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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中国利率市场化重要一步　　6月7日中国央行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但比降息更引人注目的是央行允许存款利率上限调整至基准利率的1.1倍。此前“铁板一块”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终于被打破。此举被视为我国利率市场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后几日，各大银行机构纷纷调整存款利率。14日中信、民生两家银行将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3.5%调整为3.575%；15日光大银行也做出调整。
　　存款利率上限的突破，将考验金融机构防范风险能力，长期以来银行业依靠高利差的生存方式将到头。可预计，未来各家银行存款利率出现较大分化，进而加剧各家银行之间的存款争夺战。
　　 点评
　　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的放开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近几年来，银行间市场的各种融资性工具发展迅速，贷款利率市场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贷款利率下限发挥的实际作用已经不是非常明显。这意味着，对中国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而言，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即取消存款上限限制)将是其核心内容。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即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一定在未来5年中实现。对中国来说，过去的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功，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应该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没有必要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就这点来看，进一步培育、完善金融市场，鼓励(存款替代类)金融产品创新，同时进一步推动微观经济主体(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体制改革和治理机制完善，才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曾刚
　　企业境内外汇贷款可用作境外放款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企业境内外汇贷款可用作境外放款，不过在总体额度上还将有所控制。新规于7月1日起实施。
　　通知同时还简化了境外放款外汇管理，以及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回管理。同时个人可作为共同担保人，为企业境外融资提供对外担保。
　　这些措施是继多家部委发布“新36条实施细则”之后的又一帮助“走出去”企业在境外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措施。此前，境内企业仅被允许在一定限额内使用自有外汇资金、人民币购汇资金以及经外汇局核准的外币资金池资金向借款人进行境外放款。
　　保障性住房免征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介绍，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以及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的廉租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开发商在经济适用住房、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套建造廉租住房，在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套建造经济适用住房，如能提供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按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开发商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公募基金可投私募债
　　证监会日前向基金公司及托管行下发文件显示，公募基金将可以投资私募债产品。此次下发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显示，现有基金拟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还需履行一定测程序，在合同中要明确对投资私募债的信息披露、策略、比例、估值等信息。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新基金须在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短期来看，能参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公募基金仍有限，同时中小企业私募债容量也有限，对基金影响也不大。从长期来看，这项措施可增加纯债基金收益，迫使债券基金告别以打新为主的投资方式。
　　趋势
　　林毅夫：长期增长的出路
　　6月18日，刚刚从世行卸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回到北大，首次接受专访时选择了新华社，并于其后做了报告。“中国的后发潜力仍然很大，”林毅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通过充分汲取“新结构经济学”所归纳的经验教训，“不断发掘潜在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长期增长。”
　　林毅夫对当前全球性衰退给出了诊断：在主权债务危机下，欧元区需要利用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有利条件，以货币手段为突破口进行结构改革；复苏缓慢的美国和日本也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开拓新的富有竞争力的增长点；而世界经济需要在20国集团领导下，推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启动全球需求。
　　而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放缓风险，林毅夫认为症结在于外需乏力和内部失衡。对此，政府需要启动新一轮刺激计划。与上期以宽松货币和信贷政策不同，此轮应等多依靠财政政策。中国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改善有巨大的投资潜力，而充足的储蓄和财政投资实力，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都是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维持增长的优势。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与台湾1975年水平，”林毅夫通过研究发现，“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都维持了20年8%左右的增长”
