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与安妮·普鲁文学想象】 安妮普鲁船讯

　　摘 要：安妮·普鲁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环境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学革新运动。本文将追溯年鉴学派理论体系的发端与嬗变，发现年鉴思想与普鲁文学想象之间的联系，揭示作品中历史与人、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以及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握普鲁对现实文化思想的塑造，开拓阐释人类生存状态的视角。
　　关键词：安妮·普鲁 法国年鉴学派 总体史 自然景观； 决定论 相关论
　　
　　安妮·普鲁（Annie proulx）是美国当代文坛著名的作家、环境历史学家之一。普鲁一生的文学创作都致力于围绕地方（place）展开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一点已在评论界达成普遍共识。然而，学术界忽略了她在重新挖掘和建构“地方”时，独特的地理观和历史观。虽然在接受采访时普鲁曾明确肯定了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对她的影响，然而这一开创新史学潮流的史学思想体系在普鲁文学创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至今没能吸引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追溯年鉴学派理论体系的发端与嬗变，发现年鉴思想与普鲁文学想象之间的联系，揭示作品中历史与人、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以及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便我们更好地观察普鲁作品的意义。
　　一、“总体”的历史 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新运动。年鉴群体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了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将西方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1929年，史学家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共同创立《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此举被认为是年鉴学派正式开始创建的标志，年鉴学派也由此得名”①。年鉴学派强调“人”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主张历史学由“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②，进而为总体史（total history）张本。年鉴学派的缔造者强调史学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认为历史学是“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③。年鉴学派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注重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考察，宣称历史是“人们面对当前社会现象，必然产生地疑问的解答”④，提倡历史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挖掘历史档案、重构历史（reconstituting），应该以当代社会为出发点，积极对历史事件提出质疑，带着现实中提出的疑问进行研究。
　　年鉴学把普通百姓作为历史的主角，用他们的眼光看待他们在社会变化中的经历，强调历史学是“由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同时也表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行为的一切方面”⑤。普鲁的作品直接体现了这种人与历史的关系。在普鲁笔下，“卷入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人”⑥占据核心地位。她曾说：“我笔下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当代北美，不过所有故事都取决于过去；我非常欣赏叙述三代人故事的作品……经过层层累积，过去变成现在。”⑦ 她认为“对于作家而言，只看到现在而不了解世界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意义”⑧。和年鉴派一样，在普鲁作品中，传统的历史界碑消失，以“伟人”“战争”为主体的政治史降格为小说人物演化的背景，历史的恢宏伟大被普通人生活中的无聊琐细所替代。在小说《明信片》中，普鲁选取见证个人历史碎片的史料——明信片，为读者拼贴“二战”后美国西部的图景漂泊四十年的所见所闻，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于“某位佛蒙特州消防队长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为了骗保，烧毁自家房屋和粮仓的记录”；《手风琴罪案》以一架意大利人制作的绿色键钮手风琴为主线，讲述从19世纪末到1996的一百多年之间，拥有这架琴的八个非美裔家庭在不同时期遭遇的变故。为了撰写这部小说，普鲁“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和研究手风琴和书中人物在那段特定历史时间内的生活背景，以确保琐碎细节的准确性”⑨，普鲁在美国中西部各州广泛游历，为该书的写作搜集大量翔实可靠的写作素材；在《船讯》中，普鲁将1944年出版的、水手绳结之南——《阿什利绳结大全》作为小说的复线（subtext），每一章前面介绍的古老绳结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进而模糊了不同题材的文本之间的界限，与年鉴学派选取史料时的不拘一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记者问及写作之前资料采集的过程时，普鲁回答道：“我翻阅各种工作手册、维修指南、礼仪指导、方言词典、城市攻略、职业名录、地质资料、气候特征、植物入门、地方历史和报纸等等。我探访墓地，参观破旧的轧棉机，拍摄谷仓、农舍和公路。我在酒馆、商店和洗衣房里听人们谈天说地，浏览公告栏，连地上的小纸片也不放过。”⑩
　　普鲁为文学创作进行的前期准备反映了年鉴学派的基本原则，即原始史料的多样性和在地探索（in the field exploration）精神。
　　二、地理的历史 年鉴学派把地理和历史结合起来重新阐述历史，因此在我们论述普鲁地理现象时，年鉴学派地理环境观显得尤为重要。在年鉴学派总体史的建构过程中，维达尔·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nche）） 发起的地理学新流派运动为其创立独特的地理环境观提供首要动力。维达尔运动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最为关注区域持久性特征（permanent feature）的发现，侧重对当前地理景观的研究，主张重新从当前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区域性特征中获取知识。维达尔不赞成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僵化的理论构建，主张地理学家在近距离观察后绘制地理景观。他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遍访法国各地，贴近农民生活、体察乡土民情，寻求不同区域的文化和地方特色。在农村他看到了土地产生的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因此他宣称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农村是更加适合研究的对象。再者，“维达尔以区域特性反驳物质特性”{11}，提出理解与划分疆域的新方法。这一新的地理学范畴超越简单的疆域概念，涵盖区域多样性和地方特点的总和，包括当地饮食习惯、建筑、语言和服饰等等。
