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风入寒松声自古意思

　　今年早春，文化老人张中行走完了他98岁的人生历程，安详地离去了。他生前常说，知识分子能活过95岁很不容易，何况他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社会的风风雨雨。他超越了自己心目中的生命极限，和他最崇拜的西方哲人罗素(1872―1970)活了同样的岁数。这是一个刻意追求不到的巧合。
　　人生如浮萍泛梗，不期而然。1987年，差不多20年前，我步出校门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得以熟识张中行先生，打开了人生的一个难忘界面。那时，张先生几近八十高龄，乍看起来，他与北京街头巷尾倚闾聊天的老人没什么不同，朴素的衣着，平常的言语，完全是布衣风格，平民本色。直到听同事说，他就是杨沫《青春之歌》里的一个反面人物的原型，才开始注意他。后来渐而熟悉，陪他逛琉璃厂，听他讲古今趣闻，京城旧事，就不能不叹服他的博学，他的睿智。再后来，因为同住一个宿舍楼，就有了更多的接触，一杯酒，一夕话，天地洪荒，往古来今，无所不谈。从心漂流，随意所之，让思想自由奔驰。
　　张先生的百年人生，充满坎坷苦辛。年轻时，为养家糊口而奔走，为不入流俗而沉默，为一己之信念而自持，以至年过花甲，衣褐还乡，流离失所。只是到了耋耄之年，才得以执笔为文，述作心志。“风人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我想，可以用唐代诗人刘威这两句诗来形容他的人品和学识。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负暄琐话》的出版，张中行的名字渐为人知，京城的大小书摊开始热销他的书。他被学界文坛当做是“新冒出来的一位”，这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来说，是苦是涩，是喜是悲呢?世人探疑的目光，给他带来了些许的尴尬和伤感。然而，他却劲弩连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顾炎武诗句)，《负喧续话》《负喧三话》的相继问世，奠定了他当代散文大家的地位，“琐话”三书，也被誉为当代的《世说新语》。从老北大的红楼梦影，到京东故土的奇人怪事，乃至旧日师友，当代名士，他用笔来刻画，总是亦庄亦谐，雅俗成趣，让人回味不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认为“三话”中《汪大娘》一篇写得最好，当为压卷之作，因其为平民立传，文笔自然，内容厚重。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感叹“不遇张中老，谁传汪大娘”。
　　其实，张先生的著述不自“琐话”始，且不说他为了普及语法知识，50年代写过《非主谓句》《紧缩句》等小册子，即细心的读者，也会想起1984年他就出版了两本与语文教学有关的书，一本是《作文杂谈》，一本是《文言津逮》。他还主编了《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另著有《文言和白话》一书。所以启功先生称他是“躬行实践的教育家”。
　　张先生30年代就读北京大学，正值疑古考证之风盛行之际，他不甘落后，读了不少古书，因而旧学功底锻造得颇为扎实。他认为文言与现代汉语是藕断丝连的关系，并不是根本不沾边的两种语言，即如《孟子》的第一句话，“孟子见梁惠王”，和现代汉语的说法是一样的，谁都能读懂。所以，学习文言，可以通过精读、博览，逐步积累、磨炼，由浅而深，由少而多，最终做到大体通达。他反对文言教学中过多的语法分析，认为诸如词性的划分，“使动”“意动”的概括，不一定有用，有时反而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种观点，与时下流行的新课标的理念是一致的，只是比它早提出了很多年。
　　张先生谈作文，强调“言为心声”，以手写口，反对“文”与“话”的剥离。这是继承了叶圣陶先生“写话”的观点，即“嘴怎么说，笔就怎么写”，“写成文章，念，要让隔壁的人听见，以为你是谈话，才算及了格。”张先生曾以两个“风姐”为例说明这一观点。一个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几乎是文盲，竟能给众姐妹的“即景联句”起头，道出“一夜北风紧”的首句，而且这个头开得颇为大气，余韵深长；一个是著名评剧演员新风霞，以记录口语的写作方法，写了多种回忆录，叶圣陶先生曾填《菩萨蛮》词赞曰：“家常言语真心意，读来深印心儿里。本色见才华，我钦新凤霞。”当然，张先生也指出，“话轻文重，话粗文精，话低文高”，“文所传的不只是话，而远远超过话。”张先生谈作文，从实际出发，谈问题不作“无非有多少多少点”的高论，引证的例子也往往妙趣横生。如在谈到作文要坚持“一己之见”时，也强调不能过于偏激。他引用了西方的一个讽刺故事：甲乙二人为地上一个黑点是什么展开争论，甲说是虫子，乙说是黑豆。正在相持不下，黑点爬了，甲说：“你看怎样?”乙说：“爬也是黑豆!”他用这样的小故事提醒学生写作文不要为了标新立异而固执己见，而成为“爬也是黑豆”派。是多么风趣生动啊!
