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淡泊宁静|淡泊宁静
时间：2019-04-20 03:21:5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受访者：陈懿，南京大学原校长。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历任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常务副校长、代校长等职务，现任校务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物理化学和多相催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氧化物相互作用和纳米非晶合金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日大学的病灶
主持人：南京大学历史悠久，许多任校长也是卓有声望的教育家，为什么匡亚明校长被视为灵魂人物呢？
陈懿：匡校长到南京大学是1963年，那时我才30岁，是一名青年教师。他的报告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说，办好一所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和形成“四种空气”：强烈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浓厚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严肃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活泼的社会主义文娱体育空气。他说的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空气流动就成风”，这就是校风，它弥漫分布于校园，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处处可以感受得到，无处不在。
主持人：无处不受它的影响。
陈懿：校风是最重要的，要靠它来引导全校的师生员工，怎么强调它都不过分。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把“浓厚的学术空气”当作一种校风提出来，体现出一位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勇气和魄力。
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匡校长在南京大学倡导建设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在全国这是首创。有人担心，这不是把美国的文化弄进来影响我们吗？他认为，只有通过交流才能相互学习，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影响从来是相互的。现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已经是全国中美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匡校长历来遵循办学规律，敢讲敢为，讲真话、办实事、不唯上，所以“文革”时他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被通过发表社论加以“狠批”的大学校长。“文革”结束，他复出并继续领导南京大学开拓前进，还是那样敢言人所不敢言，敢为人所不敢为，重才重教，不断开拓创新。在南大可以听到很多这方面的事迹，例如，当年他在作报告时就曾公开讲：要多读书，红黄蓝白黑的书都要读，不读怎么会懂？怎么会批判呢？
主持人：为了复兴南京大学，匡亚明到处延请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懿：著名作家陈白尘“文革”中被扣上种种罪名，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老就派人专程到北京请他来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著名的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在“右派”摘帽后成为无业居民，没有工作，匡校长也派人专程到武汉请他来，给以很高的礼遇。他们都为南大中文系的建设作了重大贡献，程老先生后来说“是匡先生给了我20年的学术生命”。
另外，匡亚明校长历来主张艰苦奋斗又重视为教学科研创造条件。他在任期间一直是在红砖地的小平房里办公，他说，我要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教学和科研，要为教授们创造最好的条件。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他曾向往：希望我们的学术骨干们将来能够有一个房间，泡一杯茶，抽一支烟，有自己的一块天地，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主持人：也就是说，大学一切要围绕教学科研、培养人才这个中心，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出在这儿，把中心弄颠倒了。
陈懿：我觉得，匡校长的所作所为跟“淡泊宁静”这4个字是有关系的。他办教育，宁静而不浮躁，淡泊而不功利。如果不是“淡泊”的话，他不会有那么大的胆量，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为。如果没有“宁静”的话，他就很难跳开各种世俗的浮躁的干扰，做出那么多富有独创性的贡献。
主持人：淡泊的反面就是功利，宁静的反面就是浮躁，浮躁和功利正是今日大学的病灶。
陈懿：追求功利，性急浮躁，就做不到按规律办事。匡亚明校长敢出新招，敢于创新，因为他是按教育规律办事的。一个社会总归要发展，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合乎规律的，不能是凭个人主观瞎指挥。我们瞎指挥的例子不少。
主持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校大合并，以行政权力的强硬方式来推行，也有高校发展违反规律之嫌。
陈懿：这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是倘若不注意遵循办学规律行事，那就会事倍功半。你讲的高校大合并不都是不合理的，但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合理的。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所好，下必胜焉。”上面一句话下面就起哄，这样本来应该是试点的事，就常变成为一下子铺开，这方面过去是有过教训的。