　　 点评
　　要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适应和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人才和理论储备是关键。“新结构经济学”有可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巫和懋）
　　发展思潮的1.0版本的代表就是苏联模式，2.0版本即“华盛顿共识”，3.0版本“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思想贡献。（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
　　很多大型项目涉及综合论证，本是百年大计，不能仅仅成为反周期的工具，刺激政策应该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北京大学教授 宋国青）
　　中国融入全球性并购市场
　　近日，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并购全球峰会在京召开，峰会议题为“中国资本，助世界增长”，这似乎正预示着中国在全球并购市场中日趋重要的地位。
　　在未来十年内，来自中国的投资将很可能成为拉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全球并购、收购市场的重要驱动力，这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并提升并购过程中的议价能力。
　　当前的中国海外投资呈现独特性、选择性和灵活性三个特点，体现为政府干预、能源矿产优先、有区别对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并购活动正在从金融业向商业服务业转移，在欧洲以技术为目标，而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则是针对石油、天然气以及铜、铁、铅、锌等战略资源。 　　对于海外并购市场，除了获得中国资金注入的直接好处外，其同时也面临着国家利益、敏感核心技术以及资源能源安全等风险，可能通过各种措施增加中方谈判难度。（智库支持：美国兰德公司）
　　美国就业复苏乏力的根源
　　在美国政界，失业率总是两党政治的焦点，当前美国大选交锋的核心之一就是就业。
　　近日，首任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海迪?瑞迪科女士在京表示，美国此轮失业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在于住房信贷，深层次原因在于劳动力供需矛盾。从2007年开始，美国房地产开始逐步崩溃，进而影响到建筑业和相关产业，生产骤降，大量企业裁员。
　　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与劳动者的技能有很大关系，低技能人群在金融危机后成为主要的裁员对象。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率高达13%；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失业率只有4%，两者相差几乎两倍。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失业后，无力再承担购买房屋的贷款，加剧了住房市场的崩溃。
　　理论上，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通过各类教育和培训让劳动力尽快适应企业的需求，但这需要看美国国会的政治意愿，尽管失业率在大选年备受关注，但在若干年内恐怕难以解决。（智库支持：安邦咨询）
　　油价波动的长期影响有限
　　事实表明，21世纪的高油价并没有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强的负面影响：石油产品密集度下降，当前发达国家生产的石油化工产品仅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半，而新兴经济体的石化产品产量在最近的二十年间也大幅减少；高油价来源于新兴经济体，而不是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供给方；石油出口国赚取的巨额石油利润回流至国际市场，确保了全球经济的低利率和高投资；改善的央行体系对此也有帮助，各国央行运作的不断改进，已经使得其有能力应对油价波动带来冲击。
　　IMF分析师约尔格?德克雷森认为，世界经济已对高油价增强了适应能力，这将使得部分人对国际油价会进一步上涨表示乐观。例如，一旦伊朗爆发战争，其石油工业遭到摧毁或打击，这可能会导致国际油价上涨20%-30%，但是其影响很可能被世界经济消化，而不会带来巨大波动。但是，如果这种影响同时伴随着金融动荡和信心丧失，影响则有可能扩大化。（智库支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风险
　　现行生育政策警钟已鸣
　　2010年我国真实生育率约为每对夫妇1.6个孩子，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阶段。人口老龄化的日本经历了长期经济衰退；低生育率、劳动力短缺的欧洲经历了债务危机，这都为现行生育政策敲响了警钟。近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人口经济论坛上，曾毅教授等诸多领域专家就现行政策提出了反思建议。
　　研究业已证实，当前全球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对人口爆炸的担心（粮食和资源的缺乏）已经成为历史。过去五十年间，全世界人口增长幅度超过1倍，但是世界粮食产量超过3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了50%以上。剔除粮食价格上涨因素后，目前实际大宗商品价格仅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0%左右。在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时候，全世界商品价格并没有失控，资源短缺的情况也并不显著。
　　此外，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不断变化，对子女数量的追求转向了对子女质量的追求。东亚国家经验已表明，鼓励生育政策影响可能远小于控制生育政策。因而，我国无需过分担忧放开现行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激增。
　　曾毅建议，为了避免生育政策普遍无条件放开可能造成的生育堆积，政府需要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二孩政策放宽起始年龄。然后，每隔一年允许生二孩的底线年龄下降1-2岁，在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的妇女都允许生二孩的软着陆。
