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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学友情缘_学友

    时间:2019-04-03 03:16:2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毛泽东一生同学众多,他与其中一些志趣相投的学友们携手共进,谱写了一曲曲激昂奋进之歌。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他笃念旧交,始终不忘学友,尽可能地帮助和支持学友们。他关心学友们的身体、生活、家庭状况等,他的学友情缘,感人肺腑。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绝不把个人情感带入公事中。
      志趣相投,携手共进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沁园春·长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学习时的意气风发。从9岁入南岸私塾读书起,毛泽东就与众多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对于结交,他有自己的原则,用他自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话说,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问题,不谈家庭琐事。
      1915年秋,毛泽东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欲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即回信约见。毛泽东很高兴,复信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并约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相见。两人谈了3小时,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和社会改造问题。分手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可以说,毛泽东结交的同学都是志趣相投,携手共进的诤友、良友。从1912年6月到1920年11月间,毛泽东的书信共39封,其中写给同学朋友的信达34封。这些信无一例外都蕴含着两个主要信息:与同学的情深潭水;交流对时事、学业的感想和对未来的筹划。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罗璈阶信》中写道: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以理想和进步为舵,毛泽东与同学们齐心协力拉起成长之帆。
      萧三,原名植藩,号子暲,从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就与毛泽东十分投契。1907年,他入读东山高等小学堂乙班。1910年,毛泽东进入该校,被编在戊班,虽不同班,但两人因书结缘,交谈学习心得,评论诗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每天早上一起爬东台山,在山中僻静处大声诵诗、练嗓子。毛泽东曾与埃德加·斯诺回忆:“我在东山高小学习时,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作家指的就是萧三。毛泽东与萧三后来又同在一师学习,他们与志同道合者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新民学会等。1918年,毛泽东、萧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赴京。在北京,他们一起听讲演、拜访杨昌济等学者。1920年萧三赴法留学,他沿途不断有信和照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致信恳切地建议他:“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1939年春,萧三回到延安,与毛泽东又有了直接的接触。两人之后多次长谈,谈《聊斋志异》,谈诗。当他们谈到古今作家情况时,毛泽东对萧三说:“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对于萧三每次送给他看的作品,他都认真阅读,时常提出修改意见,他多方面给予萧三鼓励和支持。一次,在收到萧三寄给他的手抄诗集和附信后,他回信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对于萧三这位志同道合的老友,毛泽东不仅是在事业上、政治上关心他,也十分关心他的家庭生活。他亲自批示同意老友的外籍妻子和孩子来延安,促使好友全家团圆。萧三后来陆续发表一些关于毛泽东革命活动的文章,成为党内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
      在众多同学中,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友谊则充满着更多温暖、浪漫的气息。两人的友谊缘起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3年,毛泽东结束自修生活考入四师。这一年,小学刚毕业的周世钊也被录取,两人同被编入四师预科一班。他们同住一个宿舍,又在同一个教室上课、自修,由此成为朋友。毛泽东治学严谨、认真踏实的态度使周世钊深为佩服。四师并入一师后,两人都转入一师读书,再次同被编入第八班四级。在一师总务学友会,毛泽东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则任文学部部长。毛泽东、蔡和森等组建新民学会,周世钊也成了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还兼工人夜校管理员,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周世钊应邀担任顾问。当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时,周世钊则带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声援运动。1920年秋,毛泽东担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原本在长沙修业小学任国文教员的周世钊应毛泽东之约,到一师附小兼任高小的历史课,他们常常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和办学方针,合办了《小学生》杂志,还一起编辑出版《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报刊。他们写稿、编辑、校对,有时还亲自上街卖报,忙得不可开交。1927年后,虽然毛泽东、周世钊各奔前程,一个戎马生涯,一个在长沙做着一名普通的教书匠,又因战火纷飞,音讯不通,但两人一直相互牵挂着对方。