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城市群终身教育区域推动的比较研究

○徐 莉 陈晓乐

2021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该报告指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应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包括“要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加强教育作为一项公共行动和一种公共利益的理念”［1］。该报告再次明确了教育的公共利益地位。终身教育作为未来教育契约的原则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继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终身教育一贯的呼吁和主张。

自朗格朗1965年正式提出终身教育以来，终身教育研究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的关注，我国也积极推动终身教育研究和实践。尤其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终身教育相关政策，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我国今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预示着终身教育正在突破学校教育的藩篱，迎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

区域推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当前国家级五大区域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建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推动中发挥着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在终身教育推动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关于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呈上升趋势，很多学者着力探寻“十四五”背景下终身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路径等［2］，但专门针对我国城市群终身教育推动的研究不多。城市群是当前全球化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终身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也是城市群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城市群本身由相当数量、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构成，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联动发展会呈现各自特征，由此在城市群一体化建设道路上会带来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在终身教育的区域推动方面也有类似情况出现。

终身教育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进入知识型社会以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家层面也十分重视，从法规政策层面不断出台相关要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教育事业发展目标提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 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2019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从以上政策文本可以看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在不同时期都有所涉及，鉴于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联系，同时三者具有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及自身的复杂性，很难明显地区分开来。三者都蕴含教育和学习时间的终身性、内容的广泛性、空间的开放性、个体发展的全面性，但三者针对的角度不同：终身教育强调制度层面，终身学习强调个体层面，学习型社会强调社会形态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及学习型社会理论层面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提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将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融合在一起，明确了终身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也更加清晰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服务对象是所有人。

现代终身教育理念自传入我国以来，在实践层面获得了积极响应。例如，尽管国家层面还没有统一的终身教育立法，但上海、宁波、太原、河北等省市已出台终身教育条例；
在2000年前后，很多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常州、大连着手开展学习城市建设，并积极申报联合国学习型城市奖章；
在2010年之后，依托国家试点，一些城市探索开放大学办学模式，建设学分银行，着力打通学习成果认证体系；
同时，很多城市也根据自身特点，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方面各有特色。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单个城市在终身教育区域推动方面的情况介绍，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终身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相继出台，城市群作为区域推动的主体将走上舞台，但当前关注于城市群终身教育推动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学习型城市建设、制度建设、各级各类教育融通三方面内容进行阐述，旨在梳理各城市群发展现状，以兹借鉴和学习。

（一）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是在首都经济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2017年国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以来，形成了“一核、两翼、三轴、四区、多节点”格局，即以北京为核心，以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为双翼，同时包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衡水、邯郸、定州、辛集、安阳等，其中心城市为北京、天津、保定、廊坊。

在京津冀教育一体化方面，主要通过出台政策文件、签订合作协议、加强合作交流等形式。例如，出台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5年，北京和河北签订《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协作机制框架协议》；
2016年，两地又签署了《北京市“数字学校”教育资源共享协议》《中小学校长教师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京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和《教育督导协作机制框架协议》四项合作协议。在教师交流活动方面，设立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京津冀社区教育论坛、京津冀成人继续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等。这些活动加强了沟通交流，为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团结合作指明了道路和方向［3］。

1.学习型城市建设。北京作为最早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城市之一，再加上承办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的优势，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政府先后出台《大力推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决定》《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从政府层面由上而下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在具体行动上，从只注重学校教育，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全面发展，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年教育“夕阳圆梦”等纳入学习型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与文化传承、文化提升紧密结合，提倡“以文化人”理念；
持续开展“首都职工素质教育工程”，提升市民综合素养和学习力；
推动绿色环保进家庭、进社区、进学校，倡导低碳环保生活［4］。2021 年 9 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2025）》，再次提出“深化推进城教融合，建设高水平学习型城市”。

天津也高度重视学习型城市建设，不断探索自身特色。2007年，率先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和职业教育活动周“双周”推动机制，同时构建了“四横四纵四覆盖”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推动市、区、街镇、村居四个横向办学层级沟通衔接，开放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农民教育四个纵向办学体系融合发展，城区、环城、城郊、滨海四个职教集团覆盖全市终身教育。另外，各区与高等院校建立“区校终身学习联合体”，推动教育资源不断开放，形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文化［5］。2021年8月出台的《天津市教育现代化“十四五”规划》提出“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工程”，目标为“形成终身教育体系比较完善、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学习机会开放多样、学习资源丰富共享的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在天津迎来良好局面。

