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都市思考_在边缘处思考:1949年后沈从文的“生命支撑”

　　沈从文从湘西一隅来到北京学写作以谋取生存出路，在“窄而霉”的小斋中流着鼻血品尝着辛苦寂寞。他常回忆年轻时所受的高于常人的苦，他拿着笔寂寞孤独地在纸上描画着他心中的“湘西”：那一派青山绿水，细致柔和，青葱逼人，在一片绿意盎然中勾画出湘西的美妙，挥洒着他的力量、质朴。他终于在文坛上成名，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开始了他的新的精神之旅。1949年后，新的政治环境迫使他得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他已不被允许从事写作，新的工作是故宫博物馆讲解员，这时沈从文已近“知天命之年”，年近半百，壮年时期即将过去，处在一个对男人而言非常难过的年龄段，他该怎样度过这一历程呢？
　　“生命”是沈从文一生关注的焦点。他的作品对他笔下的人物，“加以适当反映，结果必然会使得对象见出生命活跃。”[1]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他有着自觉的生命意识，这需要记忆、情绪、意志等综合素质来完成这一使命：“生命比水复杂得多，也难驾驭得多，又还受种种客观条件制约，不过主要还是自己的坚强意志的控制，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2]他如何在寂寞的后半生寻求生命的支点，追寻自己生命使用的意义呢？
　　一、生命的“存在”
　　在30年代致张兆和的信中，他这样表达对北平的喜爱；“气候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是秋天里那透过槐树叶子的平淡柔和细碎斑斓的日光，促成他在艺术与爱情之途苦苦跋涉终于收获的季节里完成一生的杰作《边城》，他是从气候上“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来喜爱北平的。沈从文重视天地气候对人的塑造和影响。“天地人”，对人生天地之间这一古训他是服膺的。对沈从文30年代的小说创作，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指出，在沈从文眼中，“大自然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生机勃勃的、让人心情开朗的环境”，“把自然界看作一股抽象的强大力量”。[3]这位自然之子，湘西一方自然山水孕育出来的儿子，他的灵魂底色是大自然，如果说他以往作品中对大自然的描写，是出于乡村清新之气对都市的抗拒、补偿，那么他这时候对自然景物的心领，应是出于一种灵魂的休憩，生命力量的汲取。海德格尔认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4]而自然无疑是人类的本源，是人生困厄之时的心灵支撑。“空气湿润润的，许多树叶子还绿绿的，芭蕉叶也长得很好，叶子还未吹破。从这些可以推测一月来天气情形。白墙黑瓦市容给人一种清新愉快感。”[5]“极像赵松雪或赵大年南方烟雨景子画卷，细致而柔静，秀气清润。”[6]从致夫人信中，依然可以领受沈从文写景的妙笔，他对于自然的赤子之心。从对自然的抒情中，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灵魂世界所在，他的性格所在：碧波清流的湛然，竹林的翠色盎然生机，游泳中无休无止的酣畅淋漓。1970年3月，已经七十岁的沈从文被下放到双溪，在阴雨连绵无处安身的艰苦日子里，他用双溪的自然风景来安顿自己的精神：“双溪高地四望，景物极美，平田尽处是大小山相重叠，春来一片青色，房屋较五连整齐高大，一律黑瓦白墙，远近马尾松林相衬，令人爽心悦目，只是离水已远，近处只一水塘，如五七水塘一般。田坎路好走，泥不粘鞋极难得。真正清静，住下十天后心脏压力也会减低一些。”[7]
　　也有生命的回溯，暮春时节由眼前的“花儿”引起的，“今天一早我们到了博物馆看看，已起始看到许多花，真是只有南方才有的花。天气热热的，令人回想起小时候春夏之际情景。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弱！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家中人不明白情形，还骂了我一顿，可不明白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看到这些大红的绛桃夹杂柳丝间，紫荆、榆叶梅如竞奇斗胜，针枞也绿得如翠，我对自己也不免奇怪，想问问：‘我究竟是谁？’”[8]看到这一段文字，会让我们想起自己幼时的生命复苏，或许这是人共同的生命原型。在搁笔不能写作的精神困窘时期，他因眼前的花，那暮春时节温厚天气里，弥漫着生命气息，日光下静静开放的花，想起自己小时候最初由花引起的生命觉醒。这是多么大的生命力量。在长期的精神炼狱中，这不止是身体的回暖，也是精神的回暖，他接续了幼年时期的温暖生命记忆，精神在长久的冷酷里忽得舒展放松，有了神怡的快感。“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弱！”这简直已是撒娇状态了。
