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曙光|血色曙光

　　一、龙的起源　　龙由猪而来，有猪崇拜习俗的女直先民创造了龙，龙的确不是农耕汉民族先民固有的图腾，解读女直先民的猪崇拜习俗，可以成为打开华夏文明起源奥秘的一把钥匙。
　　笔者以为，不了解女直先民特有的猪崇拜习俗，就无法描述出华夏文明起源的真实情景，甚至不可能真正理解华夏文化，因为华夏文化的象征物“龙”由猪演变而来，先秦时代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与猪有关，华夏文明的主要历史遗存“冢”来源于猪，女直先民古老的猪崇拜文化在华夏文明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也必然成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一个切入点。
　　古代满洲人有以猪为荣的习俗是确定无疑的，对此史料也多有记载，在满洲女直的传统氏族社会里，他们自古就以
　　头顶上或项颈上缀有野猪獠牙作为贵族标志或者勇士标志。在满洲语中野猪叫做“该海”，拥有“该海”称号的人就是这个部族里地位最尊贵的人，能以猪相称的人不是血缘高贵的世袭氏族部落首领，便是世所公认的“巴图鲁”（勇士），在女直人的观念中“猪”是非常尊贵的名号，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称的。
　　满洲大姓“萨克达”氏，满洲语本义是母野猪，而“努尔哈赤”的满洲语本义为“野猪之皮”。史书记载，努尔啥赤拥有的第一个牛录，即他的第一支军队，那个“牛录额真”（牛录之长）名叫“噶哈”，意思是猪，他是当时建州女直公认的勇士。努尔啥赤有一子名叫“阿其格”，即“英亲王”，特别英勇善战，在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功不可没，阿其格的满州语本义就是“公野猪”（Aidagan），就是说他拥有猪称号。
　　东北女直的西方名称叫做“通古斯”，古代突厥语意为“猪”“猪人”，也有“畜猪之人”的意思，这个通古斯之名很可能就是来自古代女直的猪崇拜习俗，他们自称是猪，很自然人们就以此作为他们的称呼了，但农耕汉民族无有此种习俗，汉人自古以猪为贱，以猪为丑。
　　猪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尊贵称号，乃是因为女直先民认为它具有某种神力，且只有女直才能凭借这种神力来战胜敌人，这早已成为一种具有神秘光环的文化观念，成为一种民族特征可供人们去指认。
　　女直先民认定自然界所有猛兽中野猪是最为勇猛的，故女直谚语中有“一猪，二熊，三虎”的说法，野猪排在了第一位。自然界的野猪的确十分勇猛，它并不惧与虎豹搏斗，野猪的奋力一攻不仅能摧折断大树，也能使虎豹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据传在满洲人的游猎时代，如果有女直猎手捕杀了一头公野猪，整个山寨便会节日般欢腾起来，萨满巫师会前来敲下猪獠牙，并以一种古老的神秘仪式把獠牙放置于勇士头顶，此人便被授予了勇士称号，其时女直山寨中每一人都以分得一块野猪骨肉为吉祥，而披挂着猪獠牙则是满洲勇士的特有标志。
　　追溯满洲女直猪崇拜习俗历史的话，首先可以追溯到金代，满洲的前身是宋代的“大金”，大金王朝的开创者姓“完颜”，名叫“完颜?阿骨打”，这个“完颜”（兀颜）”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族名，满洲女直语本义就是“猪”，就是说“兀颜”是女直语猪的又一个读音，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以猪为姓，以猪为荣！
　　我们从《金史》中看到，金代有许多王子都叫“杲”（读gao），笔者以为那是“该海”的汉字拟音，这些王子必定拥有尊贵的“猪”称号。但蒙古人以大金为正宗王朝，以《金史》为正史，故对这个猪名号作如此这般拟音，就是说“杲”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乃是蒙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这个汉字本义确也有“王者”的意思。应知金人不说汉语，也不使用汉字，当不会以这个汉字来取名，而《金史》为元代蒙古人所撰，当时的蒙古人已没有明显的猪崇拜习俗，汉人又以猪为贱。
　　从《金史》可知，金代有“豳王”之名号，必由帝室宗亲充任，专门执掌女直故地，故极为尊贵，如此名号不见于其他王朝。《金史》记载，金代有封“葛王”的传统，但只有帝室宗亲才可能授予这个名号，《金史?章宗》中就有“封皇子为葛王”的记载，并且金世宗、金章宗登基之前都是葛王，可见“葛王”是十分尊荣的称号。笔者以为这个“葛”也是“噶哈”的汉字拟音。
　　据明人记载，先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是一建州大酋，名叫“王杲”，这也是一个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此人必有“该海”称号，因为他本是一部族国家之首领，并不是他真的姓“王”，而是他有王者身份，当时的建州女直都不说汉语，更不会用汉字来取名。
