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

[摘要]新时代完善的“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为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内核驱动力，促进中国经济在新时代创造新的“中国奇迹”。新时代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好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进而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启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能力的稳步提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结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73—08

[作者简介]彭一鸣，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经济学诞生以来，主流经济学体系便不断变迁，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英国经济学到美国经济学。而且从这一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经济学。”[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发展奇迹。新时代特别是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创造国民经济高质量的新经济奇迹，必须通过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为提高推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治理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而构建现代化的经济治理体系则可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提出的社会结构理论中获得启示。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他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2]确实如此，马克思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才能够彻底弄清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并以自己的重大发现指导自己接下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更有力地运用深刻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那么，马克思在弄清楚他想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什么重大而又深刻的理论成果呢？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一生中在革命理论中的两大划时代的发现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没错，马克思在《序言》中第一次明确地阐明的正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3]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划时代之处。而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的思想。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现实基础。” [4]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对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内在有机联系的分析，完整地揭示了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的演进过程。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来理解和分析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构成的各个要素和社会结构，其社会结构理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展开。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是政治的上层建筑，文化结构是思想的上层建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则体现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生变革。” [5]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力不仅决定生产关系，还通过生产关系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而上层建筑也通过经济基础反作用于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系统，其矛盾运动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换句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自然而然的会引起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6]经济社会形态的变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导致的，当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会作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被变革，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但马克思同时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7]他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看待社会发展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来进行。

总之，要想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就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中来理解，要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也需要从马克思的社會结构理论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开启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金钥匙。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革命运动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一不是党和政府人民立场的生动证明。人民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的根本所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国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虽然国内也有工会，但的确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劳资关系的一种调和，最终结果还是无产阶级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论其根源便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8]资本主义内部做出的种种调节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社会化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要求社会生产者必须占有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而资本家在进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时不断以增加生产者的贫困为代价。所以，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E82F25EA-144A-4EFD-8AA1-EE501700E58C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建立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消灭了私有制，逐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取代了市场体制，实行又纯又净的公有制，这一状况在经济领域一直持续很久。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开始调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调整，发展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次调整涉及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维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层面上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水平发展要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回应，有助于更好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在经济实践中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

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就有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决定了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则决定了非公经济领域的分配实践要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夯实按劳分配在分配领域中的主体地位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机会公平，而由按劳分配牵引的生产要素分配则能有效激发拥有要素所有权的人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和社会财富涌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生产力发展，做大人民分配和国家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蛋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政府与市场协调作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元结构的三者“三位一体”构成了新发展阶段我国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关系的总和，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基本经济制度突出了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经济制度对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必须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并不断攀高且居于高位，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经济处于新常态这个发展逻辑之中。这个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的影响下，正在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经济局面。此外，当前世界处于大变局和疫情交织的双重挑战中，世界经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长期向好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但受世界变局和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健康发展遭遇众多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世界正在发生第四次产业革命，各国都在抢占科技高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为本国经济的发展赢得先机。世情和国情的变化迫切需要中国进行更大力度更大范围的改革，全面改革一刻不能停。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决定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实现路径。中国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实现，要通过完善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夯实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其重要制度保证，为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前进道路。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当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新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层次鲜明且多样，但发展水平还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实现转轨进而解决新时代更高水平供需跃升产生的新社会主要矛盾，距离实现社会全员的共同富裕还有一定距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成熟。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国家学说指出私有制国家的职能“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9]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具有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具有超越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及其政党共产党必须始终将服务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国履行好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现实要求需要党和政府提高治国理政的业务能力。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运用国家制度和法律，依靠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总称，可以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需要构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从而更好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主要由经济治理理念层、经济治理体制层和经济治理能力层构成，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构成一个内在有机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治理效能，推进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一）社会治理理念层——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换句话说，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立场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共同”体现的是社会关系，“富裕”体现的是利益。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但是生产关系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因此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存在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公有制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管理国家经济，保证了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这一正确方向前进。公有制经济具有多种实现形式，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都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同层次的需要，都在引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能够有力确保我国红色政权永不褪色。E82F25EA-144A-4EFD-8AA1-EE501700E58C

