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器对宋词传播所起的作用】宋词的域外传播
时间：2019-04-11 03:14:4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词始于唐而盛于宋，它是一种与燕乐相结合且可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词的传播创作主体、内容、传播方式、受众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乐器对 宋词传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试探讨乐器对宋词传播所起的作用，解读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宋词；乐器；传播；作用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5-0000-0２
众所周知，音乐天生就是媒介，就是符号，就是信息。所谓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过程中携带信息的载体。对于音乐而言，若是演奏乐器，乐器本身就是媒介。［2］因此
，研究乐器对宋词这一音乐文学在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以宋词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地，是以乐器作为桥梁和对象。这是由宋词本身具备音乐性这一特质决定的，也是由乐器在
传播过程发挥作用的特点决定的。概而言之，乐器对宋词传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在市民阶层中，推广、普及宋词，尽可能地扩大宋词的受众面；其二，拓宽宋
词的传播范围，增加宋词的影响力；其三，丰富宋词的传播方式，增加宋词的接受形式；其四，优化宋词的传播效果；其五，增加宋词的传播流程互动性。
一、 借用乐器奏唱宋词，扩大其受众面
宋代建国之后，由于时势太平、商业繁华，城市俗乐制作益繁，正所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巷，按管凋弦于茶坊酒肆。”［3］北宋时期社会政治虽日趋腐败，而城市经济却
畸形繁荣，社会上的享乐风气也愈演愈烈。此时歌妓不仅从数量上大增，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朝廷及地方州府有官妓，士大夫官员蓄家妓，而散落于青楼瓦巷的市井歌妓更是
不可胜数。歌妓的繁衍使得歌词作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大，文人聆听歌妓配乐演唱宋词并最终传至市民阶层，扩大其受众面，成为宋词繁荣的渊薮之一和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而这
种传播有直接和间接两种。
（一）乐器对扩大受众面的直接作用
宋代许多词人的词作问世之后，怀抱琵琶、侧倚瑶琴、鼓瑟吹箫、坐弹箜篌的歌妓往往成为其第一读者，歌妓对词的配乐演唱使得词的传播与接受也由此开始。广大的市民及
文人墨客在娱乐场所直观地欣赏观看歌妓的演唱，一方面可以促进新词的产生，另一方面，这种欣赏的过程本身就是宋词的传播方式之一，这种直观的欣赏对宋词的传播起到了直
接影响的作用。
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歌妓演奏乐器并加以演唱作为传播者，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媒介。然而在词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之间，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乐器这一重要的媒介——几乎所
有的歌妓都与乐器有着极为密切、割舍不断的联系。歌妓之中擅长演奏乐器者不可胜数，有很多歌妓还会演奏多种乐器。歌妓在演唱的过程中，单用歌喉清唱这种情况固然存在，
然而多数情况下，歌妓会演奏乐器来表情达意。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其中“犹抱琵琶半
遮面”的歌妓形象已成为传诵不衰的经典形象。
歌妓在舞台上表演或在台下练习演奏乐器时，单纯进行演奏的情况较少，她们往往会在演奏的同时，配以唱词边奏乐、边演唱。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过宋代歌妓的从艺活动具有
较浓的商业化倾向，歌妓经常主动请求著名词人作词而后配乐歌唱，这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著名词人柳永就是被众多歌妓追逐的对象之一。歌妓们“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
