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月刊中的言情小说探析]小说月刊
时间：2019-04-08 03:23:2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35-02 摘要：作为通俗文学月刊——《万象》，它的编创团队不仅掀起了“通俗文学运动”，积极的为通俗文学正名，除此以外，该刊还刊载了大量的言情小说，统揽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不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共性，本文从该刊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多样化的反对者两个角度探析该刊言情小说的特质。
关键词：《万象》月刊；言情小说；叙述模式；反对者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降，通俗文学曾被视为“旧”的、“封建余孽”的遗留，成为新文学研究视野中极力扫除的障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通俗文学的研究随之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众多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到对其的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文学史书写的完整性以及科学性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通俗文学的正视，也引发出诸多文学研究的新话题。
《万象》月刊是诞生在上海孤岛时期、发展成熟于沦陷时期的一种通俗文学月刊。该刊生存在由战争、文学市场、文学理想所构筑的三维空间里，它的诞生打破了陷于沉寂局面的上海文坛。正如主编陈蝶衣所言：“现在是个动乱的大时代，战云笼罩着整个世界，烽火燃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我们还能栖息在这比较安全的上海，在文艺的田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荣幸。”[1]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万象》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为1940年代生活在战乱中的读者提供了精神慰藉。
在剧烈的历史变动和充满矛盾和反讽的城市生活中，大众所体验到的更多的是“苦闷的生活”，因而要求文学能够起到“转移不良的心境”、“了解社会”、“增进知识”[2]的作用。《万象》月刊以“时事、科学、文艺、小说”[3]等不同种类的内容来满足读者的要求。在该刊的小说中，言情小说占有重要地位，为满足读者的需求，为文学客体提供了丰富的言情“盛宴”。
言情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Romance”，可以说言情小说用“精神的幻想”，把读者带入超越现实的世界中去。诚如英国学者罗伯特·厄特和温多林布里奇斯·尼达姆在1930—1940年代年曾给言情小说下了定义：“以恋爱开始，以美满姻缘结束”[4]这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大众传媒视域下，随着现代教育的广泛深入，读者群体市场的逐渐扩大，对文本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因而《万象》月刊为了生存和发展，对言情小说给予了高度重视。该刊中的言情小说不仅有量的优势，相对于以往的言情小说而言也有质的提高。具体呈现出如下特质：
一、固定的叙述模式
通俗小说最明显的特质是“模式小说”，“每类通俗小说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情节人物和创作原则，避免一类禁忌。这些禁忌要既为读者所承认又要被出版商所要求。”[5]《万象》月刊中的言情小说也没能逃出这样的规约。统揽该刊言情小说文本可以总结出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即：
环境描写——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反对者——结局
托马舍夫斯基曾说过：“自由叙述因子对故事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成分，或节外生枝，景色或衣物描写等等。”[6]在该刊的言情小说文本中，大多数文本在开头都有一段有关景色描写的文字，如果将这段话删除，也不影响整篇小说的整体框架，诚如托氏所言其是“可有可无的成分”，但这段景色的描写，却能够准确地奠定小说的整体情感基调，同时也能够起到对文中主人公命运走向的预示作用。正如茅盾在《试谈短篇小说》中说到：“环境描写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渲染和衬托故事发生时的气氛，或者为了加强故事发生时人物的情绪。”[7]在《万象》月刊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嫩江之恋》[8]中的开篇就对故事发生地嫩江的景色进行了描述：“嫩江冷冷地在流，静静地。太阳刚刚升起，斜斜地用那慈爱的光芒，射到这丘陵起伏的一片平原来。……第一线的阳光射到了水里，青绿色的冷流立刻一粼粼地成为朱黄色，可是他并不像湖水那么滟，一个波涛跟了一个波涛，江水在五色绚烂地变化里，水流急速汹涌起来，浩浩荡荡地向东运行，它的气势昂然地像没有人能阻挡。”这里的景色虽然充满了宁静的诗意，但从中不难看出逆流汹涌的律动，为这篇爱情悲剧奠定了基调。张恨水的长篇言情小说《胭脂泪》的开篇就为全文奠定了基调：“一个寒冬的夜里，在旧京城中，胡同里一切声音，都已停止，只有像怒吼般的西北风，刮着电线，嘘嘘作响。”[9]再如该刊第三年第一期中的《双清》中：“微微温热的春晚的南风，使路上行人都感到有点说不出的烦躁，他们向前拥挤、吵叫，仿佛这儿要发生什么事变，急急地前行。”此类景色描写，作为一种自由叙述因子，以一种游离的姿态，游动在文章中的每个角落，可以说用诗性的语言，构建了独特又内涵丰富的抒情场域，用饱含深意的语言，奠定了文本的情感基调。同时，作者在创作中遵循着首尾相呼应的原则，在开篇或明朗或阴郁的景色描写与文本中主人公或喜或悲的命运走向实现了统一。
