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出奔”现象中的亲亲之道]春秋后期收买民众的现象导致

　　【内容摘要】亲亲之道是先秦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它体现在“出奔”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中。具体而言，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体现在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出奔中的礼制、宗国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受奔国对来奔者的受理方式等方面，其实质是为了维持宗法社会的自身稳定，体现出宗法社会鲜明的特色。先秦儒家赞成在出奔中采取亲亲之道，在这一点上，《春秋》三传的史评取得了一致。
　　【关键词】出奔；亲亲之道；宗法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亲亲之道是先秦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在周礼的约束下，亲亲之道以修身、齐家为起点，贯穿在宗法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依据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二是依据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人伦情感处理政治事件。在先秦的政治领域中，亲亲之道无处不在，甚至存在于“出奔”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中。
　　春秋之际出奔频仍，据学者统计，《春秋》记出奔87事，《左传》记出奔191事，去其重复者共201事[1]。出奔破坏了国家的宗法秩序和政治秩序，属于恶性政治事件，故《春秋大事表》将其列入《春秋刑赏表》。尽管如此，亲亲之道还是从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出奔中的礼制、宗国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受奔国对来奔者的受理方式等方面体现出来，体现出宗法社会鲜明的特色。因此，考察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出奔的历史实质，更从侧面凸显出先秦宗法社会的特质。
　　需要指出，春秋时期地域性政治结构差异日益明显，宗法贵族制并非四海皆准。童书业指出，晋国为大权在下的“非宗法的贵族制”[2]，楚国为大权在上的“集权式的宗法贵族制” [3]；蒙文通指出，秦国社会本非宗法社会[4]。出奔中的亲亲之道建立在宗法贵族制的基础上，这决定了它的国别特点。从本文征引的史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现象主要限于周王室和齐、鲁、郑、卫等东方诸侯，尤以“犹秉周礼”的鲁国为典型。
　　二、“出奔”之礼与春秋贵族对
　　“出奔”的理解方式
　　杜预《春秋释例》：“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邻，不以礼出也。”[5]尽管如此，出奔之礼仍可从文献的细节中得以寻绎。本文在考察出奔礼制时，主要强调蕴含在出奔之礼中的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不仅从政治角度看待出奔，更从宗法角度看待出奔。出奔之礼围绕宗庙、坟墓举行，这正是宗法关系的象征。
　　具体而言，出奔前行哭墓之礼，辞别祖宗。《礼记·檀弓下》载颜渊曰：“吾闻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6]《左传》载鲁昭公驱逐季氏失败，出奔时“与臧孙如墓谋，遂行”。杜注：“辞先君，且谋所奔。”[7]亦有告庙之礼。《左传·文公十八年》：“（邴歜、阎职）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8]沈钦韩《左传补注》谓“舍爵而行”为“告奠于庙而去也”[9]。按《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孔疏：“孝子之事亲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庙，反必告至。”[10]“舍爵”为告庙之礼，沈说甚是。又《左传·定公八年》载季寤“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亦为其证。季寤为季氏别子，行告庙之礼；倘宗子出奔，尚需携带庙主同行。《左传·哀公十六年》卫孔悝出奔“使贰车反祏于西圃”，杜注：“使副车还取庙主。西圃，孔氏庙所在。祏，藏主石函。”[11]《说文》：“祏，宗庙主也。”春秋时卿大夫士皆有庙主，宗子为大宗之嫡长子，身份至尊，故出奔时携带庙主，表示一族皆行。
　　出奔至国境，有筑土为坛，以丧礼自处，再次哭告祖宗之礼。《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鞮屦，素簚，乘髦马。”[12]《左传·宣公十八年》：“（季文子）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帷，覆命于介。既覆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13]“为坛位”“坛帷”指筑土为坛，“向国而哭”指哭告宗庙祖宗。此礼诸侯、大夫、士皆同。《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奔齐，“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杜注：“告宗庙。”[14]于鬯《香草校书》：“必是祝宗亦从公行，故即为坛于竟而使之告神也……诸侯出奔之礼不著，安知不如大夫、士而更加告神之事乎？”[15]在先秦时期，祝、宗掌宗庙之职，祝负责礼制仪式，宗负责器具服物，卫献公使其告亡，即于国境行哭告宗庙祖宗之礼。根据《曲礼》所载，出奔者“向国而哭”应服孝服，《礼记集解》引吕大临曰：“大夫、士去国，丧其位也。大夫、士丧位犹诸侯之失国家，去其坟墓，其宗庙，无禄以祭，故必以丧礼处之。”[16]出奔者远别宗庙，无法祭祀祖先，故服丧哭告，辞别祖宗，寄托去国之哀思。