　　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兀颜”最后都消融进汉民族中，全都改成单音节汉姓了，由于汉人没有以猪为姓的，这些女直人便选择姓“朱”，《金史》说到当时金人改汉姓的情形这样说：“兀颜曰朱”，意思是说女直兀颜氏所改的汉姓为朱。此乃“朱”与“猪”同音的缘故。
　　女直先民的生存方式也与野猪关系特别密切，这是有史可考的，《魏书》提到东北肃慎，那里的特点是“多猪无牛”，白山黑水间自古野猪特别多，但不见有牛，由于此地野猪特多，以狩猎为生的肃慎人很自然就以捕猎野猪为业了。古籍中的“肃慎”（息慎）是东北女直的另一个称呼，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称呼，早在殷商时代就见诸记载了，古籍《括地志》曰：
　　靺鞨国，古肃慎也，东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养豕，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寒风……多勇力，善射，弓长四尺，如弩，矢用楉，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葬则交木作椁，杀猪积椁上，富者至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人粮。
　　古代肃慎“以猪膏涂身”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御寒风”，其中很可能还有借助猪的神力的图腾观念在其中。可以想见，由于野猪在女直人的生存方式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野猪产生崇拜之情，产生依赖之情。基于自然界的野猪非常勇猛，女直先民如果把野猪想象成了具有某种神异力量的野兽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野猪变成了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物，成了他们的图腾。
　　野猪的繁殖能力也特别强，这也可能是女直先民对野猪产生崇拜的原因之一。在远古时代，更多地繁殖后代，更快地扩大种群确是人类的普遍期盼。
　　女直先民认为猪是一种有神力附体的野兽，还可能与猪不怕蛇有关，自然界中的野猪竟能以蛇为食！人类的天敌自古以来不是虎，狼，熊，豺，而是蛇，因为人可以使用火或者筑垒墙壁以防猛兽的扑杀，但无法避开游蛇的偷袭，在人类眼里蛇的形象天生可怖，人类毛发稀少，皮肤又薄，最易遭到蛇的攻击，因此人对蛇充满了恐惧，但猪竟然不怕蛇，且是蛇的天敌，蛇类最多的河湖沼泽便是猪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猪爱吃的蛇。对此古人还用阴阳相克理论去解释，《论衡?物势》：“亥（猪）水也，已（蛇）火也，水胜火，故豕食蛇。”便是古人对这一奇特自然现象的哲学思考。 　　人类由于惧怕蛇继而敬畏蛇、崇拜蛇，也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女直先民把他们始祖鸟崇拜、野猪崇拜以及对蛇的敬畏惧怕结合起来，成就了腾飞之龙，勇猛的猪与可怕的蛇藉着轻盈的鸟的翅膀腾飞，在人类特有的心理意识层面上，酝酿出一种图腾符号，这就是原始的猪头蛇身的龙！
　　龙图腾在东方的起源其实并无神秘可言，乃是一种可以探寻，可以追溯的原始人类普遍有过的心路历程。多种动物通过联想思维形成的结合与升华，属于人类特有的心理习惯，在心理学上的具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任何图腾都是人类自我观照的产物，图腾是“我从何处来”如此这般终极思维的结果，但远古时代人类的终极思维常常指向自然界的某一类动物，反映出人类确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类在幼年时期并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由于动物都有一些特殊的、人所不具备的本领，人因此崇拜起动物来了！
　　但龙并不是女直先民的始祖图腾，他们的始祖图腾是一种鸟，他们认定自己的祖先由卵生而来，他们都是鸟的后裔，而野猪只是女直先民可以驾驭和利用的神秘力量而已。
　　图腾是民族历史的一种化石，从中可以解读出久远的民族起源的历史过程，突厥民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狼，女直民族说自己的祖先是鸟，但汉民族却没有自己固有的图腾，没有关于自己起源的终极思维，这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显然与汉民族特殊的历史遭遇有关，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为耕奴的汉民族先民不曾有过那种独立酝酿自己民族图腾的机会！
