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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成功的策略研究综述

    时间：2020-11-14 08:01:3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文章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搜集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的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综述，以得出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轨；
    渐进式制度改革；
    策略研究；
    综述
     
        一、对经济转轨制度改革的总体判断
     
        转型经济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是从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的典型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判若鸿泥的实践效果，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的经济学家把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持续高速增长称为“中国之谜”。对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做出理论上严谨规范的科学解释，无疑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具突破性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在划分两种经济转轨类型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并从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和任务入手，分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策略，包括改革方式的合法性、改革安排的时序性、改革权限的主导性、改革利益的调控性4个方面。中国在前3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4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二、对两种经济转型制度改革国家经验教训的不同观点
     
        研究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需要对转型方式本身做出正确的理论界定。对转型方式的理论概括，主要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用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概括中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这得到了多数转型研究者的认同，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利茨、罗兰、樊纲等。这种观点首先由于隐含着转型具有一个预设的并且相同的目标假定，因此自然就把研究的重心全部放在了改革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忽略那些造成或制约着转型方式不同的客观因素，把转型当作一个似乎人们在主观上可以完全控制的过程，从而远离了实际。其次，它把人们的目光完全吸引到了对转型速度的关注上，从而忽略了某些更加基本和核心的东西。事实上，不论转型国家采取的策略如何不同，转型都是一个长期过程，所谓的激进式改革最终也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改革，而所谓的渐进式改革中也都包含着某些激进的局部和措施。显然，这对概念并没有揭示出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本质特征。
     
        另一种观点是把转型与改革区分开来，只把苏东巨变后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称为转型，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称为改革，而不是转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科尔奈、科勒德克等。这种理论观点把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的变革完全联系在一起，甚至以政治变革为经济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但这是缺乏现实根据的。不仅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当前和历史上兴起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战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也伴随着民主和专制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不可否认，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要与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互适应形成耦合关系才能稳定，但是这些方面的体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变化更不会是同步的。上述观点，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前期的改革与巨变后的转型这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既不利于深入探讨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过程的内在逻辑，同时也给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研究设置了理论障碍。
     
        观察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使其彼此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的现象是：1989-1991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全都出现了政权更替，共产党普遍失去了执政地位，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先后解体，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动乱，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国家甚至还爆发了战争；
    而中国和越南等国则没有出现这种严重的秩序混乱。这就是说，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不同。
     
        提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上的简单改变。语词的转换，所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科勒德克认为，经济社会转型应当包括3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能忽视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自发调节。科勒德克还指出：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制定政策实行私有化、抑制通货膨胀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因而转型中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促进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正确的政策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加以指导。目前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经济绩效表现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接受了只有“休克”、没有治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用它来指导转型政策的制定。
     
        与此不同，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孔田平则认为，转型前波兰由于外债较高，货币定值过高以及预算赤字货币化等导致波兰宏观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较多，从而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是有效果的，它消除了短缺经济，使通货膨胀得以控制、国企改革取得成功、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寿命提高，使波兰和西欧的差距没有扩大，为波兰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并非像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只有休克、没有治疗”。同时与匈牙利等国家相比，波兰经济的衰退时间是比较短的，转型付出的代价也没有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陆南泉研究员认为，“休克疗法”本身就是治疗方法，俄罗斯的改革出现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叶利钦在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俄罗斯转轨经验教训的争论引起的热烈讨论。博戈莫洛夫认为，俄罗斯改革没有获得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组织者的作用。他认为，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来源于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前苏联的精英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都没有适应历史的转折。他们的改革不是着眼于现代化，而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在私有化领域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还总结了前苏联和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具体教训，主要有：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改革联邦体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改革随着苏联解体而夭折；
    俄罗斯改革没有新的经济政策来进行制度上的改造；
    改革是—个缓慢的进程，需要时间，而俄罗斯没有对社会意识的惰性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对人民的革命倾向给予充分的重视；
    俄罗斯忽视了对20世纪20年代货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积累和借鉴。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许新将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脱离国情，将反危机的政策错误地应用到转型政策上；
    照抄西方模式，没有认清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
    违反了转轨规律，忽视了市场主体形成、市场机制建设以及市场意识形成的非短期性；
    将转型建立在对外国援助高度依较的基础之上，采用了错误的理论指导改革，重抑制需求，轻视供给政策，从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认为，由于转型时间还比较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因而现在对转轨模式加以评价为时尚早。转轨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为转轨具有很大的总和不确定性。中国是从改革进入转轨的，因而采用渐进的方式可以保证其改革是可以逆转的；
    而俄罗斯是从改良进入转轨的，因而采用激进的转轨方式，可以保证其选择道路的不可逆转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转轨国家的转轨绩效，其实质就是一个效率与制度重构、两者相互替代的问题。俄罗斯得到了改革的不可逆转，实现了政治动荡后的基本稳定和经济衰退后的稳定增长，而中国则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现在评价转轨绩效为时尚早。
     
