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时间：2019-05-14 03:20:0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词类问题一直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语言学家针对汉语有无词类、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划分词类的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本文主要介绍汉语语法学史上各个时期词类问题的论争点以及学者们关于这些论争点所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词类 划分标准 句法成分
在汉语语法学史上，词类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纵观整个汉语语法学史，学者们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草创阶段，以马建忠、黎锦熙为代表；2、探索阶段，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运动为代表；3、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词类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五十年代的词类问题大讨论；4、创新阶段，包括80年代至今的词类研究。
一、草创阶段
这一时期的词类问题研究主要以马建忠和黎锦熙为代表，从马建忠开始中国的语言学家开始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马建忠借鉴西方语法学，为汉语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字类系统，并认为划分词类的标准是意义。“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尔”，一个词有多种意义，只有当这个词用于句中时才能对这个词进行归类，一旦这个词离开了具体句子便无法确定它的词类。因此，马氏得出的结论是“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马氏文通》是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而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奠定基础的则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黎氏认为句法功能是划分词类的标准，“汉语的词类，词形上既没有严格的分业，就得多从句法的成分上辨别它的用法来”。词类的划分由词在句中的功用而决定，一旦一个词离开了所在的句子便无法对其进行分类。所以，黎氏得出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结论。
二、探索阶段
这个阶段许多学者都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其中有的甚至主张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在这种情况下，文法革新运动应运而生，文法革新旨在反对直接模仿西洋文法，而提倡针对汉语建立自己独立的语法体系。
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词类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和划分词类的标准。
（一）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关系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一个词往往可以在词形不变的情况下充任多种句法成分，那么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二者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复杂对应的？这一时期的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分别是：一线制、双轴制和三层制。
傅东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先提出一线制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字无形体之变化，词类之分须视其在句中之职务而定”，由于汉语的词是多功能的，与其借助假借、活用等术语将词同句法成分一一对应起来，还不如直接认为汉语的词本身就不能分类。他主张在分析句子时将词类和句法成分合二为一，只采用一套术语，例如：将名词作主语，合称为“主名”。一线制否认汉语词类的存在，这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持双轴制观点的学者主张设立词类和句法两个层面来构建汉语语法体系，但由于汉语词的多功能性，使词类同句法成分这两个层面不能完美的契合，中间存在缝隙，学者们主张采用“变词性”和“增功能”两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缝隙。
变词性指“把词类同句法成分简单地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做谓语、补语，形容词做定语，副词做状语，一旦一个词放在性质不同的位置上则认为词性发生变化。”早期的学者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如马建忠的字类假借说、黎锦熙的依句辨品说。变词性这种方法虽然达到了类有定职的目的，但是却会导致词无定类。增功能指“词类同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复杂，词类是多功能的，一个词只要词义不变，放在不同位置上都是同一词类。”采用增功能这种方法虽然能使词有定类，但却会使类无定职。无论是变词性还是增功能都未能完美解决词类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三层制的观点。
三层制是在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增设一个中间层面，以弥合二者间的缝隙。持三层制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个词出现在了性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既不是词性发生了变化，也不是这个词就具有了充任性质不同的句法成分的能力，而是其中间层面发生了变化。学者们对于中间层面的说法各不相同，王力认为中间层面是词品，词品根据词在组合中的重要性分为首品、次品、末品。吕叔湘认为中间层面是词级，按照词在句中的地位分为甲、乙、丙三级。两位学者的三层制观点在当时都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肯定。
（二）划分词类的标准
这一时期针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学者们主要有三种观点：意义、功能、形态。
王力和吕叔湘认为应以意义为标准划分词类，“实词的分类，当以概念的种类为根据，虚词的分类，当以其在句中的职务为根据”。但是采用意义对词进行划分，划分出的词类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句法层面的词类系统，这种分类可以说是一种逻辑上、心理上的分类，并不是语法上的分类，因此大多数学者都反对按照意义来划分词类。
从功能上来划分词类主要有三种：句子成分功能，短语组合功能，句子成分功能和短语组合功能相结合。主张根据句子成分功能来划分词类的代表学者是傅东华，他认为词不用在句中就不能分类，一个词用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其词性也就不同。方光焘支持用短语组合功能来划分词类，这里的广义形态指的就是词与词的互相关系和词与词的结合。陈望道则主张将句法成分功能和短语组合功能相结合来划分词类。他认为可以根据词与词的配置关系和会同关系来决定词的分类和组合。功能标准是大多数学者赞成的划分词类的标准。
高名凯是形态标准的代表学者，他肯定了汉语的词类可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但是他认为划分词类的标准要以词的形态为主，而汉语的实词是没有形态的，所以汉语实词不能分类。虚词是作为语法工具表示关系语义的，可以分类。因为高名凯认为划分词类实际是对实词进行分类，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汉语无词类。这种比较极端的观点是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
三、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五十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着汉语有没有形态，汉语有没有词类的分别，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一个还是两个以上等问题展开。
对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汉语无词类，另一派认为汉语有词类。高名凯是汉语无词类的代表学者，他认为只能以狭义的词形变化作为划分标准，汉语中没有这种词形变化，因此汉语无词类。大部分学者都反对高名凯的观点，认为汉语有词类。
关于划分词类的标准，学者们也是各有各的看法。胡附、文炼赞同“广义形态”说，认为可以从词和词的相互关系与词和词的结合来划分词类。曹伯韩主张意义和功能相结合，认为必须根据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同时结合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王力提出意义、形态、句法三结合的标准，他认为如果有形态应首先考虑形态标准，在没有形态的地方，句法标准则起决定作用，意义在词类划分中也起到一定作用，应与形态、句法统一起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三个标准是有机联系的，在划分词类时要同时适合这三个标准。
这次汉语词类讨论语法学界主要达成了以下共识：汉语有形态，只是形态变化少；汉语实词可以分类；否定以单一的意义标准来划分词类；大多数学者赞成以词的语法功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
四、创新时期
80年代以前关于词类的主要问题学者们多数已经逐步趋于一致，进入80年代后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新的思路，许多语言学家大胆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汉语词类问题。吕叔湘提出根据汉语语言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陆俭明提出了一个词类的逻辑分类体系，划分词类每一层级只能用一个标准；莫彭龄运用统计和模糊集合隶属度的方法来处理词的兼类问题；袁毓林则从原型论观点来处理分布和词类的关系。郭锐的新观点是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一个亮点，他同意陈保亚关于词类是初始概念的观点，他认为词类的本质是表述功能，语法功能是划分词类的标准，但是由于语法功能不具备可观察性，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则根据分布和计算语法功能的相容度来划分词类，郭锐通过对现代汉语中的4万多个词进行考察研究将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为4个大类，19个基本类，加上代词这一个特殊类共20个小类。郭锐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有赞同的也有针对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提出异议的，不管怎样，他的观点对于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而言都是一个新的突破。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词类问题一直都是汉语语法学史上学者们关注的老大难问题，学者们针对这个问题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展开了多次讨论，虽然已经在某些问题上逐步趋于一致，但是现代汉语还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不仅受到其他国家语言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各个方言的影响，因此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还要不断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J].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胡明扬.词类问题考察[J].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4]郭锐.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研究[J].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J].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简介：孙晓曦（1988.11—），四川宜宾人，现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