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主要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结果，按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彼此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随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正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国民党在这些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所谓“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在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承认这简直就是18、19世纪的古老战术。战斗毕竟是以取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又针对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当时，苏区内存在的“土围子”可侧面说明碉堡战术的效用。这样依靠有利地形和坚固建筑形成的“土围子”在苏区并不鲜见，有的坚持达三四年之久。单独的“土围子”在苏区范围内的坚持，显示了红军缺少重武器因而难以攻坚的弱点。

　 持久消耗、碉堡战术的核心是稳中求进，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蒋介石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介石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蒋介石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看地图是越看越近”，蒋介石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当然，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并非一味保守。。在稳步推进、持久消耗总方针基础上，国民党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大胆出击，积极把握主动作战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整体战略的主动性和威胁性。

　二、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上述各项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或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遇到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尤其当红军首战东固时，蔡廷锴部在红军后方，红军仅有1个师部队牵制。第三、四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而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了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4次“围剿”的兵力投入。第五次“围剿”前，第四次“围剿”是南京政府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国民党军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蒋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加上武器和补给优势，使国民党此次“围剿”较之前几次有了更多的资本。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也有一定提高”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介石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

　 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及作战基础的上述变化、加强，为其赢得第五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三、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是暴露无遗，正如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所总结的：“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的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大红军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大红军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势在必行，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扩大红军的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扩大红军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

　 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的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红五军团十三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但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同时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粤赣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这些，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1933年12月，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根据毛泽东的调查，1元大洋只能买盐1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的地步，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硝盐质地不纯，成分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屡有中毒情况发生。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即使是能用的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以如此有限的物质基础，面对对手压迫进行的正面战争，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央苏区在作战两个主要资源——人力及物质资源上遇到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给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四、自毁长城：政治资源的破坏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的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苏区开始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部分人中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逐渐消退，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反映“左”倾中央过左政策的突出例子是查田运动。

　“左”倾中央缺乏对苏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主观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判断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根据这一判断，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立即出现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严重偏向。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胜利县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错划面之广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纠偏工作仍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的判断下，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

　 查田运动“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恶果，直接导致苏区尤其是一些边区群众大批出走。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成群结队整村整乡”逃跑的严重局面，直到1934年五六月份，才有所缓和。

　查田运动的错误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则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同时，“左”倾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必要的信任，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在对敌对力量夸大估计影响下，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查田运动及肃反斗争中对打击面的任意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与群众间原有的良好信任关系。

　 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查田运动出现偏向，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和扩大红军运动中，又不断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群众利益，进一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于苏区人力和物质资源有限，经过多次公债推销和扩大红军后，地方供应已十分艰难，而“左”倾中央往往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造成各地为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

　 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除上层指导的错误外，基层组织的软化也起了催化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本身经验不足，加上战争形势下，大批优秀干部被输送到红军，基层干部鱼龙混杂、素质下降。

　综上所述，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域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给我们今天的启示

　力争党内民主化。党内民主化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关系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解决在革命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众多问题，不应该照搬外国的社会模式，不应该把革命的事业和命运寄托在外国人身上。

　要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正确的人生和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是解决党内矛盾、实现党内部团结和谐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