        东北财经大学的郭连成认为，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正负效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受国际影响很大，虽然现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期，但是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稳定增长期。另外，他认为转型是—个新旧体制从并存到交替的转换过程，不存在科勒德克所说的“制度真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自力认为，转型方式的选择一定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对中国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立足于本国实际，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因而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放弃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转型走渐进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田春生认为，经济转型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政策制定。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误导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带来了理论误区和目标混乱，转型经济研究必须注意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作用的路径依赖等方面，重新认识制度变迁过程，重新估价建立宪政规则和市场法制规则的重要性，重新定位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角色，走出“华盛顿共识”。对于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非常重要，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因此，转型国家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总体上看，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转型模式加以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周冰认为，以前的转型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转型与改革割裂开来，用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划分经济体制转型方式的前提和依据，从而割裂了转型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不便于两类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二是用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来概括转型模式，导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型的速度上，假定转型方向和目标是先验确定并且相同的，从而转型方式是主观选择的，过程是可控的。在此基础上，周冰用政权更替、国家解体、社会动乱甚至内乱等因素作为区分两种转型方式的显著标志，以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为依据，将经济转型方式概括为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两种，指出转型方式是由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选择共同决定的结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刘文革和南开大学的靳涛也对经济转型模式进行了划分：刘文革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两种；
    靳涛则认为转型应当包括文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即宪政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型3个层次。
     
        新华社资深记者李长久认为，研究国际问题应该立足于国内，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从而将讨论引向了转型经济的方法论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丁长清认为，应当将转型经济的研究纳入到人类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研究。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高铁生认为，虽然研究转型经济问题要关注国际上政治舞台的斗争，但中国的转型经济研究不应当受外国舆论的牵制，转型一定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希望重视中国经济转轨度的研究。
     
        三、中国等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道路
     
        关于转轨的总体评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仁德等认为，应当建立一套转轨度指标体系，来反映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体制建设水平。这套指标体系应当由市场体制建设指数、国民自由权利保障指数和政治体制指数3个方面构成。通过分析各国之间转轨度的差异，才能从量的测度上做出准确评价，也才有助于划分转型的阶段、时期，寻找和分析影响转轨度的敏感因素。
     
        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之所以会有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的不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各个转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改革策略。是什么原因促使中俄为代表的两类转型国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策略选择？
     
        在面对体制改革问题进行选择时，当政者与一切理性行为主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体制改革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无法准确计算的，只能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信念基础上的预期和估计，期望在获得尽可能多的改革收益的同时尽量降低改革的成本。对于体制改革来说，最大的成本不是耗费的经济资源，也不是为探索改革道路和建立新体制付出的时间精力，而是政治风险。因为，体制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一般来说，总是会引起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分化与冲突，一方面是理想主义者的激进改革主张，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从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由于原计划经济政企合一的体制结构，政治秩序的动荡和混乱，必然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无序与衰退。无论是从改革决策者还是社会的角度，突变式转型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和损失的机会，即使在长期也是无法弥补的。俄罗斯在普京主政之后经济出现了强劲的恢复性增长，再一次证明了一定的政治秩序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考察改革策略的核心是那些围绕着如何控制改革风险而采取的战略选择，政策目标变动应当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和化解改革风险、控制改革风险释放，从而避免转型过程中宪法性秩序的崩溃。成功的改革策略的精髓体现在两个方面：有利于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统一；
    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三者的统一。比较造成中俄两种转型方式不同的改革策略，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改革方式的合法性、改革安排的时序性、改革权限的主导性、改革利益的调控性。中国在前3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4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林毅夫,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1993(9).
        4、张曙光.制度主体行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刘东勋.中国渐进式制度改革的微观动力机制——一个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供求模型[J].当代财经,2005(1).
        6、孙景宇.“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综述[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作者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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