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思考|哲学思考

　　摘要：文章以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探求哲学的本质、使命以及哲学的生存发展问题。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大案”。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有起诉因、政治因和哲学性格因，而苏格拉底的哲学性格，即“牛虻精神”是苏格拉底之死最真实的原因。苏格拉底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哲学的三大使命：求善、授法和批判，这三大使命是哲学的生命之本、动力之源、发展之基，也是苏格拉底以死为代价给后来、当下乃至未来的哲学指明的生存发展之路。
　　关键词：苏格拉底；“牛虻精神”；哲学使命；哲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3-0045-05
　　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究竟要干什么？这类问题一直萦绕、纠结在哲人及哲学受众的心头。据传有位哲学前辈80多岁临死时仍在感叹弄了一辈子哲学尚不知哲学是个什么东西！为不步此前辈之后尘，笔者近来沉溺于书海、游荡于网络，期待求获哲学真谛以免却哲学困惑之苦。寻觅中蓦然发现哲学巨师黑格尔对哲学困惑却十分释然，他说：“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1]24。巨师的这种对哲学多元化的包容性的理解使人顿开茅塞、豁然释怀。哲学思域之宽泛、内涵之深邃、流变之闪炫，着实令人难觅其要旨、难究其使命、难定其根基。然而，或许恰恰是哲学之惑及哲学之难，引领着哲人们不断思索前行、除污去腐、推陈出新。这就是哲学的本质、哲学存在的根基；这就是哲学的使命、必需及内在动力。
　　由此又见，欲求哲学奥秘，唯有在哲学的多样性中即在哲学史中方可有真解，舍此别无他途。黑格尔也说：“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1]24遵循先哲的教诲，翻阅浩瀚的西方哲学史，却发现此间荆棘密布、坎坷不平、举步维艰，除却哲理探求之艰辛，更感叹哲人们人生命运之跌宕与悲壮。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人的命运亦是时代的缩影。正如黑格尔所说：“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1]48时代与尘世甚或是哲学家及思想者的紧箍咒，他们越是试图超越那个时代、批判那个时代，时代尘世的紧箍咒越是要束缚他们的思想，并且蹂躏他们的大脑与肉体，甚至进而剥夺他们的生命。从古希腊迄今的西方哲学史，几多胸怀哲学使命、为社会福祉奋斗的先哲们，其睿智崇高的思想与其多桀人生命运形成的凄烈的“二律背反”，演绎着一篇篇悲壮独特的哲学史诗。或许我们正是在这反差强烈的“二律背反”的史诗中，思索探求着哲学的真谛，祈盼着哲学的未来。
　　
　　一、苏格拉底死了
　　
　　翻开烟波浩渺的西哲史，最令人震撼的事件莫过于苏格拉底之死了。苏格拉底之死被喻为西哲史上的“第一大案”，其中包涵诸多的悲壮、传奇与疑惑，也富含矛盾之理、论辩之思与道义之虑，甚或蕴育着哲学的崇高使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理解了苏格拉底及苏格拉底之死，才是真正开启了哲学智慧之门，真正打通了破解哲学之惑、寻求哲学真谛的时空隧道；相反，不懂苏格拉底之死，就不懂哲学史，也就不懂哲学！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三圣贤之一，柏拉图是其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则是柏拉图的学生，三圣贤之间有师承关系及哲学理念上的血脉关系。苏格拉底哲学在西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通常以苏格拉底为界，将古希腊哲学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与后苏格拉底哲学。之所以如是划分，主要缘于苏格拉底哲学的三大贡献，即：方法论的贡献、认识论的贡献以及伦理学的贡献。方法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讽刺（反诘）术”与“助产术”。苏格拉底是著名的智者及辩者，他在与人讨论及争辩中，常常通过讽刺、反诘及诱导使他人得出与他自己原来完全相反的观点并最终求得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就是思维的辩证法，开启了哲学给予人们方法论的先河。苏格拉底在认识论上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命题，实现了哲学认知从自然到理性、从天上到人间、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向。苏格拉底的第三大贡献是他将伦理及道德引入哲学，把美德与知识密切相连，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创立了一个将真善美结为一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认知由科学的真到哲学的善的转变。
　　但是，十分可悲的是，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圣贤，在现实中的命运却极度不幸。公元前399年，古稀之年的老人苏格拉底，被500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庭经两轮投票表决有罪并判处死刑，饮毒酒而亡。苏格拉底死了，苏格拉底真的死了，作为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苏格拉底竟然被雅典公民法庭判了死刑！雅典人究竟怎么了？！堕落了吗？脑残了吗？苏格拉底究竟怎么啦？他究竟得罪了谁？怎么得罪的？雅典公民法庭为何非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不可呢？！