　　笔者实在难以认同汉民族是“龙的传人”的说法，笔者认定那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误读，由猪而来的龙不是汉民族先民的图腾，我们也不是龙的子孙。
　　龙从来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龙绝不是自我观照的产物，龙没有始祖属性，龙是一种可怕的想象，不是可以亲近的对象，龙不会成为汉民族先民关于自己源出的想象。
　　汉民族先民崇拜龙，源自汉民族孕育过程的历史特殊性，汉民族确是在一种可怕的人类权力的孵化下形成的，权力崇拜已经成为一种基因密码写进了我们民族最初的细胞之中了。
　　龙是多种可怕动物的拼凑，传递着恐怖，这是汉民族先民对可怕政治权力的真实感受，对于这种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可怕力量，他们除了祷求勿被伤害，便是顺从以求其息怒，他们别无选择！龙表达的是征服和奴役，龙确是用来伺候的，确不是可以倾诉的对象，龙其实没有典型的图腾属性。
　　当农耕汉民族先民被阿尔泰游牧民族捆绑着驱赶到黄土高原上为奴的时候，作为战争的失败者，他们自然会寻找失败原因，他们会认为是游牧民族的龙在发威，而奴隶主们也会宣称，他们可怕权威来自他们的龙，他们对奴隶生杀予夺的大权来自他们祖先驾驭的龙。
　　美洲印第安人被欧洲殖民者征服，印第安人认定他们失败的原因是自己插羽毛的祖先神灵打不过欧洲人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些土著人别无选择，只有认输听命了。从此印第安人开始敬畏欧洲人的十字架了，汉民族先民也会这样想，也会这样做。
　　女直先民创造了龙，最后在华夏文化中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换言之，龙是帝王专有之物，乃是帝王的代名词，除了帝王谁也不能使用龙的形象，不能以龙自居，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有杀头之罪。龙甚至不是一般贵族可以染指的东西，更不是底层民众可以随意讲谈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如果你的语言中有“我是龙的传人”如此这般的意思表达，你正好附合“十恶不赦”的第一恶，仅此一点看去，我们就知道那些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人有多么的荒谬！
　　二、冢的历史内涵
　　龙由猪而来，红山文化明证在焉！龙由猪而来，东方文明起源的真实情景呈现出来！
　　红山文化集中出现在辽河上游。这个古文化历史遗存距今约五千五百年至六千年，其分布地域东起辽河流域、西至燕山南北，由于出土文物特征高度相似，推定是由同一个部落集团创造。
　　红山文化最早发现地，且遗存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地区，故有此命名。红山海拔665米，方圆一万余亩，山体为红色花岗岩，“红山”蒙古语读作“乌兰布通”（意为红色勇士）。围绕此山的是平坦广阔的草原，还有一些低矮的沙丘，此山在一开阔地带突兀而起，恰如一个高耸的祭坛，阳光下山峰似火，灿烂如霞，令人肃然起敬。红山先民把他们视为神圣的部族首领墓冢和祭祖之坛设于此山是可以理解的。
　　红山南面与围场县接界，北是广阔的科尔沁沙地。由于这里的土地和气候不适宜农耕，历史上从未进入过农耕文化圈中，这里一直是游猎民族的传统活动区域，历史上匈奴东胡，鲜卑拓跋，契丹蒙古，游牧民族的滚滚铁蹄不断从此南下，卷起一股股征服的旋风。有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把红山文化的民族属性作了文字注解，而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以箭簇为最多，显示创造这个文明的人属于一个以狩猎征战为生的族类。
　　玉猪龙为红山文化最为典型的器物，至今已有三十多件这样的玉器出土问世。这些猪头蛇身之龙，其猪头还算写实，基本保留了猪特有的形象：吻部前突，前面对称并列着两个圆鼻孔，鼻梁上阴刻着猪鼻特有的那种皱纹，嘴露獠牙。
　　迄今发现的个头最大的红山文化C形玉龙，1971年出土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猪龙用墨绿色软玉制成，猪吻前伸上扬，梭形细目，躯体内弯，长鬃飘举，富有动感，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并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
　　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还有不同的造型，有的首尾断开，有的首尾相连，只是头部都雕刻有猪特有的鼻孔，描述的对象都是野猪。细看玉猪龙，雄健粗犷，动感张扬，表达着一种狞厉之美、狂野性之美，乃是人类走向文明之初还保留着浓重兽性的明证。玉猪龙是后世四脚龙的前身，至于它为什么能长出脚来，因为它原本就是猪，长出四脚不算意外，实在情理之中。
