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事与当下小说的村庄呈现 叙事作文300字

　　人的存在离不开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没有时间和空间，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淮南子·齐俗训》解释宇宙一词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是时间的无始无终和空间的无边无际。人活在有限的时间里，同时也活动在有限的空间中，人的衣食住行、思想情感、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等都需要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下展开。人所感受到的时间和空间并不一致，它们会因为族群的不同，地域的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甚至季节的不同、心境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的理解，离不开对他们所处时间和空间形态的了解和分析。中国的村庄文化具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有自己特殊的时空感知方式。
　　村庄时间周而复始缓缓流动，村庄空间层层叠叠分割细致。分割空间就是确定边界，村庄最显著的空间，就是用院墙围起来的院落，院子里是各种家庭的，家族的，生产的，办公的空间，而每个大的空间内部还可以确定边界，划分出各种次级空间，如私人院落里的卧室、客厅、厨房、猪圈、茅房、天井等。空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有的空间具有神圣性，比如祠堂；有的空间具有权威性，比如村委会；有的空间具有神秘性，比如墓地。村庄无论大小，都有着密集的边界，都被划分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空间来。村民的生活就是在各个空间中的移动。
　　村庄之外是他们的田野，田野也是存在边界的。
　　乡土文学面对这样的村庄，面对由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的村庄生活，面对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村庄事件，面对由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表达呢?
　　“要是春天，你的车上拉着粪土，粪土里会有无数只屎壳郎爬出来，从低处往高处推粪球，好不容易推上去，一个闪失又滑下来，它们不遗余力的样子让我看了总想捧腹大笑；要是夏天，你的车上拉一些青草，一只投机取巧的螳螂藏进草堆，以为来到一个新的高度，会实现它吃蝉的野心，谁知悄无声从草缝里钻出，刚冲树上鸣叫的蝉伸胳膊弄腿，就被我用草棍袭击了后背，豆绿色的小腿打战的样子，让你心疼得恨不能把自己变成蝉。要是在秋天，马车上拉上稻草，稻草里没有任何虫子，一只偌大的菜豆象也就现了原型，我躺在密扎扎的稻草堆里，看着日光的光线从稻草的缝隙里流下来，流到眼前的土道上，流到周边的野地里，那光线把土道和野地分成五光十色的一星一星，吉祥和安泰躲在星光后面，变幻的颜色简直让人心花怒放。”(《吉宽的马车》)
　　这也是村庄里的空间，但它只属于那些对大自然和其他生命满怀兴趣和好奇的人，属于慢得下来，静得下来，与自然万物保持一种特殊关系的人。这样的空间存在于每一个村庄，但你如果不是抛却了生活中的种种焦虑和烦恼，如果不是忘掉了还有喧哗骚动着的另一个世界，如果不是慢下来，静下来，那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发现和感受得到的。
　　对一般人来说，这样自然属性的空间是村庄的隐秘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它是不被人注意或者被越来越浮躁的生活所遮蔽了的。
