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达【阿涅丝·瓦尔达,我只是边缘化的成功】
时间：2019-03-29 03:30:5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通过阅读“世界电影史”而知道瓦尔达的人，在见到这个基本上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以及她这些奇思妙想的艺术作品之后，很有可能会陷入迷惑，而这个展览， 全面地展现了她的多重才华和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无疑也是对瓦尔达的一次全新认知。
瓦尔达的一大批作品被运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征求她的意见，“是否要把大堂里上次展览留下的这些大型石膏像搬走？”她想了想，反问，“我能不能保留它们并在雕塑上面放些什么？”
于是，顺着美术馆缓慢上升的展览空间，我们便看见了这样一组作品：或立或卧造型各异的石膏女神雕像，被戴上了瓦尔达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游历时收藏的民间舞狮用的龙头、木偶娃娃的头套，或者是幼童戴的虎头帽，而在白色马头雕像的嘴里，她戏谑地放了一根骨头。她给这些作品命名为《所谓的女像柱》《一个文静贤惠的女人刚从北京嘉年华归来》—这些古典而又肃穆的西方雕塑，就这样被瓦尔达善意地调侃了一番。她用这种即兴、随意又非常有创意的方式，给这个初来乍到看上去有些严肃的展厅来了点轻松的气氛。
这便是她身上那种迷人的法式小幽默，“这样的调侃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创作方式，我需要去自由地表达，而表达方式没有限制，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严肃。”她身材娇小，在一拥而上的记者和影迷们的包围圈中，经常就只能看到她的头顶。在展览的发布会上，当被影迷殷勤称呼为“新浪潮之母”“新浪潮的老奶奶”提问后，她也会尖锐地作出“可你这是恭维，根本不是问题啊”这般反问。
《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在中国》展览跨度达50年之久，从1957年一直到现在的2012年，瓦尔达如同带着大家做了一个时间的旅行。她起初的设想只是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在跟无数人沟通和构想之下，这个想法在慢慢变大，最后，变成了一个集结她的电影、摄影、装置、影像作品为一体的非常丰富的展览。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
“过去的时间并不总是真实”
1957年，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一个叫“中法职业协会”的组织召集了10个人的队伍来中国做一次旅行，而瓦尔达正是这支队伍中的摄影师。这是一趟有趣且几经周折的旅行，“从巴黎到北京需要28个小时，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先从巴黎到布拉格，从布拉格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到乌兰巴托，从乌兰巴托再到北京。”
让瓦尔达印象最深的是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她看到了苏联工业对中国影响的痕迹，看到了还没有无数高楼大厦做背景的故宫，以及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这种流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在一个政治体制下的时髦让我觉得特别惊奇��”
她与一个翻译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单独出去旅行，带着她的禄来6X6相机和徕卡M3相机，坐火车、坐轮船，北方的工厂，天桥的杂耍，云南的少数民族，北京五一劳动节，木偶，重庆的码头工人，以及到处可见的孩子��这些都是吸引她目光的地方。旅行持续了两个月，几乎所有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对我的鼻子很感兴趣，有的人甚至会来戳我的鼻子��人们的数量非常惊人，集体的力量也很大，我在重庆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修水坝，也见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人们集合在一起，看上去有无穷的勇气。”有时候她也会停下来，因为景色实在很美，“一个大国在发展，而我则一边忙着，一边梦想着如何带回收获的中国影像”。她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国最真实的一面，这些照片便是她的见证。
有趣的是，1957年的中国之行，被如今84岁的瓦尔达形容为“过去的时间并不总是真实”。现在这个国家已经被不可知的力量改变了，她完全不能认出当年曾来过的地方。“我现在在中国感受到特别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特别强势。”当然她自己也变了。1957年作为摄影师来到中国时，瓦尔达背着很重的器材和相机，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匹旅行的骡子”，但是今天她的感受是自己被大家宠爱着，这也让她很享受。
电影这个职业艰难而精致
诗人阿伦·德加拉曾经给过瓦尔达很高的评价：“她是奄奄一息的法国电影荒野中一株生机旺盛的小树。”
瓦尔达与电影之间的渊源追溯起来显得有些匪夷所思。瓦尔达早年学习和从事摄影，到25岁时，才看过五六部电影。1954年，这个没有读过电影学校、没有系统学习过电影制作的姑娘，自编自导了第一部电影长片《短角情事》，在此之后，诸多的“新浪潮”导演如特吕弗、侯麦、布雷力、戈达尔、夏布罗尔等，都坦言受到了瓦尔达的影响。