　　对身体衰退的觉察，是他这一时期重要的生命内容。五六十岁时，沈从文血压偏高，心脏负担重，身体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下放双溪时，已近七十岁了，他不断地意识到身体的衰老，“我右腿似乎有时也有点不灵便了。医生说是风湿，我觉得是机能衰退”。后来自觉“接近报废”。在夫妇二人共同下放，分居两地，生命孱弱之时，不断地在身体苦撑上打气，“人总还是得活下去，所以一切放心吧”。[9]“一切放心，我还是会顶住下去”。[10]“要来的终得接受”[11]“你下来已整一年，能支持得住，真极难得！”[12]“望注意身体本钱”。[13]自己忍耐着，承受着，还鼓励着对方，这是多大的生存勇气。
　　二、生命的“反省”
　　在对生命的反省中，沈从文不断地痛感个体生命追求与世俗的矛盾。这种痛苦一直纠缠着他，让他感到痛苦。有这样一段文字，是写他在1962年在南昌跳舞场上的感受：“这里每到礼拜六即有高级跳舞会，场子极好，能容仪百把对人在场子里作种种转。”“我还是照老例，坐在一旁看看”“真是一种十分离奇的事情，这些近代化生活，始终不易得到它的妙处。”“各归原位时，嘴角微笑和吃过鹿茸精以后神气。——这一切好像隔我有好远！千里万里远。”[14]看到沈从文这样的记述，我们感觉他真的好像是“乡下人”，跳舞，开始不会，慢慢学，有几个开始就会跳呢？是因为跳舞所带来的“性”与“现代”的感觉吗？正常的跳舞，彼此随着音乐节拍协调共舞，既是交往也是展现美丽，同时锻炼身体。为什么坐在舞场一角？从他后面的记叙中，可以发现问题又并不是这么简单，通常认为这是乡朴与摩登的对立，不是这样。其间的实质，其精神内容，是他对自己生命的这一特殊性所挖掘的，超越时空，感动着我们的心灵。“因为在五四前后，还不到廿岁时，即把这一切享乐的功能加以阉割，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来考虑使用生命如何应付生活，改变自己，并改变和社会关系，因之一面懂了许多，另一面也有些事始终不懂了。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这不是生命中乡朴与摩登的矛盾，而是在追寻个体生命价值的时候，产生的个体精神与世俗的矛盾。“即把这一切享乐的功能加以阉割，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来考虑使用生命如何应付生活。”这有多悲怆，又是多么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形态，确认了自己与别人，个体与社会的不同。“功利主义的来考虑使用生命”，这在现今是多么普遍的情形。你可以摩登，当你把摩登当作一种功利主义来追求时，是不是也同样陷在这样一个人生的网里，悲楚无奈。也同样是因为功利主义成为“怪人”。应该说这是沈从文从自己的生命历程精神形态上，所发现的现代社会人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对“现实”的注意
　　对沈从文1949年之前的创作，左派人士常批评说不注意“现实”。1946年沈从文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上的《从现实学习》，从自己开始有志于学的年龄说起，谈起自己与现实搏斗的经历，个人心中的现实是一个人怎样苦苦地挣扎、努力，怎样秉持正直善良的心求得生存的情形，这是另一种现实的历史，与那些“聪明人”迥然不同，他对自己受到的责难进行了辩解。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被迫搁笔之后，他的眼睛注意着什么，思想上有怎样的活动呢？阅读这些私人书信，可以看到非常亲切的，我们关心的有关生活的私语。因为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一层关系，需要到一些地方接洽工作，沈从文有了公差机会。每到一地，就把那些当地的情况，以沈氏风格，生动细致亲切有趣地写出来。
　　下面是五十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一座尼姑庙里的情形，沈从文以诙谐的心态不断地打趣：“老的不必生产，也有吃的。年轻的也可自由还俗，因此将来年轻貌美的尼姑，到机会许可做‘陈妙常’时，或者不必如寥静秋那么自我斗争，倒是和几个同师友开个小会商量一番，就把问题解决了。再进步些，也许还得方丈主婚！也因此倒可做新的戏剧题目：《尼姑结婚》。”“方丈室在楼上，从窗口望望，还有个极摩登的玻璃橱，内放日本印大正藏经一部。写字台上有新式桌灯，旁有个圈椅热水壶——没有丝毫禅林味，却和一个局长办公室差不多。”[15]这也真出人意表。不食人间烟火欲与世隔绝的庙宇竟然也与时俱进，女尼们有组织地生产，还可恋爱结婚，方丈室还充满了摩登气息。对那个时代，我们通常的记忆是“红岩”、“红旗谱”、“山乡巨变”，这样一些叙述革命历史和现实巨大变革，为官方构筑统治合法性的作品。从沈从文的叙述中，也可感受到他对新社会新气象的接受之情。
