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叙述策略
时间：2023-06-20 08:55: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肖 英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代表作品。在小说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致力于探索无性造人的奥秘，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实验终于成功。但由于弗兰肯斯坦所造之人身躯庞大，面目狰狞，被人类视为怪物而遭到厌恶和抛弃。孤独的怪物请求科学家再为其造一个女性伴侣，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但弗兰肯斯坦害怕无法承担两个怪物结合后不可预料的后果，在女怪物即将获得生命之时又将女怪物毁灭。怪物愿望破灭，气愤之下杀死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和妻子作为报复。因此弗兰肯斯坦决定毁掉自己的创造物，追逐怪物来到北极，最终因精疲力竭而死，怪物也在向弗兰肯斯坦的尸体忏悔后赴海自杀。
《弗兰肯斯坦》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也作为18世纪著名女性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悄然萌芽之时，出于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思考，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科学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以其高超的叙述策略，委婉曲折地反映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消除性别歧视的诉求。
人类社会从有阶级以来，文化的本位就定位在男性中心上。在男权文化社会中，男性是世界的主宰，充当以力量、权威、强大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性则位于被动依附男性的客体地位，以他者的身份处在男权文化的边缘。她们被剥夺了发言权，思想情感被压抑，只能按照男性的需要和意愿体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不允许考虑自己的内在需求和存在价值。在文学叙述领域，处于传统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力图利用手中所牢牢掌握着的话语霸权，建立起由他们所掌控的一整套男性主体话语再现系统，因而有意识地去塑造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以及不平等的男女性别关系模式。
从表面上看，《弗兰肯斯坦》完全是按照传统男性话语模式来叙事的。玛丽以书信体小说的形式，用故事套故事的方法，将作品分成了三个叙事层次。一是船长罗伯特·沃尔登向姐姐萨维尔夫人叙述其在北极的见闻；
二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向沃尔登叙述其制造怪物的前后过程；
三是怪物向弗兰肯斯坦叙述其被抛弃后的经历。在这三个叙事层面上，男性似乎都完全掌握了话语权。
在第一个叙事层面中，船长罗伯特·沃尔登富有理想，热爱冒险，立志于探索宇宙奥秘，他不顾危险，带领船队来到了北极，但由于处于极寒地区，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多名水手死亡，幸存水手要求返航，沃尔登面临哗变的危险，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姐姐作为倾诉对象，通过给姐姐写信以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但人迹罕至的北极并没有邮局，这些信注定无法寄出，姐姐也注定无法回应。所以沃尔登与姐姐的交流完全是单方面的，对于读者而言，姐姐的面目是模糊的，只能依赖沃尔登的叙述来构建；
对于沃尔登而言，他只是单纯地想宣泄自己的情绪，姐姐的安慰、鼓励、意见其实是可有可无和无足轻重的。在作品第一叙事层面上，人物话语传达形式和交流渠道都控制在处于统治地位的船长罗伯特·沃尔登手中，姐姐没有说话的机会，究其原因是她产生不了说话的效果，沃尔登并不需要倾听她的言语，也不需要与她交流沟通。在男权社会里，话语权一直为男性所拥有，女性因为性别的原因沦落为弱势群体，没有在场言说的权利，无法表述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只能处在被漠视的困境中，被迫服从于男性声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女性是失语的、缺席的。
在第二个叙事层面中，弗兰肯斯坦主要描绘了两个女性：他的母亲卡罗琳娜和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这两位女性完全符合了传统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和要求。卡罗琳娜善良能干，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丈夫和孩子，出嫁前她尽心尽力照顾病危的父亲；