在拍摄处女作《短角情事》时，她对电影史毫无概念，而正是这种“没有概念”，才让她得以自由、大胆地拍摄她想要的东西。《短角情事》比“新浪潮”到来的时间还早了几年，她因此被称为“新浪潮的祖母”。但她对新浪潮的感觉只是淡淡的一句“早晨醒来，听到一只小鸟在唱歌，一个小时后，已经有25只鸟了”。就算在2000年她的电影《拾穗者》获得赞誉的时候，她依然谦卑地说“这只是边缘化的成功”。她对“边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一个边缘位置，后来我听到戈达尔说，所有的书都是在边上订在一起的，没有在中心订在一起。什么是主流，因为有了边缘才有主流，那我就安心当我的边缘吧。”
瓦尔达后来很少拍摄能进入商业循环的电影，她不否认作为电影工作者，自己也焦虑过，有“失败的一面”，比如没成为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导演。所以她更努力成为一个令人喜爱的人。“在商业社会做电影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只追求效率，只知道挣钱、上座率的社会，尝试创新、坚守风格真的很难。”
她会说电影这个职业“艰难而精致”。“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商业导演，但我放在影片里的东西，总有一小部分会被观众接受，即使只是浪花的泡沫，也总会有浪花；即使只是一股气味、一种感觉，也总有东西能够传达过去。”
艺术是向四处吹送的风
“那个土豆的作品，你们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采访瓦尔达，当记者们的问题结束之后，她也开始了反问，像是期待听完故事的孩子们能做出些回应。
她所说的是叫做《乌托邦之薯》的录像装置作品，这个作品曾经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 “这些土豆没有什么特别，已经老到不能吃了，又长出了新芽，旺盛的生命力爆发出来。看着它们渐渐老去，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情在里面。心形的土豆在镜头里面像是有了呼吸声，像心脏在跳动，这样它们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食物而已。”她把700多公斤真土豆运到了展厅，让人们去闻它们的气味，她喜欢把影像和真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人能在嗅觉上有感受。 瓦尔达把诸如此类的奇思妙想注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座现代的建筑里。她喜欢大海、沙滩和花草，于是她把海滩上真实的沙地搬了进来；她也把沙滩上的露营地搬了进来，这里有她喜爱的色彩和廉价的拖鞋；她甚至把爱猫的坟墓也搬进来了，她的猫叫“茨古古”，像是她的家人，曾经出现在她的每一部电影里。
“这些影像对于我来说像奇迹，我觉得做装置、影像和拍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对我来说不仅是艺术方法上的阐释不同了，跟观众的交流也不一样了，这个转变带给我不可思议的改变和感受。”当被问及如何应对导演、摄影师和艺术家的多重身份时，瓦尔达的回答是：“我始终都是同一个人，从来没有改变。”
她专门为此次展览写过一段话，在结尾她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嘈杂和冲突的世界里，仍然能以愉悦的心情表达自己，这是一种奇特的经历��艺术是风，我们需要它四处吹送。”
“花儿”荒木经惟个展
时间: 2012年4月28日
至 5月28日
地点: 北京798东街
亦安画廊
摄影在摄影消失之处，达到摄影的顶点。被荒木涂上颜料的摄影因此更为真实，被绘画破坏的照片成了一面镜子，狂暴的镜面下闪烁生与性的光辉。“色情花”亦如此，被颜料湿漉的蕊与瓣，超越官能的情色，它们既是破坏，也是礼赞。在荒木的环形闪光下，欲望的eros（生、性、此岸）、tanatos（死、彼岸）两极，回归表里一体。“所谓的活着，就是由生而死，对生与死的爱，就是摄影。”妻子阳子去世后荒木最先拍摄的，就是成为废墟阳台上凋谢的花束。2007年5月17日是阳子冥诞，荒木献给亡妻一千张“爱之花”：逝世时病床旁的木兰，春分时与啤酒一起献给阳子的盛开的郁金香，将阳子爱喝的可乐瓶涂成白色后插上宛如男根的火鹤花。花所象征的生与死，生与死间的幸与不幸，使荒木成为了摄影家。
2012版《恋爱的犀牛》
时间: 2012年5月8日
至 6月3日
地点: 北京蜂巢剧场
《恋爱的犀牛》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讲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为了她作了一个人能所作的一切。剧中的主角马路是别人眼中的偏执狂，如他朋友所说，他过分夸大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在人人都都懂得明智选择的今天，算是人群中的犀牛，实属异类。所谓“明智”，便是不去做不可能、不合逻辑和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有着无数可能、无数途径、无数选择的现代社会，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都能在情感和实利之间找到一个明智的平衡支点，避免落到一个自己痛苦、别人耻笑的境地。这是马路所不会的，不单感情，所有的事也是如此。没有偏执就没有新的创举，就没有新的境界，就没有你想也想不到的新的开始。
无以言表：《纽约客》摄影展
时间: 2012年4月15日
至 6月10日
地点: 北京尤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
“无以言表：《纽约客》摄影作品”将展出来自全球65名摄影师的超过100幅摄影作品。诸多作品来源广泛——包括电影工作室、画廊、档案室和私人收藏—— 并且年代横跨1890年至2010年，每一幅作品都曾在1992年至2010年的《纽约客》杂志中出版过。展览由长期供职于《纽约客》的视觉总监伊利莎白·比昂迪以及《Fantom摄影季刊》的创刊编辑凯·索菲·罗比诺薇兹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独家联合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