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震撼稿件 [无声的震撼]
时间：2019-02-13 03:24:4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8月12日的电话答录机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开始检听我的电话答录机： “谭，John”去世了……(马修・卡毕，纽约画家) ――哪个John?我急问自己。
“我刚发了一封信给他。可是听人说JohnGage去世了，是真的吗?”(高桥，日本钢琴家)
――My God
“他悄悄地走了，就像他平时在他音乐中写下的那么多的休止符一样。不过，这次他写下的却是永远的休止和寂静。”(伯莉尼丝，法国影评家)我傻了。像是被冰冻住了一样。我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刻抓起了电话――接电话的果真不是他。罗那(John的生活助理之一)说：“是真的。”我说我昨天下午和他还在电话上说笑，怎么……“是的，像往常一样，他忙了一天，直到下午6时左右，突然中风，倒在地板上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John：你失约了
11日下午三点多钟，我打电话给约翰・凯奇是因《艺文・昊闻》电视节目托我问他能否接受访问，谈谈最近世界各地为他八十寿辰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及介绍一下他的新近创作。电话刚通，他就马上问我：“炒蘑菇可以加豆豉吗?”我说当然可以，并告诉他我妈妈吃甜点的时候还加辣椒酱呢!“疯狂的湖南人!”他说。谈笑了一阵子，他答应了访问。我问他能否在8月底接受采访，他说因27日他要去德国开音乐会，最好提前一些。我说只要他行，哪天都可以。所以我们约好8月20日中午12点钟在他家里见。最后他对我说：“谭，下周四见。”谁知道这却是我们最后的道别。13日早晨，我读着《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约翰的遗像和他去世的消息时，浑身颤抖，终于意识到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下周四他也不会来见我们了。这次他真的失约了。
13日的纽约时报
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十分罕见地，几乎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音乐、表演艺术和观念艺术最有影响的“音乐革命的开拓者”约翰・凯奇的逝世，并极高地评述了这位大师对20世纪文化艺术所做的杰出贡献和他引人争议的一生。
凯奇不但是作曲家，也是作家和哲学家。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音乐的领域。五十多年前他在美国西雅图的康尼西艺术学院和后来成为美国本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的莫斯・柯宁汉(Merce Cunnlngham)成为同学后，便开始对柯宁汉舞蹈学派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鼓励柯宁汉在纽约成立了舞蹈团，自己担任音乐指导，并参与了几乎所有柯宁汉传世之作的创作和演出。凯奇的创作观念不但影响了他的好友例如杰出的现代艺术家杰斯伯・强斯(Jersper Johns)、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n Rauschenberg)外，更启发了好几代的表演艺术家和欧美及亚洲的年轻作曲家。约翰・凯奇于1921年9月5日生于洛杉矶，曾是“十二音无调性音乐”的鼻祖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学生，但勋伯格从不认为凯奇是个作曲家，而称他为“天才的发明家”(凯奇自己常自豪地引此为荣)。年轻的凯奇当时很穷，没钱交学费，但勋伯格还是免费收了他，只要凯奇发誓终生奉献音乐。凯奇答应了，并一生勤奋、多产，直到他去世前几分钟还在写作，他的书桌上仍遗留着为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没有写完的管弦乐手稿《58》。
无声的震撼
凯奇在30年代末开始实验在钢琴中置入螺丝钉、木头、金属片、纸张等物，使之发出既令人惊讶又觉得熟悉的声音，终于把传统的西方音乐文化审美拓宽到更加丰富、多元的世界里，为后来之西方的音乐意识和非西方的文化意识的相互理解、沟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他于30―40年代为装置钢琴(Prepared Piano)而作的一些作品早已使他成为西方古典音乐中前卫派的领导者。40年代到了纽约后，凯奇开始对东方音乐、《易经》及禅学产生极大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易经》的兴趣和研究，终得使他开始了对各种自然之声如水、沙、螺壳、风及收音机、生活用具、留声机、工厂垃圾、街道交通杂音和磁带剪接音乐等音响和音响材料的创作实践。他是本世纪的第一个革命者，开始改变和打破了在欧洲文化史上延续了六七个世纪的音乐语言和音乐构造的概念，并把人们对音乐的审美从宫廷、教堂和舞台带回到大自然。他曾说世上从来就没有噪音，而只有声音：“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我认为永远也不愿意再听一次的声音。”由此可见，他已把音乐创作的材料使用观念提高到了一个无限的境界。除了对声音的实验，他认为寂静(silence)也是一种声音。他于1952年创作的《4＇33＂》即4分33秒的寂静被分为三个乐章演奏。这首无声的音乐作品当时震撼了全世界。然而，今天他的确是已经悄悄地离开了这曾被他震撼过的世界。他已经习惯寂静了。他这次突然地、永远的沉默再一次震撼了世界。
烹饪与作曲