　　红山先民有猪崇拜习俗是确定无疑的。在红山文化牛河梁神庙遗址中，还出土了猪形泥塑动物残件，从残留部分就可以看出它原来体躯巨大，头上有扁圆形长猪吻，前端可见两个对称的椭圆形鼻孔，上下颚间獠牙毕露，猪眼睛部分犹存，基本上可以看出是野猪的造型，与玉猪龙能形成对比对照，乃是其野猪身份的又一实物证据。此外红山文化还有造型恰如猪鼻的玉器出土。现由辽宁文物总店收藏的一件猪鼻形玉器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也是红山先民有猪崇拜习俗的佐证。 　　红山文化玉猪龙都出现在等级很高的石板墓中，墓主人生前必定在他的氏族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应当具有“猪”这样一种尊贵称号。
　　红山文化玉猪龙在提示我们，北方游牧民族氏族国家首领以猪相称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了。龙就是猪。可以想见，早在遥远的石器时代，在古老原始的游牧社会中，猪以及由猪而来的龙就已经不是一般人能自称的了。红山文化反映出来的猪崇拜习俗引导我们做出这样一种推测：创造这一史前文明的人应是女直先民而不是其他族类。
　　当我们知道红山文化玉猪龙原型就是野猪的时候，华夏文化的史前遗存“冢”的历史内涵就显示出来了，史前时代的“冢”，乃是华夏文明探源研究的主要对象，那么“冢”到底是什么？
　　其实古人已经通过造字方式把它的文化内涵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冢”原本就是指野猪，被隆重埋葬在里面的人拥有无尚高贵的猪称号。有古文字为证：
　　甲骨文 金文 说文
　　冢是一个象形会意程度很高的汉字，古人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很明白了，就是一个猪（豕）被包砌在大墓里面了。
　　豕是猪的原始写法，清代学者段玉裁曾考证指出“亥”，“豕”，“ ”三字在篆文中原本就是同一字，三个象形字画的就是一头卧躺着的野猪。而考古发现红山文化墓主人都采取“仰身屈肢葬”，即勾起双腿，作“交”（有一种祭祀方式“烄”，两者本义相同）字状，意思是能与天神相交通的人，他就是从天而来的“天子”；且红山文化都是单人葬，与这个冢字里的“ ”为同一姿态，古人之所以要在猪脚上加上一点，意思就是“交”。
　　汉字“冢”特指有高大封土的坟墓，埋葬在高大陵墓里的当然不是真野猪，而是神灵所属、血缘高贵、世袭罔替、拥有猪称号的部族首领。这个汉字一开始就兼有“大”与“高”的意思，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山冢崒崩”，山与冢可以并称，足见其高大。冢里面埋着的绝不是一般的人，冢原本不是指一般人的墓葬。
　　考古显示在红山文化里“冢”同时又是祭天的祭坛，祭天之坛与祖先之冢建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在华夏文化中祭天与祭祖原本就是同一回事，祭坛总是高耸如山，因为埋在里面的都是天子，天子从此登高天而去。天与祖同义也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并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内容。红山文化告诉我们，这种观念早在六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乃是游牧文化所固有的观念，儒家理论所表达的原本就是一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红山文化不是突然出现的，红山文化还有更古老的文化源头，就是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村，故有此名。该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软玉耳垂。考古发现一个中心大墓，拥有许多玉器的墓主人身边陪葬着两头完整的野猪。
　　如此葬制已经把“冢”的历史内涵清楚明白地呈现给我们，这个具有无尚权威和神灵属性的墓主人生前拥有“猪”这样一种称号。
　　在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中央祭祀大灰坑中，发现了一条长约20 米，用红褐色石块摆塑出来的猪首龙，呈S形，龙的头部直接就摆放着一个完整的野猪头骨，这进一步证明了龙的前身确实是野猪，原始的龙是猪龙。
　　而离开兴隆洼文化遗址不远的“赵宝沟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大批祭祀用的陶尊，距今已有七千年，其中的一件陶尊上刻画着一只神化了的猪，多个陶制品中出现了猪首形象，所有这些都反复表明，龙确由猪而来，那种以猪指称游牧民族部族国家首领的文化源头已十分遥远。
　　考古发现所有的红山文化墓葬，包括年代更为遥远的兴隆洼文化墓葬，均为“积石冢”，就是墓顶堆满了石块，石块下面的墓室用石板砌成，为“石棺墓”。这些石块就是“敖包”，那是后人祭祀的时候不断添加上去的。巨大的敖包是年长月久祭拜的结果。这种祭拜时添加石头的习俗已十分久远，至今仍在草原民族中流行不绝，祭“敖包”是也！我们看到那些石头堆成的敖包有大有小，有的在高山之顶，有的在平坦的草原台地，在游牧民族传统活动区域内处处可见其身影。这就是游牧文化的传承能力，着实令人惊叹！
