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探讨
时间：2022-11-18 17:3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钱晓东
（中国人民银行商洛市中心支行 陕西商洛 726000）
2019年我国GDP增速回到6.1%，明显好于预期，也符合6%-6.5%的预期目标，这样的韧性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2017年9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与国际六大经济金融机构的“1+6”圆桌对话会表示，中国的经济会继续保持上半年稳中向好的走势，有信心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同期由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巡视利剑》以“利剑高悬、政治巡视、震慑常在、巡视全覆盖”等鲜明的态度，彰显出我国反腐工作的坚定决心；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以“王珉悔了、苏树林哭了、武长顺白头了”为题发表专文，彰显了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给全体党员干部一场精神的洗礼。通常认为，腐败现象是政治经济制度质量较差的重要体现，而我国经济增长却实现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突破，这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现象构成了“中国政治反腐与经济增长之谜”。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随之一系列反腐倡廉规定陆续出台，如中央政治局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打虎拍蝇”成为全国人民万众瞩目的热点话题。随着高压反腐的深层次推进，也逐渐覆盖至包括金融在内的各个领域，金融腐败也成为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毒瘤”。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础上，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这充分表明金融安全问题已受到高层高度重视，提到了国家治理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金融领域自上而下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一些地方资历深厚的央企、党政官员纷纷被查处。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3.3万件，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14人、厅局级干部1.8万人、县处级干部13.7万人，“天网行动”开展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7242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业连接着各行各业，将全社会黏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金融领域反腐工作的推进，是清理社会血液的治本行动，能有限遏制腐败毒瘤向其他行业渗透。腐败现象不仅严重危害地方政治生态环境，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山西塌方式腐败的出现与辽宁由贿选牵连出的官场腐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腐败现象是否直接通过恶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地方经济直接产生不利影响？高压反腐能否通过改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挽救”地方经济迅速回暖？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同时反腐形势依旧严峻的背景下，该话题可能已成为政府及相关经济决策部门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视角切入，研究高压反腐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反腐如何通过影响金融生态环境来实现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腐败”的公认定义为，政府官员通过使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过程。本文梳理了既有相关研究，认为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腐败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有效腐败论”。Leff（1964）认为腐败是一种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效的润滑剂，能够打破僵化的经济体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司法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官员往往享受到更多的产权保护，腐败能够有效降低制度间的摩擦，一定程度上纠正资源的无效率配置，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Dong&Torgler（2012）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的一段较长特殊时期内，腐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影响，即一定特殊时期内腐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近几年不少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汤向俊等（2015）认为我国的高压反腐工作和经济中高速增长共存状态将会是今后很长时间的特征，政府官员面对晋升激励时，尤其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决策上更倾向于选择增长投资模式，这种选择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有害腐败论”。Mo（2002）研究认为腐败问题会降低了社会上大多数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Swaleheen（2011）仔细分析了腐败环境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认为腐败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刘勇政等（2011）认为腐败会严重影响公共支出效率，从而产生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万良勇等（2015）从企业投资的角度研究发现，腐败会降低企业开展有效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三是前两者的折中观点。Dong&Torgler（2010）研究认为腐败是否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在不同的国家管理体制的作用表现也有差异。在相对完善的国家管理体制下，腐败严重抑制经济增长，但对于存在诸多管理体制缺陷的情况下，腐败会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从多视角开展研究，周黎安（2007）从我国官员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发现中国官员晋升激励是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腐败问题与此息息相关。吴一平等（2010）研究认为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量化关系，从函数图像上具体表现为“倒U型”，即伴随国家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学术界一致认为腐败会造成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关于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方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周小川（2009）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的发展完善，地方的信用环境建设会不断向好，从而会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地方融资条件会更加便利，从而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逯进等（2015）认为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决定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金融生态要素会有差异。
通过以上综述分析发现，目前现有的大多文献是基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展开研究，如项目审批、资源配置等，但从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导致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恶化从而影响到地方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当稀缺。本文以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高压反腐影响金融生态环境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构建
“金融生态”的概念是由周小川在2004年提出，定义为“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与基础条件”。许多学者陆续提出对金融生态内涵的认识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的设计，其中较为权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杨等从2005年开始发布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本文在借鉴该指数设计方法的基础上，从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制度文化四个层面构建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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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依次计算出我国东部、西部、中部三地区各省份的金融环境指数。由于时间跨度为1992-2019年，因此每个省份在每个年份都有相应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这里取各省份27年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的平均数，作为度量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值，计算得到的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31个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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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从我国31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来看，前十位中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值最高，除第九位的重庆和第十位的四川，其余均为东部沿海省市。同时，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值最低的十个省份中，西部地区占了七成左右。因此，东部沿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最高，显著高于内陆地区，同时经济总量较小、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值普遍偏低。
（二）其他指标的度量