可以说，《万象》月刊中的言情小说篇首对环境的描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成为中国小说走向现代进程中的可贵跨越。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向性格小说和心理小说转型。
二、多样化的“反对者”
在战争的历史境遇下《万象》中所刊载的言情小说文本具有了与以往此类文本所没有的特质，它们促使情节更为跌宕起伏，在思想内涵上也能够紧跟时代思潮，利用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言情小说的形式，寄托新的时代思想，出色地完成了特殊时期通俗文学所承载的使命。《万象》月刊的编创主体借此抒发自己的文学理想，实现“使新的思想和正确的意识籍通俗文学而介绍给一般的大众读者”[10]的目标。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普洛普认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动或行动功能。”[11]他认为在讲故事中人物分为对立的“行动者”，即主体和客体，发送者和接受者，帮助者和反对者。在《万象》月刊所刊载的言情小说文本中的“反对者”不仅能帮助作者更好的表达文学思想而又能使文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设置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内容，而且增强了小说内在的精神内涵。这些“反对者”以物质和意识两种形态并存。 首先，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在该刊的言情小说文本中，国家民族危机感以及社会献身精神成为衡量青年人道德操守的重要指标。文本中的青年男女，由传统的“才子佳人”变为了“志同道合”的自由婚恋结合。在传统“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中，“小人”角色的构筑通常被置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往往是丰富故事情节的重要因素，往往也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在该刊的言情小说中，年轻人婚恋的“反对者”范围更为广泛。他们不仅仅是有意识的个人，而又包括范围更广、势力更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这些文本对奉献、集体意识的彰显，以及延续五四以来的反封建思想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刊以传达时代精神实现“大众是需要教育”的目的，其所发表的言情小说也没有逃脱这样的使命，即在旧有的文本形式中赋予符合时代的精神内涵。使读者从中受益，为青年人指出走“应走的大路，不能把自己禁锢在甜蜜的回忆中，我应解放我自己，把这回忆锁闭在心房的深处，走我应走的路。”[12]这无疑能够促使青年人在1940年代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明确自己前行的方向，走出狭小的个人情感圈子。《紫丁香》[13]近于宣言式的文字无疑给战乱中的青年人又一支强心剂：“我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正有着许多的事业等待着我们去努力，你不能再消沉在这么糜烂的环境中，我们应该携手，向目的地前进。”在《爱的真谛》[14]中作者为年轻一代正确处理个人情感和历史使命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答：“爱是广泛的，不要把自己关在狭窄的爱好圈子里，而要负起‘爱工作’、‘爱群众’、‘爱国家’的责任，我已经找着了爱情的真谛，心灵上已经有了归宿……让我们六年前的庄严的旧梦继续下去吧！随我回到金沙江畔，有了你，我将要更努力于我的事业和工作，同时你的青春也可以不再虚度。此后我们同甘共苦，承受人生最宝贵的生命和爱情。”以青年学子为主要阅读群体的《万象》月刊，在刊物的编创过程中增强言情小说文本的思想内涵，起到对读者激励和教化的目的。此类文本对读者思想情感的成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与“新文学”启蒙的主旨一拍即合，这也是通俗文学雅化进程中重要的表现。
反封建不仅是五四精神的精髓也是此后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旨归，也是《万象》所肩负的重任之一。该刊选载了大量具有反封建意识的文本，在言情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在这些文本中强大的封建势力往往成为男女结合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这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运动仍然不能离开启蒙阶段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具有比世界任何国家更深厚，更悠久的封建主义的传统，这种封建主义有如盘根老树一样深植于一切社会底层之中，它的毒液浸透着广大的社会生活的土壤，它不仅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可怕地低落到生存线以下，而尤其可怕的是把中国人民的精神思想麻痹到极悲惨的境地。”[15]虽然已经到了1940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恶霸势力仍是爱情自由的劲敌。此时的言情小说具有了极强的社会性，它们在诗性的叙述语言中蕴藏着觉醒和反抗的时代精神，这与五四文学旨归一脉相承。《水乡之春》 [16]中一双水乡青年的爱恋因为封建恶霸势力阻挠，最终酿成了爱情悲剧。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充溢着整个文本，在该文篇末写到：“码头上鼓乐的吹奏声和岸上狱卒的吆喝声，铁索的声谱成一首亦庄亦谐的交响曲，讴歌着：大地回春”。此段文本中含有汹涌澎湃的反抗精神，读者从中收获的不仅仅是通俗文学带来的休闲娱乐，更多的是收获一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井边》[17]中青年男女的自由结合受到封建门第观念的左右，最后封建家庭的纨绔子弟对家长势力的妥协而导致出身卑微的爱人小蝶投井自尽的悲剧结果。使1940年代的青年认识到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反封建这一伟大而未尽的事业中来。