河北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和北京、天津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2021年9月发布的《河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到“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教育体系”，从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扩大终身教育学习资源、创新发展老年教育、大力发展城乡社区教育四个方面推动，并未提到学习型城市建设。但该文件在雄安新区现代教育体系中提到要“支持雄安新区创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畅通人才成长通道，为新区居民实现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教育‘立交桥’，建设国际学习型城市”。由此可见，雄安新区在推动河北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将发挥排头兵作用，在提升河北整体终身教育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终身教育制度建设。当前，终身教育制度建设主要包括立法、资历框架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在京津冀城市群中，主要体现在终身教育立法和学分银行的探索。

河北于2014年6月颁布了《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从总则、组织实施、保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相关规定。从条例正文看，它的服务内容包括在职人员培训、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教育、农民教育、残疾人教育、老年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社区教育等，对非正式的教育适用，排除了正式的学校教育。

位于北京的国家开放大学设计了标准驱动的学分银行制度，以“标准—认证—积累—转换”的模式构成学分银行制度的底层运行逻辑，以“资历框架+能力单元”构建的标准体系作为发证机构成果认证的依据；
认证结果体现在“学习成果目录清单”中，并构成个人学习成果积累的基础；
积累的学习成果可以根据院校和行业企业认可的“转换规则目录清单”实现成果转换［6］。

3.各级各类教育融通探索。《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2025）》中提到“各级各类教育互动与协同共进的格局不断增强，基本建成融通便捷的终身教育体系”，同时提到“深入推进教育领域扩大开放，探索构建教育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协调、合作、共赢到现代化教育服务体系，整合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体育场馆等社会文化机构资源支持教育”。这表明，北京在“十四五”期间将整合各种资源，为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提供保障。

2006年，天津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社区性职业教育集团——天津城市职业学院职业教育集团。它立足区域发展，服务终身学习。学校均坐落在社区，和典型的职业教育不同，它的教育资源和文化体育设施面向社区居民全部开放，有效地整合了各种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它将职业教育探索和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它和社区内的企业紧密结合，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做到产教融合；
另一方面，它和社区生活遇到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例如老年教育、家庭教育等，服务于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天津社区职业教育将社区教育有机融入职业教育中，模糊了职前和职后教育的界限，有效满足了人们现实的各种学习需求，是终身教育理念的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7］。

（二）长三角城市群

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市。2019年12月，又新增浙江省温州市，自此，城市群共包含27个城市。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

为更好提升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增强教育领域内的合作和交流，2018年12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协作框架协议》。同时，为保障框架协议的目标实现，成立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并成立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院。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层面对推动该地区教育一体化的重视和决心，有利于从顶层设计规划三省一市的教育统筹发展，有利于整体协调和推动该地区教育现代化布局，为真正实现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提供保障。

1.学习型城市建设。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走在前列，在1999年召开的迎接21世纪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概念，2006年出台《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自2008年起每年发布《上海市终身教育工作要点》，不断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袁雯从政府主导、法制建设、体系与资源建设、学习型组织与社团发展、文化发展等五个方面梳理了上海创建工作重点［8］。2021年10月，上海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章。

杭州也高度重视社会和人的持续发展，2002年发布了首个学习型城市专项政策《杭州市关于建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实施意见》，2011年，又推出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在统筹规划学习型城市建设、提升居民的幸福感、重视城市本土文化学习资源的开发、重视与扶持弱势群体的学习、增强社会的包容性等方面走在我国前列，推出了“终身学习地图”，将学习点整合到一起，方便市民便捷查找；
出台了提升家长教育水平的“家长执照”；
建立了全民共享、城乡覆盖的“15分钟文化圈”等。最终成效显著，在2015年获得联合国学习型城市奖章。

在上海等城市的带动下，苏州、常州、宁波等地学习型城市建设也各有特色。如苏州陆续出台了《苏州市终身教育实验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社区教育工作推进学习型苏州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推进工作文件，成立了苏州市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加强顶层设计和机构建设等。