合并这件事，有上面要搞的，也有下面十分“积极”要干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尤其要看如何合并以及合并以后怎么办学，不宜一刀切。有的合并是种种行政干预的结果，为了把学校做大和升格，先做“大”再做“强”，这不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既难实现，又打乱了分层次、分类型办学的高教结构。
有些学校并大后再用不同方式办分校，有的把新生放在新校区，老生或者研究生放在老校区；有的把一些院系搬到新校区，其他院系留在老校区。前者类似“腰斩”，把一个有机体断裂了，中国古代这曾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后者呢？类似于“肢解”，也破坏了机体的完整性，这两种做法虽是合并后不得已而为之，但都是不符合办学规律的，这类“自残”甚至也违反了自然界的繁衍规律。大学是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年级学生之间、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个优异的成才环境都至关重要，是不能任意切割的。
美国一些大学也在发展，他们走的好像不是这个路子。例如被认为是美国公立高校楷模的加州大学系统，目前有10个分校，最早的一所是1869年成立的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二战”以前共办了5所，“二战”以后，因学生人数激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办了4所，在2005年又办了美熹德分校 (UC-Merced)，这是最新的一所，听说有些地还没用上呢。各个分校都有很高的自主权，实际上都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与此相似，另外一所美国著名的州立大学威斯康大学也有几个分校，其中以麦迪逊分校UW-Madison为最强。这些陆续办的分校，在开始时有的只招本科生不能招博士生，通常是先成立某些专业，再逐步发展，视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形成特色。常可见到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后办的学校在某些领域超过一些老学校的实际例子，上述加州大学的10所分校中已有6所位居全美高校前50名，3所在50~100名之间。显然，人家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点像人类的繁衍，新办的学校开始时就像一个初生婴儿，尽管很嫩弱，但五脏俱全，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不是天生就残缺不全的。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美国有最多的一流大学，但似乎只听说有小而精的，不求全而特色鲜明的，有不少是后来居上的，却从未听说有哪一所是靠并校，先做大再做强的。 主持人：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使教育深受伤害。中国的教育界之所以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缺少真正的教育家了。
陈懿：我觉得少还不可怕，没有可以培养。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的许多好传统，这些老教育家的思想能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认真的继承和发扬？每位教育家能做的事有限而且人总归要走的，但精神是永恒的，它会沉积起来，应该继承而且发扬光大。
主持人：匡亚明资格很高，但是不愿意从政做官，而是专心办教育。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真正安心做教育的大学校长。
陈懿：现在的校长很多都是从学者中间挑选出来。重视、起用学有所成者，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搞学术与当校长所考虑和处理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也往往难摆脱肩上的学术担子，既然要把校长的重担让他们挑，就要未雨绸缪地采取必要措施作相应安排，使他们能如你所讲真正能安心做教育。
主持人：一些校长“两肩挑”，科研、院士, 拿经费、争课题，还要当校长，能兼顾好吗?
陈懿：这牵涉到遴选校长，或者说遴选干部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大部分做校长的应该是会努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校上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在业务上以致身体上不免都会受影响，这点要做好准备。不少人行政、教学和科研几方面都难全推掉，吃力又难做好，很苦的，对此我有些体会，因此也理解其中的难处。只希望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必要时能配备行政和业务上的助手或试行定期轮换，而不是简单地要他们“双肩挑”。“双肩挑”，这是个很流行的说法，准确地理解其含义是很有必要的。讲行政和业务都要做，教学和科研要并重，无疑都对，但是真做起来是有种种做法的，“两肩”等重？有侧重？还是两肩轮流挑？还要看“挑担者”自身的特点，做到用其所长。总之，不能简单套用，机械地要求两肩等重地同时挑，从古至今谁见过两个肩膀上都挑了担子而又能应付自如的人？话讲回来，既然人人都有两个肩膀，两肩都一样地挑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是不能耐久、效率低，结果可能会两边误嘛。
“办学最怕瞎指挥和不实事求是”
主持人：现在确实有一个如何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教育家思想的问题，因为大学存在各种问题，也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
陈懿：我特别注意到，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学森先生，钱学森讲，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老先生这些话是很重的。后来温总理又开了大学校长座谈会，总理很着急。