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即写信给周世钊(1949年10月15日):“迭接电示……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从此,两人开始了鸿雁传书、诗词唱和、倾心交谈的频繁交往。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信有20封之多,信中他亲切地以别甫“东园兄”或“惇园兄”来称呼周世钊。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毛泽东对老友毫不讳言自己的生活习惯。1955年6月,毛泽东视察长沙期间到湘江游泳,并约周世钊重游读书时期经常去的岳麓山等地。两人从白鹤泉步行直至山顶的云麓宫,一路谈笑风生。后来,周世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首《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毛泽东读到后十分高兴,立即作了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排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并于10月4日随信将这首诗寄给了周世钊。   周世钊曾撰写出版了《我所认识的毛主席》、《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等文章和书籍,在多所学校、工厂报告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他以丰富的细节、深厚的感情呈现给中国人民一个栩栩如生的青年毛泽东。1976年4月,周世钊病危。毛泽东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然而,病重难返,4月20日周世钊在长沙过世。不久,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但一代开国领袖与学友间志趣相投,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的真挚友谊在后世传为佳话。
      笃念旧交,情深义重
      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一楼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个深棕色的皮箱,皮箱四周多处破损,上盖的皮带两边多是不规则锯齿状缺口,在历经岁月磨蚀后,它依然给人一种坚毅硬朗的感觉,满满一箱似乎仍装载着曾经的深情厚谊。
      1951年,毛泽东第一次邀请故乡的友人进京,3位客人中,有一位是他少时好友张有成,张有成在家族中排行第四,年龄比毛泽东略大,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张四哥”,两人儿时常在一起砍柴、放牛、做游戏。1925年至1927年,张有成积极帮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并曾掩护毛泽东脱险,自身不富裕的他还送给毛泽东5块大洋。毛泽东一直记得这位仗义的老大哥,他热情款待,派人陪他们游览北京名胜,在家设宴招待,还在中南海含和堂前,与他们合影留念。离京前,毛泽东给张有成的礼物中就有这个深棕色的皮箱,还叮嘱张有成一年要给他写几封信,家中事、村里事、高兴的事和恼火的事都可以写,并送了老朋友一箱酒。原来,毛泽东没有忘记老朋友嗜酒如命的特点,知道他每天不喝上几两就浑身不舒服。虽然他一再劝诫身边工作人员“喝酒误事”,自己一般情况下滴酒不沾,但是对这位没有什么文化的老朋友在喝酒方面还是特殊对待。1952年,政府贴出告示禁止蒸酒熬糖,嗜酒的张有成想,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联系到粮亏猪贱,他一气之下,给毛泽东写信诉苦。7月7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劝慰这位嗜酒的老朋友不要发脾气,每月还定时给他寄去50元钱补贴家用。张有成用毛泽东寄来的钱常常买些腊猪耳朵做下酒菜。后来张有成去世,毛泽东在给张有成胞弟张四维的信中还特别提到:“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与皮箱一起陈列的还有毛泽东送给张有成的大衣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郭梓材,世居韶山井湾里,他的父亲郭石桥,开过杂货店,是个小商人,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有生意往来,关系密切。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时,9岁的郭梓材和毛泽东白天一起学习,习余一起玩耍,夜晚时常同睡一张床,关系甚好。1911年,毛泽东劝说郭梓材与他一同参加了湖南新军。1919年,郭梓材到湘潭电灯公司工作,时常出差到安源购煤。1921年秋,毛泽东来往安源从事革命活动,郭梓材便请毛泽东代买煤炭。毛泽东不嫌麻烦每次都给他买好并代运回湘潭。郭梓材的妻子刘天民5岁就被嫁到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受尽折磨,是毛泽东相救,并带到长沙半工半读,在毛泽东的耐心教育下,思想不断进步,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青年部长、省学联干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两位故交念念不忘,得悉郭梓材夫妇失业,生活困难,非常关心他们。1954年10月29日,他写信给他们:“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折合现币300元——笔者注),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从1950年到1964年郭梓材去世,毛泽东寄给郭梓材、刘天民夫妇亲笔信4封、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回的信7封以及诗词等,先后共计13份之多。此外,毛泽东给他们寄钱6次,合计1700元。
      像张有成、郭梓材这样的昔日学友有很多,毛泽东对他们及他们家属的生活状况都非常关心,经常拿出自己的稿费补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不违反国家政策尽量满足,并以足够的耐心倾听他们的抱怨和牢骚。
      汤藻贞,是韶山杨林人,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49年5月,汤藻贞写信向毛泽东叙说了他们当年同窗共读时的情谊及别后数十年的坎坷经历。毛泽东看信后十分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汤藻贞,询问在京好友故交的情况,并随即到北师大看望昔日的学友、老师们,看到面容清矍的汤藻贞,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老同学,你好”,随后还让工作人员叫来酒席,招待大家。临行话别时,毛泽东笑着对汤藻贞说:“孟林,今天到你这里来,是我拜望老师、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此后,尽管两人忙于各自工作,但互相惦念,偶有书信往来。1951年10月4日,汤藻贞不幸病逝。毛泽东对这位在数学领域颇有建树的老同学英年早逝深感悲痛。