2.终身教育制度建设。长三角城市群终身教育制度建设包括终身教育立法及长三角学分银行两个方面。长三角地区也是我国终身教育领域立法相对成熟地区。2011年的《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及2014年的《宁波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都提到专门成立了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负责协调统筹推进终身教育工作。在学分认证方面，宁波立法中提到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档案，并提到终身学校学分可以通过累积学习时间和课程考试等方式获得，而上海市提到成人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两种类型的学分转换。另外，长三角地区出台了两部家庭教育法，分别是2019年的《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及2020年的《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学分银行是我国学分认证、积累与转换的重要制度及实体平台。2019年7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发文宣布成立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学分银行。这是我国第一个跨地区成立的学分银行，为真正促进区域间终身教育交流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2020年，江苏省学分银行针对全国学分银行现状进行了调研，梳理了我国学分银行建设方面的经验与不足，包括政策支持缺乏针对性、目标定位不清晰不准确、应用实践有限、终身学习需求响应不及时、学习支持力度有待提高［9］。这些经验和不足为长三角学分银行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引和方向，有利于真正发挥终身学习立交桥作用。

3.各级各类教育融通探索。上海借助自身超前的教育站位，在着力打造“互联互通”的终身教育体系方面一直不懈地探索。在理论研究层面，终身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如何打破二者的对立地位，上海高校走出了探索的第一步。2020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创办“浦江终身教育论坛”，探讨如何将终身教育和基础教育融合，如何以终身教育的视野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时思考如何利用基础教育的经验推动终身教育的政策、理论与实践的进步［10］。

在实践推动层面，上海河海老年大学与龙虎塘实验小学通过“隔代互学长本领”活动，初步创立了互学共长的隔代教育新样态，将高层次联通由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老少教育机构间原有的割裂状态；
上海也尝试在高等教育支持下兴办老年大学，成为新时代“高老”合作、联通的一种方式，如华东师范大学老年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老年大学等以互惠互利作为联通原则为老年大学提供人、财、物支持，老年大学除了为社会提供若干功能之外，还为高等教育退休人员提供教育服务［11］。

2019年，浙江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作为全国富裕省份，浙江率先提出未来社区教育十大场景，即幼托服务，包括“儿童友好”社区生活、“优质规范”幼教服务、“家长无忧”托育服务；
青少年教育，包括“惠普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三位一体”社区教育补链、“一站集成”素质拓展教育；
终身学习服务，包括“居民之声”学习需求整合、“梯度进阶”教学资源整合、“幸福学堂”教学空间整合、“知识在身边”学习平台［12］。

（三）粤港澳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出自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市，总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大湾区城市群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主要定位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它是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粤港澳三地通过召开“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来加深教育领域合作，目前已召开两届。第一届以“融合、创新、共享、发展”为主题，旨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交流合作的平台，进而加快构建大湾区教育“同心圆”，打造大湾区教育合作“共同体”，促进教育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第二届研讨会围绕未来教育创新发展、区域教育创新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与深圳先行示范等热门话题展开研讨。

1.学习型城市建设。香港早在1999年就开始重视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推广，出台《教育制度检讨：教育改革建议——终身学习、自强不息》《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终身学习、全人发展》等文件，在顶层设计上把终身学习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
设立“持续教育基金”，为全民学习提供经费保障，为市民提供继续教育资助；
返还80%的相关课程费用，将进修费用作为免税项目在应缴税项中扣除；
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提升个人素质［13］。

澳门秉持“教育兴澳”“人才建澳”方针。在基础教育领域，澳门是我国第一个提供15年免费教育的地区，包括3年幼儿教育、6年小学教育、3年初中教育以及3年高中教育。同时，为配合经济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及营造学习型社会，澳门推出持续进修发展计划。从2011年开始，已推出三届计划，参与的澳门居民分别为14万名、16万名、18万名，使用金额5.2亿元、7.4亿元、8.5亿元。澳门政府还建立资源互享，实施开放校园设施计划，通过教育发展基金资助、与学校及民间团体合作等不同方式，鼓励学校在余暇时段向社区开放，让学生和市民使用校园设施。

广州市积极通过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在《广州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建成学习型城市发展目标。2012年，广州市印发了《推进广州学习型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以终身学习理念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为理念指导城市全面创新发展，着力建立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升级，以文化为抓手推进学习资源的社会化。

深圳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读书月”活动。目前，该活动已成为深圳创建学习型城市的特色品牌项目。2013年10月，深圳荣获“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是全球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城市。深圳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全民阅读上不断与时俱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助力市民提升阅读体验和阅读的便捷性。2016年4月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是国内城市第一部条例形式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地方性法规，有效保障了全民的阅读权。

