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
时间：2020-10-31 08:06:4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农民工罪犯中26岁以下占九成 暴力性侵害等犯罪增加
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
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在广州大学举办召开的“全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学术研讨会上，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建社披露了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的最新数据。据悉，如今“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多少农业生产技能，更没有多少回到农村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既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不少人宁进监狱不肯回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特征：一是侵犯财产犯罪占80%以上；
二是暴力化倾向日趋严重；
三是团伙犯罪比例越来越大；
四是性犯罪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是什么诱发了犯罪心理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农民工主体。但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导致部分青年农民工扭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终走向犯罪。
“我们不甘心回老家种地，也不想重复父辈打工挣钱的苦日子，我们想做‘城里人’，但社会根本不能给我们和城里人相等的待遇，甚至很多时候都会遭受别人的‘白眼’。”这群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不愿意回农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面临着城乡双重边缘化的状态。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心灵走向扭曲。“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也缺乏务实观念，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就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又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犯罪道路。”一位审理过很多起农民工犯罪案件的法官如是说。
新生代民工与同龄人教育断层拉大，是诱发高犯罪率的因素之一。在农村，越来越多的孩子弃学打工。一位农村中学校长坦言，很多学生和家长会用现实来反驳继续上学的必要性，“说得我们无言以对”。有的家长说，孩子读到大学出来在大城市一样没有工作，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出去闯，可以外出打工，也可以在父母身边做帮手。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向，以制造业、建筑业和城市一般服务业为主。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培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跟随父母或亲友进入到简单制造业、小生意、回收废品等领域。从长远看，这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所在城市同龄人的差距拉开。这些青年人大多从小就脱离农业生产活动，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的低端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定位。面对城市的各种诱惑，他们更容易脱离正轨。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可以归纳为几点：一是成长环境失利：大部分认为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二是家庭教育缺损：80%处于一种“放养状态”；
三是心理功能失常：违法犯罪行为多是发泄心中不满。
农民工，让我们来关心你们的精神成长
对农民工犯罪的矫治，笔者以为加强法制教育、开展综合治理等均为必要，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更应从犯罪学角度关注，完善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方式，改善其务工的社会环境，以之防范犯罪的发生。
用工规范，给夹心层以安全感。“经济环境好，就让农民工留下打工；
经济环境一旦不好，农民工就是累赘，立马让我们走人。在那个困难时期，有多少企业考虑过农民工们的难处呢？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家利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一位被工厂裁掉的农民工如是说。
农民工需要的是一份保障。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保障的范围。这是政府目前需要做的。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应该承认，就目前的条件而论，实现这一目标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则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工伤、疾病、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有助于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的通道，对于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不少地方，只要农民在城里有住房或在城里打工并签订合同的，就可缴纳养老保险、医疗费保险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人对未来有希望，心才会安定下来，社会也才能安宁。因此，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工伤、疾病、养老等现实问题，而且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就是城市一份子”，自觉以城里人标准要求自己，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遏制农民工犯罪势头。
关心农民工的思想，帮助精神健康成长。有些农民工心理问题严重，需要社会服务的心理呵护。简单地说，犯罪的青少年农民工，大多都有些“心理不平衡”。 最让农民工觉得不公平的就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龄人过着时尚、青春、阳光的生活，而自己则过着清苦、微薄、单调枯燥的生活。“人类之痛苦在于有比较之心”，这种比较是最令农民工痛苦的：他们也是一个最爱体面的人，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无数的白眼与歧视；
他们也是有自尊自信的人，却很少得到尊重；
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由于文化、能力有限，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他们渴望异性的交往却很难得到满足。总之，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和情绪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农民工五味杂陈的心理和思维状态。尤其是未成年农民工是最为脆弱的一些个体，他们最需要法律的保护和心灵的呵护。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是反感甚至片面的，易形成社会不稳定。政府相关部门、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应特别为低龄农民工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心理辅导，并为他们积极奔走，寻求法律的帮助。
建议更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并鼓励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比如目前全国也在陆续出现一些旨在增加农民工话语权、维护农民工权益、弘扬农民工文化的组织和协会，如北京的“协作者之友”、“打工者之家”等。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心理辅导和情感辅导，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婚姻观，避免灰色文化、亚文化的干扰，营造农民工文化、打造农民工文化品牌。
总之，矫正农民工不良社会心理、预防农民工犯罪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农民工从最初的“盲流”到今天的“产业工人”，这固然可喜可贺，但要知道，这一步却整整走了二十多年!今天，他们有力地推进了城市文明，却被挡在了文明之外。人们经常从三个向度衡量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或经济地位、权力或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地位。然而，农民工又有什么呢? 矫正农民工不良社会心理、预防农民工犯罪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深造学习机会。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金融时报》主编巴伯专访时说，“我们应该感谢农民工，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现在，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蔓延到中国，农民工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政府部门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目前已有的帮扶办法包括：对返乡的农民工，政府切实保障其土地保障权益，以保障其温饱；
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参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工，政府要给他们提供技能培训；
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
正如雨果所言：“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办一所监狱。”
对农民工而言，学校是要开放式的，教育是要全方位的。既要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城市生存技能的强化，增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以克服他们因择业无门，眼见他人致富而产生的社会敌意，提高其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
还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使他们具有同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从而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机制；
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进行心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和社会，努力提高驾驭欲望、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让他们懂得人的需要只有在社会公德和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才是合理的，纠正他们的享乐心理和超前高消费的欲望，引导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多做贡献，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在金融危机中最受伤的就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金融危机是可怕的。但越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越是要善待农民工,善待我们身边的这些兄弟姐妹,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感受到自己没有被抛弃。这其实也就在善待我们自己,善待我们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