      汤藻贞逝世后,留下没有工作的夫人张敬之和5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无以为继。张敬之只好写信向毛泽东反映家庭生活困难。毛泽东收信后,心情沉重,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杠,并把信给秘书田家英,指示他到北师大看望汤家孤儿寡母,去找北师大负责人谈一下:汤教授死了,马上停发薪水,对家属又无安置,似不甚妥。田家英遵照指示,帮助汤夫人和孩子们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
      汤藻贞与张敬之的次子汤湘森曾撰文回忆毛泽东与汤家的深厚情谊:“毛泽东曾多次派人了解汤藻贞家属生活情况,请有关部门解决困难,并且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每年从自己的工资中(笔者注:应为稿费)送600元资助汤藻贞子女上大学,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资助下,汤藻贞让其子女上大学的遗愿最终得以实现。”
      清交素友,不徇私情
      毛泽东顾念旧情,关心旧交学友,但始终坚持公私分明。
      对于学友们提出的有益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请求,他给予支持。但对于一些学友的过分要求,如请求介绍工作、解决职务等,毛泽东婉言相劝或予以拒绝。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同学。毛森品的名字还与毛泽东有关,他原名毛生炳,与毛泽东同在戊班,两人因个子较高,都同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毛泽东在班上第一个结识的就是他,又因毛生炳也爱好文学,两人结下友谊。一次,毛泽东看毛生炳的作文本,发现国文老师误将毛生炳的“炳”字写成了“柄”,一时兴起,就在旁边写了“毛内生出柄来”,湘乡方言称“柄”为“把”,一时间“毛生把”的绰号就在班上传开。毛生炳在丁班求学的同胞兄弟毛钦明为此特意跑到戊班责备毛泽东。毛泽东向毛钦明作了解释,并当即向他们兄弟道歉。他又提议将“生炳”改为“森品”。从此,“毛森品”这个名字就在学校流传开来。毛泽东、毛森品、毛钦明的友谊更进一步,他们后来又一起考上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该校同窗共读了一个多学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森品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忙介绍工作。对于老同学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系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   谭世瑛,也是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同班同学。他的父亲谭咏春是东山小学堂的国文教员,当年该校校董大多反对毛泽东入学,是谭咏春慧眼识英才,极力保举毛泽东。毛泽东入校后,谭咏春对毛泽东多方照顾,十分青睐毛泽东的文章,还叮嘱谭世瑛要与毛泽东交朋友。后来,他还推荐毛泽东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使毛泽东踏上了去省城长沙之路,从此眼界日益开阔。谭世瑛与毛泽东在学校也是十分投契,两人同住一间房,毛泽东来自外乡受到湘乡本地大户排挤,谭世瑛出面维护,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对于谭世瑛父子的恩情,毛泽东铭记心中。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谭世瑛问到:“尊况如何,甚念。”后来又多次写信给他,并寄款资助。有次谭世瑛上北京,在与毛泽东的聊天中,他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政府镇压他的两个儿子和管制自己一年的不满情绪。谭世瑛还在北京,毛泽东就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信询问此事缘由,得知当地政府的处置是合理的后,他语重心长地劝慰老同学:“你应当从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毛泽东在处理谭世瑛家庭问题上,既亲自过问调查,又没有听信一面之词。谭世瑛还曾写信向毛泽东提出要谋份差事,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立场,信云:“世瑛学兄:五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以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
      曾韵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曾一起到乡村调查。此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益阳、南县等地任教,并当过校长。1954年当地要将他调到城外小学去教书,他因此上书毛泽东,去信不久便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改任中学或其他职务一事,我不便说话,请另行设法图之。”但对于老同学在信中倾诉的苦难之情,毛泽东“甚表同情”,并 “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折合现币200元 笔者注)。1962年,毛泽东又给曾韵珂寄去700元。对于毛泽东的公私分明,曾韵珂万分理解,也十分感谢毛泽东的捐助之情。1963年12月,当毛泽东70大寿时,还赋诗两首为毛泽东祝寿。
      毛泽东对老同学、老朋友的帮助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是普通劳动人民群众中一员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待同学始终遵循着“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他与学友们的这种情感是真正的朋友之情,道义之交,为世人所称道和学习。
      (压题照片:1951年,毛泽东与张有成等在中南海含和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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