出嫁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将照料家庭当作其生活的全部内容，直到去世，她牵挂的还是丈夫和孩子，临终前她满意地表示这辈子过得非常幸福。卡罗琳娜去世后，弗兰肯斯坦家族的养女、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伊丽莎白自觉地接替了她的工作，承担起一个妻子、也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全部责任，把家中的一切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并沉醉于这种生活。她在写给弗兰肯斯坦的信中说：“我的时间都花在了日常琐事上，可我觉得挺有趣，能看到周围一张张亲切幸福的笑脸，我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就得到了报偿”。[1](P67)卡罗琳娜和伊丽莎白都拥有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家中天使的共同特征：生活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性格恬静、无私、顺从、知足，把操持家务、照看家人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是男性眼中的完美女性。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力，她们的生命价值和人生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爱情。女性只能在家中从事一些简单的辅助性劳动，比如烹饪、清洁、缝纫和编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历史就是一部困于家庭的历史。她们属于丈夫和孩子，却从不属于她们自己。社会将女性的生存意义定义在了“贤妻良母”和“爱的天使”这两个富有迷惑性的词汇之下，诱导女性自愿放弃自身的生活、摒弃自身的生命价值，将自己的存在融入男性生活轨道，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男人和他们的家。这种对女性忠贞、驯服、富于献身精神特质的塑造，使男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得到了强化，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慰藉。
在第三个叙事层面中，当怪物努力融入人类社会时，遇见了德拉赛一家，德拉赛家族本是法国贵族，日子过得安宁舒适，但他们却因为搭救萨菲的父亲而被放逐。萨菲的父亲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富商，因为宗教信仰不同，遭到白人基督徒陷害，被法国政府处以死刑，这时爱慕萨菲的老德拉赛的儿子菲利克斯挺身而出，救下了萨菲的父亲，自己一家却因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个叙事层面中，出现了一个妖女的形象——萨菲。正是因为萨菲，一个女人，导致了德拉赛一家的不幸，这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另一设定。在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主要以这两种形式展示于人：不是“天使”，就是“妖妇”。也就是说，男性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判断形成了两个极端，不是神圣化，就是妖魔化。将女性神圣化，是希望女性以此为榜样，为男性奉献牺牲；
把女性妖魔化，是对女性不听话、不顺从的厌恶与恐惧。
因而在作品表面的男性权威叙述下，女性被剥夺了表现自身独立意识的权力。作为被叙述者的女性，她们的形象不得不由男性来建构，女性该表达什么思想、什么时候表达、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均由男性来选择决定。这样借助男性叙事的主体地位，依据父权社会的规则，《弗兰肯斯坦》通过三个男性的叙述，完成了对传统女性的身份塑造：要么缺席，要么奉为天使，要么斥为恶魔。而文学叙述正是人类制造性别身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秩序通过反复的文学叙事得以确立，并渗透到社会主体意识中，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认可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和熏陶，使得女性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内化为自我认知的必然要求，在现实世界中丧失自主权，进而实现对女性个体意识和生命价值的压抑与否定。
在小说中，透过男性话语的伪装，玛丽其实借助怪物形象透露了隐含的女性意识。怪物一直渴望能够融入人类社会并获得人类的认同，但始终遭到人类的排斥和仇视，而不得不远离人群，生活在社会边缘地带。怪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处境，正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边缘地位的隐喻。
《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普罗米修斯根据自己身体的样子，用黏土造出了人类，而弗兰肯斯坦假借科学探索之名，打破女性的生育传统，用死人的肢体拼凑了一个巨型怪物，梦想成为现代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的这一造物行为的实质是对女性生殖权利的剥夺和生存价值的否定。
