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才略及其被误解缘由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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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海，雷文昕
（1.兰州大学 文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王羲之为世人所重，乃其书法，留名青史；
论其风流，则有东床坦腹，兰亭雅集，《道德经》换鹅，等等。其实，王羲之才情富赡，能力颇强，乃东晋第一流人物，仕则经略国家社稷，关心民生，隐则脱富贵如弃敝屣，守道自持，是一个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而且关心民瘼社稷之人，不仅仅以书法艺术而垂名后世。早在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对其评价甚高，《困学纪闻》卷13曰：“南丰《记王右军墨池》云：‘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愚谓右军所长不止翰墨。其劝殷浩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
其止浩北伐，谓力争武功非所当作；
其遗谢万书，随事行藏与士卒同甘苦；
谓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非当世所宜。言论风旨，可著廊庙，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艺掩其德。谓之‘一能’，过矣。”[1]1551职此之故，本文拟探讨王羲之的行事及才略，进而论析造成此一误解的缘由，以求教正于世之高明。
一
琅邪王氏，乃魏晋之际的高门大族，为世所崇重。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字逸少，号澹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江州刺史、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羲之最为人所熟悉、称道的作品，是《兰亭集序》。会稽郡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出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名士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其地，与王羲之有共同爱好。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诸友朋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清风吹拂，俯仰天地，啸咏自如，雅集者皆有诗作，王羲之乘着微醺，挥毫写了这次雅集的序文《兰亭集序》。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7“兰亭序”条予以考证，此次雅集之“群贤”“少长”，乃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郗昙、王丰之、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平、桓伟、王元之、王蕴之、王涣之，加王羲之共二十六人，皆有诗作，而孙绰作后序。然而，此文为世人所珍重，乃因其书法之神逸，且演绎出萧翼赚《兰亭》的故事，流传后世，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至于其文辞，则多有批评，以为文不雅驯，辞意重复，且萧统《文选》未曾选录，遂为后世口实。王楙《野客丛书》卷1“兰亭不入选”条予以驳证，曰：
《遁斋闲览》云：季父虚中谓王右军《兰亭序》，以‘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余亦谓‘丝竹管弦’亦重复。仆谓不然。‘丝竹管弦’，本出《前汉·张禹传》；
而‘三春之季，天气肃清’，见蔡邕《终南山赋》；
‘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见潘安仁《闲居赋》；
‘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见张平子《归田赋》。安可谓春间无‘天朗气清’之时？右军此笔，盖直述一时真率之会趣耳。修禊之际，适值天宇澄霁，神高气爽之时，右军亦不可得而隐，非如今人缀缉文词，强为春间华丽之语以图美观。然则斯文之不入选，往往搜罗之不及，非固遗之也[2]。
所论甚是。“天朗气清”，谓天气清朗，惠风和畅，岂非春景？而“丝竹管弦”乃复义词，亦非重复。此文开篇直叙雅集，时间、地点以及上禊节的活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环境中，享受自然之美、人生之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那种静谧美好，沁人心脾。而“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人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仰观俯察，游目骋怀，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遂滋生人生穷达的感慨：欣于所遇，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情随事迁，甚或身不由己，则感慨系之。无论穷达寿夭，短暂的人生，皆是宇宙之过客，最终都走向生命的尽头，遂兴发“死生亦大矣”的慨叹，且有深痛之感！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3《书兰亭记后》曰：“王逸少，东晋人才之杰出者耶？一时宗尚老庄，清谈无寔，独论建识时务，且尝沮桓温请迁都之议，斯人不多见也。此篇以‘一死生，齐彭殇’为诞妄，盖辟庄周、矫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3]824
