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编钟的出土与发现

毛 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陆续出土了少量编钟，这些编钟均出自墓葬，且为科学发掘品。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区虽也有编钟出土，但多为单件品或是私人收藏，以及明器编钟等情况[1]。它们或是伴随一些如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现象出现，亦或是无目的性掘获等，使得这类编钟成为偶然发掘品。由于这些编钟多非科学考古所得，因此它们具有随意性、偶然性和盲目性，从而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因此这些乐器均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本文所要论述的编钟时代包括西周早期至中期，横跨成—康—昭—穆—恭五个时期。

西周时期，周族主要居住于陕西中部以及甘肃东部地区，在数代先辈的努力下，周族经过后稷封邰（今陕西武功）、公刘迁豳（今陕西旬邑）、太王居岐（今陕西岐山县）、文王治丰多次迁都后，最终由武王将王朝建都于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2]，直至周平王东迁之前一直盘踞在此。西周在政治上实施分封制，很多诸侯国在陕西周边建立政权，文化上不但以周文化为主，同时又结合了当地土著文化形成了各地的特色，这使得周文化不但得到了继承同时也得到了发展。陕西作为周文化的中心，同时在晚商文化的影响之下，使得这一地区出土的西周乐器既偶有晚商特征，也具有鲜明的西周早期特征。出土编钟主要包括：

（一）陕西宝鸡竹园沟七号伯格BZM7

（二）陕西宝鸡茹家庄伯旨BRM1乙室

1974年，在宝鸡市茹家庄BRM1乙室出土甬钟三件（BRM1乙：28、29、30）。该墓葬位于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当时共发掘了BRM1、BRM2两座墓葬，以及马坑、车马坑[5]，其中BRM1已出土编钟三件一套。

BRM1为两棺一椁，分为甲、乙两室，青铜礼器主要放置于外棺右侧，而这三件编钟则散落于其中。通过对BRM1乙中所出铜器铭文得知，该墓大多青铜器为伯自作自用，这座墓葬隶属于伯旨无疑。通过与上例竹园沟所出铜器对比得知，该墓时代晚于上例，这套甬钟时代被断为昭、穆时期，即西周早期晚段，或是早中期之际。

（三）陕西长安县普渡村长甶墓M699

1954年，在陕西长安县普渡村长甶墓M699出土甬钟三件（M699：4、M699：3、M699：2）[6]。墓葬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普渡村斗门镇，该墓出土大量随葬器物，其中包括玉器、陶器，以及青铜器。墓内的青铜器分三层存放，三件编钟位于中层。根据发掘简报所述，三件甬钟舞压在鼎口上，口向上，内有烧过的木烬，底下有很细致织物痕迹，上有甬钟的压印。

该套甬钟的年代可从同墓的盉上铭文得知，铭为：“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居。穆王饗醴，即井伯大祝射。穆王蔑长甶以逨即邢伯，邢伯氏演部姦。长甶蔑曆，敢對揚天子不丕休，用肇作尊彝”[7]。这篇铭文为此墓出土青铜器中最长一篇，记录了作器年代属于西周穆王时期，因此该套编钟当属西周中期前段穆王时期所有。

河南地区是商王朝的发源地与文化集中地，这里不但包括以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为主的商文化，还包括夏代二里头文化，这些文化同时组成了著名的夏商文化，可见河南地区在考古学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

虽然周初经历了武王克商，但是河南乃是商人后裔的聚集地，这使得河南地区具有鲜明的商代遗风。而周朝虽建都于陕西地区，但对河南地区的管理周王依然重视。由于周王对河南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分封，这才有了西周时期的应国（今今河南省宝丰以东、鲁山东南及平顶山市区一带）、管国（今河南郑州）、鲁国（今河南鲁山县）、蒋国（今河南获嘉县）、密国（今河南新安县）、邢国（今河南温县）等封国，这些国家均是由周王朝直接分封的姬姓国。至此，西周时期的河南成为了周文化与商文化交融且碰撞的地区，这种文化关系表现在音乐上更是在东周“郑卫之音”中极为明显。

河南地区的西周早期编钟主要包括河南省平顶山市郊魏庄发现的三件（或为四件）窖藏甬钟。这套编钟并非科学发掘所得，而是一农民在挖红薯窖时所得，该农户称该套甬钟出土时堆放在一起，无其他遗物共存[8]。因此其归属以及相关随葬品无从考证，但是这套编钟从其形制观察来看，并结合陕西地区的三套编钟来看，其年代大体应属于穆王末期或穆、恭之际[9]，这套编钟也是平顶山地区出土最早的西周乐器。