　　“二孩加晚育”，人口增长实现软着陆之后，新增婴儿可扩大内需市场，而当其步入劳动年龄时，也可减轻2030年后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劳动力快速减少的“人口负债”压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供稿：本刊特约观察员 余静文博士）
　　点评
　　“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口政策需要前瞻性，长期上人口控制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现行生育政策需要尽快完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佩云）
　　“我国正面临着人口数量增长趋稳与结构失衡扩大的矛盾，如何在调控总量的过程中优化结构，将是未来人口政策的挑战。”（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刘应杰）
　　“各国生育政策调整较生育水平变化均有滞后，但中国尤甚。与周围国家相比，中国生育政策调整至少滞后10年。”（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 王丰）
　　“市场已经日益起到调节生育意愿的作用，高昂的抚育成本使得许多人的生育意愿下降，当前需要的是自愿而非强制的政策措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湛中乐）
　　油价短暂回落后仍将上涨
　　近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国家发改委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各地出租车市场也相应降低燃油附加费，业内专家预测7月国内成品油价将迎来“三连跌”。然而，美国能源分析师杰米?韦伯斯特认为，虽然国际油价近期有所回落，但是不久后仍将继续上升。
　　在四月份油价扭转上升趋势前，中东的经济制裁和战争风险对石油供给造成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油价上涨背后的主要原因。石油产量供过于求、伊核问题可能出现曙光、全球经济疲软，三者综合作用造成了当前国际油价 的下跌局面。
　　韦伯斯特预测，国际油价不太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石油出口国的油价上涨目标和亚洲股票市场旺盛的需求，将使得国际油价在短暂回落后上涨，维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智库支持：美国能源咨询顾问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中国距“全民医保”路还长
　　医改三年来，尽管大多数国人都可以得到某些医疗服务保障，但是距“全民医保”目标仍有很大距离。广度上，由于重复参保现象严重，实际医疗保险覆盖率远远不足报道的95%；深度上，当前保障范围十分有限，新农合的人均筹资标准不足300元，与国际上所定义的“保险”相差甚远；高度上，实际报销比例并不高。 　　“全民医保”是指全民保障，给每一个老百姓提供一个基本保障。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筹资体系，医疗体系的着力点应该在医疗服务方，也就是医疗机构。它应以公立医疗服务体系为主导，多元办医为补充的服务体系。在公立医院这个平台上，将基本医疗服务全民均等化。
　　医改的关键在于公立医疗改革，而公立医院的症结在于医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医生激励机制的缺失将使得医保资金变为无底洞。“只要公立医院还是趋利的，多少钱投进去都是不够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玲）
　　影子银行会成为另一个次债？
　　最近几年中国的“影子银行”（即信托融资业务）快速发展，在住房价格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向公众销售理财产品的信托融资，以及由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委托贷款两种融资方式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
　　在短期内，这些并不代表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可能不会看到由资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和资产被迫抛售的恶性循环。当然如果伴随着经济硬着陆和住房价格的深度调整，则金融风险必然会转向系统性。（巴克莱资本亚洲部首席经济师 黄益平）
　　
　　人物
　　金融反腐风暴愈刮愈烈
　　昔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自5月底农行副行长杨琨被带走之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6月11日发布公告称，中国邮储银行首任行长陶礼明因涉嫌非法集资、高息违规放贷、收受贿赂而被“双规”，这离邮储银行转制为股份公司才不到半年时间。而在农行、邮储银行相继被确认高管被带走后，烟台银行也传出将于2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商议免去董事长庄永辉、副行长李永平董事职务等议案。今年年初，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就曾因非法取走高达4.36亿元的银行库存承兑汇票，而被警方抓获。
　　今年来，银行落马高管数量剧增，说明银行业的垄断土壤里，滋长了越来越多以权谋私的贪念，完善银行业监管机制是我国金融行业改革的当务之急。“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全球金融危机之时遭遇风险事件，银行业莫怪霉运缠身，更要反思为何不在晴天未雨绸缪。
　　朱立南
　　他曾将联想和神州数码成功分拆；他以3500万美元创建君联资本，带领没有投资经验的联想步步为营。他就是联想控股新任总裁——朱立南。6月18日，联想控股宣布，柳传志辞去联想控股总裁，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命原常务副总裁、执行委员会成员朱立南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对于联想控股的上市问题，朱立南自信地表示，他的压力并不在于联想控股能否在2016年之前上市，而是带领联想控股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上市。
　　马克?史华兹
　　高盛集团6月12日宣布，马克?史华兹将重返高盛担任集团副董事长兼亚太区董事长。他将被派驻北京。高盛新闻公报说，此举显示了中国以及亚太区对高盛整体业务的重要性。史华兹则表示，他对重返高盛很兴奋，特别是能再度回到亚洲生活与工作。亚太区内有全球最活跃及最重要的数个经济体，他将带领高盛在服务客户多元化的需求方面不断努力。2006年开始，史华兹一直担任MissionPoint资本公司董事长。此前他还曾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林春平
　　“收购这家小银行也是玩玩而已”，半年前，温州商人林春平豪言“收购大西洋银行”。他曾说，他对中国银行非常了解，人们把他当成了拯救温州金融的大英雄。
　　现在，收购一事已被证明只是一出闹剧。林春平的美国新汇丰联邦财团在特拉华州没有金融牌照，没有从业资格，并且特拉华州也没有大西洋银行。
　　6月11日，林春平等7人涉嫌虚开数亿元增值税发票犯罪被警方抓获。一位温州商人在提到他时说，对于温州，“林春平”3个字，不过是一出黑色幽默。
