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与使用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2-12-04 20:2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葛 倩，谭 巍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中医对生命与疾病认知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与中医药防治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主导作用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群众越发坚定文化自信、科学自信、民族自信。除此之外，各类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活动已在全国各地举办，公众学习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的热情逐渐高涨。但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率为92.46%，阅读率为90.08%，信任率为90.97%，而行动率仅为58.20%[1]。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余3个指标，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行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一般而言，行动率指将学习到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人占总人群的比例。无论是中医药健康知识普及工作，还是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工作，其最终目的都是公民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切实改善健康状况，提升健康水平。因此，低水平的行动率作为根源性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笔者为探究公众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与使用行为的关系，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整合模型，通过分析信息接触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中介因素的作用机制，进一步了解影响公众中医药使用行为的因素，为解决“低行动率”这一顽疾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调查数据采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开展的2020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项目数据，项目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开展了横断面调查。
1.2 调查对象 该项目在考虑调查点的全国代表性、实现的可能性及经济有效性等问题后，将城乡进行分层，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全国328个区（县）非集体居住的15～69岁城乡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1.3 研究方法 该项目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使用的2020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问卷》经过信度、效度测试，内部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09，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903（P＜0.05），专家评价总协调系数为0.180（P＜0.000），专家效度为0.786[2]。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IBM SPSS Statistic 22.0对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项目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描述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与使用行为及其中介变量之间的密切程度，利用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理论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FISHBEIN M和AJZEN I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该理论强调认知因素在个体健康行为、道德行为和其他行为产生和改变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具有理性的特点，行为意图是影响行为发生转变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是行为改变的直接决定力量[3]，同时行为意图受到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见图1）研究初期该理论被应用于预测吸烟行为、妇女产后运动行为和减肥等行为。近年在健康领域，该理论还被用于解释健康饮食、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癌症筛查等行为。刘倩[4]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探究公众中医药普及活动参与率，验证了该理论在中医药知识普及领域的适用性。随着该理论模型的发展，有研究者提出可以从不同方面改进计划行为模型，以提高模型对行为的解释力。朱敬熹[5]在计划行为理论有关锻炼意向及行为鸿沟的研究中提出，有两种方式提高模型的预测力，一是添加全新的变量，二是对各类模型给予整合，二者均得到不少学者认可。LEE K Y等[6]在一项探究狂犬病疫苗接种行为研究中将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纳入变量，基于知-信-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新的模型，经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后发现，经过整合后的模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能够解决单独理论模型难以解决的问题。
图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2.2 变量定义 以往研究证实，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框架对变量进行添加和整合有助于提升其对行为解释力度。知-信-行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MAYO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知识能改变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态度，进而改变行为，是用于解释知识和态度对健康行为改变的经典理论[7]，故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增加2个变量：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中医药健康知识。态度[8]指一个人对行为积极或消极结果的总体评价，依据知-信-行理论，对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态度对使用行为具有一定影响；
主观规范指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对某一行为的支持或反对，公众感知到社会环境对中医药支持与否可能对其使用行为产生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如个体感知到将中医药健康知识运用于生活中较为困难，同样会影响行动率[9]。本研究保留计划行为理论原有4个主要变量：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结合“提升公众中医药健康知识行动率，减小‘知’与‘行’之间的存在的鸿沟”这一研究目标，对模型主要变量进行界定。（见表1）
表1 公民中医药使用行为模型变量界定
2.3 研究假设 结合知-信-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在本研究中选取自变量——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因变量——使用行为，中介变量——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对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a1：公民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显著正向影响其使用行为。
Ha2：公民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会通过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对其使用行为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
Ha3：公民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会通过其对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态度对其使用行为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
Ha4：公民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会通过主观规范对其使用行为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
Ha5：公民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会通过知觉行为控制对其使用行为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
依据以上假设初步构建公民中医药使用行为模型。（见图2）
图2 公民中医药使用行为模型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020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实际调查的常住人口为81 400人，有效问卷79 371份，有效率为97.51%。在79 371份有效样本中，共有城市人口35 764人（45.06%），农村人口43 608人（54.94%）；
东部地区人口占比最多，约为42.77%；
男性占46.75%，女性占53.25%，男女比例较为接近；
45～54岁占比最多，为27.45%；
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人群占67.86%；