　　对史料、苏格拉底的申辩及研究者们的分析加以整理归纳，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有罪的原因，这是起诉因；第二类是苏格拉底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状况的藐视及叛逆，这是政治因；第三类是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及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自负性格与批判态度，这是哲学性格因。
　　关于起诉因。苏格拉底是受三个雅典公民的指控而被审判的，罪名是“不敬神和教唆青年”。所谓“不敬神”，并非是苏格拉底不虔敬神灵，据他的学生克塞诺封的描述， “他既没有做过也没有说过任何不虔敬的事。”[2]93罪名成立的关键在于苏格拉底不仅敬奉外在唯一的城邦神灵，还敬奉内在自我的新神灵。对此黑格尔分析道：“认识你自己，这乃是精神的法则。……这乃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无论如何是另一种新的神，不是雅典人过去一向相信的神；所以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完全是对的。”[2]96至于“教唆、诱惑青年”的指控也是成立的，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要依据自我精神的原则，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追求人类的至善，这就使一些青年在被教育成高尚的人。这一方面，宁愿选择苏格拉底而不愿选择父母，这就在道德上干预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绝对直接的关系，妨碍了正常的家庭伦理。关于上述两项指控，黑格尔分析道：“苏格拉底从两个基本点上对雅典生活进行了损害和攻击，雅典人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既然这样，苏格拉底之被判决有罪，难道还值得奇怪吗？”[2]100-101依黑格尔的思路，我们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苏格拉底之死，而不能用后世人、现代人的眼光去指责当时雅典城邦的判决是大逆不道、“脑残”，苏格拉底的命运镌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关于政治因。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不道义状况十分不满，他藐视雅典城邦的粗俗民主制，认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公民代表和官员是非常愚蠢的，这比用该办法雇佣舵手或建筑师还要恶劣，他因此招惹上“反对民主制，鼓吹精英制”的坏名声。其实苏格拉底是要追求更为完美合理的政治制度，让真正有才能的政治精英来担任公职。然而这种追求至善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恰恰得罪了自恃完美的雅典城邦民主制，这也是公民法庭厌恶苏格拉底的一个重要原因。苏格拉底对从政也很反感，他在法庭申辩中说：“我不从事政治就是因为我可以确信，如果我真的去从事政治的话，我老早就死掉了，这样对我自己和任何别人都没什么好处。你们不要因为我说实话就生气，事实就是：不管是在你们中间，还是在其他任何群体中间，一个诚实的反对国家政治中间的邪恶和不公的人，肯定都是不得好死的，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的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3]70-71苏格拉底对职业政治人及政治环境的这种鄙视及叛逆态度，怎么会不得罪那些可以主宰他人命运、手握生杀大权的政治家呢？苏格拉底的命运结局便可想而知了。
　　关于哲学性格因。苏格拉底的人生命运又是受他的哲学性格驱使的，哲学使命与自傲性格铸就了苏格拉底哲学及其人生命运。哲学追求与骄狂、傲慢的人品在苏格拉底那里融为一体且相辅相成，追求至善的哲学原则就是他的生活及性格，他的生活及性格就是追求哲学的至善原则，这就成就了他的哲学性格因。哲学性格因是苏格拉底之死最真实、最深沉的原因。哲学性格因制约并决定着苏格拉底的命运主要有两点具体表现：
　　一是他的哲学性格在生活中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政治家。苏格拉底为了宣传他“自知无知是最大智慧”的哲学信念，借德尔斐神谕说他自己最有智慧，从而喋喋不休地到处去检验别人的智慧，与人探问谁更有智慧、谁更无知的问题。尽管他的态度温文尔雅并自认无知，但其“讥讽”及“助产婆”的方法时常使人陷入无知的自责，处境尴尬。他为了揶揄政治家，还去检验政治家的智慧并得出政治家也是无知的结论。苏格拉底“乌鸦嘴”式的哲学性格为他的死埋下了定时炸弹。