怪物的巨大丑陋，注定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另类。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一秒都不曾犹豫，在他出生时就把他给抛弃了，怪物甚至没来得及拥有一个名字。但此时的怪物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情，他跑进了森林，采食野果，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直到有一天他偶然跑进了一个村庄，发现“我一跨进大门，孩子们马上尖声惊叫，有个妇女还昏了过去。整个儿村子都被惊动了，有的人到处逃窜，有的人则向我进攻，用石头和杂物向我乱砸，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只有逃走的份儿。”[1](P79)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
“所谓‘身份’即指某人标示自己为其自身的标志，或某一事物自身独有的品质，指向的是某种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和这种同一性得以标示的独特标记。”[3]身份由个体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及其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予以定义和体现，个体通过参与这种复杂关系来确认属于他自己的身份，以及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相应地位。对身份的认同既是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能需求，也是个体主体意识的重要体现。怪物因为奇特的出身和丑陋的外表，决定了他被人类所抛弃和仇视的命运，也决定了他永远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他者身份。
为了逃避人类的攻击，怪物躲进了一个小窝棚，隔壁邻居是德拉赛一家。怪物通过窥视这一家人的生活，发现人类有父母、有亲人，他非常羡慕这种生活。在观察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怪物认同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自己的生活中也能拥有家庭成员和朋友，渴望自己也能得到别人的关心及爱护，于是产生了融入人类社会的迫切愿望。他努力去学习人类语言文化和劳动技术，借助菲利克斯教他的妻子萨菲学习法语的机会，怪物也初步掌握了人类的语言，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于是他开始用人类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自己、看待事物、认识世界，通过了解和认识人类而不断去调整自我认知，使自己与人类更具有相通性。终于怪物掌握了人类的各种技能，具备了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和审美情趣。在与人类社会的接触中，怪物努力建构符合人类要求的身份特征，将自己打造成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所以他给德拉赛一家做好事、替他们打柴，避免他们看到自己丑陋的外表。趁着失明的老德拉赛独自在家，怪物用语言打动了老人，得到了老人的认可。可是等老人的家人一回来，怪物就被驱逐出去了，更让怪物难过的是：为了躲避他，德拉赛一家居然连夜搬走了。
在试图接近德拉赛一家失败之后，怪物决定去找弗兰肯斯坦，希望凭借他与人类社会的唯一联系进入人类社会。接着怪物奋不顾身地救了一名落水的小女孩，但是女孩父亲不仅不感谢他，反而将他射伤了，这让怪物认识到人类恐怕难以对他报以善意。但他还没有完全死心，他认为孩子应该是单纯而善良的、不会有丝毫的偏见，他想或许能与弗兰肯斯坦年幼的弟弟威廉交上朋友。不料威廉根本就不让他靠近，冲着他大叫“怪物！丑八怪！吃了人肉的魔鬼！”怪物此时对人类世界完全绝望，冲动之中他将威廉掐死了。怪物努力向人类寻求身份认同，却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伤害和挫折，最终他只能被迫接受了自己的怪物身份。失望之余，他请求弗兰肯斯坦给他制造一个女性同类，以满足他对爱情的渴求，找到生活的伴侣，获得心灵的慰藉，但女怪物的毁灭粉碎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
怪物将自己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全部归咎于弗兰肯斯坦，因为正是弗兰肯斯坦一手制造了他奇怪的出生方式和丑陋的面孔，随后他用杀死弗兰肯斯坦最好的朋友克莱瓦尔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来表达自己与人类的彻底决裂。其实怪物在刚刚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心灵纯净善良，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和热爱。他在森林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过着原始简朴但又自在幸福的日子，这时的怪物心里并没有丑恶、憎恨、复仇等情绪。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怪物就因为其丑陋的外貌、古怪的体型而被人类标记为“邪恶之物”，他的一切行为都被人类认定为邪恶，因而在人类主导的世界里，他不断遭受遗弃、拒绝、咒骂和伤害。尽管他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但无论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人类的既定观念，即便是失明的老人和纯真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不属于人类这个群体。