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埃蒙.坎尼夫的当代城市设计理论] 埃蒙

　　摘要：埃蒙·坎尼夫的《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一书，在回顾与分析城市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讨论了有关城市更新与当代城市生活矛盾的种种争论，提出了由格局、叙事、纪念与空间构成的城市设计元素的“四重模式”，这既是一种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准则体系，也是一种走向伦理性城市的方法论。
　　关键词：城市伦理；城市设计；城市更新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6-09（5）
　　埃蒙·坎尼夫（Eamonn Canniffe）1960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建筑学教育，1986年至1998年间在曼彻斯特大学建筑学院任教，1998年至2006年在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任教。他在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院工作期间出版的重要学术专著《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Urban Ethic——Design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于2006年出版，这是一本颇有新意和价值的城市设计伦理著作。
　　《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在阐述城市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有关城市更新与当代城市生活矛盾的种种争论，阐释了城市的形式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与美学状况之间的关系，并聚焦于城市的空间特性，提出了一种分析与设计当代城市环境的方法论，力图通过四种城市设计元素，即格局（patterns）、叙事（narratives）、纪念（monuments）和空间（spaces），将那些能够明确分享的精神特质（ethos）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以创建一个“伦理的城市”（ethical city）。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城市发展的进程”，共四章，以对城市问题的反思为出发点，旨在追寻和梳理城市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文化背景，为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坎尼夫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割裂过去来理解现代城市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并依据当代审美和政治结构的特点，分别从历史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这三个维度勾勒了城市发展的基本进程。
　　坎尼夫所称的历史城市（the historic city）大致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城市是一种紧凑性城市，通常既有辨识性又容易认知。这个阶段的城市发展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即城市的建筑与空间如何才能反映并支持城市的精神特质，并通过具有高度意象性的场所，使市民牢固树立对城市的认同感。坎尼夫认为，宗教及其神力约束在古代城市的布局和社会结构方面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和古罗马人，建城都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城市的命运需要神的庇护和魔法的保护，因而城市建设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宗教仪式和宗教行为。他以古雅典城每年举行的“泛雅典娜节女神游行”为例，说明了宗教性公共生活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效应和诗意共鸣（poetic resonance），正是由市民互动而形成的神圣化与仪式化的城市公共生活，强化了人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坎尼夫认为，随着18世纪中后叶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及其所引发的对城市元素的非神秘化的解释，导致了对城市环境的伤害，而这恰恰是以生产效率为目标的工业城市（the industrial city）的主要特征。
　　18世纪下半叶，伴随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城市时代。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影响。虽然工业城市充分调动了制造业财富创造的潜能，但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城市病”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导致城市结构混乱、城市环境恶化、住宅拥挤、疫病流行等问题迅速出现，且日益严重。一些城市观察家们，例如恩格斯，通过亲身的观察与交往，直接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尤其对曼彻斯特工人非人道的生活条件有触目惊心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坎尼夫认为，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城市状况的描绘，表明了城市和建筑形态与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以及道德维度的重要性。
　　同时，18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标准性，利润率与批量生产之间的关联，都对城市设计产生了影响，使其回避了传统城市的伦理价值。工业化的模式带给城市的是更快的功能分区过程。功能分区的城市，创造了一种工业化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城市特性，即单调而乏味的环境，或者是工业区，或者是商业区，或者是居住区。这种功能分区使土地开发满足了制造业的需求，但在如何寻求公共建筑的代表性语言，以及营造友好的居住环境方面却并不成功。
　　尤其是当代的城市设计，在许多方面仍然完全受制于二战刚结束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提出的城市规划教条。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们都满腔热忱地贯彻着这样的规划策略，即用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取代传统城市的建筑形式。由此所导致的零乱的、单调乏味的“城市沙漠”现象，正是人们期待城市设计者们要解决的难题。