。”歌妓对乐器的演奏和对曲谱的熟练，使得词人们为了满足歌妓的配乐演唱的要求而创作词的状况数见不鲜。新词产生后，歌妓的配乐演唱给广大市民和文人愉悦的视听感受，
因而对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此可知，擅于乐器演奏的歌妓配乐演唱词作，对宋词的传播起着较为直接的影响作用。
（二）乐器对扩大受众面的间接作用
众所周知，歌妓对词的传播虽然主要以演唱为主，而乐器为之伴奏的功效则同样不容小觑。歌妓对词的配乐演唱，作为一种集视听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在宋代受到广大市民和
文人的喜爱。歌妓在对词的演唱过程中，乐器的演奏是必不可少的。而乐器演奏出的悠扬乐曲受广大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喜爱程度也客观上对词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歌妓唱词辅之以乐器的演奏，不会仅限于直观的面对面的欣赏，而当人们在酒肆、茶楼、舞馆之外行走时，很多时候都有可能被屋内传出的词调旋律及演唱所吸引，从而驻足
停留，欣赏一番。这样一来，词的演唱就通过乐器的伴奏形成了间接的、非面对面的传播。宋代许多市民及文人流连于歌楼酒肆，在观赏歌妓演奏乐器之时，欣赏到了歌妓演唱的
许多其他词人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词人当场作词柬赠给歌妓令其演唱，再加上歌妓“当筵乞词”的盛行，这些情况对新词的产生及传播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
而反向思考，同一词牌的唱曲基本固定，歌妓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唱哪个词牌的曲调，而同一词牌中，她们同样可以来选择不同的词作进行演唱。那么，歌妓的爱憎
有时便能决定部分词作的传播情况。如果有些词作受到广大歌妓的普遍喜爱，那么她们则经常乐意演奏并演唱这些词，这样就可以使这些词作比其他的词作传播得更快更远。比如
柳永的词作，就因为歌妓的普遍喜爱，最终达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艺术效果。
而也有些时候，诸多市民及部分文人在各种非刻意欣赏的状态下，间接、被动地听到了一些乐器演奏的词调，歌词却未能听清，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们听到的词调悦耳动
听，再加之以乐器演奏的良好效果，往往能够引起人们进一步的兴趣去仔细听取词的内容。此外，一些词调旋律对于市民或文人而言，已经烂熟于心，他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想起
，甚至在极具兴致之时哼唱起来，此时如果歌词记不清楚，这种状况在实际生活中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市民及文人就有可能针对自己听到的、或者想到的 词调旋律去找相关的同词牌作品拿来辅之演唱。这样，乐器所演奏的词调旋律就在客观上对宋词的传播起到了间接的影响。
二、 借用乐器奏唱宋词，拓宽其传播范围
宋词的繁荣不仅与众多优秀词人的大量创作密切相关，而且与歌妓的传播有着重大的关联。因为歌妓唱词再加上乐器的伴奏不仅能扩大词人的影响，还使词人的词作广泛流传
于世，从而促进宋词的发展。如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所云：“枊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可见柳词流传之广。
歌妓通过乐器伴奏演唱，使宋代的文人词得以迅速传播和广泛流传。词史上有许多关于歌词流传的佳话。如赵令畴在《侯精录》中载“欧公（阳修）闲居汝阴时，二妓甚颖，
文公歌词尽记之。”当时欧阳修并无词集面世，但正因为有了这样尽记欧词的歌妓，文公之词方能得以保存与传播，乃至南渡以后，乐坛依然“争唱醉翁词”（叶梦得《江城子》
）。
宋代的唱词活动按照演唱规模、演唱场合以及演唱形式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根据分类又可将歌妓进行分类。一是朝廷和官署大合乐中或宫中私宴上词的演奏，由官
方的教坊或乐营担任，规模庞大，乐队复杂，往往伴有舞蹈表演，由官妓担任。二是贵族士夫家宴中词的演唱，由家庭乐队和家妓担任，规模通常在六至十人间。宋代的士大夫文
人由于生活优裕，“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编》就是欧阳修自作之词以及当时流行艳词的一个汇编，以便于家妓们的演唱。三是小唱，有简单的乐
器伴奏，是典型的私妓在市井唱词的主要方式。正是这种小唱促进了词作在市民间的传播，拓宽了词作的传播范围。
三、 借用乐器奏唱宋词，优化其传播效果
宋词在宋朝主要为“娱宾遣兴”之用，因而，其传受场合往往是花间、樽前、闺闱、酒楼、茶馆。郑学檬教授在《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初探》一文中指出，“非政治性信息，