2.终身教育制度建设。香港从2002年开始，经过六年的筹备，2008年正式推出资历框架。它的基本构成包括一个七级的资历等级制度，以及以知识及智能技能，过程，应用能力、自主性和问责性，沟通能力、运用信息技术和运算能力四个维度确定的各级标准。另外，香港的继续教育实现统一管理，主要由香港教育局和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负责。在培训课程方面，除了有自我评审资格的教育机构可提供有评审权的课程外，其他课程必须经过香港学术及职业资格评审局的审核，有效确保了培训质量并和资历框架产生了有效的对接，同时这也有利于将来的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现在，香港的资历框架已经和欧盟、新西兰等完成了对接［14］。

2017年，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将资历成果分为七级，明确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贯通，并从知识、技能、能力三个维度确立了各等级的标准。广东资历框架已经在汽车（后市场）、机械制造业两个行业开展行业资历标准研究试点。为加快区域融合，促进人才自由流动，粤港澳三地在已有资历框架的经验基础上，正在商讨大湾区资历框架标准的开发与合作。

3.各级各类教育融通探索。为更好应对香港经济由制造业向知识型和信息型发展，提高人力资源水平，香港政府将以“学历补偿”为主的继续教育及时向终身教育方向转化，真正将终身教育理念贯彻到不同年龄群体的培训计划中，形成了丰富的培训体系，满足各种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入职前的培训方面，有毅进计划、展翅计划，帮助年轻人更好适应职场生活；
在职培训方面，有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学徒/见习员训练计划、技能提升计划、新科技培训计划、工程学毕业生训练计划等；
还有针对老年人的“长者学苑计划”，可以让老年人和学生一起在校学习，实现长幼互助、互相影响，发挥老年人的余热，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15］。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各有特色，尤其以各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表现更为突出，如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天津，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杭州、宁波、苏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但各城市群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一）京津冀城市群：呈现政策主导型特征，但城市间整体协调度不足

京津冀城市群拥有同为国家首都和直辖市的北京以及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在政治地位上具有特殊意义，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也表现出一种“政策导向型”特征，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双中心的协同化但不均衡的城市群。

北京作为首都，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可以获得来自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北京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授予学习型城市勋章的城市，召开过世界性的学习型城市大会，同时还拥有众多“双一流”高校资源和国家开放大学等顶级智力支持以及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是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的先天政策优势，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天津作为直辖市可获得资源相对于北京来说可能少一些，但和河北省的诸多城市相比，天津仍然可受益于直辖市的政策优势。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天津的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融合走在全国前列，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学习型城市建设也走在全国前列。

和京津地理位置最接近的河北由于受到京津过强的虹吸效应，面临着人才资源的流失和高校资源的弱势等不利条件，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落后于京、津两地。和北京、天津相比，河北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尽管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立法省份之一，但实施成效并不理想，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各级各类融通方面和北京、天津还有较大差距。但自2017年国家设立雄安新区以来，为河北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路径。

（二）长三角城市群：呈市场推动型特征，整体区域协调较为均衡

市场机制催化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上海以创新能力、高端服务业发展以及科技人才汇聚等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并不断发挥辐射效应，有效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间联系紧密程度不断加深［16］。

经济的发展既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孕育了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的需求，终身教育的动力在长三角也获得较快的发展。

长三角的终身教育水平处在我国城市群的前列，而且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格局。中心城市上海作为龙头城市，凭借其经济优势、开放的理念以及名校聚集而来的人才优势，其终身教育立法、学分银行一直处在前列，并通过政策推动、理念落实有效促进了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更重要的是上海在引领我国终身教育未来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在最新的教育“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未来学校”样态的构想，探索学校和社区的融通，形成从“学校到社区，社区到学校”的双向通道，探索互联互通的大教育新样态。

在次中心城市中，杭州在终身教育发展方面也具有一定示范作用，尤其在打造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也走在我国前列；
南京的江苏开放大学主办的《终身教育研究》是我国唯一以“终身教育”命名的理论期刊；
宁波也是我国较早终身教育立法的城市之一；
苏州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推进工作文件。和中心城市上海相比，这些次中心城市在终身教育方面都有一定探索，但在终身教育制度建设及先进理念探索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终身教育发展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引领，以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发展，并引领带动其他城市终身教育发展的良好局面。通过比较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终身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极其相似，即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第一梯度，杭州、宁波、南京、合肥、苏锡常等为次中心城市的第二梯度，其他城市为第三梯度的金字塔型城市群。总之，长三角城市群在终身教育发展方面，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带动下表现出“市场推动型”的特征，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首位度合理，有效辐射带动其他城市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呈比较优势和多级化发展型特征，但核心力带动较弱

