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拉斯旅馆]拉普拉斯配什么性格
时间：2019-03-25 03:33:5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阴天多于晴天。但是1935年的春天，却不一样，特别是在位于圣让菲也夫高地附近的一条中世纪的街道旁，住满欧洲各国流亡者、留学生的拉普拉斯旅馆。在旅馆外面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旅馆的窗台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黑呢子短大衣，深绿色西服上衣，碎花裙子，时髦的丝袜，以及解剖系学生需穿的白大裤。旅馆里的噪音并不比街上更小，你经常可以听到住客们用独特的俚语彼此粗声叫喊。
这是一条中世纪的街道，阴暗的小街被长满毒菌的石头、砖瓦和常年生的藤蔓包围。街道两旁是一些小吃店、门框窄小的下等旅馆，在街角处有两家小妓院。街灯是那种带着瓦楞形玻璃罩的昏暗的柱形灯，灯下经常会遇到一些穿着时髦，芹手挂着小皮包，右手抱胸的女子，她们有的是妓女，有的仅是一些正等待情人出现的女大学生。
战争的声音已经让这条小街开始窃窃私语了，偶尔在旅馆的窗台上，会挂出一面画着纳粹形状的小旗帜。但大多数人仍在工作或沉睡，他们中大多是些老人、公务员或者教师。传说这条街就要拆除，用以建造更宏伟的建筑，但一直没见建筑队行动。大家似乎都在等待。
旅馆的二楼向阳的一间住着三个人，其中两位是同性恋者。他们是因共同的爱好而住到一起来的，三个当中，有一个波兰青年，叫切斯瓦夫・米沃什，他并不愿分享同性恋的乐趣，也没有人来打扰他。能从巴蒂诺尔区爬满了虱子的波兰学生宿舍搬到这里来，他感到很满意，虽然有同性恋者、黑人小偷相伴，他都尽量把这些变作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来看待。拉普拉斯旅馆的一大好处是：人们在此可以悉听尊便，甚至可以在任何种类的燃烧器上烧饭做菜。
经常是在黄昏来临之前，这个波兰青年就要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内心的动乱之中。他非常敏感于一场普遍的灾难，那不仅是一种战争的恐怖。“因此，坦白地说，以我悲观的态度评价生活，因为它主要是由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所构成，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没有病痛地活过一天，就应当认为自己十分幸福了。”在别人眼里，他总是心事重重，或者心不在焉。他是那么容易感受外界的刺激，季节，气温或者窗外的嘈杂声，“每点细节都带着全部色彩和硬度”印入他的心底。那时，他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他22岁。那一段时间他想得太多，因此反倒写得很少。“同时，我像个疯子一样，成了另一种力量的被动的工具，那种力量从体内什么地方运转起来，它既是我又不是它。”“我写得很少，但我整个星期都在一种韵句的力量中度过，它却没有为有意识的目的真正留出多少空间。”他内心的风景对他是一种磨难，以致夜晚他经常会梦见一道致命的光线追逐着他，等他到达安全的岸边时，他已经被灭溃了。
为了克制内心的混乱，他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指定的程序。每天早晨，步出阴暗的拉普拉斯旅馆，穿过卢森堡公园，走到“法语协会”去听课(春天他将在那里参加高年级毕业文试)，每周两次，到旅馆附近的庆托瓦茨游泳池游泳。他喜欢跳水蹦板的砰砰声，喜欢从玻璃屋顶进来的温暖阳光中的绿水。当然，他还必须走几分钟的路程到穆塔利森会堂去旁听“保卫文化大会”。他的这个计划因他的朋友京特的介入而使他略感不快。这个矮胖的白皙的青年富于希腊精神和荷尔德林式的怀旧心情。这也是一个内心充满风景的人物，他的愤怒更直接也更诚实，他嫌弃以文字装饰起来的软弱，更信奉赤裸的暴力。因为共同的愤怒情结，这两个青年心心相印。“一股厌恶情绪竟掠过我的心头。京特用手遮住了一道难看的斜视目光。他的姿势使我想起我在波兰和我的马克思主义同行们一起参加过的另一些集会，想起我们对于讲演人的老处女式用语的嘲笑。”
常常，米沃什作为一名青年诗人，会去位于夏多布里昂大街的一套公寓里拜访一个叫奥斯卡・米沃什的诗人兼《圣经》注释者，也是他的本家。那时奥斯卡已57岁，有一个细声细气的“男爵夫人”在他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他们三个会有机会在蒙梭公园的砂砾小道上漫步。每次去，他都可以看到奥斯卡房间的桌上摆着一排各种文本的书籍和字典，地板上是成堆的新诗集，都是忠实的诗人们呈献给他的。他被允许在那堆书里翻找，爱拿什么拿什么。和所有青年诗人一样，他崇拜名人的倾向十分严重，严重到从不敢拿出自己的作品呈给奥斯卡求教。他诚恐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的谦卑告诫他，他的那些涂鸦之作不过是奥斯卡可以用脚扫到房间角落去的、地板上那堆东西的一部分。每次去，切斯瓦夫都觉得，那个四壁萧然的隐居处赋予了夏多布里昂大街一种永久的嘲讽意味；就在街对面，在精致的阿塔拉公寓里，在俗气的舒适环境中，却住着一位假诗人，波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奥斯卡・米沃什常带他到波卡尔迪、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早点。在那里，他自己的小本家讲述法国文坛的一些掌故，文化名流们的逸事。，比如被冷落的埃德加・艾伦・坡，表现主义舞蹈家伊莎杜拉・邓肯和她的丈夫、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奥斯卡以明显的厌恶心情，回忆起这个俄国流氓(他是这样称呼他的)在巴黎发酒疯的洋相。”奥斯卡以一种炼州术士的口吻说，现代诗歌带有一个颓废时代的烙印，是不应当大当真的。同时他还警告切斯瓦夫：过分注重形式问题，将会一事无成。