崇尚老庄的王羲之，由昔人之兴感和自身的经历，深切地体味到人生的现实感和伤痛感，那种一死生、齐寿夭的说法乃虚诞之言，每个人有独自的生命经历，不同环境、不同时代的人皆经历着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这是魏晋个体生命觉醒之后的体认和感慨。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王羲之，很是看重这一生命觉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以为千载之下，当会有人理解其对生命体验的独特认知。因而，王羲之颇动情感、郑重其事地写道：“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将兰亭雅集作为一时盛事，记载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金圣叹《兰亭诗序》许之为“真古今第一情种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6）[3]825，前人论其文情之妙，有曰：
王右军以书法立极，非文辞名世。兰亭之集，时贵名流毕至，使时手为序，必极力铺写，谀美万端，决无一语稍涉荒凉者；
而右军寥寥数语，讬意于仰观俯察宇宙品类之感慨，而极于死生之痛，则右军之胸襟何如也[3]825。（薛雪《一瓢诗话》）
通篇著眼在“生死”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生死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有无穷逸趣[3]825。（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7）
前半写赏心乐事，作一顿折，转出下半篇文字，感慨兴怀，文情绝世。（又引谢立夫曰）山水清幽，名流雅集，写高旷之怀，吐金石之声。乐事方酣，何至遽为说死说痛，不知乐至于极，未有不流入于悲者。故文中说生死之可痛，说今之与昔同感，后之与今同悲，总是写乐之极致耳[3]825。（唐德宜《古文翼》卷8）
文章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
于春景绿野之景，兴发苍凉感喟，自有无穷逸趣。前半写赏心乐事，作一顿挫，引起下文，遂写高旷之怀，感慨无端，吐金石之声，而抑扬顿挫之情，雅人深致，足以动人心魄。
王羲之在此次雅集中作了两首诗，情怀逸兴与此序文相得益彰：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4]180。
晚明袁宏道《兰亭记》说：“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
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于是卑者或纵情麯糵，极意声伎；
高者或讬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
或究心仙佛与夫飞升坐化之术……羲之《兰亭记》，于死生之际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选》独遗此篇，而后世学语之流，遂致疑于‘丝竹管弦’‘天朗气清’之语，此等俱无关文理，不知于文何病？”[5]444《兰亭集序》乃千古传诵的名篇，也是书法史上的杰作。有人以为非王羲之所作，恐怕是误读此文，也误解了王羲之。争论的焦点在于“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认为王羲之名列魏晋清谈名家，不会否定老庄的一死生、齐寿夭。兰亭雅集之孙绰作有《兰亭集后序》，表达了与王羲之相通的认识与情感，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澄之则清，淆之则浊耶？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
闲步于林野，则寥落之意兴。仰瞻羲唐，邈然远矣；
近咏台阁，顾探增怀。聊于暧昧之中，期乎萦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乃藉芳草，鉴清流，鉴卉物，观鱼鸟，具类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快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4]2151。
孙绰以为性如水，“澄之则清，淆之则浊”，身居庙堂，而有得意忘形之态；
退居林野，则怀冷落寂寞之意。虽欲隐居高蹈，却无法忘怀世事，于此春和景明之境，饮酒为乐，以庄周之齐万物、一死生之视阈来看，扶摇而上九万里之大鹏与飞榆枋之不至之安鸟雀又何曾有别呢！虽作如是之达观，却仍然难免时光流逝之悲哀。质而论之，这两篇文章皆流露出不愿虚度光阴、期冀积极有为的精神。其实，王羲之乃颇具经济才略、务实精神、忧国忧民的耿介之士，在东晋时期颇具卓识远见、务实干练之才，实为第一流人物。其思想底蕴及行事操守，使其冲破玄学一死生、齐寿夭的虚诞之论，而深切体味人生之现实感和伤痛感。
二
王羲之乃司徒王导的从子，其父王旷，官淮南太守。元帝司马睿南渡，王旷首创其议。王羲之幼讷于言，人未奇之，13岁时，为当时名臣周凯页赏识。及长，议论风生，以骨鲠著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6]2093，深为伯父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的器重。《世说新语·雅量》记载：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7]202。
