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工作总结 [难以遏制的野生动物贸易]
时间：2019-05-18 03:27:5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利用野生动物的历史已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野生动物及产品的社会需求猛增。尤其是在南方一带，食补思想非常严重。滥吃野生动物可以说是引发野生动物盗猎及走私野生动物现象的根本原因。
一张嘴可以毁掉一个物种
穿山甲、猫头鹰，以及被广州人称为“五爪金龙”的巨蜥，是在广州最为流行的三种珍稀野味。在那里，人们认为穿山甲能防癌解毒，天麻炖猫头鹰去偏头痛，巨蜥有壮阳的功能。
杨楠说，广州从化野味市场，数量最多的可能是禾花雀。从汉代南粤国王赵陀的墓葬中，曾出土过用青铜器烹煮禾花雀的痕迹，可见它的食用历史非常久远。而改革开放后，禾花雀的滋补作用被神化，时令时，一天竟有十万只以上的禾花雀被送进餐馆。麻雀般大小的禾花雀煲成汤，卖到上百块钱一只。原来，每年春秋成群的禾花雀会路经北京，可近十年来，已很难见到成群的禾花雀了，这种鸟终于快被中国人吃绝了。
然而，当野生动物的食用作用被神化的同时，人们却没有意识到，目前已知动物身上约有200多种传染病，80多种寄生虫，其中一半可以传染给人。比如对人类危害很大的狂犬病、疯牛病、艾滋病等等，当然，还有让人记忆犹新的SARS。
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曾对9 条巨蜥新鲜死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体内外寄生虫检查。结果发现，巨蜥身上至少藏有4 种寄生虫，其中一条接受检验的巨蜥体内竟藏有676 个虫体。
在内蒙古有天鹅繁殖和迁徙经过湿地，有些人撒上拌有剧毒农药的粮食，被毒死的天鹅冰冻后贩运到广州，进入餐馆，除去内脏，人吃了当时也许不会有反应。但是，这些野味终究是经过黑市才上了餐桌的，来路不明，死因不明，又有谁能保证它们的食用安全性。
经不住的高利润诱惑
丑小鸭被毒死的故事只说了一半。原来，内蒙古乌审旗的那位村民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孩子还等着钱上学。“捕杀野生动物固然可恨，但有的人也是被逼得走头无路。”杨楠说，遇到这样的捕猎者，处不处罚都很纠结。
有一年元旦，杨楠去湖北探望病危的战友，一路上，土家族自治州的居民就在国道两侧，端着野猪、狍子、野鸭、红腹锦鸡叫卖着，他找到有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却得知由于当地经济比较落后，有关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也查得比较紧，交易就转至地下，极其珍贵的金钱豹，一只甚至可以卖到五六万。
2008年金融危机，许多南下的打工者遭到解雇，他们从广州回到湖北野三关，发现当地人春天种地，秋天收割，冬天打猎，一只母的红腹锦鸡可以卖50元，公的卖70元，一天抓5只，可比打工赚的多得多。有些出乎杨楠意料的是，那些村民甚至学会了用彩信向订购者推销。
尽管有人是为了生计才进行非法盗猎，但大部分野生动物贸易和走私的直接原因还是高利润。
据了解，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收购1只穿山甲只需要100~200元，平时到达广东市场则可以卖600~700元/公斤，春节前后可涨至1200元/公斤左右，一只穿山甲重约七八公斤，这意味着，在广东地区每只穿山甲的售价在9000元左右，旺季甚至可以上万，而这还不是经过厨师烹饪后吃到食客嘴里的最终价格。
物种资源缺乏系统研究
“现在说到生态，都说有多少绿地、森林覆盖率是多少。对野生动物在生态中的作用则缺乏关注。”王英永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缺乏对野生动物的认识，特别是缺乏其种群数量和分布的认识，保护就无从谈起。邹发生表示，事实上，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上，广东所做的远远不够。
邹发生说，一个地区如果对动植物资源情况掌握比较好，会出版相关的动植物志。邹发生打开书柜，向记者展示了《内蒙古动物志》、《贵州鸟类志》等大部头。
“广东动物志等著作的缺失表明我们对野生动物家底资源摸不清。”邹发生表示。
他以自己研究专长举例。“迁飞的鸟类，春季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我国黑龙江以北的地区，秋季到中国南方来，冬季又到了南半球的大洋洲。国际学术会议上，鸟类的迁飞路线、分布都很清晰，就我们中国的信息是空白，搞不清。”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一环，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受大气、水、土壤等自然因素的约束。“这些要素如何具体影响动植物生存情况是学术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知道种群数据，研究就无从谈起。”
不仅如此，基础的研究又会影响到野生动物保护的管理上。“不知道哪些动物需要保护，不知道应执行怎样的保护力度。”邹发生说。
濒危的物种理应受到保护，濒危程度与受保护程度应该直接关系。但王英永表示，在我国这两者却并非完全一致。受保护的不一定濒危，而濒危的又可能是我们缺乏调查而没受到保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腹鹰、白鹇等，实际上数量还是挺多的。”而上述广东乌龟虽未进入保护动物之列，却是处于濒危状态。