　　龙与猪是何种关系？满洲女直谚语说得最为清楚明了，曰：“在地为猪，上天为龙。”只有那些生前具有猪称号的部族国家首领死后才会变成龙；龙由猪而来，活着的时候称猪，死后升天就成了龙！祈求龙就是祈求在天之父，祭拜龙就是祭拜升天之祖，猪与龙是生前生后的关系，生前长着獠牙的野猪最后幻化成了飘逸威严的龙。谚语告诉我们，满洲女直才是这种游牧文化的正宗的传人！
　　阿尔泰游牧民族古老的萨满教观念认为万物有灵，人死后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可以通过祭祀占卜与他们沟通，求得他们的神助。他们认定死去的祖先虽死犹生，于是祖先的姓名也被后人继续使用着，从而造成数代同名同姓，难以分辨的现象。正是基于这种古老的萨满教观念，在华夏文化中“冢”并不专指坟墓里的死者，也可以指仍然活着的继位者，因为他们是死去祖先的化身。如《尚书?周书?泰誓》：“我友邦冢君”，周武王的“冢君”就是指那些军事盟邦中的部族国家首领，因为“冢”里面墓主人的猪称号已经被他的血缘子孙继承下来，大墓中的“猪”虽死犹生，于是才有了“冢君”如此称呼。如果你把“冢”解释成“大”虽不能说全错了，但其实已经乖离了古人的本意，偏颇了华夏文化特有的、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了。
　　《山海经?海外西经》：“轩猿之国在穷山之际，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而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确也有蛇一样的身子，的确也是尾巴与猪头相连，由此可见这种玉猪龙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消失过，就像女直先民一直没有消失过一样。如此记载说明古人是亲眼看到过玉猪龙的，或许黄帝“逐鹿中原”时手里就握着如此这种C形玉猪龙。
　　考古已经发现了红山文化传承有序，轨迹明显。在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很多玉龙，形状酷似红山文化玉龙，此外还有玉勾，与红山文化玉勾相似。考古工作者还在山西梁带村发掘出西周“芮公”大墓（青铜器铭文有“芮公”字样），墓中出土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猪龙，个头很大，器型典型。许多学者曾迷惑不解：为什么西周王陵中会出现数千年前，属于不同考古分野的东西呢？其考古报告说，芮公可能是个玉器收藏家，可能是太喜欢自己的收藏品，就遗嘱带进墓中，就像唐太宗带去《兰亭集序》真迹一样。笔者以为，如此理解是错误的。芮公大墓中的玉猪龙清楚地显示红山文化没有失传，芮公即是其传人，芮公必是西周贵族，玉猪龙表明周人与红山先民存在渊源关系。应知西周时期不存在文物市场，没有今天人们那种“收藏”概念，所有玉猪龙都是神器，是部族最高权力的象征物，它们只能通过血缘关系一代代传承而来，或者是通过征伐兼并，从权力的更替中传承下来。 　　以猪为尊的文化习俗也在《周礼》中得以反映，周天子设立的等级最高的官叫做“天官”，本名“冢宰”，《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尚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尚书?蔡仲之命》：“惟周公冢宰，正百工。”其职能是代理天子管理众多有猪称号的部族国家首领，周公旦原本就任此“正百工”之官。由此可见《周礼》仍然是红山文化以猪为尊古老文化的遥远传递。
　　当我们对“冢”字的历史内涵做一番抽丝剥茧的工作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层层包裹于华夏文化里面的，确是一颗游牧文化之蛹！
　　三、红山文化勾云器
　　女直先民的猪崇拜习俗在华夏文化中烙下深深的痕迹，野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那自下向上倒着生长的弯弯獠牙，没有任何动物有此种獠牙，因此獠牙很自然会成为野猪的代名词，成为部族首领无尚权威的指代物，佩戴猪獠牙造型的器物会成为拥有高贵身份的标志。
　　红山文化中有大量猪獠牙造型的玉器出土，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由巴林左旗出土的两件习惯被称为的红山文化“勾云器”玉器，其中一件外观与猪獠牙几无二致，上面还有两个小孔，当是用来系绳子佩戴的；另一件是大勾中长出小勾，有十来个弯钩组成，玉器上的“勾”呈不对称分布。考古还发现红山文化“勾云器”也有上下左右对称的，也有以一个大勾为中心，再向四周放射出大小不一弯勾的。这样的造型不是野猪獠牙又会是什么呢？它怎么可能是“云”呢？天上的云彩哪有如此形状的呢？