郗太傅乃郗鉴（269—339），字道徽，两晋之交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博通经籍，以儒雅著名于世。王丞相，乃王导（276—339），字茂弘，出身琅邪王氏家族，乃东晋建国的柱石之臣。王导与王敦同为王览之孙。王览乃魏晋时三公之一王祥之弟。王祥以孝友著名，二十四孝就有王祥卧冰的故事。司马炎建晋，王祥颇受眷顾，拜太保，进爵为公，临殁遗训子孙：“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过，德之至也；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6]989（《晋书·王祥传》）以儒家名教为训导。吕虔有宝刀，以为必登三公，方可佩之，赠予王祥。王祥临终，以刀转赠王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6]991王览之后世多贤才，乃东晋第一流家族。
郗鉴为朝廷所倚重，为军事上的杰出将领，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镇广陵，抗衡王氏家族；
王敦叛乱之后，王氏家族受到很大的打击。此时郗鉴提出与王家结为婚姻，保持士族门阀之鼎盛，也含有政治上相互支持之意。而此时刚刚荡平王敦叛乱不久，王氏家族正处于“王与马，共天下”高潮之后的低谷，有此契机，王导欣然应允，“君往东厢，任意选之”。
八王之乱时，王导不仅从家族自身出发，也从国家民族之整体利益考虑，拥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陈寅恪说：“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之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8]77王羲之禀承叔父之教育、训诫，虽超然世外，不以世俗名利萦怀，却关心国家大事，时时心在社稷。
看来，王氏子弟皆很清楚此次政治联姻的意义，联姻成功，既得佳偶，也可提高自身在家族中的地位，因而“咸自矜持”——很在意地修饰一番。只有王羲之坦腹卧于东床，“如若不闻”，不以为意，顺其自然而绝不矫饰做作。其时有“作达”一词，《世说新语》曰：“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达也。”[7]394冯友兰说：“‘作达’大概是当时的一个通行名词。达而要作，便不是真达。真风流底人必是达人。作达底人必不是真风流人，真风流底人有其所以为达。其所以为达就是其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9]611（《论风流》）那么，王氏子弟“咸自矜持”，便是“作达”，非真情性之自然流露，亦非真风流。而王羲之“如若不闻”，乃真风流之人。郗鉴以为，此人正是性情中人，不俯仰于权势富贵，不以世俗名利萦怀，正看重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遂将爱女嫁之。郗璿，字子房，书法秀美，人称“女中笔仙”，正是王羲之的佳偶。想来，王羲之书法之成就，必有郗璿襄助之功。
王羲之“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雅重之，赠书劝其出仕：“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6]2904殷浩的信写得很谦卑，以为天下之人皆以王羲之是否出仕，以观察政治之善否；
王羲之一旦出仕，即可对朝廷之存亡有很大的裨益。王羲之遂作一书信回复，曰：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婚女嫁，便怀尚（当作“向”）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待命[6]2094。
王羲之以为，自己并无建树个人功业的志向；
如果想做官，族叔王导为丞相时，曾让其入仕，“誓不许之”，当年的信札还在，可以为凭据。现在，并不因为殷浩主政而出仕，自己从来就有东汉高士向子平的隐居志向。王羲之以为，只要能为朝廷尽一份心力，愿意到关陇巴蜀等边疆，“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比起做护军将军这样的高官强多了，而今可以随时待命而行。可见，王羲之志在匡时救世，并不仅仅为个人的出身和家族利益着想，故而庾亮临死前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有知人之明，向朝廷推荐人才。
三
其时，殷浩积极准备北伐，意欲恢复北方故土。王羲之认识甚分明，殷浩因与另一权臣桓温不协，欲借北伐以树立威权，并非志在社稷。以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作书劝戒，希望殷、桓二公能如蔺相如、廉颇以社稷为重，和睦相处，有益国家，然而殷浩不从。殷浩及将北伐，王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不听，果然为姚襄所败。为家族利益和自身威权，殷浩准备再度北伐，王羲之作《遗殷浩书》恺切陈辞，认为自安西将军谢尚北伐失败之后，东晋王朝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应该认真考虑东晋王朝的国情，不可以私意而逞。江南地方狭小，民力凋弊，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天下寒心”；
因而应“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富国强兵，才有中兴之望。而政治“以道胜宽和为本”，才能国富民强，如若不修政治，仓皇北伐，无法侥幸成功。王羲之遂论及晋室丧乱以来，谋国者不能深谋远虑，遂使神州陆沉，天下分崩：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6]2095。
王羲之对当权者不能谋国，而仅仅保其家族，提出严厉的批评——“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当然也包括了其族叔丞相王导，主张应吸取经验教训，“更虚己求贤”，同心戮力，共渡艰危；