主持人：那些校长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问。
陈懿：校长们各抒己见，大家都在探索求解，不少问题还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有人对回答不满意，是可以理解的。钱学森先生提出了要“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还有一位邹承鲁先生，他提出了要“再办一所西南联大”，恢复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能够艰苦奋斗的创新型人才。一位讲的是办学模式问题，另一位讲的是办学理念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是最本质的。
主持人：一个说没有一所是对口的，一个说重新办一所，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懿：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我们搞教育的人的确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办学中哪些地方应该发扬？哪些地方应该充实完善？哪些地方应该改？
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有2000多所各类高校，西南联大的存在不过几年，为什么不少人还在想念它，它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呢？据说抗战时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去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物质生活不得了，精神生活了不得”。物质生活极差，非常困难。出了多少成果呢？“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里面6个，诺贝尔奖获得者2个，两院院士里有164位是在这个学校学习或工作过的。在战争环境下办学，生活条件当然十分艰苦，但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民族复兴的信念，激励了师生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高度责任感，学校里名师云集、敬业求知、要求严格、人才辈出。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精神的力量、正确理念的重要作用。
主持人：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大学高楼林立，但是只见大楼不见大师。
陈懿：现在不少地方楼房和办公条件之现代化的确已达到甚至超过某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美国也不多见的，可是在培养杰出人才和出一流学术成果方面却比人家差了一大截。西南联大有什么现代化的大楼？哈佛大学又怎样? 却都培养出来那么多人才。如果只注重硬件的建设，而忽视了软环境的建设，那就是见物不见人，其结果投入再多也得不到所期望的回报。现在电脑很普及，大家都知道如果只有硬件而没有软件，譬如如果没了windows和office，那么对许多人来讲，这电脑再好也是没用的了。什么是办学中的“软件”或软环境呢？这值得认真探讨，但是我想把办学的体制和机制、把办学的理念和目标这两大方面作为主要切入口来抓，大体是不会错的。
主持人：大学到底怎么办？我们在办学理念上是有欠缺的，喊一些空洞的，有时候还是错误理解的口号。
陈懿：可不可以这么说，大学要发展，发展要科学，科学最基本的是要尊重办学规律。
主持人：要尊重教育本身的规律，而不是用一种行政的长官意志去干预。
陈懿：长官当然有意志，如果长官意志是对的有什么不好呢？讲不能够违反教育本身的规律，就说到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大家都容易接受。客观规律只能去认识并顺应而进，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不管是老百姓还是长官，倘若违反了客观规律都终归要碰壁的。
办学最怕瞎指挥和不实事求是，诸如分明违反了办学规律还要总结出一堆“道理”来，分明是问题成堆甚至弄虚作假，却文过饰非甚至表彰推广。这一类事情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今天还有没有呢？一些没有把握的事必须经试点再推广，一些提法要慎重，否则容易误导。这方面有不少例子，有些我也没搞清楚，譬如讲“和世界接轨”吧，现在讲得多了，好像很时髦。细想有些东西确实是非跟世界接轨不可的，比如参加WTO，大家都要遵从一些世界公认的贸易规则。但是把这句话用到教育中来怎么理解呢？和经济不同，教育往往有很浓厚的民族色彩，世界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笼统地讲教育要接轨是否合适？有哪些轨要接？怎么接法？接了以后这“列车”开到哪里去？这些我还没搞明白。
主持人：具体来说，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中华民族从孔子以来的教育理念就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但是世界发展到今天，办大学其实有那么几条基本的规律应该遵循，比如说要给学术自由的空间，要给大学独立的办学权利等。
陈懿：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洋为中用”。通过国际合作交流，吸取人家的长处，补充我们的不足，是很有必要的，为的是形成我们自己的、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改弦易轨”。国际上也有不少不适合我们国情，甚或不好的东西，这个“轨”难道也可以接？我们自己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有很多优秀的教育传统和理念，都值得花大的气力认真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并认真地探讨一下什么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我们不要人云亦云地喊“不求甚解”的口号，喊完了还没有推敲清楚其内涵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