　　普鲁非常推崇此类研究方法。她不止一次坦言对城市环境的厌倦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评论界认为在她的作品中，地理景观（landscape）不但已经化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主角”{12}，更是推进小说发展的主要力量。普鲁在接受采访时说：“所有故事都源于地理景观。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从描写当地景观开始，在描写完地方之后，故事才真正开始，因为正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决定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因此小说《老谋深算》的创作来源于作者对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交界处的长条地的热爱，虽然这片贫瘠的土地在大部分美国人眼中“形同鬼蜮，适合养猪，开采石油，拆卸核武器”{13}。普鲁对纽芬兰岛风土人情的热爱点燃《船讯》的灵感，为此她曾十次前往纽芬兰海岸进行实地考察，观察当地的人，听他们说话，深入体会那种独特的气息和氛围。与维达尔一样，在普鲁的作品中，土地是探寻所有生活方式的起点，有时甚至决定其占有者的人格，而他们则与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乡土休戚与共。在《断背山》中，普鲁将杰克和恩尼斯塑造为环境的天然产物，她写道：“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是那里的一部分。”{14}在小说《明信片》中，主人公罗亚尔·布莱德（Loyal Blood）被迫放弃家乡的土地和自家农场，在美国西部浪迹天涯四十多年，失去自然之根的他每天期盼能够重回乡土，直到最后在荒野中孤独地离世。与《明信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船讯》讲述的是主人公认祖归宗、重回故里的故事，奎尔在历经人生的磨难之后，回到父辈们曾经生活过的纽芬兰岛，在故乡的大地上获得重生的救赎和生命的欢悦，进而实现“再次栖居”。
　　普鲁书写非小说作品时秉承的人文科学观与年鉴学派扩大史料范围的做法不尽相同。为地处怀俄明州的红色沙漠（Red Desert）撰写历史之前，她收集了大量有关当地昆虫、野牛、水文学、地质学、考古学、大型牧场、外来移民、印第安人帐篷和乌托邦式殖民地等方面的史料。同样，她使用的资料都来自于她对地方的实地考察和近距离观察。虽然同时期的有些作家认为“作家个人经历是界定作品好坏的标准，其重要性无可替代。然而普鲁有意选择‘创造’必要条件来获取她的个人经历”{15}。普鲁为作品中虚构的地方取名时的谨慎态度，也让我们联想到维达尔学派的地理学家们对地名研究领域的浓厚兴趣，在其撰写的分析地名由来的文章中，吕西安·葛里欧时（Lucien Gallios）详细对比了同样一个地方在民间和政府资料中的不同称谓。无独有偶，普鲁认为“通常，地名承载一个地方的历史，不仅暗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且表现老百姓对这个地方的想法和看法”{16}。例如在同名短篇小说《断背山》中，被杰克和恩尼斯视为伊甸园的“断背山”就蕴含多重含义。这个地名既让读者联想到美国西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和那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也让他们不禁想象主人公们在面对世俗目光时不得不弯腰屈膝的姿态，进而理解普鲁如此命名此山的良苦用心，也就是说，如果杰克和恩尼斯胆敢离经叛道的话，他们终将会在传统卫道士面前屈服。在《手风琴罪案》第一章“山羊腺体手术”中，三个德国人为合力复兴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取了德文名字“兽爪”，然而“当他们把名字呈上郡政府时，写下的名字却是普兰克镇（与恶作剧同音）”{17}。这件事揭示了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真实的命运。当小镇的名字由“兽爪”变成“恶作剧”时，普鲁暗示读者悲凉凄怆的命运将会把三个人的生活拖入泥潭，把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还原为“外来民族在美国社会中求取生存的血泪之路”{18}。
　　三、人与地方 在普鲁每一部文学作品中，年鉴学派第二代学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维达尔的或然论（possiblism）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呈现出不同形式。她宣称“当地地理特征、地质构造、气候类型、天气特点、历史和刚刚发生的事件共同塑造小说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命运”{19}，在她笔下，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是每个主人公在生活中都无法逃离的事实。《明信片》的故事从罗亚尔·布拉德杀死未婚妻之时展开，在他为了逃避惩罚决定抛弃乡土的那一刻起，罗亚尔未来的命运就注定了万劫不复；同样，《船讯》看似幸福的结局让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中年男人步入婚姻殿堂的决心之下，掩藏着不堪回首的情感经历。虽然普鲁在作品中时常流露这类历史决定论思想，然而她笔下的人物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塑造，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周围的自然环境，因此“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土地改变我们，我们也改变土地”。其中罗亚尔对家里农场的回忆一段是普鲁作品中人地关系描写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体现了维达尔相关论思想的精华。
　　他（罗亚尔）流的血，拉的屎尿、射出的精子，流下的眼泪，掉落的头发，呕吐的污秽，脱落的皮屑，换下的乳牙，剪掉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他体内所有腌臜之物都排泄在这片土地之上，化为它的一部分。他的双手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形状，给田间小路旁的深水渠筑了坝，水渠也是他挖的，平整的田野是他本人留在大地上的回音，因为农活干完的时候，农夫对未来的期待和付出的力气依然留在地里。空气中包含着他的气息。他猎杀的鹿，抓到的狐狸，他的想法和许下的承诺决定了这些小动物的命运，它们存在与否取决于他的意志。{20}
　　罗亚尔坚信他能够把大地变成自我的延伸，进而用改变环境的决心弱化了小说中隐含的环境决定论思想。文中“腌臜之物”一词，为罗亚尔离开之后农场的衰败埋下伏笔，也暗指人体通过新陈代谢，拼命抵抗命运的重压、克服环境的不利因素。从文体学角度讲，这段文字选取带有五音步抑扬格和压头韵的词汇，使罗亚尔的所作所为读起来没有那么粗鄙，反而以赞美诗的形式歌颂人类在土地上的辛苦劳作。罗亚尔在漂泊了大半个西部之后，也没能找到对土地如此的眷恋。