分析当然形势，在此资财困乏，又获新败之时，保有淮河流域，显然国家能力不足，因而主张退保长江以南，长江以北，“羁縻而已”，作为南北冲突的缓冲区。当国者则应该引咎自责，以谢百姓，更应该减省赋役，休养生息，救民于倒悬，以度过艰难。进而，推心置腹，分析殷浩的处境：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丧败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6]2095。
设身处地，分析殷浩所处的困境：出身不太好，“起于布衣”，非世家大族，而“任天下之重”，措施未必得当；
新败之后，正是势穷力孤之时，“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因而提出建议，殷浩应“修德补阙，广延群贤”，同心协力，尚且未知结果如何；
如果不认真践行，在战败之后，不顾国家实际，想继续出征，以树立一己之威权，“宇宙虽广，自容何所”。于是，王羲之指出，因国家艰难，连年出战，江南州郡赋税很沉重，运送军需，役使百姓无度，又有严厉的军事期限，百姓乃“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而且“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惨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比起秦朝暴政，已经不相上下了，如若发生陈胜、吴广那样的反抗，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书信明白如口语，说得极坦率，文笔极其自然。俞文豹《吹剑录》以为：“此岂舒笺点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康熙皇帝据此，高度评价羲之，以为：“羲之在东晋诸名士中，具有经济之才，非徒以文雅见长。”[3]823据《北堂书钞》所记，僚属劝殷浩在屏风上画廉颇、蔺相如之像，意在促成殷浩与桓温之和好。
王羲之并不反对北伐，而是主张应该务实求真，立足于东晋之形势、国情，稳定政治，改良施政举措，休养生息，复苏民力，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养民练兵，积极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出征而收复北方故土。这是一个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之人的真知卓见。
王羲之反对以北伐为口实，绑架国家与百姓，把国家力量作为私人斗争的工具，孤注一掷，冒险进兵中原，以实现个人的膨胀私欲，争权夺利，固宠市恩，达到树立威权甚至取代朝廷的不可告人目的。在当时来说，反对北伐、收复中原，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损伤自己的名节操守，而王羲之于此全然不顾，从东晋朝廷之安危出发，发表其正言谠论，实属难能可贵。
给殷浩书信之后，王羲之有《与会稽王笺》，力陈殷浩不宜北伐，并论议时事。信函开篇说得很客气：“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原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6]2096希望君为尧舜之圣明，而臣子得千载一时之机遇，以展其才能；
只是怕自身才能不足，不得不量力而行了。如非其人，强力而为，未有不败亡，委婉顿挫，极尽温柔敦厚之致；
而分析现实局势，在于计划周详，知己知彼：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6]2096。
指出东晋北伐，运输军需艰难，道路险阻，吴越百姓负担很重，甚至超过了秦朝之暴政，“不亡何待”！此实乃忧患之重，痛心叹悼。王羲之于此又表明自己深切的忧国之虑，忠贞可鉴：“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因而，王羲之谋划了据守江南重镇的军事部署，作为不可战胜的基地：“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王羲之说自己身份轻地位低，而身为大臣，事关存亡，不得不秉义直言，督促会稽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6]2097。所论乃国家安危所系，恺切陈辞，忠贞可表，而文辞优长，从容不迫，迂徐婉转，情辞相称，故而感人亦深。
四
书，在于记录时事，扬雄说：“言，心声也；
书，心画也。”作为文体的书信、书札，就是发布，发出言辞，写在简板上，贵在明白决断而已。因此，书之文体的基本规范：“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10]456就是说，书札的文辞显明从容，也是内心情意的往来酬答。从王羲之的书札来看，确实达到了这样的要求，深切地表达其见识时，也将其情怀操守和盘托出，一位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风流人物，凛凛风神，遂映现于目前。
琅邪王氏乃东晋之第一家族，渡江之初，“王与马，共天下”，威权甚重，王敦之变后，朝廷为抑制王氏，遂纵使陈郡谢氏家族兴起。王、谢两家族在政治上，实际上处于争权的境地，王羲之却并未仅仅从家族利益考虑，而是从社稷百姓着想，一直比较好地配合谢安的工作，以成就东晋朝廷的安宁，抗拒外侵，体现出哲人的风范。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羲之与谢安共游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
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