　　我因为编写中学语文教材，常碰到一些字词训释方面的疑难问题，经常向张先生求教。记得有一次是有关《论语》的几个句子的理解，因为几种版本的注释有分歧，如杨子之路，可以南可以北，如墨子之丝，可以黄可以黑，如何教给学生呢?只好借助于张先生的慧眼，“别黑白而定一尊”。一句是《论语》的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究竟是“复习”，还是“实习”?有一种说法理解为“实习”，还引申发挥说，孔子是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他的教育观念很现代。我和张先生商讨的结果是：“习”当然是“复习”，即“温故而知新”之意；孔子根本不重视社会实践，他的学生去种地，他都很看不起。再一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句，这也是孔子说的话。“周公之才之美”，究竟如何属断呢?是“周公之才／之美”，还是“周公之／才之美”?张先生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认为当然是前一理解正确，这里赞美周公包括“才”(内在)和“美”(外在)两个方面，而不专指“才能”。另一句是：“譬如为山，未成一箦，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如何理解“平地”的构词结构?有的注本过于看重“平地”与“为山”的对举，理解为动宾关系，即“平整土地”，张先生则认为还应视作偏正关系，因为《论语》是语录体，口语化，局部不对偶正是其特点。我很佩服他的见解，我查了多种先秦典籍的引得，“平地”没有用作动宾的例子。后来张先生写文章批评台湾学者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指出他的许多观点还是打倒孔家店以前圣人至尊的陈腐思想，解说更是“信而好古”，甚至根本不通。他说得有理有据，令人叹服。这篇文章曾在一些学术网站广为流传，并附有两人的照片。最为可笑的是，前几天一个南方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她所在的城市的晚报，发表张先生病逝的消息，用的居然是南怀瑾的照片。当然，晚报第二天就更正道歉了。如果死而有知，张先生不知对此会作何感想，一定会又发一通高妙的议论吧。
　　送别张先生，我写了几副挽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先生去矣，而今而后，谈文论语谁激赏；晚学在也，或否或然，读书寻理自犹疑。”这也可以看做是我心声的实录吧。
　　1998年初，张先生整理注释他的诗词集《说梦草》功成，一边拉我喝他最喜欢喝的竹叶青酒，一边说让我 给他写“跋尾”。他说我读研的专业是唐诗宋词，写一篇后记还不至于发愁吧。我生性懒惰，怕写不好。想到张先生以前的集子多有名人为之美言，就更迟迟不敢动笔。待我把《说梦草》通读一过，不禁深深为他的幽雅情怀所打动。他的诗宗唐人，词宗北宋婉约派，境界之淳厚，韵味之悠长，词句之清新，古人无以远过。如记62岁时“解职还乡”的诗，有句云：“榻前多鼠妇，天外一牛郎。默数晨鸡唱，方知夏日长。”以“鼠妇”(即“潮虫”)对“牛郎”，既有生活情趣，又新颖别致。又如自我调侃的《鹧鸪天》词曰：“掺水酒，打油诗，迷时自度不求师。也曾秋尽行春令，背倚斜阳赋梦思。”如行云流水，轻灵而又风趣。这样，我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读后记”。还好，送张先生检阅，他只建议我改动了个别字句，不超过三处。这篇“后记”为我在张先生的读者和朋友中赢得了小小的声誉，连启功先生都曾问过我是谁，这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读《说梦草》时，我发现有一首诗开头为“马路行油碧，鹃声促麦黄”，就和张先生说“油壁香车”应该用“壁”字，是“车壁”也，如北宋晏殊有名的《无题》诗曰：“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张先生当即改了过来，并在以后写的《诗有余力》一文中提及此事，这让我这个“一字之师”很是感动，也感受到了张先生的大家气度。
　　张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是我望尘不及的。他不但博览群书，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最喜欢三家。你要问他谁是中国古代诗歌第一人，他必答是陶渊明；问他谁是唐朝最有才气的诗人，他必答是李商隐；除此之外，他还酷爱《古诗十九首》，曾集句并自书一联为：“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据说电影演员白杨的艺名就是张先生给起的，取自《古诗十九首》，即“白杨何萧萧”。《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五言诗，为文人作品，吟咏人生无常，伤感生离死别，表现及时行乐，确实别具一格。这组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张先生常说萧统的眼光太苛刻，竟不肯把“古诗十九首”凑足“二十”之数。
　　然而，称张中行先生为国学大师，是不确切的。一者，他以“杂家”著称，不像黄侃、陈寅恪、钱穆那样专治国学；再者，他本人一向以“思想家”自许，他认为，把他当做一个思想者，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张先生虽然生于帝制(1907年)，接受的却是现代教育，学的是民国课本。他考北大时，也要考英语。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顺生论》前言)他曾就此问过他学生物的同学牛满江，得到的回答是：生命的存在很难说有什么意义，不过是繁衍生息。他不甘心这样的结论，于是，乘着北大素有的追根问底之风，他又从故纸堆中跋涉出来，读西方的哲学，读东方的佛学，从中得到感悟和启示。