邹发生说，野生动物物种资源的调查工程量浩大，而且需要长期跟踪进行动态关注。目前这方面科研资金非常有限。
非法狩猎罪存立法缺陷
湖北省森林公安局吴鹏曾在《森林公安》杂志撰文指出，我国对于非法狩猎罪是存在立法缺陷的。他认为应该是指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狩猎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必须持有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而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仅仅是：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
吴鹏表示，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遗漏了“未持有狩猎证狩猎”和“不按狩猎证规定的事项狩猎”这两种重要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情形。
“这会导致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力度大大降低。”他指出，从执法实践来看，查处的违反狩猎法规狩猎的案件绝大部分情形是“未持有狩猎证狩猎”和“不按狩猎证规定的事项狩猎”，而这两种情形又被排除在犯罪之外，这就给违法行为人以可乘之机。
只要行为人不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无论其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数量多么惊人，情节多么严重，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使得一些违法分子屡屡铤而走险。
人情执法难禁绝
内蒙古一带盗猎的野生动物很大一部分会先集中到天津。杨楠曾到天津调查，他说，在当地农村，专做野生动物贩卖的人家有的藏着十七八个巨大的冰柜，而他们多是做死体生意的。也有本地人在天津入海口的湖汊地区，布满千万张大网，过往的成群的白鹭、野鸭、水鸡被捕获。
“这些野生动物被用特制的集装箱伪装起来，竟然能堂而皇之地走民航、水运去往南方。”杨楠透露，“除了集中发货，贩子手里只要有货，也可以买通大巴车，让其在放置行李的地方留出位置。到了目的地，很快有人接应，并直接送往消费的餐馆。”
他说，警方的突击检查时紧时松，而那些野生动物的贩卖者都各有门道，消息非常灵通，真正受到打击的微乎其微。
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还告诉记者，野生动物贸易甚至有所谓的“相关部门”的人员参与其中，想要彻底杜绝谈何容易。
“我们都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但如何杜绝买卖，关键就在于管理。”龚世平认为，要真正将保护野生动物落实，管理制度上一定要革新。
?除此之外，还要给钱、给人、给政策。“对保护区物种调查需要投入，一批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护林员上岗同样需要投入。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又需要有效的监管。”
龚世平表示，目前保护界专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发开展了一些讨论，疏理自然保护区等存在的问题，准备在明年由相关人大代表提交议案。
王英永则从保护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更多应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去考虑，一些动物保护者太执着于保护所谓的旗舰物种并不可取。
在保护生物学中，旗舰种指的是能够吸引公众关注的物种，它的选择不是完全基于生态学的重要一环，而是注重它对公众的影响力，通过它来吸引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华南虎、熊猫都是旗舰种。
“在自然界中，一个物种的绝灭，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不应作过多的干预。”王英永认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效果，最重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一些物种的衰亡，会有另一些物种的兴起。
一个例子就是，在2.5 亿年前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中，当时地球上70%的陆生脊椎动物，以及高达96%的海中生物消失，但在数百万年后，陆地与海洋的生态圈得以恢复，物种多样性就超过了大绝灭前的水平。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王英永还认为不应过分地将保护精力投入到旗舰种的保护。“保护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对某种旗舰种保护耗费力度太大，未必就对野生动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帮助。”
(本文由本刊与广东科技报记者共同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