　　村庄日益喧嚣的生活中，已经有那么多空间吸引人们的注意了。比如房子，孙惠芬在《上塘书》中细致地刻写了房子的“政治”，房子在这里反映着村庄社会结构、村庄伦理以及村庄的世道人心，房子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当然，上塘还有其他各种空间，比如神秘的高丽井，比如荒凉的坟地，比如豆腐坊，比如小学校，但作者着墨最多的还是房子以及与房子密切相关的院子。
　　“上塘的腰带上，有三条街：前街，中街，后街。街与街的间距，不过三十米。跟井下一百年的距离差不多。”村庄密集的房屋，使村庄人群私密的生活很容易变成公共生活。
　　“所谓街，是由房子派生的，先有房子，才形成了街。上塘的房子，新旧差别很大，分老、中、青三代。老的，大都在前街。房子老，跟人老是不一样的。人老了，要掉牙、秃顶、腰杆佝偻，而上塘的老房子，不但不掉牙，不秃顶，不腰杆佝偻，反而比新房还要气派，有威严。当然那气派，也是旧有的气派，威严，也是过了时的威严……房子造得气派，但毕竟年深日久，外表旧得不能再旧，瓦楞上长着一簇簇青草，墙壁上沉积着黄一块紫一块的斑痕，让人看了沉闷、压抑，心里不免也要长出青草，再加上厢房已无人居住，门口的门边另档起了牲畜圈，牛马粪味不绝如缕，年轻人呆久了，心里不光长出青草，长出大树也说不定。”
　　前街的老房子是村庄某段历史的见证，经历了村庄在大时代中的风云变幻，现在它昭示的是村庄长者的威仪，充分体现着长者为尊的村庄伦理。“晚于老房子的，当然是中街，它们是前街的后代，前街的儿子，比老房年轻三四十岁。它们的出现，大都因为父母在老房里生养了一堆儿女，到儿女长大，老房子住不开，需要向外扩张，就把房子盖到后边……生养儿女的，本是父母，向外扩张的，却要儿女自己。因为他们的父母生养太多，实在没有能力管了……赤条条从父母那里滚出来，身无分文，又没像老辈人那样赶上土改，凭空就能分得雕花瓦房，要平地盖起房子，实在是难上加难。东凑西借，把媳妇结婚的彩礼搭进去，好容易凑足一点钱，房子也就盖得很不讲究，稻草苫顶，黄泥打墙，虽然才只有二十几年，却早已是墙壁斑驳，屋笆塌顶了。”关于中街房子的描述，透露出穷困年代前街子一辈仓促自立的窘迫。
　　“在上塘，最好的房子，要算后街了，它们多建于九十年代末期。你绝不要以为，中街是前街的儿子，后街就一定是前街的孙子，不一定的。他们中有的，就是那些被父母赤条条撵出来，虽是无力却必须独自支撑世界，在中街盖了个泥巴房的主。他们从把房子盖起来那天起，就在心里发狠，等什么时候行了，一定盖一幢阔气的房子。他们这么发狠，并不知道自个到底什么时候就能行了，只不过是一时赌气，就像一个软弱的孩子被别人打翻在地，爬起来指着对方说，你等着，等俺长大再……当真长大，早把发下的狠忘得一干二净了。”
　　后街是村庄的新贵，它们是走出村庄这个狭小空间，到外面大的空间闯荡过的人建的。这些人不仅辛辛苦苦挣来了盖房子的钱，他们也带回了外面那个空间的生活方式。作者说：“后街的房子，是阔气的，他们的阔气，不只体现在雨顺比老房宽一米五，举架比旧房高一米三上，更重要的，还是里边的格局。”“这些建房的新人类，因为大都在外面当过民工，给城里人盖过楼，搞过装修，了解到那些不同于上塘房子的新格局，就把这样的格局也搬到上塘来。进门也有厨房，尽管厨房里安的是大锅，不像城里厨房一律煤气灶，但锅台又宽又大，台面一水儿瓷砖，不像老式灶台石灰磨面，又窄又小；厨房里边，也有餐厅，尽管与客厅合为一体，圆桌、木椅、沙发、电视都聚集在一个屋子，不像城里餐厅是独立的，但终归是功能齐全，不像老式房子吃饭做饭混为一谈，饭碗里常常落下一挂灰尘；餐厅客厅后边，也有储藏室和衣帽间，尽管里边放进一些破烂，有时甚至还要放进地瓜土豆，不像城里储藏室衣帽间那么干净，但终归衣服再也不用常年压在木柜里了，要穿时，伸手就可拿到，终归冬天里， 人不必跟那地瓜土豆一起滚在炕上；厨房里边，也有卧室，尽管也还是火炕，不像城里那样家家是床，但终归老人和年轻人分开了，大人和孩子分开来了，各有各的房间，再也不用老少好几辈挤一块，做女儿的，再也不用眼见得胸脯鼓了起来，却还要和爷爷爸爸住在一起。总之，上塘后街的新房，除了没有卫生间，凡是城里有的，他们都有。”
　　这些在城市那个大空间里当过民工的人，他们比那些常年在村庄这个空间中生活的村庄人群多了见识，他们将城市里住房格局模拟到故乡村庄这个空间，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这种阔气的新式格局的房屋空间却改变了村庄原有的空间气质，一种异质的，新鲜的，属于城市的东西介入到了村庄。
　　上塘的前街、中街和后街，它们这种空间排列本身已经颇富意味了。历史的，社会的，人情的，各种意味弥漫在这旧、破、新的三代房子间。