　　西方哲学，对张先生影响最大的是怀疑主义。但他所接受的怀疑论，一开始就抛弃了古希腊皮浪(约前365-前275)式的认为感觉和知识都不可靠的“过分怀疑论”，大体上接受了休谟(1711-1776)的“温和怀疑论”，崇尚理性知识，承认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因果论。还接受了休谟、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即承认个体的快乐和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由此延展开来，还研读了小穆勒(即约翰・穆勒，1806-1873，今通译作“密尔”)的伦理学，其核心是“最大幸福主义”，即以大多数人的幸福来衡量社会行为。最后，他读罗素的书用力甚勤，特别推崇罗素的《怀疑论集》，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罗素的知识论。他写文章经常引用培根的一句话是“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1999年以后，张先生因病体衰，不能写文章了。他有时看报，辄发感慨，说如果心有余力，要像罗素一样写一本《权力论》，归纳一下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式。对于怀疑与信仰，他是否终其一生都在调适呢?实际上他终其一生，都在怀疑，没有归于什么信仰。
　　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主编过佛学杂志，顾随、熊十力、废名、俞平伯、朱自清、吴晓铃、启功、任继愈等大家都曾是撰稿人。这使他得以浸润其间，从佛教的教义或佛理上观照宇宙人生，体悟情与欲、生与灭的人生境界，欣赏谈禅的机锋和理趣。
　　所以，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就有了张先生自己最看重的力作《顺生论》，和他写得最有趣的一本学术著作《禅外说禅》。前者从生命的存在出发，追索了从宏观的天道，到纷繁的社会，到复杂的个体成长等一系列人生问题，提出了顺生安时的思想；后者站在禅外观禅，从文化史的高度剖析禅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感悟。
　　在我的记忆中，和张中行老人谈哲学是一件最快意的事。对于本土文化，无论是东鲁春风，还是南华秋水，他都喜欢。不过，相较之下，他还是更喜欢庄子。他认为儒家的仁政思想和经世济民的愿望固然好，但往往为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奴役百姓的工具。自古圣贤都斗不过坏人，中国封建社会大率是小人掌权，贤者居于末流。他欣赏庄子的逍遥境界、养生思想、率真个性及荒唐无端之辞，认为庄子是中国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时心灵的永久归依。我读大学时，也曾用力啃读过孔孟老庄，所以每与张先生聊起，多能暗合同归，“于我心有戚戚焉”。他很欣赏我能整段整篇地背诵出来，夸奖我的记性和悟性都很好。
　　我对于禅道知之甚少，但总觉得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些不近人情，不知何以在继承衣钵的竞赛中胜出。但我还是喜欢竞争失败了的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认为这样的话更真切自然，更符合人性。有一次我以此问张先生，他说禅语就是这样，说得越极端，就越见本性，所以慧能赢了，发展出一套“顿悟法门”。我开玩笑说，所谓的参禅，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吧，菩提这种东西，花蕊是典型的“一雌多雄”，疯狂得很呢!他也笑了，并惊异于我有这样的常识。
　　谈到西方文化，我和张先生也有很多默契。有一次他说起一位数学家在决斗的前夜把自己的心得写了出来，第二天就在决斗中死了，可是他的写下来的这些思想，却足够让后来的数学家研究一个世纪的了。我知道张先生说的是法国数学家伽罗瓦(1811-1832)，他生命的最后一夜写出来的是关于群和域的概念，他用这种方法，彻底解决了根式求解代数方程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次说起罗素和怀特海(1861―1947)合作写《数学原理》的趣事。罗素比怀特海小11岁，偶有争论，他总是嘲笑怀特海“老糊涂了”，怀特海则每每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还是太年轻了!”张先生管怀特海叫“白头翁”或“白头博士”，是幽默的称呼，是对他的姓氏的意译(Whithead)。另有一次，记得是1998年的夏天，张先生在报纸上看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向公众推荐4本科普书，即《宇宙最初三分钟》(温伯格)，《时间简 史》(霍金)，《上帝与新物理学》(保罗・戴维斯)，《宇宙的起源》(约翰．巴罗)。我说这些书我都有，我还告诉他我已经把霍金的一篇科学讲演《宇宙的未来》选人了高中语文课本。于是，我们就谈起宇宙大爆炸的惊人假说和有力证据，从天体中氦元素的丰度，谈到哈勃红移，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种与宇宙融合、与天地为一的忘情之乐，真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愉悦。张先生说他想翻翻这几本书，我就找出来给他送去。他认真地读了，并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尊师与尊礼》一文，从读这几本科普书的本事说起，主张年轻人要想获得真知，“就最好多读霍金《时间简史》一类的书，不读熊先生(指他的老师熊十力)《存斋随笔》一类书。”