　　坎尼夫所说的后工业城市（the post-industrial city）主要是指20世纪晚期的西方发达城市。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城市体验是最基本的存在模式，但为什么对许多居民而言，那些丰富的城市设施变得如此让人疏远？而且，这样的城市环境表面上体现着公共价值，但实质上却表达着私人利益。他认为，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前提是运用城市总体控制规划，在一个更健康的城市环境中创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但这种乐观主义的看法，不能简略地说成是落入以下两种情形。一方面，高层建筑的发展形式、抽象的功能主义表达、缺乏明确界定的介入式空间，都让人认识到疏远感的产生既来自空间尺度，又来自可识别性的缺乏。另一方面，城市总体控制性规划又让人认识到，它消除了地域和地形因素上的差别，取而代之以普遍主义的解决方案。
　　如何才能从城市设计层面解决后工业城市所带来的问题（如无场所感的郊区化蔓延、城市设计与人的需要疏离）？坎尼夫主要讨论了两个在理论上明显对立且处于支配地位的城市设计理论，即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与新现代主义（Neo-Modernism）。新城市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新的城市设计运动。它旨在寻求扭转城市各个功能分区相互疏远的问题，赞同城市形成一种更为综合的整体，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准则强调界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以便居住区的市民中心在城市体系层次中具有明显的辨识度。新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他们认为不可改变的人性与技术的进步是一种共生关系，应借由理性的逻辑进行道德上的控制，因而主张重新恢复现代主义设计的一些理性的、次序的、功能性的特征。新现代主义抛弃了现代主义先驱者们以改革者自居的伪装，赞成应服从市场的需求，但却很难满足创建全球城市过程中的人性化需要。
　　坎尼夫认为，无论是新城市主义在物理和视觉上的限制，还是新现代主义自我陶醉的精英主义的影响，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代城市问题，当代城市的现实状况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恢复城市主体地位的理论，而其出发点是相信城市有能力表达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包容相互对立的各方，鼓励多样化，反映个体的诉求。于是，在《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的第二部分“城市环境元素”中，坎尼夫将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所宣扬的建筑的伦理功能中的“伦理”引入到城市设计领域，提出了更广意义上的“城市伦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坎尼夫并没有明确界定“伦理”的含义，但他的城市伦理中的“伦理”一词的含义，与哈里斯所说的建筑伦理中的“伦理”一词的含义相同，即与希腊语ethos（精神特质）更相关，而不是我们通常谈到“商业伦理”或“职业伦理”等应用伦理层面时的那种意思（如人际交往或控制工作行为的一套准则）。
　　坎尼夫对当代城市的失望，主要源于他认为在当代城市中，伦理价值还远未被充分体现出来。因此，为了更加明确地展现伦理城市的精神特质，坎尼夫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从城市精神的层面，提出了当代城市空间设计的方法论，即他所说的城市设计元素的“四重模式”（a fourfold model）。这“四重模式”由四种城市设计元素构成，分别是格局、叙事、纪念和空间。在城市环境中，这四种元素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坎尼夫的主题——“城市伦理”。
　　坎尼夫提出的城市设计四重模式的表述，较为抽象和晦涩，也许这与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推崇有关，他自称自己提出的四重模式是对海德格尔的宇宙（世界）四重结构的自觉回应。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定居在天、地、神、人这四元合一的结构之中的，即拯救大地、接纳苍天、期待诸神、关怀人性。人以定居的方式保护着四重结构，使四者的本质得以显现。尽管坎尼夫的模式、叙事、纪念和空间比海德格尔的地、天、人、神更加具体，但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意义层次，对城市建筑这个特定研究任务而言，有相同的目的。
　　下面简要阐述坎尼夫提出的四种元素：
　　第一、格局（patterns）
　　城市格局这个元素，是一种存在于被动适应地形与有意识规划的主动干预之间的现象，旨在确认建筑物和街道之间的关系，人口密集区域和空旷之地的关系，确保城市形态具有一定的秩序。初看之下，格局乃是财产分配与地形（topography）的功利主义产物，实际上它受理智建构与意义积累的影响。这种阐释使城市格局被看作是社会精神特质的物质表现形式。或者可以说，格局即便不是对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反映，但至少它依赖对地方特性的理解。通过观察一个地区的连续性地图，例如罗马的托拉斯维特区（Trastevere），解读它们的格局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就可能超越单纯形式上的东西而阐释其所代表的地方特性和社会进程。坎尼夫提出，应重视历史城市的肌理及蕴藏于其后的精神本质在城市复兴中的价值，当代城市应重新规划城市的各个区域，使城市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丰富和紧密。
　　第二，叙事（narratives）
　　自古以来，叙事便在城市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本身就具有叙事的特征。坎尼夫认为，所谓叙事，是指运用对公民而言有重要意义的类比和意义元素等表达方式，为城市中人类活动的关键角色设定场景，使城市成为一种故事的集合。在功能方面，他将叙事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理解和归纳城市设计的意图，强化城市文脉之间的联系，进而来有效地建构建筑及城市的社会文化意义。坎尼夫尤其强调，叙事空间可以理解为一种与“置身其中”的实地体验密切关联的建筑与城市空间，而只有体验才能产生场所精神。因而，坎尼夫提出对城市叙事进行解读的典型形式应该是，假想我们正经历一次穿越城市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经历与体验都融合在一起。坎尼夫反对城市设计中单一的主导性叙事，他建议城市应展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叙事，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他认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t）、情境主义（situationist）以及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试图倡导对城市环境新的感知方式，为建设20世纪城市的多元叙事做出了有益尝试。