　　新社会对民间的信仰亦有某种程度的损毁，让村民难以接受，作者对此也感到遗憾。这是官方对民间社会的破坏。“本地有个石莲阁，好风景外还有个好塑像白衣观音，含笑如活，现在主要建筑已全部拆去，被改建为新医院，本地人不忍观音打毁，因之抬到一个合作社牛栏中放下。如牛栏扩大，大致就保不住了。”[16]这里记述了政府要拆毁石莲阁，与当地乡民产生的冲突。“好风景外还有个好塑像白衣观音，含笑如活”，蕴涵天地灵气的风景以及风景之中经过长久积淀下来的不息的人文传统，这些应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乡民尽自己的力量去挽救，也难以保住了，作者对此充满惋惜。学者梁治平在有关“民间”“民间社会”一文中指出，“新的意识形态把抽象的‘人民’的概念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但是与此同时，这一历史性变化又矛盾地包含了另一种趋向，即在现实中把具体的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民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湮没他们的声音。”“具体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抑制，社会多样性逐渐消失，社会中间层日益萎缩，最后只剩下一具易于操纵的‘社会’空壳”，“与‘新的，现代和先进的’国家不同，社会被认为是‘旧的，传统的，和落后。”[17]从这一分析来看，沈从文在当时时代洪流中是独具见地的，他不承认官的权力即是真理的占有者，但真理会被权力打压下去。
　　按着这一思路，沈从文从实际生活中，也体察到西医与中医的矛盾问题。自身得了病，“一动即大汗不止”，“每天廿万单位盘尼西林，分二次扎，另外名目不悉。”其效果“总是昏昏的睡，睡了好几天”，不见好转，后来给一个医生买的一瓶“川贝枇杷露”治好的。“他说他家孩子咳，也是吃这个好。说时他笑笑我也笑笑，因为医生自己也乐意买中药吃，可是开方时还是照所学去开，可见内中有些矛盾。”[18]西医与中医，西医取得官方话语权，但在民间中医有市场，认为中医也有用。再如火腿问题。食品安全，食品营养质量，这在现今已为大众高度关注。食品亦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问题，不可小觑，我们正可以小见大。沈从文对林师母——林宰平先生的夫人，林庚之母所说的关于浙江东阳火腿新旧制法不同味道不同，有着强烈注意。“旧的方法不怎么符合艺术科学，可是用得其法，不仅色香味美，而且经久不坏。一经百货公司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东阳火腿表面上一切如旧，产量并且大有增加，但是上市供应时，大家都觉得不好吃，味道咸咸的，瘦肉成柴，贴骨处易走油泛黄，不经久。”[19]五十年代沈从文已从林师母处，自己的多年故交，年轻时引领自己走上写作之路的林宰平先生的家人，意识到都市食品新不如旧的问题，由此引发作者认为当时的文坛，写作方法上旧方法宜适当采用的问题。我们吃过多少这样的生产线上出来的火腿，咸咸的，还比五十年代多了多少添加剂，所谓的以亚硝酸盐抗拒一下肉毒素，好使火腿保持更长时间。时髦摩登，是以毒害身体为代价的。五十年代，即已存在这个问题，为了市场上的大量供应，抛弃了旧的方法，统一制作风味全失。带有古意的“一坛黄酒”，一方乡土风味的“江米酒”，是沈从文的钟爱，他对声光化电五彩缤纷花里胡哨的“现代”早已有所警惕。
　　四、上海都市观感
　　30年代沈从文曾以《论“海派”》挑起京派海派之争，指责海派是商业竞卖加名士才情的混合物，有关沈从文对上海都市的观感，是引人注意的。这一时期，有七封致张兆和的信，篇幅也都比较长，谈论上海，写于1956年和1957年，沈从文因工作关系到上海博物馆接洽工作，就他心中一直萦绕不休的一个话题发表看法。在信中，他为张兆和画了一幅图，沈从文有时在信中插些速描，恋爱时期在外渴念恋人，画的自己的居住情况，或是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画的故乡人物风景，再就是自己到了上海，留下的有关上海都市的速描。这些文人速描，以线条笔触就对象进行传神勾勒，表达的是心中的图景。这幅图是早晨从开着的一角窗口所看到的大上海的喧嚣骚动图，还专门配有诗：带雾的阳光照耀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20]从诗里，我们看到沈从文感受到的上海。“带雾的阳光照耀着一切”，他的心灵是柔软新鲜的，他感到眼前的整个城市，如同清晨一样孕育着生机。窗外一片喧嚣，“还有万千种声在嚷”，除了喧嚣，他还由平日坐电车时的观察设想到了这些人群精神生活的特征，“人坐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由生活中的实利而带来的“计算”，对人们的心事、脸上的表情，可谓捕捉得很到位。作者抓取上海城市两大事物，“船在动，水在流”和周边的喧嚣、速度、骚动，进行对照，“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在人事与自然中，现代与传统中，他看到了远比人事、现代更大的力量，而这往往是为人忽视的。
