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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蛙》:一个英雄时代的告别仪式:蛙莫言

    时间:2019-05-15 03:15:5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 要:莫言的《蛙》在诗性隐匿与人的沉沦中锁定极具政治理性的“计划生育”展开书写,消解了计划生育赋予时代英雄们的神圣光环,让政治理性最终沦为“为生育”的工具理性,同时,以生命本体论为参照,以“蛙”为原型,在传统生命伦理观之“种”的强大与延续中,实现了其对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建构。
      关键词:蛙 诗性隐匿 人的沉沦 生命本体
      市场经济的到来宣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解体,也预示了高密东北乡英雄史诗的终结,因此属于“我爷爷”、“我奶奶”的英雄传奇早已随着远去的时代迈向了“无字墓碑”,然而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永远不会消失,正如莫言所说“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因此,作者选择在满是爱与恨交织的土地上继续歌唱着。
      《蛙》作为一个英雄时代的告别仪式,在诗性隐匿与人的沉沦中锁定极具政治理性的“计划生育”展开书写,消解了计划生育赋予时代英雄们的神圣光环,让政治理性最终沦为“为生育”的工具理性;同时,以生命本体论为参照,以“蛙”为原型,在传统生命伦理观之“种”的强大与延续中,实现了其对新时期文化诗学的现代性建构。
      一、诗性隐匿与人的沉沦:一个英雄时代的终结
      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计划生育的强制力和约束力象征性被告终结。《蛙》的前半部分着力为姑姑塑造根红苗正的革命出身,即便发生飞行员叛逃事件,她依然是计划生育的忠实卫道者,她的忠诚是几近于疯狂与盲目的,在她的眼里,对生命的敬畏让位于计划生育的“大道”,她“不怕做恶人,总要有人做恶人”,因此,她可以坦然面对张拳媳妇、王仁美及王胆的死亡,因为这是计划生育实践道路上理所当然的牺牲。姑姑以神圣的卫道者形象存在,她无所畏惧,俨然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如果说《蛙》的前半部分是以群体需要的满足为存在形式,那么后半部分则是以个体需要的满足为存在前提。当年的时代英雄姑姑及其疯狂追随者小狮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沦为了普通人。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者的神圣光环隐没在因强力执行计划生育而造成的死亡恐惧之中,从此,她们的一切行动都限制在“精神救赎”的框架内。历史的热潮已经退却,精神的救赎从此开启。此时,历史的宏大叙事被消解,“人”沉沦在现实的残酷与荒诞中,金钱代替政治理性与道德,赋予计划生育以新的意义:工具理性。至此,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名存实亡而是成为了超生罚款的依据。现实是什么?《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有钱的罚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赤裸裸的功利观与金钱观把高密东北乡带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这里,无关乎历史的反思与道德的评价,若存在“救赎”,它也只能屈尊于金钱的功利主义之下。
      或许作为历史的狂热执行者,姑姑的一生还有值得反思的客观性。虽然她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可她没有错,因为历史要取得进步,必然会牺牲一批“先觉者”,且“历史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但作为计划生育下出生的一代,蝌蚪的反思则充满了戏谑化色彩。他为了完成向前妻王仁美的赎罪,接受了以金钱交易为代价的代孕事实,他选择逃避道德的拷问,牺牲无辜的陈眉,并且伸开双臂迎接上帝赐予的“赤子”。这样的人性何其可悲可叹?在损害与被损害中求解脱,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二、生命伦理观与生命本体论的结合:“蛙”的形象原型
      随着计划生育遭到质疑,历史事件被迫让位,生命的价值与探讨被推到前台,关于对乡土中国隐性文化深刻揭示的“真的故事”从此开启了。在这段故事里,作者不再追求写实,而是更多追求神秘与寓言。为此,莫言推出了“蛙”这一独特意象作为生命伦理观与生命本体论的结合点,完成了其对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建构。
      作品中以“蛙”作为原型进行考证,“蛙”音同“娃”、“娲”,“蛙”的强大繁殖能力代表的是人类对原始生殖能力的崇拜,“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同,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蛙”作为原始生命崇拜的图腾,它传达的是高密东北乡人最为古老与传统的生命伦理观与民族意识。这种对生命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早已深入故乡人的骨髓并代代相传,它决定着女人的地位:“女人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决定着孩子的命名:“生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所以在孩子出生后第九天宴客成为乡人的风俗,拜送子娘娘成为他们的精神习惯,捏彩陶娃娃的民间艺人郝大手命定成为姑姑的精神救赎。即使对于蝌蚪而言,他虽然选择以工具理性作为赎罪的途径,但支配其金钱代孕事实的依据仍然是 “种”的延续的这种传统生命伦理观。可见,这种生命崇拜意识不会随时代的改变而消亡,它终将存在下去。
      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姑姑,在计划生育的大风大浪中没被击垮,却因手中的青蛙吓得口吐白沫,当“群蛙围攻”之时,戏剧性的一幕让民间艺人成为了她生命的救赎,“我明白,姑姑是将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姑夫的手一一再现出来。我猜测,姑姑是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姑姑的转变轨迹证实了对生命的寓言:在疾风骤雨的时代,生命崇拜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但它的影响力不会消失,一旦强加于它的束缚被揭开,它就会以更猛烈的姿态进行反攻,而人备受折磨的心灵即是其肆意流放的所在。
      总之,《蛙》作为乡土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解构计划生育史的同时,把传统的生命伦理观纳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中,并成功地找到了与西方现代思潮之生命本体论的结合点,实现了本土资源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接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 郭宝亮《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新时期小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3]贺绍俊《:文学与生命的思想难题》,文艺报,2011.09
      [4] 范建华《中国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变迁的标本——莫言新作中姑姑形象分析》,当代文学,2010.10
      作者简介:张月新,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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