　　二是他在法庭申辩表现出的哲学性格激怒了雅典公民陪审员。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性格因，在对他的审判、入狱及服死刑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中有较详细的记录。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有如下一段法庭申辩：“我这样的人， 打一个滑稽的比方来讲，就是一只牛虻，由神来赐予城邦的牛虻。我们的城邦就像一个高贵伟大的战马，因为身躯庞大而行动有些迟缓，你要经常刺激他一下他才会有活力。我就是上天赐予我们城邦的牛虻，一天到晚我都烦在你们大家身边，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怪你们。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第二个的。”[3]69这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牛虻哲学”，其“牛虻精神”就是哲学家的批判精神。这种在法庭申辩中还继续当牛虻的自傲态度以及惟我独尊的个性，极大刺激了公民代表，审判法庭两轮投票的结果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一轮投票以280票对220票判决苏格拉底有罪；苏格拉底申辩后，一些原本同情他的陪审员也改变了主意，第二轮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本来，苏格拉底可以不选择死刑的处罚，依照当时雅典城邦的法律，罪罚有罚金、放逐、死刑等方式，苏格拉底罪不当死，还可以选择罚金或放逐，但苏格拉底巧言相辩，故意抵触生的选择，此举直接逼迫陪审法庭不得不判处其死刑。他还断然拒绝了友人与学生的越狱计划，欣然选择了去死。此种宁死不屈、“以身殉职”的态度，实在是一种崇高的哲学自杀。苏格拉底用他的死，批判了世俗社会，实现了他的哲学追求及理想。黑格尔对苏格拉底的哲学式自杀评价道：“苏格拉底不愿在人民面前低头，来恳求免去他的处罚；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判死刑，以及这个判决之所以在他身上执行，就是因为他不承认人民的最高权力，……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污辱个人的地方，因为个人必须在普遍的权力面前低头；这个实在的、最高贵的、普遍的权力就是人民。苏格拉底以最高贵、最安静的（英勇的）方式去赶死，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是非常自然的。”[2]104
　　苏格拉底死了，他用生命作代价捍卫了他的至善哲学原则，他是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史上用自己的生命来追求其哲学信念的“第一哲学伟人”。黑格尔说苏格拉底之死是高度悲剧性的，“在真正悲剧性的事件中，必须有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互相冲突；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这样的。……这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另一个力量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这是那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我们将看见这两个原则在苏格拉底的生活和哲学中互相冲突。”[2]44-45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笔者无意用后世人的眼光去评判当事人的对错。雅典人没有错，苏格拉底也没有错，雅典人不是“脑残”，苏格拉底也不是“迂腐”、“痴呆”，他们都在维护各自的绝对原则，坚持各自的立场及使命。而真正能够理解苏格拉底的并不是他的同代人，而是后世人，因为后世人是超出于二者之上的。
　　
　　二、苏格拉底不能死
　　
　　苏格拉底死了，作为生物生命体的苏格拉底确实已于公元前399年死了。但可以说苏格拉底又没有死，他的哲学精神没有死、至善原则没有死，他开启了理性主义的智慧之门，拉开了自我意识演绎的序幕。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也没有死，他的批判精神业已成为哲学发展的灵魂及内在逻辑。苏格拉底是承前启后的哲学圣贤，他用悲壮的死，实践了他崇高的哲学追求，也激励着后世哲人们不断地进行着哲学探索，不断传递着理性主义的至善之火，不断刺激、批判着人类社会这匹高贵迟缓的伟大战马，演义着波澜起伏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壮阔画卷。
　　关于苏格拉底，英国哲学家罗素评述道：“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的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4]的确，要真正知道苏格拉底绝非易事，一是因为他和孔圣人一样，本人没有著述，其哲学思想是学生们记录的，属于“二手资料”；再者，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5]468而古希腊哲学的初始性、胚胎萌芽性特征，也极易使后人对苏格拉底的挖掘、理解出现角度及程度、分量上的差异。然而，这也恰恰给我们再读、重温苏格拉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位学者说得好：“同样一个‘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后人读起来，问题的取向立意是何等的丰富。”[6]西方俗语也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笔者重温苏格拉底的故事，深感其胚芽饱满、蕴意深邃、思绪无尽、困惑无边。竭力梳理出的哲学悟道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关于哲学应当干什么，即哲学使命的问题；二是关于哲学是什么，即如何给哲学下定义的问题；三是关于哲学的前途、前景，即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其一，关于哲学的使命。