　　第三，纪念(monuments)
　　纪念这一术语，来自拉丁文monere，意思是“展示”，是一种明确地宣传公共信息的产物。坎尼夫所说的作为城市设计元素的纪念，主要指具有可识别性的、能够吸引公众参加公共活动的各种公共建筑，尤其是公共性文化建筑。他认为，纪念在强化支配性的叙事形象方面有悠久的传统。而当代城市的叙事，作为一种集体体验，镌刻在城市的各种纪念物之上。通过一个城市公共性的纪念建筑网络来理解和读懂一个城市，是一种最普通地的了解城市历史的方式。纪念建筑语言所呈现出的建筑尺度与精巧成果，使其与周边环境区分开来，并赋予其公共形象。而人们对城市的记忆和抱负，便栖居于纪念建筑的形象之中。因此，对于当代城市而言，如何在商业王国所主宰的环境中表现纪念建筑的公共形象，以及通过它们表达包容性的城市价值，既是城市设计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城市重建的关键之所在。
　　第四、空间(spaces)
　　坎尼夫认为，城市设计的四个元素当中，从根本上说，最蕴含伦理诉求的是空间元素。所谓空间，不能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建筑物之间的空隙，而是通过实现一个空间及其本身的形式意义和清晰界定，为特定的城市文脉提供新的价值。实际上，坎尼夫说的空间，本质上是指市民可利用的开放空间和公共空间，这些空间元素以一种微妙但具体的方式吸引公众，表示公众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而非仅仅是个体的存在。他认同卡斯腾·哈里斯关于城市空间的公共性与其所体现的城市伦理观念之间的关联。因此，为了实现当代城市空间的伦理潜力，公共领域应拥有比私人建筑更具价值的东西，因为共同价值的多样化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获得体现。坎尼夫主要以广场这种空间类型为例，讨论了城市空间服务于人们的特定活动，可以强化社会团体一致性的功能。传统城市空间相比于现代城市，更具模糊性，更多体现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市民价值。因此，当代城市的重建，需要重新引入城市空间的层次体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以及对城市景观的再评估。坎尼夫认为，最成功的城市空间展现出三个特征，即它们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和渗透性、相对而言是朴素的以及具有清晰的空间边界。
　　概言之，坎尼夫在海德格尔现象学与哈里斯建筑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设计元素的“四重模式”，正是这些元素——格局、叙事、纪念与空间，大体构成了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准则体系，这是一种走向伦理性城市的方法论。在书中，坎尼夫还通过集中讨论相关范例，以及提出一系列的设问，来具体表达自己对伦理性城市形态的向往：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判定城市形态是否具有伦理性与包容性。这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对居民与观光客来说清晰而方便吗？这个城市在我们去一个安排好的地方后，还能很容易地到达其他地方吗？这个城市的建筑虽然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却很和谐吗？这个城市的建筑具有一定程度的坚固性、渗透性甚至是模糊性吗？这个城市的空间大部分时间能能够提供一种多样化的用途吗？这个城市拥有方便使用而不是让人厌恶的公共空间吗？这个城市建筑的功能，无论它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政府的还是机构的、宗教的、世俗的、商业的、慈善的、以居民为中心的还是以观光客为中心的，都能鼓励不同种族与阶层的人们偶然相聚吗？这个城市总体来说是通过高品质的设计、材料、创新技术和表现方式来加以装点和美化的吗？这个城市的传统惯例与社会机制能够使每个市民平等受益吗？这个城市有类似佛罗伦萨圣母领报广场这样的广场吗？伦理的城市环境，应当对上述所有问题都持肯定的回答。当然，这也是西特所赞赏的空间类型。这样的城市环境，是简练的、易于读懂的空间形态，浓缩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许多方面，既包括特殊的方面也包括一般性的方面。这样的空间形态是持久的，当它们被使用的时候甚而荒芜的时候都是宁静的，能够促使人们创造一个彼此熟悉的环境，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并鼓励人们相互合作与分享。”[1]
　　除以上所提到的外，坎尼夫的书中还有不少精彩的观点。例如：坎尼夫充分肯定了现代城市设计先驱者们所具有伦理压力与道德立场。他指出，现代城市设计先驱者们往往有一种伦理上的压力，即他们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设计与社会大众的理解相平衡，同时，他们还具有医治城市疾病的善良愿望这样一种道德立场。然而，今天的城市设计者们常常令人遗憾地缺乏这样的伦理压力和道德立场，他们往往将促进消费主义看作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社会底层的境况并没有得到足（下转69页） （上接12页）够关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当代恩格斯，去发现类似早期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那些肮脏的状况，它们正以不可想象的规模在蔓延。虽然建筑与城市规划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病，但是它却可能带来一个关注社会不平等的伦理立场，注重对公众价值判断的优先取舍。坎尼夫还认为，在当代城市，起主导作用的商业价值从根本上说仅仅满足了少部分城市市民的需要，而代议民主制度实际上推动了其各自所代表的人口的分裂。因此，城市设计应当积极了解市民的想法，而且市民所表现出的意愿也是希望能够共同参与城市的塑造。
　　此外，坎尼夫还提出了城市设计中的三个伦理难题。首先，如何理解城市形态设计中的某些方面与政治结构和虚拟叙事之间的关联程度。其次，如何寻找到能够恰当表现市民态度的设计方法，以及提供一种既满足现实需要又富于表现力的城市设计语言。第三，从我们对历史城市形态的分析阐释中，揭示当代城市环境在空间技巧应用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个难题解决不好，走向伦理的城市便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Eamonn Canniffe．Urban Ethic---Design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M]．London and New Youk：Routledge，2006．19.
　　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