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_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阐释的意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积淀和结晶。科学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基本特点，特别从整体上深化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阐释； 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0）０6－０００３－０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刘云山同志在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评审工作会议讲话中也特别强调，要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积淀和结晶。科学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基本特点，特别从整体上深化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西方大国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国内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和思想观念的冲突激荡，也产生了一些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和谐的噪音和杂音。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和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切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基本内容、理论主题、基本特征、逻辑结构、重大意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内在逻辑，对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确立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支点。而从整体角度和比较视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可以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区别，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根本对立，从而在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有助于深化对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提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坚定性是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坚定性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历史进步和历史成就，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旗帜指引下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回答了当代人类实践、人类科学技术以及人类哲学文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探索出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但是我们也要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模糊甚至错误认识的挑战。例如，有人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错误总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所谓人类“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的过程，甚至错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我们国家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起了变化，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也需要发生转移，怀疑和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甚至将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对立起来，认为邓小平理论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科学发展观主张“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斗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和谐哲学”。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缺乏科学理解或者别有用心地错误解读，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版，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都说明了科学而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胜利。因此，只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才能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才能澄清各种模糊认识，批判各种错误认识，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界限，从而才能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有助于澄清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旗帜和道路、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增强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以迷信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洋教条”（或西教条）、以现代新儒学（所谓儒学“第四代”）为代表的“儒教条”（或“古教条”）、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马教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道路的干扰，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和注意。对此，要求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要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廓清人们思想认识的误区，必须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传统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社会主义理论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等当代中国社会理论思潮的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传承，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既是对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迷信的破除和革新，又增加了许多具有中国风格的新元素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既是对“苏东剧变”、“拉美陷阱”等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又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反映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伟大创造；既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整体，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的泥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是在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三种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回应中得到彰显的。在中国发展的旗帜、道路、前途、命运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迷信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西式教条主义”（“洋教条”或者“西教条”）的主要理论特征，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离开中国国情、实际和中国特色，片面强调“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而在“西式教条主义”视域中所谓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就是“华盛顿共识”确立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美国的价值理念或者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儒教条”或者“古教条”）的主要理论特征，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离开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片面强调“中国特色”，而在文化保守主义视域中所谓的“中国特色”，只不过是“孔孟老庄”的新瓶旧装，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特色。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教条”或者“左教条”）则是离开中国国情和实际，离开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出的个别论断、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而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三种教条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只是“强调一点、不及其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体系，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位一体”的整体特征的深刻揭示，可以破除和消解人们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旗帜与道路、前途与命运等重大问题上的疑虑和误区，增强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要求。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而不是说“德国话”、“苏联话”或者“美国话”，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结合和双向互动，让中国的同志解决中国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而不是说“旧话”、“老话”、“假话”、“大话”、“空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说人民群众“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的话，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是大众化都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实质都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关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根本落脚点和最终归宿，其根本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人民群众的结合。
　　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形式和技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只追求某种形式上“热闹”和“剧场效应”，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要面向生活、面向实践、面向大众，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不断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科学揭示时代的发展本质和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又要使马克思主义关注、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富有科学性、解释力和感召力，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２］他还强调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３］“思想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而这个“需要”，说到底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要“深入浅出”，即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手段、风格、话语来阐释、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向人民群众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浅出”而不能“浅入浅出”或者“不入就出”，更不能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表达一个谁都知道的道理，将现实中隐含的理论问题用晦涩、含糊的语言遮蔽起来而不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之剥离开来。
　　而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进入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并用之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楷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础环节和重要任务。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关注，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世界意义非常重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迫切需要了解。同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噪音和杂音也时有出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一些误解，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是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使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正确理解中国、公平对待中国、真正支持中国的现实需要。
　　
　　五、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特别是从整体上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并且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整体性
　　
　　目前，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根据理论上的推算，自从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来，全国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单位21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单位73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博士点105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硕士点453个；博士后流动站有25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外延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的重要根据之一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也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事实上，如果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本身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许多最重要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等等，我们很难说它们到底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它们应该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比较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薄弱。
　　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尽管由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突出矛盾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在解答这些基本问题时也有所侧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是说邓小平理论只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没有回答党的建设问题和发展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而没有回答社会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只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没有回答社会主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相反，由于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和“发展”四个关键词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相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都是从整体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对这四大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是回答其他三个基本问题的前提；“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的基础和核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和深化。
　　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各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４］
　　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阶段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涉及的不同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党建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整体上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不多。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阐释，特别是从整体上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且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既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还需要借助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的国际视野，而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培养、锻炼和提高研究者的整体思维能力和研究方法，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范式和根本要求。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可以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等）的课程内容，可以深入回答大学生和研究生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坚实的科学研究支撑。
　　
　　参考文献
　　［１］袁银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逻辑结构和世界意义［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４）：５－９.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1.
　　［4］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３－１６.
　　 ［责任编辑：杨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