　　所谓“勾云形玉器”实为“猪獠牙玉器”，如此这般许多猪獠牙连接在一起，正是游牧社会的社会特征，也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他们总是围绕一个核心部族结为一体，在这个部族军事联盟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所有游牧部族都有自己世袭罔替的酋长，就是说他们都有猪称号，只是实力有大小而已。这种“勾云器”象征的正是史前时代游牧民族血缘氏族国家的军事联盟，这也是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状态（即周武王的“友邦冢君”），而南方农耕土著民族从来没有过这种社会形态。
　　已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的“勾云器”是先秦时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原型，饕餮纹由这种勾云器演变而来，笔者以为这是正确的。饕餮纹所表达的就是猪獠牙，在游牧社会里只有部族首领才拥有尊贵的猪的称号，故先秦时代的饕餮纹也只有侯王们才能使用，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但笔者以为，把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纹叫做“云纹”，认为它表达的是天上的卷云，便是错了。西方学者一般认为饕餮纹演变自动物的毛发，如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中就如此说：“动物鬃毛最后被抽象成一个弯钩。”两者都属于误读，误读源自对女直先民猪崇拜习俗的不了解。
　　考古发现北方草原及辽河流域广大范围内，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用以表示权威的器物，如钺、戈、剑、杖等等上面常有这种弯勾状物出现，笔者以为，都是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的猪崇拜文化的延续，表达的都是野猪獠牙。
　　与红山文化“勾云器”形成对应关系是古代汉语中的“牙”，古代汉语中的“牙”是军事统帅的意思。所谓“牙将”就是大将，所谓“牙帐”就是军事统帅府。如《旧唐书》：“（突厥思摩）建牙于河北”，意思是突厥可汗的宫帐驻扎在黄河以北。
　　而古籍《路史》记载，伏羲又名“方牙”，也称“苍牙”，他竟以“牙”为名号，可见这个“牙”有多尊贵了！古代汉语中的苍是青色的意思，那是天的颜色，所谓苍牙就是龙牙。《尚书?君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任命书，其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 注意这个“君”和“牙”都是此人的名号。此文告意思是说让你来作天子的翼卫、帝室的心腹。由此可见古代的“牙”是非同寻常的高贵的称呼。可以想见，远古时代开始大将们身上都装饰着猪獠牙，或者在其蒙古包内高挂着猪獠牙，乃是因为“牙”原本代表“猪”。这种古老文化的传承延续确是有迹可循的。
　　其实不仅是在古代汉语中，女直先民的猪崇拜文化及由此而来的猪獠牙造型在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烙下了深刻的痕迹，已经成为华夏文化的一种审美特征了。笔者以为，即使中国殿宇建筑的四个翘角及屋脊左右两个翘角，也是由猪獠牙而来，因为远古时代居住在里面的，或者供奉在里面的，原本是有“猪”称号的部族国家首领，或者是象征着他们高贵与威严的东西。
　　人类学家指出，满洲语族先民一万年以前生活在贝加尔湖南部的鄂尔浑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地区，后来这些“通古斯”先民的一部分离开蒙古高原，翻越大兴安岭，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他们在白山黑水间发展成后来的女真人和满族。那些滞留于蒙古高原的通古斯先民则慢慢被突厥语族的阿尔泰游牧民族同化了。但“通古斯人”与“蒙古人”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血缘还有语言、习俗，两者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故有“满蒙自古是一家”的说法。人类学家的这些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会显示出女直属性。
　　红山文化似乎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东方文化，它确没有像三星堆文化那样突然消失，猪首的龙将在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越飞越高，越来越张牙舞爪，形象变得越来越可怖，而身为耕奴的汉民族先民则只能世世代代匍匐仰望了！
　　四、曾经有过猪时代
　　女直先民的猪崇拜习俗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影响可谓深远矣，先秦时代其实是一个“猪”的时代！