山西作为考古大省，音乐物质遗存也极其丰富。出土乐器不但包括早期石质乐器，还包括大量青铜乐器，而青铜乐器中以钟类数量最多，如晋侯稣钟、曲村晋侯M9编钟、楚公逆钟、太原金胜存编镈等。这些青铜钟类乐器多出自晋南地区，主要是因为山西地区的诸侯国，如晋国（山西晋南翼城、曲沃一带）、魏国（今山西芮城）、北虞国（今山西晋南）、霸国（今山西临汾大河口一带）、倗国（山西绛县横水一带）等国家，大多聚集在山西南部。过去出土的大量编钟主要集中于西周中晚期，以及东周时期。就西周编钟的发现情况而言，山西地区主要包括：

（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M9

1992年，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9出土四件一组编钟（该套编钟由于测音数据有误，暂姑认为可能为一组），该墓未经盗掘，编钟组合应是完整的。墓葬位于墓地东北侧，为一椁两棺，墓主人为一代晋侯晋武侯。编钟出土时位于椁室南端，该套编钟保存状况极差，形制虽清晰，但纹饰已几乎无法辨认，发掘者将其定位西周穆王前后[10]。根据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可知，这四件晋国编钟的时代，应该晚于国编钟和长甶编钟，估也属于穆王时期后段[11]。

（二）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12]M1

该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西部。2004年秋，此处多座墓地被盗掘，运城市文物局开始对此处墓地进行抢救与挖掘，并将新发现的两座带墓道的大墓，命名为M1、M2[13]，通过大量青铜器铭文含有“倗”字可知，这两座墓属于西周倗国墓地，此处的倗国，文献未见记载。但曾经也出土了一些与倗国相关得青铜器，如天马曲村曾出土的倗簋、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倗伯鸟尊等，此倗应与倗国相关。关于族属问题，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谢尧亭先生考证，倗国为媿姓，狄人也。通过传世的西周鼎、簋等铭文可知，倗与毕乃是互婚。传世的倗中（仲）鼎、倗□生鼎、横水墓地出土的铜簋（M2508：2）铭文都显示倗为媿姓，倗与姬姓的晋、毕、芮等国联姻[14]（以下倗国概述均如此）。M1为一椁二棺，与M2为夫妻并穴合葬墓。M1的四件铜器上有“倗伯作毕姬宝旅鼎”字铭，可知墓主人为倗伯夫人毕姬，可能与周同为姬姓[15]。而毕是西周显族，为姬姓，毕氏曾在王室任要职[16]。该墓随葬品包括车马器、青铜器、玉器等。青铜礼器置于外棺与椁之间，主要在椁室内外棺南侧的西端[17]，其中就包括五件青铜编钟（暂时定名为M1：1、M1：2、M1：3）（见图1）。该墓未被盗扰，应为完整组合，但编钟出土时为散落状。该墓铜鼎、仿铜陶鬲，以及特有荒帷中鸟纹来看，该墓时代应为西周中期穆王时期或略晚[18]。同时观察五件编钟，从其外形来看与西周早期编钟相比，纹饰更为精致，体质略修长，但整体风格仍属于周钟形制。

图1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1编钟摆放情况[19]

（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

整体概述如上，这套编钟与M1的数量相同（见图2），也为五件一组，但是这种组合形式，并不多见，目前所见仅此两例。但该套编钟从纹饰与形制来看，似为两套编钟拼凑而成，但经过测音可知确为一组。但是对于五件一组组合形式，亟待日后对M1实测后，方可进一步确定这种组合实际存在。关于编钟的时代，由于两座墓葬属于夫妻合葬墓，且结合鼎、簋，以及酒器组合形式等特征来看，该套编钟年代应与M1相近，同为西周穆王时期或略晚[20]。

图2 绛县M2编钟[21]

（四）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1011

整个绛县横水墓地从2004年开始发掘，工作持续三年，共发掘204座墓葬，M1011与M1、M2均属于二期墓葬。该墓位于M1北偏东北方向，墓葬大小与M1、M2类似。M1011墓主为男性，随葬品具体情况见附表7，青铜礼器主要分为食器、酒器与水器。而随葬酒器的多为高级贵族，结合整个绛县横水墓地情况来看，所有出土铜钟的墓葬均为随葬酒器的墓葬[22]。同时该墓葬有腰坑并且伴有人殉，我们知道腰坑起源于新时期时代，在商代二里岗、殷墟文化中腰坑与人殉得以大量使用，它们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同时该墓出土青铜鼎上有“倗伯”作器的记载[23]。以上云云，均说明M1011墓主人身份及地位较高，据考证为倗国中期倗伯，名字不详，年代应不晚于穆王时期。七件编钟（M1011：66、67、68、69、70、71、72）从纹饰与形制来看分为两组二式，第一组为大型甬钟（M1011：66、67、69、72），第二组为小型甬钟（M1011：68、70、71），尺寸差异较大。该套编钟在纹饰上也有较大出入，具体论述见下文。