未患慢性病人群占75.56%；
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及以上的人群占93.85%。
3.2 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自变量是否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及如何影响，为后续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奠定基础，现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赋值见表2，结果见表3。
表2 各变量赋值表
表3 模型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使用行为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r=0.517、0.390、0.765、0.480、0.537），且P值均小于0.01，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和各变量均呈负相关，说明相较于农村，城市居民在生活中接触更多中医药健康信息，且相关的知识水平更高，对中医药健康知识态度更为积极，感知到更多社会对中医药健康知识宣传活动的支持，城市居民认为更容易使用中医药健康知识并且更倾向于将其运用于生活中；
地区与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呈正相关，与使用行为呈负相关，且P＜0.01；
性别与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呈正相关（P＜0.05），与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使用行为均呈现负相关（P＜0.01），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更高，但更少接触中医药健康信息，态度更为消极，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少，使用行为也更少；
年龄、患慢性病情况与各变量均呈负相关（P＜0.01），文化程度、自评健康状况与各变量均呈正相关（P＜0.01）。
3.3 公众中医药使用行为模型的验证
3.3.1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中介效应[11]是指变量之间的关系（X-Y）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某个或某些变量（M）的间接影响构成的，此时该变量M称为中介变量，X经过M对Y所形成的间接影响就称为中介效应，相应路径图和回归方程见图3。
图3 中介模型
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随着相关研究的持续发展得到了不断丰富，至今应用较多的包括逐步法、Sobel法、乘积分布法、Bootstrap法、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法等，各个方法的检验力度依据数据分析结果的不同均具有明显优缺点。温忠麟等[12]提出如果检验结果均显著，则逐步法的检验结果更精确，如不显著则需要做Sobel法，具体流程见图4。与使用单一方法相比，温忠麟中介检验流程的第一类错误率和第二类错误率均较小，同时具有较高的检验功效。
图4 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3.3.2 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1）将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作为自变量，使用行为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1；
（2）将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作为自变量，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分别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2；
（3）将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分别和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作为自变量，使用行为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3。结果见表4。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的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与使用行为的系数为0.517，且P＜0.001，该模型通过统计学检验，假设1得到证实。模型2、3的系数对应的P值均小于0.001，均通过统计学检验，依据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2、3、4、5得到证实。假设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假设检验结果
综上，本研究模型5个假设均成立，公民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显著正向影响其使用行为，并且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在信息接触和使用行为之间产生正向的中介作用，最终模型见图5。
图5 公民中医药使用行为模型
公众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显著正向影响其使用行为，说明接触更多中医药健康知识的人群更倾向于将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从而进一步改善其健康状况。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5%的人曾通过电视、图书、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或者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接触过中医药健康信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是宣传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有效手段。英国著名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曾将大众媒介定义为“向不同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技术手段”[13]，韩玉洁[1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众媒介是借助技术手段（如电视、广播、网络等）达到交流目的的媒介”。信息化社会发展至今，健康信息的传播渠道早已趋向于多元化，培养公众通过大众媒介接触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意识行为习惯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在这个“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有金话筒”的时代，如何培养公众在鱼龙混杂的健康科普知识中的辨别能力，培育其媒介素养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必经之路。作为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目前我国媒介素养的培育对象集中在高校大学生，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的使用群体日趋年轻化，媒介素养的培育工作仍需进一步下沉。另一方面，公众通过传统媒体接触的中医药健康信息往往经过专业采编人员的审核，内容相对真实可靠[15]，而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往往缺乏规范的审核流程，因此有必要在传播者端建立相应的把关人机制，在源头上严控中医药健康信息质量，避免误导公众。
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在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和健康知识使用行为之间均有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公众通过接触更多中医药健康信息，提升中医药知识水平，产生更为积极的态度，感知到更多社会支持，更容易将中医药健康知识应用于生活中。知-信-行理论认为，对特定知识的了解是基础，对其产生的信任态度是动力，行为的产生和改变则是最终的目标[16]。2007年以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22个部委共同主办的大型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中医中药中国行”，持续开展；
2018年举办的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参与；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全国第二届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活动以竞赛形式科普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充分调动了公众热情，潜移默化中提升其中医药健康知识水平。目前我国的中医药健康信息传播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但公众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程度需进一步考虑在内[17]。因此应准确了解公众独特性需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居民靶向制定宣传策略，同时制定相应的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传播内容和形式；
进一步优化宣传内容，删繁就简，引导居民形成积极态度，避免对中医药普及知识产生“望而却步”心理。充分发挥大众媒介优势，创新知识的传播形式，增强公众参与感、获得感、受益感，真正做到以学促知，以知促行。
无论是中医药健康知识普及工作或是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工作，其最终目的都是公民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切实改善健康状况，提升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因此，解决“低水平的行动率”问题迫在眉睫。本研究利用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中医药健康信息接触和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模型的中介变量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仍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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