一到夏天，奥斯卡就搬到了枫丹白露去度假。从拉普拉斯旅馆到枫丹白露，切斯瓦夫体验到比实际距离更遥远的心理距离。对于奥斯卡，他一直念念不忘，甚至在诺贝尔奖的授奖词中，他还一再提到，“我的幸运是，我的亲戚奥斯卡・米沃什，一个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待我几乎像亲儿子一样。我把他当一个先知来倾听”，这是一个“以为怜悯、孤独和愤怒所耗尽的古老的爱来爱自己的人民的先知”。他在奥斯卡的《南方杂志》上发过一首诗，他称这是一本“杰出的杂志”。
住在拉普拉斯的日子里，有一件事还要提及，他参观了凡高的一个画展，“当我第一次站在它们面前(那时我还不熟悉他的身世)，一股反感情绪贯穿我全身。像看到什么猥亵事物似的。”这符合一个艺术青年的正常反应，但到了后来，米沃什又对自己的反应作了修正：“但是，要大声表达我的爱憎，那时也太难了；我也不能够把它们说清楚。于是我接受了惯例，凡是现代的都是极好的，而我对于凡高的一刹那的愤激，始终是一件个人的可耻的秘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谁又没在自己年轻时犯过同样的错误呢?可怕的艺术敏感力、判断力并不时时相随。
不到一年的时间，奖学金用完了，也没有在巴黎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必须重心波兰。“在巴黎的一年是期待的一年，而不是出成果的一年。我并不想回到悲哀的风景，充满浓云和噪鸦的忧郁的天空。”但他需要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处境来为自己的写作带来必要的时间。在他启程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见到奥斯卡，像一只文雅的老鹰，站在“歌剧院”地铁站的台阶上，向切斯瓦夫道别。
“你说，这场战争将在1939年开始，要打5年之久，那么谁会幸存下来呢?”切斯瓦夫问。
“你会幸存下来。”奥斯卡说。
1939年的春天一到，奥斯卡的讣 闻便传到了切斯瓦夫的手中。这位对街头的麻雀、对儿童、对树木、对“云彩兄弟”充满着兄弟之爱，能为诗、美而流下激动的眼泪的在现代城市的沙漠里冥想创造的隐士不幸被自己所言中。切斯瓦夫陷入无限的哀思中，为这位拉普拉斯旅馆时期的引路者，一个二十三岁的满怀强烈希望的青年的神秘导师。“有一个教我不要绝望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从奥斯卡那里，切斯瓦夫理解了缓慢、谦卑、见证，“他使我对新旧约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谆谆教导我在一切心灵事物中，包括属于艺术的一切事物，要有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的等级制度”。“我按照自己谦卑的天平，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应当向前跳得太远，一切都成熟得缓慢；或者是我们总在读者前面多跑一步，或者是我们向前走两步远就超过了他。换句话说，有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写作不过是它的一个百分率。”理解了奥斯卡的神秘的隐修方式，“如果他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他想必会赢得声誉，但是，他服从他的内心冲动，拒绝参加竞技。”“从俗也好，罪过也好，我只能随着自己的时代前进，充其量为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插进一两个论据。”
拉普拉斯时期之后，和他的国家一样，切期瓦夫・米沃什进入真正内心的狂暴时期，随后的几年，他相继出版了《三个冬天》、《不可征服的歌》、《解救》等战时和战后作品集。由于坚持要求艺术的诚实和自由，1951年，他只能离开祖国，再度回到巴黎做一名“自由作家”。1960年移居美国做了一名波兰文学的讲师。
紧张、激情、对比，从哀婉到暴烈，从抽象到细节，这是米沃什艺术和人生观的最显明的特征。他认为“世界，存在，可以设想为一场悲剧”。而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读者创造出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极其惊心动魄的境界。”强烈的情感，再加上严格自觉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诗人，即使在最黑暗的世界里，他的诗仍然是清醒的，表现出一种对于和平与正义之王国的向往，“我不喜欢荒诞派的风格，但也不喜欢天然的秩序，它意味着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屈从于万有引力，不喜欢那同意义相对立、从而违反我的心意的一切。作为血肉之躯，我是那种秩序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在一首《寻找我的家》的诗中他说：“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简明的句子，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赢得在后辈中持久的名声。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这三个词对抗着混乱和虚无。”
1980年，米沃什由于“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了激烈的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拿到这个奖时，他已经70岁了，此时距拉普拉斯旅馆学生时期，已有近三十年的距离。拉普拉斯，作为人生的一个点，一个真实的细节，还原了诗人的一段生活。这也许是个并不平凡的点，一个起点。这种细节中预示着诗人后来所成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