无奈之下，怪物选择了退而求其次，希望可以获得一位女性同类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以实现内心世界里爱情和幸福的梦想，但最终得到的却是弗兰肯斯坦对他空许的诺言。正是在人类无穷尽的排斥与打击之下，怪物最终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邪恶生物。它疯狂地向自己的创造者复仇，致使弗兰肯斯坦家破人亡。“怪物短暂的一生是女性历史的哥特式观照，从纯洁开始，以毁灭而终”。[3]从怪物被歧视、被伤害的地位和遭遇来看，他实际上是男权社会里女性生存状态的间接隐喻。像女性一样，怪物本性善良，但也像女人因为性别而丑陋一样，怪物因其丑陋的外表遭到误解和仇视，在遭遇人类的一再打击和伤害后，不得不以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屈辱和愤怒。
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借助表层的男性话语叙事，在深层叙事中通过怪物形象颠覆了文本表层的男性叙事特征，隐蔽地表达了自己女性主义的声音。
玛丽·雪莱的父母都是政界名人：父亲葛德文信奉无神论，思想激进，是著名政治家、自由主义者、哲学家。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女性主义先驱，是西方第一部站立在妇女立场上系统研究妇女权利的理论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的作者，在家庭教师的严格教导下，玛丽·雪莱系统地学习了各种西方文学和诗歌，阅读了大量文学启蒙时期知名人物的作品，包括其大名鼎鼎的父母的作品，这些教育在玛丽的心中种下了女性主义的种子。
玛丽·雪莱追求自由与平等，渴望爱情，向往温馨和谐、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但是其自身经历与她的理想相去甚远。玛丽出生后第十天，她的母亲就因产后感染而去世，父亲终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女儿，将玛丽交给保姆养育。父亲再婚后，玛丽在家中经常被继母欺凌，继母一心想将赶她出家门。在社会上，玛丽又因她的父母都是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危险人物而备受责难。十六岁时，为了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玛丽与雪莱私奔，但因雪莱当时并未与前妻离婚，她承担着“情妇”的骂名；
两年后雪莱前妻投湖自尽，玛丽更是遭到众人的诋毁和责骂，英国社会甚至将雪莱与她驱逐出境，迫使他们四处漂泊。正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她写下了《弗兰肯斯坦》，重点塑造了怪物形象，把自己缺乏母爱、深受父权家庭和男性社会压迫的遭遇融入其中，将怪物作为自己及女性生活状态和感受的隐喻表达。从男性社会的历史传统来看，如果女性不遵守父权道德规范，不接受男性安排，不甘于“家庭天使”的地位，就会被社会视为“怪物”，成为主流文化迫害的对象。因此《弗兰肯斯坦》中的这个丑陋的怪物其实就是女性的化身，女性被正统社会排斥的孤独感、无法取得身份认同的焦虑感都通过怪物表现出来了，表达了玛丽对男权伦理道德规范的批判。
那么玛丽·雪莱为什么要运用叙事策略，而不直接构建女性的叙述权威呢？十八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与社会传统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努力追求与传统女性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反对男性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传统，寻求维护女性较为独立的社会价值和人格尊严，于是在男性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一些具有自我观念和个体意识特征的新型女性人物，如《名利场》中的敢于单打独斗的女冒险家蓓基·夏泼。但是长期以来，写作都被认为是男人的事情，不少女性作家想要出版作品，都要隐瞒自己的女性身份，取一个男性化名，在整个社会仍充满父权意识形态的被动状态下，女性作家要获得读者，就只能屈从现实，采用以男性为主体的叙述方式。但是玛丽·雪莱却并不想单纯地妥协顺从，她努力反抗主流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从属地位，尽力表达一个女性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妇女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的策略并不在于重新造语言，而在于给语言赋予新的意义；
不在于正名和命名，而在于偷换概念，制造歧义。”[4](P75)因而玛丽·雪莱通过怪物在人类社会中的被孤立，体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无法被认同的无助现实。正如苏珊·S·兰瑟所说：“女性小说家在既不脱离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与社会习俗，又与这种常规和习俗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创建了自己作者的声音。”[5](P179)这种尝试对提高女性在文学叙述中自我再现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开创作用。当然，女性自身要获得真正的价值体现和人格独立，彻底改变他者身份，最终还是必须确立个人言说的内在自主性，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