（五）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

该墓由于盗掘的原因最终发现于2007年5月，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进行大规模抢救性发掘。该墓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以东6000米处，该墓地包含西周墓葬1500余座。

整个墓地属于文献缺失记载的霸国，横贯西周直至春秋初年。M1发掘于2008年，墓具为一棺一椁，含有腰坑，坑中葬狗，同时墓葬中除了大量青铜器与陶器外，还包含原始瓷器[24]，这都说明墓主人身份与地位较高。随葬品位于室内棺椁之间或棺盖上，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等。乐器部分不但包括三件编钟，同时还有三件铙与两件句鑃（根据方建军先生对实物观测后认为并非是句鑃，实则为钲[25]），发掘简报将这些乐器称之为一组八件[26]。其中编钟为三件，编号分别为M1：19、23、20，由于该墓地学术价值的重要性长期展览于各地，因此该套编钟暂且未能进行测音研究。这三件编钟尤为值得注意，从形制来看有别于以往发掘的西周编钟，外形更接近于庸，即小铙。方建军先生将这种形制的编钟称之为“庸式编钟”（见图3），但是这种形制的编钟大河口M1乃是孤例，其余地方尚未见此类型编钟。这种形制编钟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为甬钟起源于北方编庸（小铙）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进一步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关于这套钟的年代，可以通过其余青铜器纹饰判断，例如M1：251的青铜罍、M1：9的簋所使用的涡纹与商代无异。而M1：275—1的青铜卣所使用的蝉纹也与商代所用无异。发掘简报将大河口墓地的墓葬年代定为西周中晚期，M1定为西周中期早段，但是墓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则具有西周早期风格，并且包含晚商遗风，乐器方面尤其是编铙于编钟最为明显，这说明这些青铜器使用时间较长，上限似能追溯至西周早期，并且有学者持相同观点[27]。同时竹园沟M13曾出土一件小铙，这件小铙形制与和纹饰与晚商小铙一致，唯甬部出现了用于悬挂的干，这可以说明小铙在当时不但可以置奏、执奏，到了西周早期已开始尝试悬挂演奏。而这件小铙的年代被断为西周早期成康之际，这件“过渡时期”的小铙在当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小铙向甬钟发展的孤例，现在大河口M1编钟的出现，为甬钟起源于小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此笔者作此估计，该套编钟的时代应大致为西周早期早段，约为成康之际。

图3 M1出土的“庸式编钟”[28]

（六）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29]

发掘情况与M1相同，墓主人为西周中期一代霸伯，随葬品包含大量青铜器、玉石器、海贝等。数十件青铜器置于墓主头前棺椁之间，其余青铜器发现于棺椁之间或棺盖上，包括酒器、乐器、兵器等[30]。三件编钟（暂定为M1017：1、M1017：2、M1017:3），从形制与纹饰来判断，与陕西竹园沟M7的3件组编钟相同，遗憾的是M1017编钟其中一件由于整个钟面被朽木覆盖，因此暂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笔者所见的两件编钟通过与竹园沟M7对比可知，这件覆盖朽木的钟应为最大的低音钟。这套编钟当属于李纯一先生所归纳的周钟，其年代应晚于竹园沟M7，时代大致为昭穆之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编钟的编次与组合在发生着递增变化。同时从形制来看这些编钟除了大河口M1之外，均受周文化影响，有些编钟甚至与周原地区出土的编钟相似。因此不得不说西周时期受分封制的影响，倗国与霸国在很多方面与陕西的周文化相一致，并存在继承与发展关系。

以往湖北地区所出土的编钟大多集中在东周时期，且汇聚了大量的精品，如曾侯乙编钟、湖北枣阳九连墩M2编钟等。该地区早期的编钟不多见，出土多为单件或残钟。直到2010年随州叶家山墓地的发掘，才得以丰富湖北地区西周编钟的资料。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位于随州市东北，2010年由当地村民发现，并在2011年对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共发掘63座墓葬与一座马坑[31]。随葬品数量较大，涉及铜器、陶器、瓷器等，通过对这些器物的判断可以得知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地，同时结合青铜器铭文中的“曾侯”二字，可知这座墓地应与东周的曾侯有关，据考证曾国为姒姓。