　　如果倒着上溯，首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秦，秦二世皇帝就以猪为名，名叫“胡亥”，此“亥”就是猪，此“胡”不会是胡人之胡，应是蒙古语蓝色的读音“呼和”的汉字拟音，意思就是“天猪”，天子是也！
　　上溯至周，《世本》记载，季历之妃“溲于豕牢而生昌，是为周文王”，切不可理解成这个“季历”贫穷潦倒，他的妻子不得已把“昌”生在了猪圈里，因为这个“季历”是商末期一个强大方国之主，他会贫穷潦倒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个“昌”最为他的父王季历所宠爱，生下来便拥有了尊贵的“猪”称号，昌原本是最小的儿子，其实理所应当是家业的“守灶人”，继承了父王的猪称号并非意外。
　　周人可能普遍具有猪崇拜习俗。《周本纪》记载，周人原本居于“豳”，是“豳人”，后来“豳人悉从亶父”迁徙到周原，“作周”，即建国号曰周。“豳”由两个“豕”组成，会意字，此“豳”不是地名，而是他们的习俗。“豳”与“坐”字造字方法相同，原本都是尊者的意思，前者不过把居于高台上的“人”换成了表示部族首领的“豕”而已，乃是周人有猪崇拜习俗的生动写照，而金代则有“豳王”之名号，乃是同一种文化的顽强传承。 　　上溯到商，殷商始祖名“王亥”的，商人来自东北，其部落势力向南扩展从王亥开始，他就是一个“王猪”，即部族军事联盟的首领，“王中之王”。这个“亥”字的原始读音很可能就是满洲女直语猪的读音“该海”。汉字的原始读音常常保留在它的形声字中，只有其本字大多已变得面目全非了。甲骨文中“王亥”之“亥”有数处写作“该”，是为旁证。
　　继续上溯，就来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后，开创者名叫“禹”，原始读音可能就是“药逻”，与东北肃慎另一个称呼“挹娄”为同名异写，在突厥语中是征服者、王者的意思，而在满洲女直语中是“大公猪”的意思，并且也是“穴居”的意思。
　　夏禹部族有猪崇拜习俗还可以从关于禹王的神话故事中看出来：今甘肃西南威州有“涂禹山”，相传是大禹之妻“涂山氏”（涂读pu）变来，据说她原是一头神猪，瞒着大禹把禹王的儿子们都变成了勇猛的野猪，她率领众猪到威州助大禹治水，被大禹识破，于是带着猪仔们化疾风而去。大禹追至绵虒，忽见一座大山横亘于前，探问行人，方知这山是刚才一阵大风吹来。大禹细看山形，若一群奋力拱山的野猪，于是悲从心来，传令建庙祭祀。由于有这样一种古老传说，涂禹山周围至今还有许多禹寺、禹祠、禹道、禹桥、禹峰、禹岭等名目流传于世，被学者们称为夏禹文化的宝库。如此这种古老神话折射出来的正是大禹部族的猪崇拜习俗。而“涂山”为女直著姓，《金史》写作“朴散”，此姓氏在金代最尊贵姓氏中排位第四。
　　遥远上溯，那是史前时代了，“三皇五帝”第一人名叫“伏羲”（兀颜），女直语本义就是猪，换言之，华夏文明的“始祖”就是一头“野猪”！
　　先秦古籍记载伏羲又名“太噑”（读gao），这是相对黄帝的继位者金天氏“少噑”而言的，但两人相距千年之久，“太”和“少”只能是后人排位的结果。这个“伏羲”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将在中国帝王史上排位第一而先名之曰“太”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帝的儿子把曾自己的世系与伏羲挂钩，那么他怎么可能以伏羲第二自称而名之曰“少”呢？如果我们继续像孔儒那样一味从汉字的本义去诠释古籍，必然是继续迷走于歧途，看不到中国文明史的真相！
　　笔者以为这个拟声字“噑”，也是“该海”的拟音，伏羲原本就是一个有“猪”称号的女直系部族首领，这也是伏羲原本是“兀颜”的异写的一种佐证，至于阿尔泰语中的野猪为何有多种读法也不奇怪，那是一种语言比较发达的表现，反映着这种语言的形成剖面图中可能有多个历史层次，这种语言可能是由多种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
　　还要特别注意，“太皋伏羲”的“皋”与汉字“后（gou）”读音相同，而“后”在夏商时代是帝王的意思，因此极有可能都是由满洲女直语猪的读音“噶哈”而来，原本都是猪的意思。
　　许多历史学家把红山文化与黄帝联系起来，因为记载中的黄帝时代及他的活动区域，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能与之匹配，笔者所推测黄帝或许也有“猪”称号，他的继位者名“少噑”，是为旁证；并且华夏文明起源时期所有帝王可能都有过猪称号。
　　女直先民的猪崇拜习俗不可避免地要在汉字中烙下痕迹，试举金文逐，燹，家三字说明之：
　　“逐”，象形会意字。我们知道，自然界的野猪是一种性格十分暴躁的野兽，喜好单独行动，它们并不惧与虎豹搏斗，且常常会占得上风，特别是它面临危险时候的奋力一拱，勇猛无比，对此虎豹都躲避不及。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战胜敌人叫做“逐”，由表示猪的“豕”，以及表示人脚在奔走的“止”组成，本义就是奔突而来的野猪。
　　古代汉语中的逐是指打败敌人，如“逐鹿中原”，又如“汉武帝北逐匈奴”。应知在古代，“逐”，原不是一般人的行为，而是部族军事首领的专利，《金史》记载，金哀宗登基前的封号就叫“逐王”，用的就是这个汉字的本义，而这种称号在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中是见不到的。所谓“逐”也就是征战，乃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女直金人一用就能用到这个汉字的本义上去，这个逐字的发明者似非女直先民莫属矣！