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7]71善于清谈的王羲之，批评谢安的隐居之志、高士风流姿态，指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而应以大禹、周文王为表率，手足胼胝，日不暇给，励精图治，同心戮力。不过，谢安的反应是：“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显然，没有理解羲之义旨所在。谢安之弟谢万为豫州都督，受任北伐，王羲之作《诫谢万书》，谆谆告诫矜豪傲物的谢万：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4]116。
所谓“迈往不屑”，就是好高骛远，不务实，而又难与僚属沟通。王羲之指出所谓通识，即有远见，就是要“随事行藏”——随现实而决定，务实，与下属同甘共苦。事情成功与否，实际上在于“积小以致高大”，说得极其真率朴实，而“君其存之”，又是何等意味深长、温婉深挚。当永和十二年（356），桓温从江陵率师北伐，收复洛阳、许昌等京师旧地，已经退隐林下的王羲之写有《丧乱帖》《桓公帖》等，为桓温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如《桓公帖》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慨叹，无以为喻。”[4]127王羲之并不自以为是，体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对北伐大计的审时度势的本色，实属难能可贵。
对丞相谢安，王羲之多有规讽，史称：“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6]2097《与尚书仆射谢安书》则陈述其对吏情及国计民生的认识，论事陈情，极尽婉曲。文章首先叙及宰相谢安对自己意见的优容采纳，也使得百姓稍得苏息：“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其次，则提出当时最为关键之漕运问题，且提出处理方案，以整肃吏治：“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乃针对虚浮人事、好高鹜远之清谈虚妄风习的针砭良方。其三，则论及自己所治州郡的混乱状态：吏治杂乱，“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
“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6]2098最后，则着重论述赋役酷重，百姓流亡，国之根本不保，何以能久长：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6]2098！
王羲之对百姓所承受的酷重赋役、吏法混乱的严峻现实问题，认识极深透，又以仁者之怀，予以深切之同情。这一点，正是其时士大夫名流所忽略的。因而，当吴越大旱，饥荒严重，百姓转死于沟壑，王羲之未得朝廷之命，遂开仓赈济，很快使得赋役繁重的吴越百姓“小得苏息，各安其业”，稳定了局势。为赈济百姓，王羲之下达禁酒令，节省稻粮以复苏百姓，《断酒帖》曰：“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谪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与卿同在民之主。”[4]119王羲之真乃一位心在社稷百姓，有经略之才的杰出人物。其实，在初做护军时，王羲之就发布了体恤百姓的命令，《临护军教》曰：“今所在（当作‘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大吏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吿，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
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11]1580作为朝廷禁卫军长官，位尊权重，王羲之并未考虑个人及家族利益，而是从役兵百姓的立场出发，要做到“公役均平”，要照顾官兵中的老弱生病及无法养家者，按照实际情况而区别对待，充满人性化情怀，令人感动。
《荀葛帖》论曹魏之荀彧、蜀汉之诸葛亮，曰：“荀、葛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至于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己，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可见其远见卓识，“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主张效法诸葛，“大期贤达兴废之道”[4]122，经世济民，以期有用于时，所谓“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谢仁祖帖》）[4]133。王羲之渴慕贤才能吏：“今忠著于上，义行于下，虽古之逸士，亦将眷然，况下此者。观顷举厝，君子之道尽矣……朝有君子，晓然复谓有容足地。”（《万安帖》）[4]134因而，遇见贤能者，王羲之往往倾力荐举，使尽其才：“诸葛郄者，君诚识之不？才干好佳，入为钱塘著绩，又入仆府，有以尽悉宰民之至也，甚欲托于明德……得佳长史，亦当是君所须。”（《诸葛郄帖》）[4]136
从这类书札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具有务实干练的工作能力、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及对吏情的全面而深透的把握。王羲之此类书札，写得朴实无华，在东晋一朝，实不多见。
王羲之生性淡泊，不乐名利，原本就有隐居不仕、优游山林之志，永和十一年（355），借口与太原王述的矛盾，而作《祭墓文》，决心退出昏聩腐败的官场，从此归隐林下，弃富贵如敝屣，“自今之后，敢逾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4]180。其实，早在《与吏部郎谢万书》中，就表达退归林下的隐居志向，甘于淡泊，“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享受天伦之乐，且教养子孙，长成其“敦厚退让”之美德[4]116。王羲之还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行田礼地利”“修植桑果”，体现了其朴实无华、重视现实人生，淡泊名利，不为传统功名所拘羁。《晋书·王羲之传》曰：“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6]2101可见其性情。