　　村庄老人与子女的关系也因为这“黑瞎瞎的小屋”与“亮堂堂的大房子”的反差，而得到了在新的角度里呈现。当那些当初狠心把儿子一家撵出去的父母经历了从自家前街老房子“黑瞎瞎的小屋”到儿子后街“亮堂堂的大房子”，然后再回到前街“黑瞎瞎的小屋”这一过程后，心里免不了一阵折腾，但最后他们总会想开的，他们的所谓想开，只不过是挑新房子的毛病，寻老房子的好，这样心理就平衡了。村庄老人复杂的心理在房子面前得到了充分地呈现：“那些先前经不住亲情迷惑，到儿子家住了几天的母亲，回来过不了几天，也就彻底想开了。她想开了，不是还听儿子的迷惑，还去带着挑剔的眼光、批判的眼光，不是。去是坚决不去的，所谓想开了，是说逢年过节，也和新房子一样张灯结彩，你家贴对联，我也贴对联，你家贴福字，我也贴福字，你家对联上写生福发财地，吉祥如意门，我家也写生福发财地吉祥如意门，反正不管新房老房，都占着地，都有门，反正个人有个人的福，个人有个人的吉祥。至于是否能发财，那得看天意。人老了，没什么气象了，要发财难上加难，求财，也是为儿女求，求儿女发了财，都盖大房子。本来想开了，是因为大房子空才想开了，觉得乡下房子，还是满一些好，可是一旦想开了，从头过起了日子，年头月尽求财祈福，想的还是大房子。似乎空，也算不得什么，似乎空，也是一种有，要不，怎么看了房子就害了一场病呢?”
　　正如作者所写：“上塘人对于房子的感受，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就像是葫芦里搅了茄子，分不出青红皂白；就像是水塘里沤过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说到底，上塘人还是太要强了，太讲体面了，当一颗要强的心得不到满足，患得患失就成了葫芦里的茄子、水塘里的乱麻。”
　　“再说那盖不起房子的人家，把院墙从房前雄伟地垒出来，为的本是和后街阔气的房子势比高低的，可是其结果，墙从自家门前伸出来，与后街的房子八杆子打不着，比的是自家的房子。自己的院墙把自己的房子比破了，比小了，倒像是自己打了自己嘴巴……如此一来，院墙，成了上塘继房子之后的另一种虚荣，它们从房子前边伸出来，有着比房子还复杂的语言。你使青石，我也使青石，你垒出花，我也垒出花，你的长，我的比你的还长，你把院墙垒到草垛外面，我把院墙垒到猪圈外边。如此一来，上塘的屯街，弯弯曲曲，参差不齐。”
　　村庄社会许多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房子以及院子这样的空间得以呈现。
　　在《上塘书》中第一章“上塘的地理”中，孙惠芬详尽地描写了上塘人的空间认识。上塘村很小，只有四十几户人家，但在上塘人眼中，上塘村却是那么大，为此他们对地图上找不到上塘无比气愤，他们没有离开过上塘，他们的眼界没有被打开过，所以上塘在他们心中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举足轻重的地方。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我”迷恋在乌金荡这个空间里放鸭子：“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乌金荡是鸭子的天堂，也是“我”的乐园：“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螃蟹没有，虾也没有。水底下的动物没有一样用得着脖子，张着嘴就可以了。最绝对的例子要数河蚌，它们的身体就是一张嘴，上嘴唇、下嘴唇、舌头，没了。水下的世界是一个饭来张口的世界。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我们在空气中呼吸，而那些鱼在水中呼吸，它们吸进去的是水，呼出来的同样是水。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哭了，我们的悲伤会变成泪水，顺着我们的脸颊向下流淌。可是鱼虾们不一样，它们的泪水是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由下往上，在水平面上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漂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在我迷恋乌金荡这个自然属性的空间时，“父亲”则迷恋起宇宙这个大空间了。是“父亲”从县城带回来的一张《世界地图》打破了我平静惬意的生活，也打破了王家庄的生活。