粤港澳大湾区终身教育推动离不开其发达的经济体系和开放的外围环境，四个中心城市各自独有的优势也为其他城市带来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借助于发达的国际交流环境和经济环境，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资源，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开展较早，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方面通过学费补偿和学习券等形式，极大调动了全民学习热情，提高了人口素质；
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城市，借助政策优势，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和资历框架方面具有优势；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验田，经济的飞速发展急需相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通过阅读推广及经济补贴等形式有效促进了全民终身学习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

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各有优势，形成了依托香港澳门发达的国际交流、广州深圳具有人多产业全特点的互补，呈现了“比较优势型”发展，是一种多极化、首位度不明显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样态。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具有不同的经济格局和社会发展形态，教育发展方面也呈现出各自特色。终身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三者具有各自特征，他们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通过相互借鉴，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提供思考和借鉴。

（一）长三角城市群合理梯度带来的重要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合理梯度的特征，是三大城市群中相对比较理想的终身教育推动样态。这对城市群发展带来如下启示。城市群中龙头城市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龙头城市一方面可在终身教育推动的各领域如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接轨、优质教育资源聚集、终身教育制度建设、学习型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可很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另一方面，龙头城市可以牵头成立专门的教育一体化机构，能够充分吸引周边城市加入，充分发挥“一呼百应”的领头羊作用，带动区域整体性协调发展。第二，非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整体实力差距不能太大，否则很难形成有效的辐射作用。城市群一般由相当数量、类型程度大小不一的城市组成，如果非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之间有鸿沟，中心城市会对非中心城市形成虹吸作用，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第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各种要素流动。开放的市场可促进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交换，进而形成了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促进了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和深度融合，驱动着城市群向一体化方向发展［17］。

（二）粤港澳大湾区多点优势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极具特色，包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因此，在终身教育推动发展方面，四个中心城市各有特色，多面开花，呈现多点优势。这对城市群的区域发展具有如下启示。在积极方面，多点优势可以发挥强强联合的作用，打造共赢局面。一方面，多个中心城市之间可以互相借力、优势互补，促进自身整体教育的发展，进而带动城市群整体质量提升。如港澳具有的国际教育优势和高等教育优势为广州和深圳各城市教育发展提供了平台和资源，广东具有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丰富的产业结构带来的职业教育发展也为港澳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路。另一方面，多点优势可为非中心城市的发展带来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为带动非中心城市发展提供更多路径选择。在消极方面，多点优势可能造成“群龙无首”，不利于城市群统一行动。当一个城市群有多个中心城市，且实力相差不大时，城市群的优质资源相对分散、不集中，很难对整个城市群终身教育推动发挥一呼百应的引领作用。假如为促进终身教育一体化发展，计划建立大湾区教育一体化相关机构的选址可能有多重选择，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三）京津冀城市群区域协调的政策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大湾区两个城市群相比，最大特点是具有的政策优势和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反差。北京和天津作为两个直辖市，借助自身的地位所带来的巨大优势，终身教育的推动在我国名列前茅，而相邻的河北在终身教育推动方面比较落后，并没有很好地受到京津的辐射和带动。京津冀终身教育发展的巨大不平衡严重影响城市群终身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是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挑战。但2017年雄安新区的设立，为河北终身教育推动带来巨大的政策契机。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具有双重意义。它隶属于京津冀城市群中，对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具有特殊地位。同时，它又是国家布局打造的未来之城，是国家新时代建设的样板之城。雄安新区终身教育建设的伟大历史机遇既是带动京津冀终身教育均衡发展的一剂良药，也是我国在新时代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特殊历史机遇下优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不二实验田。因此，雄安新区的终身教育推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国家政策优势，有极大政策便利条件快速改变当前基础薄弱的局面。借助京津的输入优势和国家的大力扶持，有可能突破河北发展的瓶颈，未来成就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天津、雄安三大中心的新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北京的首位度，从而借助雄安力量带动河北整体发展的新常态。因此，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新动力，在改善北京大城市病和引领河北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整体上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的充分均衡发展，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的教育报告呼吁人类秉持教育社会契约精神，将教育作为一项公共利益和公共行动，集聚各方力量，为共建民主与公平的美好未来而奋斗。城市群作为人类共同努力的一种重要载体，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其意义更加彰显。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时间还不长，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通过政策引领和市场推动等手段不断优化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联动作用，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从而推动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充分满足人人的学习权和受教育权需求，仍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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