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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人邹容的革命往事] 重庆邹容小学

    时间:2019-05-30 03:27:3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对父亲的反叛和对新知的渴求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1885年,邹容出生在临江门附近的夫子池洪家院子的一个富商家庭。
      邹容从小天资聪慧,六岁进私塾,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名著。父亲邹子璠对这个聪明的儿子期望甚高。
      父亲和私塾里的先生将《神童诗》中的“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作为“励志文”,让少年邹容牢记在心。当时正值维新运动高涨,性情刚烈的邹容在熟读经书的同时,维新思想也装满了自己的小脑袋。从10岁开始,邹容就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一方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了爱国主义思想——崇拜明末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对爱国英雄郑成功、张煌言等更是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因为维新思想,邹容开始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同时,他还觉察到清朝统治的腐败,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境深感忧虑。
      后来,邹容还把《神童诗》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都是读书人”。这样的思想自然和父亲所期待的完全相左。对儿子的叛逆,父亲邹子璠相当愤怒,有时甚至拿起长鞭对他进行责罚。
      邹容13岁那年就被父亲逼着和哥哥一起参加巴县(现重庆渝中区)的童子试。邹容对此极为排斥,一路上都十分不高兴。哥哥问他为什么,邹容说:“现在官场如此腐败,我真不想涉足其间,玷污了自己。再说,科举考试规定人人必须做那种束缚人的八股文,太无聊了!”
      赶到考场,从考官那里接过试卷,邹容一看题目,气就来了:“哼,鬼才明白它的意思!”接着,随手把试卷扔到一边,索性连做也不做了。
      这时,有几个考生沉不住气了,壮着胆子提出:试题词意晦涩,不甚了然,请考官予以解释。谁知那考官不但不做解释,反而把这几个考生狠狠挖苦了一番。
      憋了一肚子闷气的邹容再也忍不住了,“呼”地站了起来,与考官“交上了火”:“题目出得不周,为何不能询问?”骄横的考官没想到有人竟敢当众与他顶撞,顿时恼羞成怒,硬说邹容触犯了考规,要差人打他手心二十大板。邹容毫无惧色,指着考官的鼻子吼道:“我得罪的是你,为什么要差人打我!”说罢,愤然离开了考场。 回到家里,免不了遭到父亲的责打。事后,父亲邹子璠更是迫令儿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谁知,有着新思想的邹容一进书院,就“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很快就被开除了学籍。
      之后,邹容跟从外籍教师学习英语和日语,并初步了解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1901年,清政府下诏“变法”,允许各省派学生到日本留学。面对这样一个既可以见世面,又可以学习新知的机会,邹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要争取留学日本的决定。
      邹容留学日本的事,还遭到了思想同样保守的舅父的阻挠。舅父认为,让年少倔强的邹容远离家门,跑到外国去,必将闯出大祸,还会连累父母。为此,邹容竟不顾一切,拿起菜刀要同舅父拼命。最后经母亲等人的调解,他才得以如愿成行。
      邹容留学日本的事可谓是一波三折,中途还被某些顽固分子诬为“聪颖而不端谨”而丢失录取之名。但邹容毫不气馁,怀着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最终自费留日。
      《革命军》:重庆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500余人,思想远较国内活跃,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到了日本,邹容终于能够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尽情地抒发出来,积极投身于留学界火热的革命洪流。
      他参加过与保皇派的论战。每次集会,他必抢先登台演讲,极力主张绝不可对清王朝再抱幻想,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它。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学界,他很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在1903年春节的留学生团拜大会上,邹容依然悲愤地历数清政府的累累罪行,措词尖锐,有理有据,赢得口号如潮,掌声四起,而驻日公使蔡钧就坐在台下。
      留学期间,邹容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史事,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并摘录其中精要,对照祖国落后的现状进行思考。他决心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至此,《革命军》的诞生便拉开了序幕。
      邹容因在日本与学监(清廷派往日本监视留学生的走狗)姚文甫发生冲突,并剪掉了姚学监的发辫,遭到驻日公使蔡钧的攻击。蔡钧以“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向同文馆提索邹容”,迫使邹容不得不在1903年4月返回国内。此时,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还尚未完成。邹容回国后,住进上海爱国学社,结识了学社教师章炳麟,并与章炳麟成为莫逆之交。5月,在章炳麟鼓舞下,邹容完成了《革命军》一书,由柳亚子等爱国学社中人协助,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炳麟为之作序。邹容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写下革命篇章的重庆人。《革命军》很快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发行110余万册,销量居清末革命书刊之冠。
      这部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对当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至此,满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
      章炳麟因此事不幸被捕。邹容是典型的重庆崽儿,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为不让兄长独受牢狱之灾,1903年7月1日,邹容自动投案。7月15日,租界会审公廨组成“额外公堂”,对邹容、章炳麟进行审讯,“罪名”是:“故意污蔑满清皇帝,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 1904年5月21日,会审判定“邹容二年监禁,章炳麟三年监禁,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因狱吏对待“犯人”相当暴虐,加上麦饭粗劣,邹容被折磨致病,于1905年4月3日卒于狱中,年仅20岁。
      邹容短暂的一生,是以推翻满清王朝、革新中华为已任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而他那本被清廷认为是“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的《革命军》一书,更使重庆人能够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重庆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邹容路:
      满是重庆人民的牵挂
      作为家乡的重庆,自是不能忘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者。
      1939年5月3日、4日接连两天,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把重庆城区的繁华街道几乎全部炸毁,居民伤亡六七千人,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场大轰炸中,从大梁子(现新华路)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路口到临江门的5条繁华街道——三王庙、苍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全部被毁。因为这5条街道首尾相接,又是重庆最重要的商业区,后来重建,就尽可能扩宽修直,并将其合并。因此路是重建的,遂取名新生路。1943年12月,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功臣邹容,将新生路改名为邹容路。
      邹容路从渝中区人民公园路口起,由南向北一直延伸到临江门。解放碑就耸立在邹容路和民族路、民权路交汇的街心处。如今,走在这条繁华的步行街上,面对那一幢幢摩天大楼,面对繁荣昌盛的景象,却也不能抹掉我们对这位革命家的无限怀念。而在两路口南区公园内,还有一座邹容烈士纪念碑。从两路口的南区路往下走,在“之”字型公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就是修建于1946年的邹容烈士纪念碑所在地。呈八角形的碑座基石上,镌刻着根据章炳麟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为营建上海邹容墓所撰写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略加修改而成的碑文,落款为“重庆市市长敬立。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如今,公园已改名为“邹容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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