　　在布罗代尔地理环境观中，植物作为人类不能控制的自然之力，是决定人地关系的重要因素。普鲁笔下反复出现的“杂草”意向就是她将这一主题变形处理的结果。在《明信片》中，马利筋草、金鸡菊草、杂草和风滚草随处可见，这些杂草代表人类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大地所蕴含的活力。
　　于是，个人时间的渺小与自然时间的浩瀚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梅尔奈尔妄想追问生命与死亡的深层含义。她在心里想着，它最终会到哪里去呢？想象着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经血和伤口淌出的血凝在一起，在地上汇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黏稠的湖。她向前面的一大片金鸡菊花冲过去，揪下几个花冠，然后一把将它们从地上连根拔起，把那些曾经在风中摇曳低垂的花茎团在手里，接着一把抛向空中，等它们落在地上后，又踏上去几脚，花根散落一地。这些残花败叶静静地在风中飘零，随着微风，又落回到起伏的金鸡菊花丛中。{21}
　　梅尔奈尔和金鸡菊花正是普鲁笔下人地关系的写照。通过这一暗喻，普鲁表达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关注——静默的自然倒映着默默忍受苦难的人，人和其他受伤的物种交织在一起，迷失了自我。普鲁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在《手风琴罪案》中得以缓和，在这部小说里，杂草象征美国移民身上的勃勃生机，他们仿佛美洲大陆漫山遍野的原上之草，在那里顽强地生根发芽，盘根错节。由此可见，虽然在小说结尾处，绿色手风琴被“扔到了一片破屋林立、杂草丛生的荒地上”{22}，这架琴象征的永不服输的精神却依然屹立不倒。在这部小说中，偶发事件作为平衡决定论思想的因素频繁出现。普鲁创造性地将小说中通过括号提供给读者的、导致相关人物境遇急转直下的偶发事件链接成超文本，阐释在美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中，外来民族被边缘化的状态和他们不懈抗争之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她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地理决定论者，相信区域的自然景观、气候和其地形特征决定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工作分类”{23}，不过她清楚地认识到，在人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偶然性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反复强调：“偶发事件随时影响人物命运，我通常以自然环境中发生的、不断变幻的情况为视角观察世界。”
　　从细致入微地观察并书写普通人的“微小”历史，到把地理景观作为小说的主角进行翔实，从强调历史地理是决定人类文化的要素，到凸现偶发事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普鲁作品带领读者“以有利的视角直面人类生存状态，进而看到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伫立在纷繁芜杂的当代社会当中”。她作品浓缩了年鉴学派思想之精华，放弃“宏大叙事”，刻画生活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渺小个体，记录他们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微小”历史，感怀正史无法也不懈于描摹的辛酸之感和悲悯之情。理清普鲁作品与法国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普鲁作品中历史与人物的命运的关联，把握其对现实文化思想的塑造，发现决定论历史观和相关论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同时纠正对其作品中去人性化过程描写的诟病。在仔细研读她的作品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普鲁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决定论者，然而她对人类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不懈努力地描写，对平凡人生细致入微地刻画，都证明了她深沉的人文主义情怀。
　　
　　① 王宇博、唐炎宝：《法国年鉴学派评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25页。
　　②⑤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5页。
　　③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 —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④ Lucien Febvre， 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lin， 1953， p.34.
　　⑥⑦⑩{23} Annie Proulx， Interview with Annie Proulx， in The Missouri Review. Volume XXII， 1999， pp. 2-5.
　　⑧{16} Annie Proulx， The Dangerous Ground， in Regionalism and Humanity. Nebraska： Nebrask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6.
　　⑨{18} 曾真：《手风琴罪案》（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8—554页。
　　{11}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2} Brian Rosenberg，Mary Lee Settle’s Beulah Quintet： The Price of Freedom.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4.
　　{13} 安妮·普鲁：《老谋深算》，方伯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4} 安妮·普鲁：《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 宋瑛堂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15}{19} Durrans，Stephanie，The Influence of Annale School on Annie Proulx’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i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Annie Proulx.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2009， pp13-15.
　　{17}{22} 安妮·普鲁：《手风琴罪案》，曾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21} Annie Proulx.，Postcard， New York： Scribner， 1992， pp. 91-92， p.238.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