王羲之深于情，与家人、友朋书信往来，往往情义深致，如王延期小女四岁，暴疾不救，羲之痛切：“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哀老，情之所寄，惟在此等。失此女，痛之缠心，不能已已。可复如何，临纸情酸。”[4]145“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惟在此等，以禁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4]146其嫂去世，王羲之悲悼，有曰：“日月如驰，嫂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凶祸累仍，周嫂弃背，大贤不救，哀痛兼伤，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书感塞。”[4]147对亲戚友朋的深情，令王羲之一往情深，其心态性情，溢于纸上。
此类书札，是王羲之书札内容的另一方面，与《兰亭集序》所彰显的依天地、法自然，不为物役的清旷心境相通。因为对人生有着真切的体味和深厚的情感，自然景物及人事生活，从流年逝水到一枝一叶，在王羲之看来，皆难释怀。王羲之的风流洒脱，是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经略社稷忧怀民生为底蕴的，因而更显其真挚动人，如：
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4]174。（《采菊帖》）
群从凋落将尽，余年几何，而祸福至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袁妹委笃，示致问，荒愦不得此热，不能不取给，腹中便复恶。无赖[11]1595。
出语天然，一尘不染，其风流、闲雅、一丝惆怅，皆真情所凝聚，充满了对生活和人世间的挚爱，乃其真情性的自然流露。
五
堪称东晋第一流人物的王羲之，留给后世的印象却并非如此，就其缘由，不得不说实由《晋书》本传所造就。作为正史之《晋书》，乃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因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史论，故而题曰“太宗皇帝御撰”。受李世民特别重视的《王羲之传》，应该说体现出李世民的基本看法。《晋书》卷80《王羲之传》特别突出了王羲之的几件逸事，称赏其书法之妙。年十三，周凯页为之亲割牛心炙而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6]2093。于其生平事迹，叙述甚少，仅引用《与庾亮书》《与桓温书》《遗殷浩书》《与会稽王笺》《与尚书仆射谢安书》《兰亭集序》，以连缀成篇，略见其生平梗概，而未能写其才略与事迹。而于其有关书法之逸事，予以特别重视，曰：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求市未能得，遂擕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伴。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如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
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6]2100
此类逸事，虽可见出名士之风流，“其任率如此”，然而重点却在突出王羲之耽于书法以及其书法之高妙，至于其风流、任率，实乃当时名士之常态，本无特异之处。至于李世民所撰之本传“史论”，则从书法史予以论述：“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
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且用先抑后扬的方法，批评钟繇、王献之书法虽有高名实则不佳，独王羲之书法高妙，独擅古今之美：
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愈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
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
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
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
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
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
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
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6]2107-2108！
如此推奖，誉为古往今来第一人，无怪乎王羲之书名传扬于后世；
然而也很不幸，王羲之亦为书名所掩，其才略遂不为世人所知矣。爱好王羲之书法的李世民，使萧翼赚取《兰亭集序》真迹，据为己有，摩挲把玩，爱不释手，日后随葬于昭陵，遂使其真迹不复存留人间。受李世民之影响，《晋书·王羲之传》之撰写，遂作了选择性的叙述，尤为突出王羲之书法之高妙，遂有意无意间遮蔽其经世济民之盖世才略，给后世留下了指向性的思索空间；