　　此外，出奔之后有赴告列国之制。周代有赴告制度，诸侯将本国大事告知王室与各国的史官，史官据此记录“百国春秋”。就出奔而言，《春秋·闵公二年》“郑弃其师”孔疏：“大夫出奔，多是本国来告，《传》称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又卫杀孔达告于诸侯，是其本国告也……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传》称告于诸侯，是奔者自告也。”[17]本国来告，多言出奔者之恶；出奔者自告，多自宗法角度向列国哀怜，以求庇护。《左传》中载有天子、卿大夫出奔之赴辞：
　　王使来告难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敢告叔父。”[18]
　　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19]
　　天子、大夫均从宗法角度陈述出奔事件，强调兄弟不和，失守宗庙。大夫之赴辞被《左传》列入“五十凡”，更可见其普遍性。出奔者从宗法角度看待出奔，宗国之臣民亦然。《礼记·曲礼下》：“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郑注：“皆民臣殷勤之言。”[20]足见从宗法角度理解出奔，是春秋时期贵族、民众的共同认识。
　　综上所述，出奔的礼制、赴告围绕辞行宗庙、祖宗的主题。在周人眼中，出奔不仅是权力、财富的丧失，更意味着自己与宗族割裂，与宗庙诀别—出奔不仅是恶性的政治事件，更是不幸的宗法事件。从宗法的角度看待出奔，决定了周人在处理出奔时倾向于一种宗法的态度，采取亲亲之道。 　　三、春秋时期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
　　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宽大政策与政治义务，我们称之为处理出奔时的宗法模式。分为两个角度：
　　1.自宗国而言。首先，宗国“缓追逸贼”，使出奔者得以从容去国。如闵公二年鲁庆父奔莒，《公羊传》曰：“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21]其时叔牙罪轻，庆父罪重，季友鸩杀叔牙，对庆父却网开一面。据《公羊》之义，叔牙弑君未成，季友出于“遏恶”而杀之；庆父弑君已成，恶果无可挽回，对他的处理则改为“亲亲之道”，依据宗法模式处理。春秋时鲜闻出奔者被宗国追杀之事，可见“缓追逸贼”实为列国通例。
　　其次，宗国有依据亲亲之道招纳出奔者归国之礼。《左传》记载：
　　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22]
　　国弱来奔，王湫奔莱……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23]。
　　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24]。
　　
　　“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嗣国氏”，宗国招揽出奔贵族归国，是为了重建被出奔破坏的宗法秩序。具体而言：首先，宗国有“三年而复”之礼。除上述三例之外，《孟子·离娄下》：“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25]亦为其证。其次，奔者有“三年待放”之义。《公羊传·宣公元年》：“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26]最后，受奔国有三年而纳归来奔贵族之事。文公八年宋国内乱，司城荡意诸奔鲁，鲁文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三年之后，鲁卿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27]。鲁宋为恩好之国，荡意诸为宋国贤臣，鲁国对其破格安置，在三年后将其纳归故国，与“三年而复”“三年待放”之礼正合。据此，“三年而复”为周代礼制，是依据宗法模式为出奔者提供归国的制度性通道，故《左传》称齐侯反国弱、子产反丰卷为“礼”。当然，宗国对归国的出奔贵族仍有限制，鲁卿穆伯出奔后归国，执政大夫襄仲“使无朝听命，复而不出”，其财产得以恢复，但政治权力仍被剥夺。
　　最后，倘出奔者罪重而无法复国，宗国或择其同族兄弟、子侄而立之，以承此族之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卫人讨宁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28]卫国不绝石氏之祀，是要重建被出奔破坏的宗法秩序。《左传》评价此事为“礼”，是站在亲亲之道的立场上的道德评判。此种事例鲁国居多，鲁国卿大夫有罪出奔，鲁人多立其后，盖鲁乃周公之后，秉持周礼，最重宗法之故。
