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隐形福祉】福祉
时间：2019-04-01 03:11:1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循着环保与公平、共富之间的逻辑线索，得以初步厘清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隐形路径，寻求拉动经济增长与促进公共福祉二者的平衡发展…… 以“一个环保工作者”自称的中国首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又不乏生动：“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资源，留下污染，产生GDP”；“又好又快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当然GDP能高多少就算多少”。
这是在一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经济论坛上发出的声音。彼时，另一场以医疗和住房为主题的会议也在同时进行中，出席人数要高于前者。对此现象，如果仅以“民生问题更为紧扣人心”来解释，恐有认识上的不足。实际上，诚如周生贤在该论坛上所断言的，环境问题当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
无意放大某个细节，但对比出的结果又绝非偶然。不言自明的是，人们似乎仍然更关心那些“有形福祉”，即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硬民生”；相对之下，人们往往钝于感知“隐形福祉”，忽略通过实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从而永享碧水蓝天的“软民生”。其实，不论是有形的福祉，还是隐形的福祉，都攸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两种福祉缺一不可。但真要面临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形时，相信多数人将要接受壮士断臂般的痛苦考验。
环境透支背后：
传统弈局下的生态失衡
古人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现在看来，天地有大怒虽不言，而自威。气候危机的频发让人们意识到，原本没有任何“商业”意识的大自然，正在以越来越强硬的态势，威逼人类为自己得到的环境产品和生态服务“埋单”。一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言：吝啬乃大自然之本性，哪怕是些微小的恩惠，她都要向人类索要很高的价格。
时至今日，国人已置身于一个环境友好与科学发展的语境之下。此语境对“友好”与“科学”的强调，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决心和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过去乃至目前严重存在的诸多不友好与不科学。
困难和挑战来自诸多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发布的《机不可失：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报告认为，受现有政策的影响，当前趋势将使中国走上不可持续和不安全的能源发展之路，其特征是消耗大量“肮脏的”煤造成灾难性的环境退化，以及对石油进口的过分依赖。能源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这就不能不同时拉开历史与现实双重背景的帷幕，观察中国发展的当代行程。以时代流变的眼光来考量，国人接受环保启蒙至今，光阴荏苒30多载，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新旧弈局的交替亦隐现其间。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既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
重工业化时期的现实，在反映中国能源结构困境的同时更凸显了环境危机。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明显损害。国内外研究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世界银行根据目前发展趋势预计，2020年中国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经济代价达3900亿美元，将占GDP的13%。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
相关数据表明，目前环境已存在“透支”的局面，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会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所承受的范围，届时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将更为严重。此外，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明显增加，要求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污染排放重、资源消耗大的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注定了污染治理的负担空前之大。一边是发展的需要，一边是环境的呼号，二者之间的尖锐性矛盾几乎不可协调，这也考验着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决心与智慧。
当行政手段的“环保风暴”刮到尽头，叫好不叫座的“绿色GDP”无疾而终，以“绿色信贷”为开路先锋的环境经济政策，自然成为了替代工程。
现实情境则是，在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程度往往呈递减之势。许多地方受传统弈局下单一政绩观的影响，难以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抉择平衡点，片面追求GDP增长。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同时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行为；一方面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未能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些官员“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实属不易。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方式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然会迫使它们千方百计转嫁环境危机。对此，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表达过他的忧虑：西方的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先发展起来，再由中部转移到西部；当被转移地区的人为终于脱贫致富而一时欣喜时，千万别高兴太早，因为不会持续多久，马上就掉进“现代化陷阱”。
而这种对环境危机的“转嫁”，实则是生态殖民主义者们自毁家园的迷梦——在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数百年，尝到无数甜头后，他们终于发现，阶级矛盾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可以转移，经济矛盾可以转移，唯独一个转移不出去，那就是环境危机。由此，潘岳说：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生存于同一个生态系统。
的确，地球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而言显得太小，资源有限，环境容量也有限。气候变化不光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有危害；飓风不光袭击发展中国家，也袭击新奥尔良海岸。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种向外转移生态和环境成本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
现实的源与流：
环保与公平的逻辑线索
考量环境现实的源与流，有着细化指标背后不断演进的诸多叠加因素。
与工业化交织并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尽管沉重的工业污染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增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中国仍然要靠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来缓解城市化进程当中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为吸纳每年数以百万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进行大量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这又转化为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继续给土地和能源的紧张推波助澜。这已成为超逾环境与经济问题之外的一大社会隐忧，阻碍着社会公平和公共福祉的实现。 而其中对公共福祉所产生的显性负面影响，体现在社会付出的高昂经济成本和公众健康成本上。在200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呼吸道疾病总死亡率和发病率都高于轻污染区。慢性支气管炎症状随大气污染程度的增高而加重。在中国11个最大城市中，空气中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5万人夭折，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
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明显损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世界银行根据目前发展趋势预计，2020年中国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经济代价达3900亿美元，将占到GDP的13%。
环境与资源的急转直下，虽表现为工业化对环境与资源的挑战，但其对公共健康的危害，加之人们在财富积累上的分化日益加剧，也严重阻碍了与公共福祉结伴而行的社会公平。由此延伸出来的命题尤为重要：环境是人所共享的公共资源，却在传统的弈局之下频繁上演着“危险游戏”——少数人肆无忌惮地破坏人们共有的环境资源，并以之作为攫取暴利的代价，为什么要全社会为他们默默承担？
类似的不无情绪的诘问，背后自有其潜台词。人们很容易将此间种种恶果产生的实质，归结为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原罪所致。这种认识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加重了人们对社会的不平衡心理。
相比于高昂经济成本和公众健康成本，环境问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负面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隐形灾害。而对此隐忧及其身后的社会现状，人们有着不少或隐或彰的脚注。潘岳就曾这样自问自答：“现在的环境公平不公平？当然是不公平的。”他在一篇名为“环境公平与社会公平”的文章中,谈到了环境资源问题凸显出的四个不公平：
一是城乡不公平。中国的治污资金本来就少，大部分都进入了城市和工业，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垃圾完全露天存放。农村面临的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的三大污染源之一。
其次是区域不公平。大多数西部不发达地区都是资源富集区，几十年来这些资源不断输往东部，而东部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并没有给予西部相应的补偿。受益方与受损方，上游与下游等一系列补偿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
再有是人群不公平。有钱的人享受大排气量的车，高耗水的桑拿，最高档的医疗保健；而诸如矿工们却在承受污染，普遍缺乏环境健康保障。最后是国际不公平。
而环境的不公平，必然加重社会的不公平。2005年关于环保方面的信访投诉占全国信访总数的5.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