　　燹xian，会意字，由两“豕”加一“火”组成，在古代汉语中特指战火。问题是猪与战火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然界中两只猪相攻是不会起火的，只是这个汉字所称的猪不是自然界的真野猪，而是有猪称号的部族首领，如此两猪相斗就会产生战火，换言之，不了解女直先民奇特的猪文化，就无法真正读懂这些汉字！
　　家，象形会意字，古文中的家与冢字形相似，里面都有一“豕”。特别应当注意到这个“猪”住在蒙古包中，而不是住在定居民族的那种房屋中，房屋是有墙壁和屋檐的，蒙古包则没有屋檐，且顶上总是有一烟囱，古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种区别，家字的原始形状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
　　应知家与冢一样原本都是权力概念，背景都是女直先民的猪崇拜习俗。家字里面为一猪（豕），不是屋里养了一头猪，而是指有猪称号的人，即奴隶主贵族，例如：
　　《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家”和“国”对应，“家”专指大夫的封地和属民。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大夫皆富，政将在家”——意思是大夫如果太过富有，超过了诸侯王，大权将出现旁落和转移，也就是孔子所称的“礼崩乐坏”了。
　　《史记?魏世家》：“大夫而骄人者则失其家”——意思是骄傲而不自律的大夫终将被诸侯王剥夺其奴隶主贵族地位。
　　所谓“大夫”是比诸侯低一级的奴隶主贵族。大夫统治的地区叫做“家”，诸侯统治的地区叫做“国”，家与国都是权力概念，只是权力辐射的范围有大小而已。奴隶主在其势力范围内都享有独立的对所隶属奴隶们的生杀予夺大权。
　　就是说先秦之“家”实非今天之“家”，两个概念的内涵已经天差地别了。先秦时代没有今天那种“家”的概念，也没有今天家所包含的那种私有财产的观念；其时没有什么东西不被权力所隶属，奴隶们不存在独立的人格和财产，就是说“家”原本与耕奴们无关，与奴隶对应的是“户”，先秦时代耕奴们只有“户”而没有“家”。这种“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是先秦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度。所谓窥一斑以见全豹。三个汉字提示我们，女直先民的猪崇拜习俗在华夏文化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史前时代的阿尔泰游牧民族内部就存在两大部族集团，就是狼图腾的突厥先民和鸟图腾的女直先民，而与华夏文明起源最为密切的是猪崇拜的女直先民。我们看到从黄帝到夏商周秦都是女直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夏商周秦的创建者都把自己的远古祖先追溯到帝喾的原因了，他们确有共同的起源。而司马迁《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其根本原因也在此，所有这些都能在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
　　在华夏文明起源的初期，狼崇拜的突厥总体上处于“戎夷”地位，或者说处于华夏文明核心圈的外围，炎帝虽是突厥先民背景，但此后突厥在中原的活动便沉默下来了。
　　关于先秦时代女直和突厥的对立状态，《史记?周本纪》有言：“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鹿以归……（从此）荒服不至”，意思是由于周王把突厥先民的狼图腾掠来，突厥从此不再来朝拜周天子了，到后来“大戎袭杀周幽王”，周室被迫东迁。从《史记?秦本纪》可知，秦人与西方的“犬戎”世代为敌、征战不断。所有这些记载表明，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两大部族集团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种长期对立的历史状态。
　　但我们看到，到了汉末情况出现了逆转，狼突厥重新崛起，开始占上风了，最具有标识意义的是女直先民固有的“单于”称号逐渐被突厥先民固有的“可汗”称号所替代。开始是两者通用，如鲜卑拓跋人就是如此，后来单于名号失传了。从拓跋北魏到隋唐再到蒙元，统治者的突厥色彩盖过女直色彩，突厥占上风的状态也延续千年以上。清王朝的崛起则是女直的复兴和绝响，绝响过后东方历史就进入了新时代。从世界范围看，人类至此结束了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从此消失了，定居民族从此不再总是处于劣势，人类迈进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