　　兰奇
　　台湾PC厂商宏碁6月17日透露，于去年4月份离职的公司前总裁兼CEO兰奇的离职退休金约为12.84亿元新台币(约合4281万美元) ，其中包含预告工资、离职金与竞业禁止对价补偿。这也创下了全球PC企业高管离职补偿的最高纪录。
　　兰奇自去年4月离开宏碁之后，9月以顾问身份加盟联想。今年2月，宏碁集团宣布，在意大利起诉兰奇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但该案件至今没有进展。
　　联想却在今年将兰奇“扶正”，想借助他之前的人脉发力欧洲业务。此次宏碁真可谓人财两空。
　　刘洋
　　1963年6月16日，世界第一位女航天员、27岁的前苏联人捷列什科娃，驾驶“东方”6号飞船升空。
　　时隔49年之后，浩瀚的太空中迎来了一抹中国女性的身影。航天员景海鹏、刘旺以及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于6月15日驾驶神舟九号飞赴太空，完成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意见
　　主要国家在欧元区问题上分歧犹存
　　持续了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结束后，与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欧洲各国迅速整合银行业系统，以平息目前的金融动荡。
　　当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正在冲击西班牙经济，并有可能波及全球。但是此次会议却没有进一步加快金融整合进程，比如在整个欧元区为银行存款进行担保。欧洲领导人将再次举行会议，对解决危机的路线图进行讨论。
　　这一路线图的制定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它的实施则可能花上好几年。G20领导人显然已经意识到，欧元区的恐慌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
　　但是由于关键国家的政治力量不愿采取更快速的行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无计可施。G20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总产值的85%。
　　在墨西哥海滨度假胜地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由于欧洲之外的许多领导人要求采取更快速的行动，一些欧元区领导人采取了防御的姿态，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正在为克服欧元区长期结构性问题而采取紧急行动。这些分歧暴露出此次G20峰会进退两难的局面。但是，欧洲领导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行动表示欢迎。欧元区官员去年末开始努力促成IMF增资，希望IMF能够帮助控制欧元区危机的蔓延。 　　（摘译自美国《华尔街日报》）
　　仍在磨合的联盟
　　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两个经济和军事“巨人”之间的峰会，对其他地区应该具有深刻的地缘战略含义。但在实际状况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之行与其说标志着两国间政治合作的进展，还不如说是一场外交秀。
　　两国之间显然有着较大的空间来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很多领域，两国间都存在着利益上的重合：他们都需要抗衡美国；共同对抗在叙利亚流血冲突等问题上西方的公共舆论；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而中国能源需求巨大。
　　然而，到目前为止，尽管拥有共同利益，但中俄双方仍然互相猜忌。没错，中俄同为创建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很可能会非常重要。但从现在来看，两国之间的分歧甚至阻碍了一些看起来明智的商业项目的实施，包括一条计划已久的从俄罗斯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事实上，在建立互信以达成更坚定的合作方面，两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两个国家都知道，客观利益决定了两国间必须合作。难的是，如何克服双方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以促成必要的合作。
　　（摘译自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改革国企前开放资本账户有风险？
　　时机又要来临了？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减轻了对资本外流的担忧。此外，过多资本流入也已缓解。事实上，过去的一年里人民币币值数次面临下行压力。监管机构放宽了对合格的中国投资者在境外投资的限制。央行也略微放松了对汇率的控制。
　　中国对外国资本没有显而易见的需求：它自身的储蓄满足投资需求绰绰有余。外部放松管制可能促使国内金融改革加快步伐。如果资本可以更自由地跨国流动，当局将很难把利率维持在人为的低点，除非做好了让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的准备。
　　有人说，中国迅速开放资本账户可以一举多得。由于欧洲的金融动荡和美国的审慎态度，中国投资者可以以低价收购外国公司。中国也可以利用世界对美元的幻灭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全球兑换手段。布鲁金斯学会的普拉萨德把这种做法称为“特洛伊木马”战略——在荷马的故事中，这匹木马诱使特洛伊人打开了大门。但这样有一些风险。如果中国在改革国有企业之前开放资本账户，外国信贷可能会助长其国企的投资饥渴。开放的边界也会使它更难以控制国内银行业危机。
　　（摘译自英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专题报道）
　　高考并非一切
　　6月初，中国有逾900万学生参加紧张的高考。期间，各地的建筑工地都将安静下来。警察将为家长和学生疏导交通。数百万学生将开始一起奋笔急书，参加一场令很多人惧怕了多年的高考。高考对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是头等大事。然而，商务中心租赁商Regus进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过于强调进入顶尖学府的做法可能成效不大。据这项调查显示，受访的中国大陆公司中只有9%的公司将教育背景作为招聘员工最主要的标准。而近30%的受访公司将实际经验作为评价应聘者的主要标准。
　　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安瑞雅的Sidney Yuen说，现如今，对名校学位等传统价值的态度开始逐渐转为对个人水平的看重，包括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有21%的中国内地雇主称，它们招聘的关键标准包括求职者的性格和外语技能。来自香港科技企业的老板Yen认为，求职者的实践技能最重要，其次是性格。他说，我们希望员工有积极的态度，这是不得不考虑的。在教育方面，他说重要的是求职者要有一个开阔的世界观，即他们不能仅着迷于自己本专业的那点东西，而对其它方面无知无觉。
　　（摘译自《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