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推崇“孝子”做官的后果孝子

时间：2019-03-17 03:27:24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举孝廉选才，起于汉代止于汉代。发起人就是那个把儒学顶为“国教”、在桎梏国人上雪上加霜的儒生董仲舒。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可见，举孝廉始作俑者，又是此人。
　　“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很合乎汉朝当家人的口味。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这个在战场上扬言与政敌项羽“同分父亲一杯羹”的忤逆之徒，在取得天下后，突然高举“孝”字大旗，做起大孝子来。自此，大汉尽吹孝风。
　　为什么“无父”的刘邦为自己画上了大孝子的脸谱呢？为什么汉朝历代皇帝如此喜欢把“孝”字挂在嘴边？他们提倡的所谓孝，不在其表，而在其里。“孝敬父母”是表，让普天下人都做皇帝的“好子民”才是里子。汉文帝刘恒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孝悌者，天地之大顺也。” 所有人都成了子民顺民，统治者的宝座也就稳定了。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借题发挥，把“孝”字大旗创造性地发展为自己的政改策议。汉武帝“从善如流”，于是纳董建议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从此，大汉便将“孝、廉”作为选拔朝廷官员的德行标准，每年都要在全国进行一次“举孝廉”，全国各郡荐一名孝子、一名廉士进朝入仕。
　　“举孝廉”开始是两个科目：“孝”与“廉”是分开的。即孝子与廉士。后来合称为“孝廉”，是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成为汉代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
　　“推荐―考查―基层任职锻炼”。举孝廉基本上分“三步走”。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予大小不一的官职。
　　“孝”与“廉”，原先在孔子儒教那里，不过是个人修身的道德目标，也就是说，是士大夫或君子应该达到的人格，与仕途无干。但是到了汉武帝的董式儒教时代，当“举孝廉”成为当时社会成员进入官场的主要门径之后，孝敬父母，廉洁自守，一跃而成为可以邀名贾利的手段。对象从目的变为手段，很快就散发出馊败味道。形形色色的“孝廉”开始在强大的“国教”影响下出笼。“士子”们在官方的鼓励下，开始比赛谁更“孝”、更“廉”。“孝”与“廉”成为一种表演。
　　汉代的“孝廉”竞赛，完全可以看作一场连绵不断的演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的“举孝廉”提议，开创了国人表演的先河，从根本上戕害了民族性格，泯灭了民族的才气。
　　从表面来看，以德为先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德这个东西并非是个标准量化之物，是可以伪装的，可以务虚的，所以是靠不住的。事实证明，举孝廉选拔的“人才”鲜有真才，而大多是伪君子。 “举孝廉”虽然突出了孝德，但弊端很大，往往有人为了入仕，既不用功读书，也非真的行孝，被一些冒充孝子的官迷钻了空子。有史以来“伪君子之最”王莽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选拔孝子做官的西汉，却一度被“大孝子”夺取江山――大新皇帝王莽的横空出世，标志了大汉“举孝廉”人才体制的彻底失败。
　　有的道德行为可以靠功利性的鼓励，但道德本质上还是每个人内在的精神追求。仅仅靠功利性刺激，功利性的诱惑力就会覆盖道德追求，导致道德的异化和扭曲，最终成为伪君子的温床。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德育尤其要警惕的。同时遗憾的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德育和道德建设依旧没有突破的问题。与本期《社会需要怎样的道德激励》参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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