我第一次听凯奇的音乐会是1986年我刚从北京到纽约那会儿，记得有次在纽约下城的音乐会上，他穿着一套蓝色劳动布装(后来发现无论任何场合，他永远穿着这套衣服)在台上解释他的作品。声音低沉并有些沙哑，但极为平和。那天他谈了很多作曲与烹饪的话题。对此我感触很深。我的确也认为写音乐就像炒菜一样，把什么样的菜、色、味调在一起，火候如何，放多少盐，要不要放酱油等等就如同作曲的结构、配器和音乐想象一样。不好的厨师有再好的菜、料也不一定能做出好菜来，而好的厨师却能在那道菜还没有被炒出来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它并尝到了它。一个好的作曲家一定要有好的内心听觉，在他往往还没有把脑子里的音符一个个写下来之前他定已听到了他想象的声音甚至整个作品了。我想绘画和编舞的过程大概也一样吧(也许我错了)。记得有次我和凯奇开玩笑说，勋伯格收你做学生之前，先要求你发誓定把终生奉献音乐，下次有人要向你学作曲的话，你得先让他做顿饭尝尝，看他炒菜的想象力如何而决定是否收留他。
第一次和凯奇深谈
正如《纽约时报》首席音乐评论家爱伦・柯森(Allen Kozinn)所说，凯奇是一个和气的人，他总是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常常出席纽约下城的很多音乐会和艺术活动，而后总是微笑地、从不仓促地和观众们、朋友们交谈很久，有时直到剧场管理人员催离几次后才回家。就这样，我常有机会见到他和他聊天，他也来听过我的音乐会并亲自为我的交响乐专辑的出版写了前言。而我真正和他长时间交谈，却是他去世前整两个月的那天。6月12日我们约定在他家里谈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当时因我受日本Suntory音乐厅及该厅音乐艺术总监武满彻先生委约要和东京交响乐团开一场音乐会。按规定，这场音乐会除了演出被委约的作品外，还必须由被委约的作曲家选出两位他认为对他一生创作影响最大的作曲家和一位必须比 他本人更年轻的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一同演出，有点“过去―现在―将来”的主题意味。对我最有影响的作曲家我选了肖斯塔柯维奇和约翰・凯奇。由于要讨论选指挥、独奏家、分谱、录音、日程等问题，我们几乎谈了三小时之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些其他。
谭：你常提到蘑菇对你的生活和创作也有很大影响，那是为什么?
凯奇：我年轻的时候在加州，很穷，常靠捋蘑菇吃过活。后来，刚搬到纽约时，住在哈德逊河边，那儿也长满了蘑菇。我后来学会了辨别它们，它们对人的身体和思维都有好处(说到这里，他给我看了一些他在世界各地采集的蘑菇。我们闻了好一阵子，它们散发着一种特殊而又质朴的芳香)。我和蘑菇的关系，正是我和自然交往的一方面。人要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
(当时我们在吃中饭，桌上近处是一些黑麦面包。中间是中东的豆粥，远处是中国的辣椒酱。)我们从西方开始(他递给我一些黑面包)，接着你可尝些“中东”也可吃点“远东”(大笑)。
谭：勋伯格曾是您的主要老师，但你们的音乐完全不一样。难道您从来没有受过一点儿他的影响吗?
凯奇：没有。我一直不认为可以把声音分成一格一格的(指各种音阶、音列)。我认识声音是把它们看做一块整体，一块从高到低从小到大的整体，世界上有这么多声音，为什么作曲家只能用那几格音呢。
谭：中国京剧的韵白、行腔就是在那个“声音整体”里完全自由地游走，而不是在某种音阶上的跳动。
凯奇：我很喜欢京剧，我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和声的感觉。我没有读过勋伯格的和声学书。其实勋伯格最后还是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和声是没有规则的。”勋伯格是一个伟大的人，光从他的这句话里，我就学到了很多。
谭：您这一说，我的确觉得很难想象，画家只用叫得出名的颜色作画，但是，我也在你的作品里听到了“无调性音列”。
凯奇：是的。这些所谓的乐音，也在我的“声音大家庭”中。但我告诉你，当初一位舞蹈家要我为她的一部非洲风格的作品作曲时，我曾试了很久，想用某种“十二音列”造出那个“非洲”来，结果我一直失败。后来我开始在钢琴内部作装置实验，我找到了。那位舞蹈编导也很满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破坏钢琴”的原因。
星期五晚上的音乐会
可惜，凯奇的很多作品都还没有写完，大自然就匆忙地把他召回去了。
像前几个周末一样，凯奇去世后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纽约现代博物馆的雕塑公园内挤满了他的听众，但那天晚上人更多，更寂静，唯独凯奇自己没有来。那晚是凯奇的《Eur-opera 5》在纽约的首演。整个作品的演出由灯光系列变化，环型流动的立体声音效、老式手摇式唱机、收音机、八台电视机、钢琴及两位女高音担任：
手摇式唱机在粗糙的唱针下呻吟着19世纪的咏叹调一钢琴家在树下独自听着自己的演奏一光的运动不停地把我们从白天带到黑夜，从地球带到宇空―寂静―电视机无声地显示着电视台正在播放的肥皂剧一街上不断传来交通的嘈杂声―歌唱家们不停地改变着方向在歌唱(像是在练声)―又是寂静一环型的立体声喇叭里不断冲出剪接过的歌剧大全奏的巨浪，此起彼伏，好像你就坐在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身旁观看《现代启示录》的现场拍摄一样：瓦格纳歌声中武装直升机在田野上捕食着人群；冲浪；天空下起了巨大的“血”；人们的叫喊一寂静――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那台手摇唱机仍在唱着粗糙的歌……几秒钟后，唱机手摇发条再也无力了，那唯一的歌也中断了。
―寂静―
在作品的最后，观众为凯奇加写了一个近两分钟的休止符。人潮中，我拥抱着安德烈・卡文(凯奇的艺术助理)，是他指挥了今晚本应由凯奇本人指挥的首演。他对我说：“谢谢你来看演出。”我说：“你还行吗?”他答道：“我不相信约翰已经走了。我仍天天去他工作室上班。”安德烈说话时总是微笑着，此时也一样。但我看到了他的心在流泪。
摘编自海南出版社《夜莺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