那么，王羲之不为世人所认知，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亦有不为流俗所囿者，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33曰：“王右军羲之《兰亭诗》有‘咏彼舞雩’之言，亦可见其襟抱不凡，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言，又其浅者耳。呜呼贤哉！世之好言右军者，顾独取其字画，又甚而泥于笼鹅之说，此不几于以戏剧处先贤者非耶？惜哉惜哉！”[12]322所谓“以戏剧处先贤”，即现今流行的不顾史实而“戏说”古人，批评可谓深刻。杨士云《杨弘山先生存稿》卷1《咏史·王羲之》曰：“满腹经纶未得输，只遗殷浩两封书。世人漫说龙蛇字，争看先生笔阵图。”[3]823沈德潜《古诗源》卷八称赞其《兰亭集诗》曰：“不独序佳，诗亦清超越俗。‘寓目理自陈’‘适我无非新’，非学道有得者不能言也。”[13]182
另外，对王羲之评价之遮蔽，事实上也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即魏晋风流是什么？何谓风流？冯友兰指出：“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9]609并且探讨真风流的四个构成条件：“就第一点说，真名士，真风流底人，必有玄心。”而“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即不以成败祸福介其意的无我状态。“就第二点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其实，洞见，亦谓远见卓识，能够见微知著。“就第三点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妙赏，即要有高超的审美能力。“就第四点说，真风流底人，必有深情。”“真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9]609-614可见，风流并不仅仅体现在高超的玄思、清谈，也体现于远见卓识、见微知著的经略才具；
不仅体现在深情与妙赏，也体现在不以成败祸福而介其意的无我状态——全部心力与精神的投入。“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14]92；
“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14]93。可惜，世人多为其外在形迹所拘束、影响，往往着意于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言不及意、虚谈玄远，而忽略其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才略，事实上悖离了风流的真实蕴含。正如王羲之爱鹅，乃赏其神骏，据说鹅的优美身姿，能给予其书法艺术启迪。
风流蕴藉，并非妆扮成名士派头，不关心世事民生，以浮虚为务，矫饰做作；
真名士是以其经略才能、悲悯情怀、务实精神、率真情性为底蕴，而不汲汲于富贵。王羲之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不为个人及家族利益所拘羁，又有经略天下、务实干练的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遂被后人推为东晋第一流人物。而如此才识，正是其风流潇洒的底蕴。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容斋四笔》卷10称赏王羲之：“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15]734明人张溥辑录其传世诗文，编纂《王右军集》，知人论世，题辞以畅论其旨：
殷深源与桓温不协，逸少遗书苦谏，欲画廉、蔺于屏风。又曲止北伐，皆不见听，果败于姚襄。谢豫州迈往不屑，才非将帅，违逸少之言，后亦狼狈。世谓其形神在名山沧海之间，于天下事，抑何观火也？琅琊南渡，江左粗安，王谢虽贤，未敢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禇裒、殷浩志奢才短，动而辄蹶。若复不守江东，远慕诸葛，伍员之忧，为期弥促。卒观丧晋，衅发强臣，非由外寇。逸少早识，善察百年。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非同平原《辩亡》、令升论晋，追览既往，奋其纵横也。兰亭咏诗，韵胜金谷，誓墓不出，义取老氏。与谢万书，言山水弋钓，拊掌开怀。又教子孙退让，仿佛万石。丝竹陶写，恐为儿辈觉，则乐而能节矣……书法冠古今，飘云矫龙，说艺成之一。后人宝其笔势，聚字成帖，间有断缺，尚图球奉之，误正可思，盖在是乎[4]95？
对王羲之评价颇为全面，特别称赏其“形神在名山沧海之间”，又能“善察百年”，有深情妙赏，于天下事，洞见幽微，风微知著，认为在陆机、干宝之上，有见识，极具才略，经世济民，能务实，乃真名士也，可谓见道之言。风流，不是现象、形迹，而是精神与文化；
经略之才、心系社稷民瘼，这才是风流的底蕴。如果忽略了此种经世济民的才略与深广胸襟、济世情怀，事实上则失却了风流的底蕴，而流于表象与“作达”。
综上所论，王羲之颇具经世才略、远见卓识，又能务实求真，乃东晋第一流人物。应该说，王羲之才性通达，气度弘阔超迈，涵蕴深情，珍重生命，既能明时势，知政略，关心民瘼，又能谦退自抑，秉持其操履，高情远致，乃一世风流之模范。然而很不幸，王羲之却以书法家、清谈家的形象为世人所知，究其原因，实乃《晋书》本传选择性的书写，遮蔽了对王羲之的全面认识；
另一方面，人们对“风流”概念，认识较褊狭，多留意于风流的形迹，而未深入理解其丰富的内涵，遂造成对王羲之的误解，形塑了王羲之的形象。因而，读其书而知其人，论其世，全面关照，大概才能比较切近地认识。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优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15]278-279应该具有了解之同情，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6]444因而，学者则应全面掌握文献，剖情析理，对相应的概念、范畴有深入的理解，由现象而深及本质、内涵，具了解之同情，方能有新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