　　这是从自己所居七层楼房处打开窗户一角看到的上海，引起的观感，行走在城市街道间，穿梭于电车里，他对上海的“诗意”减弱，代之而起的是散文式的描述，讽刺意味开始加重。“上海人已变了，生产者得到了一定合理待遇，只是这都市是钱和物为主要支配的都市。”“脑子里只是钱、钱、钱，虽然已不能如过去能得钱用钱，对于钱还是具有极大的兴趣。对于书却绝对不需要。”[21]“收入相差不太多时，就数‘地位’最重要了。”“到处有女职员，可能长得好的比较容易找职业。而许多人即或会打扮也还不容易有办法的。又有些事找得用的人，却不易找，博物院说明员即是一例。女郎还是乐意嫁首长，首长年纪却必然相当大，而且有了人。”[22]这些观察，可以说都是犀利的，到位的。这就是现实的都市生活，一方面是物质的发达，另一方面是精神以及身体健康方面的受损。
　　“对任何不低头，对爱人低头”，“小问题好像是个难说话，大处却无损人利己企图”，真是一个“乡下人”脾气。这是在城市生活以后，从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世上发现城市人格与乡村人格的不同，重新发现的一个“自我”。但沈从文又有冲劲，在水中放肆游泳长大，养成了他人格的单纯质朴。于是产生彻底的冲突。而冲突在1949年之后，生命力受到压抑时期，更是“无声无息的在燃烧”。在致张兆和、儿子等家人以及其他亲属的信中，他倾吐着自己的才思。时代洪流中，这是个人的时代私语，也恰是个人的私语，呈现出“边缘的活力”，不屈不挠，开出思想的奇葩。这好像托尔斯泰感慨的那朵小黄花的生命力，差点被翻出的田垄湮没但仍旧盛开着。
　　
　　注释：
　　[1][2][14]沈从文：《1962年1月14日南昌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第239页。
　　[3]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54页，第255页。
　　[4]马丁·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5]沈从文：《1956年11月24日长沙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6][19]沈从文：《1963年11月12日长沙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7]沈从文：《1970年3月1日双溪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
　　[8]沈从文：《1957年4月14日南京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9][10]沈从文：《1971年2月21日双溪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第301页。
　　[11]沈从文：《1971年3月30日双溪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2]沈从文：《1970年9月28日双溪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5页。
　　[13]沈从文：《1965年9月25日北京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15]沈从文：《1956年12月5日长沙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16]沈从文：《1956年12月26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17]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探讨》，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8]沈从文：《1956年12月5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20]沈从文：《1957年4月22日上海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21]沈从文：《1957年4月26日上海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22]沈从文：《1956年10月29日上海致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王军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