由于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以及腐败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造成实际的腐败情况很难以准确衡量并进行比较。本文假定每年的国家反腐工作力度基本相同，腐败案件数能够较好反映实际腐败发生情况。通过手工搜集1992-2019年我国31个省份县处级以上干部腐败案件数量，选取县处级以上干部腐败案件立案数量占县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比例度量腐败程度指标，这里取各省份27年的腐败程度指标的平均数，作为度量各省份腐败程度值，计算得到1992-2019年我国31个省份腐败程度情况（表略）。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县处级以上干部有着重要的决策权，其决策的科学合理性能够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对地方经济影响的程度大小如何衡量，成为本文在指标选取方面的关键之一。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行为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比较直接影响，招商引资行为也能反映官员在私人投资等领域中的核心作用，因此本文采用资本形成占GDP 比重衡量官员行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i=1,2，…，31；
t=1992，1993，…，2019 。Cap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资本形成占GDP 比重，Cor和Fcei是核心解释变量，Cor表示某个省份在某一时点前一年的腐败程度，选择滞后一年的腐败程度主要是因为腐败案件虽然立案于当期，但腐败事实多发生于前期；
Fcei表示某个省份在某一时点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此外设置了Cor和Fcei的乘积交叉项，表示官员腐败行为影响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从而影响了地方经济增长。D是虚拟变量，将十八大召开之前（即2012年之前）年份赋值为0，十八大召开后的年份赋值为1，用来检验十八大召开前后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ε是残差项。
（二）参数估计
本文运用四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进行全样本回归，然后分地区依次对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横向互相比较。此外，由于设置了虚拟变量，对十八大召开前后反腐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差异性也作了比较分析。模型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表
注：（1）检验结果通过EVlEW9.0计量软件分析得出；
（2）括号中的数字为Z值，*、**和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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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检验回归方程（1）中，Cor的系数为-0.125，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腐败会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县处级以上干部腐败案件立案数量占县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占GDP 比重平均减少12.5个百分点。Fcei的系数为0.052，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会促进经济增长。Cor*Fcei的系数为-0.231，表明腐败会通过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从而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当引入虚拟变量后，D系数的值为负数，而且1%水平下仍然显著，说明十八大后腐败问题依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客观因素之一，同时也反映出目前反腐工作依旧形势严峻。
分地区回归结果。本文分别按区域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进行了回归分析，重点观察Cor、Fcei、Cor*Fcei以及添加虚拟变量D后的系数值对区域经济增长指标数值的影响情况。
对东部地区而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方程（2）所示，Fcei的系数为0.096，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高质量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正向促进作用；
虽然Cor的系数为0.026，且在5%水平下显著，腐败因素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略有正向作用，但作用效果明显低于前者，十八大后的高压反腐效果较为显著。对中部而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方程（3）所示，Cor的系数为-0.271，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腐败会抑制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Fcei的系数为0.054，但在10%、5%和1%水平下均不显著，金融生态环境没有较好发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还存在改善的空间；
Cor*Fcei的系数为-0.027，在10%、5%和1%水平下均不显著，表明腐败会影响金融生态环境，抑制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方程（4）所示，Cor的系数为-0.312，在1%水平下显著，腐败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与中部地区比较更加显著；
Fcei的系数为-0.081，在1%水平下显著，腐败影响金融生态环境会抑制经济增长，这与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不健全有关。针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应通过强化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力度，实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
综上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回归分析结果并进行横向互相比较发现，腐败会严重影响金融生态环境，从而阻碍各地区经济的增长，这种影响作用受到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而存在明显的差异。腐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腐败程度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健全的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这种促进作用趋于弱化；
当腐败程度高于某一临界值时，会严重恶化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从而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也验证了十八大后党中央高压反腐态势下“以勇气打老虎、以毅力拍苍蝇”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1992-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研究高压反腐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选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度量指标，计算出我国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
然后选取县处级以上干部腐败案件立案数量占县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比例度量腐败程度，选取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作为体现官员腐败行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代理变量，分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横截面回归模型并估计出相应的参数，探究了高压反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反腐败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路径。从长期来看，官员腐败行为影响了金融生态环境从而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较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实施的“一手抓反腐，一手抓改革”的治国理政谋略，多措并举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斩断过去形成的政商合谋的利益链，为改善地方政治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政治生态与金融环境视角，从微观层面对反腐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更加验证了党中央的反腐行动取得的显著成效。
（二）对策
结合本文研究可以发现，反腐败能够净化地方政治生态，优化金融生态，为经济增长营造适宜的环境。微观地看，能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赢得了社会积极的响应，市场主体可以提高资产周转效率，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企业经营绩效。鉴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一方面，市场主体要坚持廉洁办企的指导方针，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能力，规范财务报表信息，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为自身更好地参与经济市场活动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改革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司法体制，落实监督管理制度，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对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管理，予以适当的约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要预防出现懒政怠政的不正常现象。
（三）展望
结合本文的研究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压反腐、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将会呈现出两种关系：一是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与法治环境，不断健全金融市场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预防官员腐败行为，使其“不能腐”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
二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面临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新挑战，持续推动高压反腐工作是净化政治与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北京、天津、上海、海南11个省份；
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8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青海12个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