2013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叶家山曾国墓地的第二次发掘主要包括77座墓葬，其中的M111与M28均为带墓道的墓葬，我们知道墓葬中的墓道大多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M111应为贵族一级墓葬，M111为此次发掘中最大的墓葬。墓葬中设有二层台，主要放置青铜礼器、酒器与水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二层台中放有原始瓷器，这中情况与前文所述霸国M1情况一致，同时在西二层台放置编钟与少量兵器[32]，足可说明墓主人身份极为显贵。根据一些青铜器铭文来看，主要内容多与曾侯犺、曾侯谏有关。四件编钟（发掘简报谓之5件，乃是将镈钟算在内）便发现于此墓西侧二层台的中间位置，此套编钟根据钲篆四边的纹饰来看可分为两组，出土时交错排列。一组为以双阳线夹小乳丁为界（M111：7、M111:11），一组为以双阳线夹联珠纹为界（M111:8、M111:13）。该钟的年代由黄凤春先生定为昭王之世[33]。发掘简报称这套编钟“应是目前我国西周时期所见年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的一套编钟”[34]恐不属实。首先，就年代而言，与竹园沟M7相比，组合形式得到了迈进，发展为4件组，年代上应晚于其，同时黄凤春先生将该套编钟断为昭王之世，而竹园沟M7则为康昭之际[35]，进一步说明这套编钟应晚于竹园沟M7，因此称其为年代最早恐不适；
其次，作为编钟第二基音标志的“X”形纹饰，也是其晚出的一个标志。

上举诸例，不但包括早年的考古发现，同时也涵盖最新的考古发现，所涉及的封国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大多分布于黄河流域，仅一处位于长江流域。若按照音乐文化区来划分主要囊括中原音乐文化区、北方音乐文化区，以及南方音乐文化区[36]。现在来谈谈这几套编钟的共性：

——从文化属性来看，这几套编钟所涉及的族属，多为西周时期的异姓地方封国，这些地区在西周时期，接受周王统治，深受周文化影响，但是从随葬品、葬具，乃至祭祀情况来看，均掺杂着地方土著文化，有些甚至含有晚商文化遗风。这些封国文化体现出既有与周文化一致的共性，又包含着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

——从用器者以及器主的角度来看，这几套编钟大多属于贵族一级所享有，有些甚至是国君一级，如晋侯墓地M9、倗国墓地M2等，这说明青铜器这种重器，在当时由于受分封制的影响，以及礼乐制度的束缚，与其他随葬品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划分。

——从伴出状态来看，这几套编钟均不是单独存放，不存在于诸如后世所谓的“乐器坑”中（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乐器坑、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乐器坑），大多是与酒器、食器等盛储器共出，说明当时的乐器在墓主生前乃与这些盛储器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这几套编钟在出土时均未发现钟架，即簨虡(sǔnjǜ）。簨虡作为编钟的一部分，在东周时期多为常见，尤以南方地区荆楚一带居多。李纯一先生结合其所见在《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中对簨虡有具体论述[37]。以上墓葬均无簨虡出现，唯一的南方曾国M111编钟也未见簨虡。推测有多种原因所致，如木质结构年久已朽，或是雨水侵蚀等，但结合现有考古资料确实未见。■

注释：

[1] 王友华.西周前期黄河流域甬钟用制分析——兼析西周前期乐悬制度的演进轨迹[J].中国音乐学,2009,(04).

[2] 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299.

[3]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83,(02).

[4]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M].文物出版社,1988,10.

[5] 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6,(04).

[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57,(01).

[7] 同上。

[8] 孙清远,廖佳行.河南平顶山发现西周甬钟[J].考古,1988,(05).

[9]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文物出版社,1996,8:184.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J].文物,1994.

[11] 方建军.西周早期云纹编钟的再认识[J].交响,2007,(02).

[12] 也可称之为横北墓地、横北村墓地。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08).

[14] 谢尧亭.倗、霸及其联姻的国族初探[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2013,11.

[15] 吉琨璋等.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J].文物,2006,(08).

[16] 同31。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08).

[18] 同上。

[19] 图片采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08).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J].考古,2006,(07).

[21] M2所有照片由侯马工作站拍摄，版权为笔者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22] 同37。

[23] 同37。

[24] 一般情况下，在西周时期随葬品中既有青铜器，又有原始瓷器的墓葬，则说明墓主人身份、地位高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谢尧亭所长认为，在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出土于原始瓷器的西周墓葬，一定是高级贵族墓。有原始瓷器的墓葬必有青铜器出土，但有青铜器的墓葬不一定含有原始瓷器。

[25] 方建军.论叶家山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J].黄钟,2014,(01).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11,(07).

[27] 刘树满.霸国、倗国青铜器整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

[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M].科学出版社,2014:160.

[29] 毛悦,谢尧亭.大河口西周墓地M1青铜乐器及其意义[J].大众考古,2018,(01).

[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01,(07).

[3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11,(11).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J].江汉考古,2013,(09).

[33] 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宫”——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02).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关于音乐文化区的分期问题可参见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一书，第63—67页。

[37]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文物出版社,1996,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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