　　张先生思想敏锐，文笔犀利。晚年写的一些杂文，富于思辨色彩，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如，他反对封建社会文人的愚忠，指出不应该像明朝的方孝孺一样，为了忠于前一个皇帝而被诛灭十族。他有感于德国总理科尔的下台，写了《换马》一文，评析西方的民主制度。他还写文章，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私生活辩护，说不应该以暴露个人生活的隐私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些杂文，都表现出了他“思想者”的一面。
　　张先生在书画古砚的鉴赏方面也是专家。有一次办公室的同事做一本书法作品的编辑工作，看不懂“五乖五合”是什么意思，就让我代为请教张先生。他一看便知是唐代孙过庭《书谱》中的话，即指写字时五种不顺的(乖)和五种好的(合)情境或条件。他钻研过书法史，曾临摹过16遍《书谱》。可他却每每感叹“学书不成”，归罪于自己是“左撇子”，右手乏力，这实在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借口。张先生对于古砚的鉴赏，是顶尖高手。有一次他很有兴致地讲起来，还拿出来他的收藏品给我看，说因为用的墨不一样，唐朝的砚是凸出来的，宋朝的砚是凹进去的。
　　我对张中行先生的记忆，也许很难用“难忘的瞬间”来表述。因为同他游处多年，难忘的瞬间太多了。借用数学的术语来说，是很多“离散”的点，构成了“连续”的线和面。
　　其实，单从学术文化上来理解张中行先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不缺作家，也不乏哲人，但张先生的故去，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坐而论道、闲话桑麻的老人。正如长我一辈的同事张厚感先生说的那样：行公不在了，我们忽然觉得少了很多情趣和乐趣――我们也称张中行先生为“行公”，因为这样称呼好像是更亲切一些。
　　张中行先生非常热爱生活，90岁时还半夜爬起来看世界杯足球赛，对贝肯鲍尔(德)、普拉蒂尼(法)、马拉多纳(阿)那一代的球星很熟。说世界杯足球比赛，真是拼了命地踢，真见性情。说马拉多纳传球好，普拉蒂尼定位球好，他们都是比手扔的还准。他热爱北京这座文化古城，说北京没有了胡同，也就没有了韵味。他大半生的时间没离开过北京旧城沙滩一带，在那里读大学，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工作。每次路过从前和杨沫一起隹过的银闸胡同，依稀辨认当年大丰公寓的遗迹，他都不免喟然长叹，诵一声晋朝大司马桓温的名言：“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从1951年2月起，他就告别了在贝满女中的教书生涯，投到叶圣陶麾下，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学语文课本。有一次我和他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着外面那条喧闹的小街(沙滩后街)，问他这条街变化大不大。他沉吟一下说，要说变化当然是有的，要说没变化，恐怕乾隆时就是这个格局了。这些话，虽然平常，但每每想起来，总不免会在心里涌现出岁月不居、人生易老之类的伤感。
　　罗素在他的自传前言中对为什么而活着给出的理由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张中行先生也百分百地具有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他是我们身边可以攀谈可以嬉游的一位哲人。
　　庄子提出了一个永远不能诠释的哲学命题，即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为梦。那如何知道活着不是在做梦，而死后才是大梦初醒呢?庄子又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就是说，“不梦”是修行的一种高超境界。张先生名书斋为“留梦斋”，名诗集为“说梦草”，其大寝而去，也许正是梦醒时分吧!
　　与张厚感先生、刘德水君共同给张中行先生写完悼文，我突然想起一句阿拉伯谚语：“死去一个老人，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我不知道这句谚语流传的年代有多么久远，但约略可以感受到它的深刻意蕴。西方文明，在黑暗的中世纪，几乎中断了古希腊传统。若不是阿拉伯人对文化典籍的收藏，也就没有后来伟大的文艺复兴。作为一个跨世纪的文化老人，张先生留给我们的人生智慧、著作文章，实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赏。
　　人民表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