　　哲学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哲学应当干什么，哲学有何社会需求及功能，其社会责任及义务何在？人类社会为何不能没有哲学？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困惑，至今依然纠结着哲人与受众的心灵。其实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就已经包含着对这类问题的朦胧答案，关键是看后世人如何挖掘使之清晰化。如在苏格拉底的故事中，就蕴藏着对哲学使命问题的初步诠释。概括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涯及追求，主要就是三件事情：求善、授法、批判。
　　所谓求善，即把智慧、知识、美德、自我、善举这五者相结合、相统一，也就是把认识与伦理、美德与善举、知与行结合起来，追求实现知与行双向上的理性主义至善原则。苏格拉底尽管没有详尽解析“善”的涵义，但他将真、善、美结合起来并突出“善”的人文主义哲学意向是十分明显的，这里就集中体现了他求善的哲学使命，这一使命又被后来的哲人们所继承并弘扬光大，建立了主题清晰、内容丰富，把真善美高度结合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康德和黑格尔无疑是这方面的杰出贤哲。
　　所谓授法，即传授思维方法和思维法则，教导人们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及法则去分析事物、认知事物。作为一代宗师的苏格拉底，其授业的重要内容就是传授思维方法，他的讽刺术与助产术，就是通过反唇相讥、悉心诱导，使谈话的对象逐渐得出与自己原来的观点绝然相反的结论，达到一个新的认识境界。这种方法也就是辩证思维的分析方法，即辩证法、辩证术。苏格拉底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方法论引入知识系统，把世界观与方法论结合起来，开启了哲学传授思维方法的先河。以后的哲人们就是在苏格拉底传授思维方法的哲学使命下，不断开拓新方法、新思维，给世人提供新的思维工具，不断地实现着工具主义的哲学使命，筑就了哲学史蔚为壮观的方法论长河。
　　所谓批判，即批判现实，也就是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哲学性格。苏格拉底的哲学与其生活密不可分，犹如一币两面。他从至善原则出发，用怀疑主义、批判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现实，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不善与不公，竭力追求完美至善的世界，用他的生命叮蜇着现实世界，实现了他的社会批判。苏格拉底用生物生命、哲学自杀来告诉人们，哲学的性格、哲学的生命和灵魂就是批判，在至善原则引领下对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这就是哲学的最高职责和终极使命。哲人们必须胸怀大志、桀骜不驯、从容高贵，在真善美的旗帜下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改造。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又被后人发扬光大，乃至演义出哲学的实践品格，此是后话。
　　求善、授法、批判，这就是哲学的三大使命。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昭示了哲学的崇高使命，回答了哲学应当干什么，应当怎么干的问题。哲学就是要通过传授方法并开展社会批判以实现至善，这就是哲学的使命、功能与职责，这就是苏格拉底用生命诠释的哲学困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才是哲学的真正始祖，他的哲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宝库。有人说后来的哲学都是在为苏格拉底哲学作注脚，这未免有些许夸张，但马克思评价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创造者，智慧的化身”确是毫不为过。
　　其二，关于哲学的定义。
　　哲学迄今没有学界公认的定义，可谓千人千义，即便是同一位哲学家从不同的认知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那位哲学前辈年已八十仍惑的主要原因。其实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已经蕴涵着揭开哲学定义之惑的钥匙和秘诀，尽管他本人也仅仅是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而未能就哲学定义做进一步的探究。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与哲学应当干什么及怎么干的问题息息相关，哲学的定义与哲学的使命密不可分，把握了哲学是干什么的即其使命是什么，哲学是什么的定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关于哲学的使命，我们已经在苏格拉底那里获得了基本答案，那么顺理也就可以得出哲学的定义。如上所述，求善、授法、批判即哲学的使命，那么，依使命可给哲学作如下学科定义：哲学即以至善为宗旨、目的并运用理性的方法分析、解释世界，并批判、改造世界的动态人文知识系统。简单地说，哲学即改造之学，即通过理性的方法实现社会改造并使人类达到至善世界的学问。此定义纯属由苏格拉底之死并结合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引发的聊以自慰的哲学妄语，可供哲人们批判之用。