　　“世界地图被父亲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遗。”
　　这种夜郎自大的中国中心的空间观自古有之，每个在封闭的农耕文明中长大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村庄是世界中心，然而，这张地图对他们的认知提出了挑战：“《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张世界地图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疑问，其中一个问题便是：“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种空间观明显来自于村庄生产生活的封闭性。接下来， 他们源于自身农耕生活的空间想象不能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恐惧，那就是世界的边沿在哪里?如果没有拦着的硬性边沿，是不是大家一直往前走就有可能从地球上坠落下去?而那些边沿被海水撑破了怎么办，是不是全世界的水都得从那里流出去?恐惧带来好奇，于是“我”被巨大的想象所诱惑，驾着小船带着那群鸭子，打算沿着河水走，到世界的边缘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旅行。封闭的村庄空间产生鄙陋的认知，鄙陋的认知带来荒诞不经的想象和行动。《地球上的王家庄》言说的是许多村庄人群都曾有过对世界的认知。
　　村庄的空间除了可以划分为自然属性空间和社会属性空间，还可以在其他标准下，划分出比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地理空间与血缘空间，世俗空间、权力空间与神圣空间等属性的空间。当然，空间可以是实有的、具象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抽象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空间确也实实在在划分着村庄无形的精神疆土，空间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这样的空间是完全的意识形态空间。
　　阎连科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祠堂，有一篇小说干脆名字就叫《祠堂》。祠堂作为村庄的神圣空间，它既呈现族权，有时也代表着某种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两程故里》中的祠庙就是这样，作为被最高政治权力诏封过的程氏祠庙，在程村人的生活中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牌坊当路直立，……当年文官过坊下轿，武官过坊下马。时日到了眼下，程村人的婚丧嫁娶，到此还必歇吹打，静走默过。”这个祠庙是政治权力空间、文化权力空间，同时也是村人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程村的权力角逐欲望释放在这里进行，程村人的智力和人性的较量也与之有关，当然，“祠庙前，是故里最大的吃饭场”，它也是村庄的舆论空间。祠堂的风云也是社会的风云，祠堂是一个舞台，程村在时代中的变化，程村的世道人心完全可以从这里得以窥见。
　　“这庙在外人心中也许仅是古房子，而在程族中，不仅是庙，还是人的心。程族一世世、一代代，都是从庙开始领略人世的。修庙!这些日子，他走乡串县，终于说通，县里拨款，乡里出面，重建二程庙。不要多少日，他就可以带着全部程家子孙，风风火火，把庙修得一如先前，阁是阁，亭是亭。修起了祖先庙，也就修起了他自个的庙。”这是《两程故里》中主人公程天民的内心写照，当然，程天民的个人欲望也在这段文字中一览无余。