　　2.自受奔国而言。周代封建之初，王室与同姓诸侯为大宗、小宗，与异性诸侯为“甥舅之国”的关系；诸侯国之间或为“兄弟之国”，或为“甥舅之国”。宗法关系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宗法关系指同族的血缘关系，广义的宗法关系包括同族血缘关系与异族姻亲关系。在广义的宗法关系中，姻亲关系是联结异姓宗族的纽带。《小雅·角弓》曰：“兄弟昏姻，无胥远矣”，可见兄弟关系与姻亲关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都是亲亲之道的基础。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亲亲之道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上，亦体现于各国的政治交往中。
　　就出奔而言，“兄弟之国”之间有依据亲亲之道受理来奔贵族的政治传统。依据宗法模式，受奔国对“失守宗庙”的来奔贵族具有政治义务，应当予以基本的礼遇与保护，维持其贵族身份。如庄公六年卫公子黔牟出奔周，周人纳之。周王室接纳卫国的来奔贵族，并无政治利益可得，而是遵循“兄弟之国”之间的政治义务。但这一举措却给王室带来后患，《史记·卫康叔世家》：“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周惠王奔温，卫、燕立惠王弟颓为王。”[29]收容黔牟是“王子颓之乱”中卫人伐周的导火索。这一后果足以说明，上述传统已不再适应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
　　春秋时期对来奔贵族的亲亲之道存在于同姓国之间，更存在于姻亲之国之间，明显以后者为多。这是因为，同姓诸侯在封建之初遵循的各种政治义务已日渐淡化，姻亲关系却可以随时建立。在重耳出奔中，这一现象体现的非常明显。重耳经过狄、卫、齐、曹、宋、郑、楚、秦八国，其中卫、曹、郑为同姓，均无礼遇。《国语》记载，宁庄子谏卫文公曰：“晋公子善人也，而卫亲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僖负羁谏曹伯曰：“夫晋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礼焉？”叔詹谏郑文公曰：“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30]据此，同姓诸侯具有厚待来奔贵族的政治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春秋中期已渐为陈迹，卫、曹、郑之君皆不能守。其余五国礼遇重耳，其中狄、齐、秦三国皆为姻亲之国。狄人保护重耳十二年，齐桓公优待重耳，秦穆公派遣军队帮助重耳归国，皆与姻亲关系密不可分。从“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对重耳绝然迥异的态度中我们看到，春秋中期受奔国对来奔贵族的亲亲之道多源自姻亲关系的新纽带，而不是同姓恩好的旧传统。
　　在春秋时期，姻亲之国依据亲亲之道安置来奔贵族甚为常见。具体而言：首先，出奔者多奔往姻亲之国，姻亲之国保护来奔贵族，甚至发兵助其复国。这种现象已见于西周末年，《国语》载周史伯曰：“（周幽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31]在周人眼中，申国作为母舅之国必将全力支持太子，事实上，申国亦不惜与王室一战。到了春秋时期，姻亲之国往往扶助来奔贵族，是贵族出奔的首选。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32]又如桓公十六年卫候朔出奔齐（朔母为齐女），庄公五年齐即联合宋、陈、蔡三国伐卫而纳之；庄公八年管仲奉公子纠奔鲁（纠母为鲁女），齐襄公去世鲁人即发兵纳纠，均为其例。
　　其次，若是诸侯来奔，受奔国有“不臣寓公”之礼。《礼记·郊特牲》：“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33]受奔国承认来奔诸侯的贵族身份，以此避免出奔诸侯的阶级下堕，维系名分大义。关于“不臣寓公”的具体方式，《左传》《公羊传》记载了鲁昭公奔齐之事： 　　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将唁公于平阴，公先至于野井……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34]
　　齐侯唁公于野井……高子执箪食与四脡脯，国子执壶浆，曰：“吾寡君闻君在外，馂饔未就，敢致糗于从者。”……昭公盖祭而不尝……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请以飨乎从者。”昭公曰：“丧人其何称？”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以幦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相见[35]。
　　诸侯出奔姻亲之国，受奔国以邑寄之，《说文》：“寓，寄也”，故寓公又名寄公。昭公奔齐，齐景公“请致千社”，杜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欲以给公。”所致之邑绝非褊小。致邑之外，国君率重臣吊唁来奔诸侯，向寓公提供饮食、衣服、礼器，并举行宴享之礼。需要指出的是，“不臣寓公”仅止于出奔诸侯一身，《郊特牲》郑注曰：“寄公之子非贤者，世不是尊”，出奔诸侯的后人仍不免跌落草莽。
　　最后，受奔国多与来奔的异姓贵族建立姻亲关系，或以己女嫁之，或娶其女。《左传》记载：
　　狄人伐啬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重耳）。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36]。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37]。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38]。