　　其三，关于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从苏格拉底开始至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经历了2000多年的演变发展，哲学认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向。尤其是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以来，哲人们高举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大旗，对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哲学传统，打造了一个抛弃传统哲学的“非哲学时代”，也使得现在还来探讨苏格拉底哲学显得十分稚嫩与浪漫。哲学演变的此番景象既有喜又有忧，喜的是苏格拉底怀疑主义、批判主义的“牛虻精神”还活着、还健在，哲学的批判使命还在发扬光大；忧的是哲学演变的命运居然和苏格拉底的人生命运惊人的相似！二者都经过哲学批判实现了“哲学式自杀”！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悲剧、莫大的困惑！这才是哲学发展的第一大案！哲学难道真的要像苏格拉底之死那样死去吧？！哲人们难道非要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那样把哲学倒掉吗？
　　哲学的生存发展依赖于两个系统：内系统与外系统。内系统也叫理论系统，是哲学理论、哲学思想自身内部依据内在要求发展演变的逻辑系统；外系统也叫现实系统，是人类实践按照时代规律发展演变的社会系统。这两大系统既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又各有其相对独立的演变史及其发展规律。哲学的生存发展既受内系统——理论系统的制约，又受外系统——现实系统的支配。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所发生的哲学的衰落及危机，都是理论系统与现实系统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从理论系统来说，哲学式自杀是由哲学逻辑的自我否定导致哲学的贫困，不能满足社会系统对理论系统的工具性及方法论的需求而发生的。从现实系统来说，哲学的贫困与危机，又是由现实社会系统的狭隘及保守，小富即安、小善则止，不思进取、惧怕变革、片面求稳的社会需求决定的。恩格斯指责书斋学者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5]446，而庸人学者恰恰就是当今时代的需求，绝非哲人们之过错。正如苏格拉底之死是被人民审判一样，哲学式自杀也是社会审判的结果，是被自杀，被逼的！变革的时代才真正需要哲学和哲学家，哲学之死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庸俗的现实社会系统。哲学是被生活抛弃了，理论是被现实抛弃了，哲学之死既是自杀，更是他杀！
　　划时代哲学家培根在讥讽、揶揄行政法规太多时说道：“我们知道，最得人心的学说总是那些争辩性的、论战性的学说，而那些外表堂皇、内容空洞的学说，可以说都是挑逗逢迎、惹人同意的。因为这个缘故，古往今来绝顶聪明的才子无不被迫离开自己的道路，超乎寻常的能人智士全都为了取得名声而甘心屈从时代的判断、众人的判断；因此，即或有些高级的思想出现在某处，也被流俗的见解立刻刮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时间好像一条大河，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浮送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都沉下去了。”[3]341培根17世纪20年代说的话现在读来依然是那么亲切中肯、切中时弊。
　　概而论之，理论的批判与现实的批判是哲学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动力之源。苏格拉底的哲学性格和“牛虻精神”不能死，它是哲学的生命线，苏格拉底哲学性格与“牛虻精神”的缺失正是哲学衰败的终极原因。如果哲学真的失去了“牛虻精神”，丧失了斗志，背叛了自身性格，那么哲学就失去了它的社会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那就真的该死了！
　　哲学的生存发展必须实现双向的改造、救赎与善化。既要实现内系统、理论系统的善化，又要实现外系统、现实系统的善化；既要开展内向的批判与反思，也要开展外向的批判与反思。在内善化方面，应当坚定不移地沿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逻辑思路走下去，在善化理论系统的同时，善化人类的自我认知系统。在外善化方面，应当继续弘扬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不断刺激人类社会这匹昏昏欲睡、行动迟缓的高贵战马，批判现实生活的邪恶与非正义。这种内外结合的双向批判及善化，既是哲学生存发展之道，又是时代变革对哲学的要求与呼唤。唯此，才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舍此，所谓文化复兴、哲学繁荣，无异于忽悠哲人及受众的诡辩术、迷魂汤、蒙汗药。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组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3：11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文聘元.西方哲学的故事：张志扬序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5.
　　
　　责任编辑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