很难靠服从来接受，说服形式就尤其重要。说服有以理服人，也有以情动人。这个以情动人，需要情感环境。酒楼、茶馆、戏院无疑是最好的环境了。”宋词传播的特点正适合这
一理论，且颇具悦目性、接近性，因而酒楼茶肆，花间樽前，无疑也是词最好的传播环境了。在这样轻松消遣的环境中，传受双方都能进入最佳心理状态。清歌皓齿，急管繁弦，
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感情气氛，有利于作者诗情激荡，歌者酣畅淋漓地一展歌喉，并出现传受同乐的境界。如管鉴《念奴娇》词序：“宋子渊置酒后堂饯别，出词付之姬侑觞，席间
和。”正表明词的作者与歌者在席间同和共吟的热烈场面。再如刘肃《大唐新语》：“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传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词。”
毛滂《剔银灯》词序：“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砚北杂志》卷载姜白石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这些都体现了传、受同乐的境界。
四、 借用乐器奏唱宋词，增加其传播流程互动性
词的传播是建立在作者与歌妓、传者与受者共同的传播要求之上的。词的传播，往往是作者与歌妓、传者与受者都具有强烈的传播愿望下进行的。“使君落笔春简就，应唤歌
檀催袖”（黄庭坚《木兰花令》）。一方面，词人对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付诸传播的意识，希望新词能以最快的速度传给听众。这也说明，词的传播过程首先是建立在词人
自己的传播意识之上的。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如《中吴纪闻》卷一：
吴感，字应之……居小市桥，有侍姬曰红梅，因以名其阁，尝作《折红梅》词。其词传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
郭应《鹧鸪天》词序：“梦符置酒于野堂，出家妓歌自制词以侑觞。”岳珂《桯史》：“稼轩有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张先《碧牡丹》词
：“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写歌妓在晏殊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按主人要求传唱晏殊新词的情景。另一方面，词的传播也是建立在歌妓的传播要求之上的。唐宋时，歌妓是以
唱词为主要职业和谋生方式的。其从艺活动往往具有商品化倾向，歌妓之间也往往存在着竞争。因此，歌妓不只是被动地选词而歌，还具有自己的主动性、参与性、交谈性等特点
。她们往往必须自己主动地去寻求新词，追逐新词，向名家索要好词，尤其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各家新作的第一读者和传播者。苏轼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中，有“建
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的记载。此外，如毛滂的《阮郎归》词序：“官妓有名小者，坐中乞词。”刘过《西江月》（楼上佳人楚楚）词序曰：“武昌妓徐楚楚好问月索题
”；高观国《生查子》（蓬莱一念云）词序曰：“史辅之席上，歌者赠云头香乞词”；卢祖皋《临江仙》词序有“已而再拜乞词，为赋此曲”；管鉴《桃源忆故人》（寿牙初长香
莫嫩）词序有“醉中诸姬索词，为赋一阕”；吴文英《声声慢》（春星当户）词序曰：“饮时贵家，即席三姬求词”，等等，皆是歌妓向词人索词备唱，加以传播的实例。
宋词堪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仙姝”,不但丰富了先民的精神世界，更因其突出成就与卓越地位成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创造了与唐诗、元曲等文学
形式并驾齐驱的“以词名朝代”的华丽乐章。词本就是配乐演唱的“音乐文学”，是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从传播方式上讲，宋词多由歌妓借用乐器奏唱进行传
播。这些都决定了词的传播与乐器这一传播中介紧密相关。乐器在宋词传播中做出了卓越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是居功至伟！
注释：
［1］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
［2］ 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3］ 孟元老：《东京华梦录?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第4页。
［4］ 俞文豹：《吹剑录》，引自《庸宋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