　　受奔国妻之以女，将来奔贵族纳入本国的宗法体系。随着姻亲关系的建立，受奔国自然会厚待来奔贵族。以上述三例观之，狄、齐、秦厚待公子重耳，齐国欲立叔孙宣伯为卿，鲁国赏庶其以邑，皆与姻亲关系相表里。
　　四、先秦儒家对“出奔”中的
　　亲亲之道的评价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大夫富辰曰：“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39]周公在封建亲戚、制定周礼的过程中，把亲亲之道作为周人基本的政治传统。春秋出奔中的亲亲之道源自这一政治传统，是宗法社会维持自身稳定的社会机制。
　　具体而言，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血缘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性。在周代，社会的上下层流动很少，贵族与庶民的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力、义务由血缘关系所决定，并随血统而得以传递。在出奔中，出奔者的贵族身份被剥夺，如任其自生自灭，贵族身份的下堕势必导致对宗法贵族制的破坏。在春秋晚期，这种后果已鲜明地体现出来，《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论及晋国公室的衰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40]便认为旧贵族沦为庶民是季世的标志。既然出奔破坏了宗法秩序，那么周人从宗法角度看待出奔，依据亲亲之道的传统、通过政治义务的形式保障出奔者的贵族身份，使贵族的阶级下堕维持在一个基本的范围之内，其实质正是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性。
　　当然，出奔中的亲亲之道并不能阻止宗法社会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它渐渐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在春秋中后期，宗国对出奔者的态度日益严厉，受奔国把出奔作为攫取政治利益的机遇，出奔渐渐转化为一种人才制度，这些现象均待另文探讨。此处还需论述的是，在早期儒家的历史观中，对出奔中的亲亲之道采取怎样的评价？
　　儒家的历史观以复古为基本立场，早期儒家主张以亲亲之道为基础，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恢复先王之道。因此，他们对出奔中的亲亲之道采取赞赏的态度。《春秋》三传对历史的评价存在种种差异，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一致。《公羊传》：“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41]《榖梁传》：“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42]二传都主张“缓追逸贼”，对出奔者采取亲亲之道。在《左传》中，宗国招揽出奔贵族归国、择取出奔贵族同族子侄而立之，受奔国帮助来奔贵族复国，皆称之为“礼”：
　　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
　　卫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43]。
　　足见《左传》的态度与《公羊》《榖梁》相通。此外，“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论《春秋》书法曰：“不言出奔，难之也。”章太炎先生《春秋左传读》曰：
　　郑伯此时虽有杀志，然段实出奔，亦何难言之有？今考《诗·竹竿》：“佩玉之傩。”传：“傩，行有节度。”陈氏奂曰：“《执竞》：‘威仪反反。’传：‘反反，难也。’难即傩。”然则此难谓行有节度也。盖奔者仓皇逃死，急行也，难者从容有节，徐行也。两者正反相对。圣人以郑伯当缓追逸贼，使段得徐行去国，不至急遽逃死，而郑伯不然，段果出奔，而非徐行矣。故不书出奔，使段得徐行，此以知权在《春秋》，不在郑伯，所以教万世为人君兄者，而非为当时之事实志也[44]。
　　《说文》：“傩，行人节也。”段注：“此字之本义也。其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按难、傩在文献中多通用，如：《诗·小雅·隰桑》：“其叶有难。”《释文》：“难，乃多反。”陈奂《传疏》：“古难、傩通。”《诗·小雅·桑扈》：“不戢不难。”《颜氏家训·书证》引作“不戢不傩”。陈奂《传疏》：“难，古傩字。”《周礼·春官·占梦》：“遂令始难疫。”郑玄注：“难，谓执兵以有难卻也……故书‘难’或为‘傩’。”《礼记·月令》：“命国难。”《释文》：“难，驱疫鬼。”顾炎武《诗本音》：“《礼记·月令》‘命国难’、‘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命有司大难’并音乃多反，与傩同。《左传·襄十八年》刘难、士弱，难音乃多反，是其证也。” [45]
　　据此，“难之也”是使动句，意为使出奔者徐行去国，从容有节。对出奔者而言，“从容有节”指有余裕完成出奔时的各种礼仪，能够携带家眷财产而出。这种态度和《公》《榖》中的“缓追逸贼”完全一致。太炎先生凭借深厚的小学功底，沟通了《春秋》三传的经说，得出了允当的结论。根据儒家的历史观、政治观，亲亲之道是孔子对时政的衡量标准；三传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主张依据宗法模式处理出奔事件，若合符节。此外，孟子认为：“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46]也与三传的态度相合，足见此种认识实为先秦儒家之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