了她作为反话语的弱小与胆怯。

最终玛丽因为阑尾炎死在监狱中，这个关爱、保护珀蒂塔的土著女孩在承受了无数不幸后，就这样带着莫须有的罪名永远逝去了。珀蒂塔因未能在玛丽生前向她道歉而终身痛悔，悲悼“我应该对我的姐妹玛丽说道歉。对不起，我的姐妹，哦，我的姐妹，对不起”[7]246。然而已逝的玛丽却再也听不到这声“抱歉”。珀蒂塔的道歉不仅是对玛丽个体而言，也是面对“被偷走的一代”、那些受到迫害的所有土著居民而言。在这里，琼斯采取了一种非激进、较柔弱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即用珀蒂塔未能及时传达的道歉暗指了澳政府至今以来的无所作为，也隐晦地呼吁澳政府未行的道歉虽已“迟”但需“到”的主张。截止小说《抱歉》出版，来自澳当局的正式道歉仍未实现。直至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才代表新一届政府和议会向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而此时，距离这项黑暗政策的肇始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

创伤记忆的寻回还原了事实的真相并弥合了自我迷失的身份，但依旧无法在大环境下救赎自我，亦或拯救他人。强大的殖民话语权使承受者被迫“自愿”，让反叛者回归“正常”。《抱歉》有所选择性地赋予被压迫者柔懦的反抗力量，使得这些殖民侵略的受害者、话语冲突的牺牲品，在小说中最终只能软弱地退让。

《抱歉》呈现了一部有关家庭和种族创伤的苦难故事，也体现了作者琼斯对殖民历史与种族和解的深思。相比于其他一些和解小说笔触的犀利和尖锐，《抱歉》中对殖民话语的反叛较为柔弱。从代际创伤造成的立场抉择困境，至反话语趋势因失忆而造成的挫败，再到寻回创伤记忆却仍屈服于殖民中心的退让，随着文本的行进，小说的反殖民力量逐步由纠葛转向畏缩，终至妥协。诚然，作为一个白人作家，琼斯在努力以“柔性话语”的方式发声，小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向拒不承认事实和道歉的傲慢政客表示抵抗，对逃避和遗忘历史的行为表示拒绝，也向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表达关怀和歉疚之情，以及传递对种族和解与同心的希望，而这些无疑对民族的和解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柔性话语”也折射了白人作家在历史书写上的含混立场及写作困境，其或许出于尝试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潜意识倾向，或许出于中和殖民创伤而非激化民族矛盾的顾虑，又或许迫于不便言透的保留立场。现如今，澳大利亚的历史和解仍需更多刚毅的声音和勇敢的行动，如此，才有可能消解历史创伤带来的伤痛和阴霾，展演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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