在我国实现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逆流一直甚嚣尘上，其在政治上反对政府治理，在经济上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主张自由放任完全私有的市场经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为西方资本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赚取超额剩余价值服务的，其实质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哲学。因此，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坚定新发展理念，牢记其“以人民为中心”的首要原则，自觉抵制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其相关变体，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具革命力的核心因素，而科学技术正是其首要生产力。举国攻关体制下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性突破和发展，有助于我国攻占科技高地建设科技强国，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核心动力支撑。协调是协调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环节和因素，体现在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协调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资源配置均衡和补齐发展短板，需要推进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完善定型。绿色理念是对人民追求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态公共产品的积极回应。经济粗放式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严重降低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开放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促进国民经济外循环为我国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外在动力。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因此需要建设更加高效开放的对外经济体制，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市场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国家坚持和一体推进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全员的共同富裕取得更大实质性进展提供根本经济保障。

用好新发展理念这一“指挥棒”“红绿灯”，不仅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断做大“蛋糕”，提高经济效益，发挥新发展阶段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生产力和规模化量产财富的优势，还有利于发挥分配制度的优势，做到“分好蛋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新发展理念这一经济治理理念层呼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更好地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二）经济治理能力层——生产力层的创新

当今世界已经迎来了科技革命的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万物互联等高科技层出不穷，各国都在抓紧进行高科技布局抢占科技高地。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起到指数助推效应，我国要充分利用已有科技优势抢抓发展先机培育高科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举国攻关体制，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业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经济附加值，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是一个极受重视的经济学管理学概念。把人作为资本来进行运转，充分重视和发挥人在创造财富中的价值。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是关于人力资本价值实践的一个缩影，表明全球在教育和就业中重视对人的价值进行挖掘。而这正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体系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变革关键在于人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注重挖掘人的价值，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西方国家对人力资本的实践主要是一种剥削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此加速资本周转流通速度，实现资本的最大化。但中国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来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让劳动者创造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同时也更加注重企业家精神、才能以及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同时注意发挥数据、管理和科技要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不仅要注意传统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更要重视新型生产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指数推动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G20杭州峰会上被列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行动指南，以自己的成功实践根本区别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和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用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做好供给侧对需求侧适应的管理，提升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累加社会财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说到底还是生產力发展水平空间布局不合理，解决稀缺资源财富空间分布不合理的问题需要不同地域和行业的生产力得到均衡发展，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努力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消费结构日益升级的多元化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通过发展和调整生产力结构和布局，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以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为我国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新能。

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通过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在整个社会结构理论中，生产力是三大要素中第一性的，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对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要从生产力层这个根本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和升级。加快科技突破创新、持续培育高素质的人才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完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生产力方面的关键，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必须得到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三）经济治理体制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

纵观世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透视到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角色始终在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和凯恩斯“从摇篮到坟墓”的大政府这个谱系中来回运动。在这个谱系的小政府一侧，信奉新古典教条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把政府定位为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产权的界定和维护者，经济的其他领域则充分依靠市场的配置和调节作用来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但这种让市场在经济领域全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易放大市场的发展自发性和盲目性，加剧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甚至资本过度逐利扩张导致生产过剩、经济过度虚拟化和金融投机，最终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而在钟摆另一侧，生产力不发达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钳制了人的创新力和创造力，不利于做大做优人力资本，同时经济体制的僵化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者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后者则会产生平均贫困。邓小平同志说过：“搞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10]因此我国在生产力发展程度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面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创造性地领导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发展谱系中探索出一条最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政府和市场协调作用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二战后世界经济体中实现经济长期高位增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奇迹。E82F25EA-144A-4EFD-8AA1-EE501700E58C

中国独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体。要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把准风向标，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社会稀缺资源在市场的决定性配置支配力作用下实现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需要政府进行积极有为的宏观调控，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发挥作用的经济场域。从生产关系的内部构成来看，经济所有制结构决定着分配制度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载体和重要实现方式，不仅由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决定，同时也会促进二者更好地发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要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要求市场在供给侧积极作出相符的调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对矛盾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保护好产权和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流通，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这是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逻辑关系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升生产力需要确立更加完善的生产关系即基本经济制度，而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为发展生产力作出的必要调整。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调作用的经济合力，对于社会生产力的高水平发展意义重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经济保障。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生产力发展确立和调整，经济体制的选择背后蕴含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追求。因此，国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治理体制层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政府和人民的选择，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能力的推进

