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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集体经济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时间:2020-11-14 08:04:0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积极发展城乡集体经济既是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客观需要,又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公共事业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不过,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的问题上思想混乱,缺乏积极性。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集体经济;
    解放思想
     
        目前,我国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对公有制存在各种疑虑,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长期鼓吹私有化,使得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城乡集体经济)受到各种责难。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是城乡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处于低潮的城乡集体经济
     
        总的来看,我国集体经济的发展还处于低潮。从企业的情况看,城市和乡镇的集体企业很少,用“所剩无几”来形容并不过分。从农村的情况看,集体有经济实力的自然村很少;
    在大部分自然村中,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只有“分”而没有“统”,属于集体所有的只剩下土地这样的不动产,集体没有经济实力,难以为村民办实事,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有些自然村的基层组织甚至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
     
        集体经济是地方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是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本来,各级地方政府除了需要毫不动摇地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外,还应毫不动摇地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包括地方国有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城乡集体经济)。但是,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公有制的问题上思想混乱,缺乏积极性,致使地方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处于只退不进的状态。
     
        二、新自由主义严重干扰了地方公有制的发展
     
        我们是在新自由主义泛滥并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遭受苏联东欧巨变严重挫折的国际大环境中进行改革开放的。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不容忽视的干扰,这是地方公有制经济只退不进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对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干扰,用“国退民进”来形容是不够的,它是气焰嚣张的、全面否定一切公有制经济的“公退民(私)进”;
    其主要特点是:
     
        (一)把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搞“国退民进”的突破口
     
        在我国,新自由主义者搞“国退民进”一个显著特点是渐进性,它把市县级的小型国有企业作为国退民进的突破口,然后逐渐向省级和中央级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推进。
     
        (二)把城乡集体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附属物来否定
     
        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和自由放任,它的政策主张是私有化和自由化(又称“民营化”和“市场化”)。在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看来,凡是与国有、政府和计划有联系的东西都是必须否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城乡集体经济是作为国有经济的“同盟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就是在今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发展新型的城乡集体经济,也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及大力支持;
    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否定国有经济的时候,城乡集体经济也必然会受到株连。十几年来,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给城乡集体经济扣上“准国有制”、“政府主导型”、“计划为导向”等帽子,说什么“集体经济带有国有制的弊端,没有生命力”(《董辅礽说: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不能批评?集体经济就是没有生命力》,《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第52页)。有的学者甚至要求“必须立即终止”以发展乡镇企业闻名的苏南模式(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0页)。观点如此极端并得到一些人的积极响应,说明新自由主义对城乡集体经济的干扰是相当严重的。
     
        (三)借用“改革”和“解放思想”的招牌
     
        我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也存在与之相适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和“解放思想”。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都贬为“极左”,对马克思主义和公有制只讲“突破”而不讲继承和发展,打着批判旧计划经济和“反左”的幌子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同时,这种思潮极力美化西方市场经济,认为它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无视商业周期的严重弊端,对西方市场经济只讲“借鉴”而不讲突破,主张把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模式照搬过来。
     
        对西方市场经济搞“凡是”的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虽然谈不上思想解放,但是它却相当充分地利用了“改革”、“反左”和“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学术界,兜售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以居高临下的“改革派”自居,他们把两种改革观之争歪曲为“改革与反改革”之争,谁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会被扣上“反改革”的大帽子。直到最近,主张国退民进的学者还把发展国有企业贬为“开倒车”,说什么“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吴敬琏:《序一》,《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由于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社会上或明或暗的私有化思潮此起彼伏,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私有制香、公有制臭,讲资本主义有理、讲社会主义没理的怪现象;
    维护和发展公有制被视为“保守”、“极左”和“僵化”,而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民营化以及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则成了“深化”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标志;
    由此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三、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既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要把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一些地方官员误认为竞争性领域只能由市场自行调节,而政府以及地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需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发展私有经济的积极性而缺乏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些地方官员提出发展私有经济“应该放心、放胆、放手,不限速度、不限规模、不限比例、不限范围。……个体私营企业可以收购、兼并城乡公有制企业”(《云南省委书记说:发展私营经济不限速度、不限规模、不限比例、不限范围》,《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第42页)。私营企业可以兼并公有制企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当时的舆论空气只强调私营企业兼并公有制企业而反对公有制企业兼并私营企业。在当时,发展私有经济被看成“改革”和“思想解放”,而发展公有制经济则被视为“极左”和“思想僵化”,因此没有哪个地方官员敢冒“反改革”的风险去讲公有制企业兼并私营企业。对于地方公有制企业,当时的气氛就是“退”。有的地方负责官员说:“国有经济要从一些竞争性行业和适合于民营的领域退出来,……今后县以下一般不再搞新的国有企业”(《甘肃省长号召: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振兴甘肃之良策》,《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3期,第54页)。这种情况说明,国内新自由主义学者宣扬的“国退民进”已经变成一些地方官员的实际行动了。
     
        连作为公有制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经济都要“退”,那么集体经济就更要“退”了,于是在一些地方,在“国退民进”的同时,集体经济也一块“退”出了。例如,河北省正定县在1994年对全县国有、集体、乡镇企业进行了民营化改革,“到1994年底,全县县属企业已转轨建制企业91家,占84.2%,乡村集体企业已转轨建制404家,占99.3%。……正定县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整体推进。整体推进就是全县国家、集体、乡村企业无论亏损、盈利,要全部启动,全面推开;
    将国有资产的管理,由实物形态转向价值形态,通过出售资产,将国有、集体、乡村企业的产权彻底落实到法人或自然人身上,……不搞中间过渡形式,坚持一步到位,力求改革的彻底性”(郑凤:《活化产权 效益大增——正定县企业产权改革的特点》,《经济工作导刊》1995年第5期)。正定县对国有和城乡集体企业无论盈利或亏损一律都卖,是一些地方搞公退私进的缩影。
     
        上述情况,说明新自由主义对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干扰是很大的,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因此,我们需要承认、正视并切实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以便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四、解放思想,积极发展城乡集体经济
     
        国内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首先表现在它混淆了“改革”和“解放思想”。长期以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以居高临下的“改革派”自居,他们极力宣扬只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才是“改革”和“解放思想”,而把发展公有制经济贬为“极左”和“倒退”,以至于把发展地方公有制的问题搞成了新的理论“禁区”。在一些地区,讲发展私有制保险,而讲发展公有制则十分危险;
    谁要一提发展公有制就被视为“极左”,有“反改革”之虞;
    这是一些地方官员只热衷于支持私有制而不敢讲发展公有制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把被新自由主义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把人们的思想从新自由主义设置的理论“禁区”和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中解放出来。
     
        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者迷信西方市场经济,他们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讲“解放思想”,而对西方市场经济则是照抄照搬的,这样的照搬当然谈不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需要从两个方面解放思想:
     
        第一,把对公有制的认识从旧计划经济时期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不能用旧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来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解放思想已经讲了30年,但是实际上旧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仍在束缚人们的思想;
    目前,这种束缚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些人仍在用旧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来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一提发展公有制就以为又要搞统收统支和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一切那一套;
    这样就会对公有制失去信心,看不到公有制的优越性,从而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钻空子。要看到,公有制是不断发展着的,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新的实现形式和管理方式,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
     
        第二,把思想从新自由主义所设置的理论“禁区”中解放出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者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他们之所以宣扬“政府不干预经济”、“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以及“集体经济具有与国有经济相似的弊端”,就是为了在我国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打破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突破新自由主义所设置的种种“禁区”。
     
        排除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我们就能打消人们对公有制的疑虑,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迎来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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