通过刊载此类文本，目的使读者们意识到：“牺牲的时代是过去了，在今日的世界中，任何的封建魔王，早已经失去了他们阻止每一个青年前进的力量。去做一个倔强的人，去做一个跟旧势力反抗的最后的战士。”[18]这豪迈的反封建誓言使1940年代的青年人具有了反封建势力的勇气，唤醒了他们对封建势力不成熟的期待。确保了五四以来的反封建思想和斗争的延续，为此后的社会变革起到了预示和推动作用。
终上所述，在《万象》月刊所刊载的言情小说中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对者”是十分强势的，它们不仅包括个人经验性的阻隔，也有强大的无意识集团的破坏。该刊的编创主体通过言情小说使读者意识到大到社会小到自我的努力方向。
其次，物质层面的反对者。上海从清末开始就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拜金思想成为这里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适性的观念。《万象》中的言情小说揭示了青年人的爱情在金钱挑战下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在这些文本中有的青年人为了爱情而视金钱如粪土，也有的是不折不扣的金钱的俘虏。《扫帚星》[19]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追求优越的物质生活，放弃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恋人。在被金钱俘虏者的眼中“金钱诚然可以威逼一个人的意志的，为了顾全我一家的生活，我也许可以在‘自我牺牲’的原则下，勉强地顺从……”[20]此时，金钱与自己人生理想之间取舍的矛盾，正是青年一代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万象》月刊能够结合青年人的思想困境，运用言情小说文本形式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完成了文学家“寓教于乐”的文学夙愿。
另一个物质层面的反对者是战争。在1940年代的境遇下，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遭到了无情的解构，人们流离失所成为战争带给人们最直接、最残忍的“馈赠”。《万象》月刊中有诸多文本对战争进行了有力控诉，从中可以窥见一般民众反战、渴望和平的心理。通俗文学家包天笑一改往日的“风花雪月”的行文风格，用写实的笔调为读者呈现战乱中的平常人生，他在《写信》[21]中道出了“生活非易”的无奈，呈现了身处战乱中人们困苦的心态。文中通过妓女与替人写信糊口的大学生之间的爱恋经历使读者认识到“要是不打仗，我也不会做测字先生，你也不会做妓女”的现实。由于战争使爱恋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悲剧，通过爱情悲剧的角度对战争的批判则更为独特而有力。 综上，在模式化的言情小说中，作家们在塑造“反对者”形象时做到了别出心裁。多样化的“反对者”有时是交杂着出现的，它们在文本中的地位已经超出了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之间的“小人”的意义，虽然都是“反对者”，但是他们所承载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的设置使此时的言情小说具有了1940年代的时代性，使《万象》月刊延续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主题。
以《万象》月刊中的言情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沦陷时期发生了变调，它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承载着艰巨的社会历史责任。这种内在的精神感召，促成言情小说的表现视域得以扩展，从而使文本中的人物以及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主旨跳出了个人的窝臼，使个人化的情感套上了人类大众的光环。进而使通俗言情小说由消遣文学逐步向新文学靠拢，形成了“带艺投师”[22]的局面，通俗文学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熟，走向了“雅”化。
注释：
[1]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专号》，《万象》，1942年10月，第130页。
[2]谢庆立：《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3]《万象》1942年7月广告语。
[4]王晶：《西方通俗小说类型与价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5]黄禄善、刘培想：《英美通俗小说概述》，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8页。
[6]转引自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7]茅盾：《茅盾文艺评论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
[8]晓歌：《嫩江之恋》，《万象》，1943年6月，第22页。
[9]张恨水：《胭脂泪》，《万象》，1941年7月，第207页。
[10]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万象》，1942年10月，第139页。
[1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12]程慰宜：《善意的谎言》，《万象》，1942年4月，第175-180页。
[13]陶冶：《紫丁香》，《万象》，1942年5月，第47-55页。
[14]学生文选：《爱的真谛》，《万象》，1942年6月，第187-191页。
[15]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0、92-93页。
[16]蓝凫：《水乡之春》，《万象》，1942年3月，第110页。
[17]文宗山：《井边》，《万象》，1943年9月，第118-127页。
[18]程育真：《笼羽》，《万象》，1943年3月，第102页。
[19]陶冶：《扫帚星》，《万象》，1941年8月，第65页。
[20]邢禾丽：《歧途》，《万象》，1942年3月，第215-218页。
[21]包天笑：《写信》，《万象》，1941年8月，第153页。
[22]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