国家治理能力是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提高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得以体现。有了完备的经济治理体系，还需要经济治理能力的提高以发挥体系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能力。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完善有效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上层建筑更好发挥治理作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来看，这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伟业。

（一）理念层贯彻保障经济发展先进方向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11]。新发展理念是党在国民经济要实现科学发展的价值旨向上提出的，新时代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这一标准检验和衡量。新发展理念不但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还能实现人民利益的合理分配，充分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撑。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基本经济发展遵循，是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的重要指南。

新发展理念要求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促进生产力多层次的韧性发展;也要处理好各阶层利益的公平有序分配问题，充分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新力;还要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问题，促进中国经济顺利转轨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世界经济领域取得制度性话语权和治理权。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要在“政治三力”1引领下时刻对标新发展理念时刻表，表慢的将指针拨快点，表快的将指针拨慢点，做到经济科学发展不走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生产力革新引领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前者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作用的，后者直接从生产力层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生产力，这是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稳中向好的根源所在，是经济发展的内因。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性的。

经济新常态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引领好经济新常态需要国家培育起现代化的经济治理能力。中国必须把握先机将科学技术内化成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人的价值的充分挖掘和劳动力素质的充分提高归根到底要靠科学合理的经济制度来保证。当前世界进入信息化和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这一生产力加速器已成为各国赖以培养经济新业态更新产业链延伸价值链的武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要求利用好各种新型生产要素，充分发挥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解决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出现的，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创性贡献，是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走出“三期叠加”阵痛的良药、打开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门的钥匙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桥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主线，旨在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培育创新动力，以需求侧和供给侧有机牵引，在适度扩大内需的前提下更新升级供给侧一端，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由较低水平的供需平衡转向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的转变，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均衡。供给侧管理不仅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运用科技和大数据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更新生产工具，从而适应社会分工智能化、数字化和精细化的升级需要，促进生产力实现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生产力的革新和升级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大循环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和鲜活血液，是跨越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期关口从而顺利登上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山峰的根本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则在经济领域为其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E82F25EA-144A-4EFD-8AA1-EE501700E58C

（三）体制层改革营造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内因发挥决定性作用，也需要外因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外部环境的创造主要依靠经济体制层改革来实现。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心在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而深化经济体制层改革的关键则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任务是发挥宏观经济治理价值，在运用宏微观和结构性经济政策促进宏观经济稳中有进、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市场主体公平有序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要素市场化、竞争自由化、法治化和市场绿色化。针对二者单独作用经济领域产生的负外部性和危机风险，互相配合消弭问题挑战，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总之，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成的是一个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充分发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优势的重要现实依托。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推进其成熟定型，从而为新时代经济治理锻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联系的角度看，要充分发挥其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生产关系内部视角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分配、交换和消费则对生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四者都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与市场竞争和价格信号息息相关，社会再生产的其他三个环节也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载体。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有序运转和彼此作用，因此必须畅通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确保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从重要经济制度到基本经济制度的质变，其地位的飞跃标志着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全方位的指导作用，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的各司其职和协调作用直接关系到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对全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治理效果，因此必须将政府和市场作用合理“归位”，构筑合理高效的经济治理体制层。

结语

恩格斯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12]新时代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起着指导性作用，是我们党经济工作的根本制度遵循。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一定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的，不仅能够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能够引领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助于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理，从而为构建起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一定参考借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和经济治理能力提高的源泉，对于下活中国经济棋局具有重要意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新时代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中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概言之，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在其基础上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我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取得话语权的关键依仗，也是当代建立一切自由发展的人的经济联合体的重要基石。

参考文献：

[1]周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与经济学的中国时代[J].社会科学研究，2016（6）：17-22.

[2][4][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2-3、3、3.

[3][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2、35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1-432.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5.

[1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25.

責任编辑：彭银春E82F25EA-144A-4EFD-8AA1-EE501700E58C

猜你喜欢 生产力制度经济 来不及生产力意林(2021年11期)2021-09-10增加就业， 这些“经济”要关注民生周刊(2020年13期)2020-07-04应投资于教育以提升生产力中国房地产·市场版(2017年5期)2017-06-02某些单位的制度杂文选刊(2016年12期)2016-12-09经济全国新书目(2009年24期)2009-07-17论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2期)2004-04-21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反腐败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2004-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