　　而与程天民争斗的程天青，也是怀着个人欲望参与到修庙工作中来的，他的内心剖析是：“大殿、讲堂、‘和风细雨’厢，走到哪儿，都仿佛看见了他天青的名字写在哪儿。想到日后村人们，看见庙，都会想到，没有天青，也就没有今日的祠庙时，天青对今后日月的大小事儿，都满抱了成功的信心和稳妥的把握，感到从修庙这天起，他天青在故里，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天青了，说话，办事，都将完完全全是故里的人前人，事上人。他就有威势带着村人们一起去奔那不愁衣食住行的好光景了。而天民再指派自个干啥儿，说话也得先掂量几分再出口，自己乐意听了就听，不乐意扭头就走也没有啥了不得……”
　　祠庙，在这里已经是威权的象征，是乡村权力的集中体现物了。
　　如果说在文学作品中，村委会是村庄的政治权力空间，村干部家既是私人家庭空间，也是权力空间和公共空间，祠堂是村庄的神圣空间和权力空间，那么坟场作为个体人生的尾端和终点，在村庄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在村庄文化中，死比生更被看重，而祖坟在村庄情感和文化认知上，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
　　坟场是与死亡和结束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品中写到死亡的有很多，但像阎连科《日光流年》那样用整部作品来表现生之短暂、死之恐惧的并不多见。小说一开篇就用了一个象声词“嘭”——“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不由得你不一激灵。由于堵喉病，活不过四十岁已经成为三姓村的命运咒语，于是为防后代绝种、村庄消失，人们竭力繁殖，然后再大量死亡，再繁殖，再死亡，于是，“死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坟地里新土的气息，深红艳艳，从春到夏，又自秋至冬，一年四季在山梁上丁冬流淌。”小说开篇就是死，就是司马蓝兄弟三人在坟地为自己丈量墓室，但这兄弟三人却悲哀地发现由于死的人太多，这司马家的坟场“无论如何难以容纳他们三个人土为安了”。生前艰难，死后窘迫，这也许就是三姓村人的生存状态。
　　坟茔地是村人所看重的，贾平凹的《美穴地》中，人人都希望找到一处风水好的阴宅，以便让子孙后代发迹，为此那个柳子言和妻子甚至不惜活葬了自己。祖坟更是村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在村庄文化中，祖坟不仅是根，更决定着子孙后代的兴旺与发达，除非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才会去掘对方的祖坟，破坏祖坟是村庄斗争中的一个非常激烈、非常极端的行为。
　　随着村庄的不断打开，敞开式叙述成为村庄叙事的主流。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撞击中，也出现了某些村庄空间的逐步打破，出现了城市空间向村庄的移动，以及村庄空间向城市的移动。在一些作品中，村庄的私人权力空间已经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家、村干部家、小学校长家，转移到村庄能人家，转移到村庄里财大气粗的人家。而城乡空间的互移也在许多作品中有所表现，比如在村庄建超市、网吧、歌厅、游乐场、建城市装修样式的房屋，比如在城市建农家院饭店，建模拟田园，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中那个歇马山庄饭店就是移植到城市的村庄空间，在歇马山庄饭店里，有装在灯笼屁股里的歇马山庄蚕茧，有挂在墙上的木刻马车，在来自歇马山庄的女老板黑牡丹心中，每一个茧里“装着的都是歇马山庄的风景，要是贴近它听，就能听到只有乡下才有的风声，雨声，秋天打场的琏枷声，还有各种虫子的叫声……”，而黑牡丹的这个饭店，其实就是来自乡村的流浪者在城市中打造的一个虚幻的家园。歇马山庄饭店是他们的故乡在这座城市的化身，它召唤着集合着温暖着那些来自歇马山庄的流浪者，给予他们一种稀薄的安慰。
　　总之，当代小说中的村庄空间叙事越来越复杂，意味也越来越多样。小说中的村庄空间大多不再具有自足性，它在打开的同时，正在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而村庄面貌和属性则随着新的空间格局的出现，不断发生着改变。
　　[作者简介]
　　韩春燕，女，文学博士，博士后，渤海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