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的唯物史观审视
时间：2023-06-19 21:2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沐岚
随着互联网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这一社会现象逐渐浮出水面。“数字”实际上指的是“数据”，它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互联网的核心就是数据。如果一旦对数据形成了垄断，就可以利用数据获利，这就是数字资本的由来。当今世界正是如此，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体系建构和市场扩张实际上都根植于对互联网数据的利用和获取，而数据资源一旦被资本化，进入资本积累过程，为资本带来利润，数字资本就应运而生。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数据资本的产生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乃至人的生存交往等方面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因此，对数字资本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有利于我国厘清数字资本的本质，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对其加以规范利用，以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数字资本表现为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不过这种结合与传统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不同，呈现出数字化时代的诸多新特征，并集中体现为“数字拜物教”这一现象。
与传统资本主义不同，当今世界以数字为基础的数据经济时代已经彻底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不再是传统的生产、交换、消费以及生活交往的现实场景，数字化、虚拟化的方式代替了这一切。生产交换以及人际关系等彻底表现为一种“物”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而这种“物”不是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所说的商品（或现实货币），而是“数字”。因此，商品或货币拜物教在当代表现为“数字拜物教”这一现象。数字拜物教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非常盛行，这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对一切数据、数据商品、数字资本的崇拜，而且还表现为在新技术主义革命的浪潮下，整个社会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崇拜。“数字驱动一切、决定一切”似乎正在成为西方社会的信仰。
数字拜物教折射了数字资本在当今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并通过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①。数字拜物教的产生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类似，当传统的资本生产模式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诸多新方式所替代时，当互联网数据这一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看似平常、与资本增值似乎无关的现象出现时，当数字劳动及其消费逐渐成为劳动消费的新模式时，资本增值、创造剩余价值的本性使资本家不可避免地将互联网数据视为一种潜在的商品加以关注和运作。于是传统的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方式走向了数字资本时代，数字拜物教也就诞生了。
“数字拜物教”的焦点是“数字”。正如马克思对“人”的现实性界定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一样，这里所说的“数字”的特性，不是指纷繁复杂的具体数据，而是指反映了一般商品本性的所有具体数据的抽象总和。数字之所以被人们崇拜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能够带来资本增值，因此在数字资本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中，数字就必然被赋予某种神奇的魔力，成为崇拜的对象。客观来说，就数字这一现象的朴素意义而言，并不能称之为商品，当数字与资本结合才能称之为商品。随着网络时代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数字化”了，或者说，互联网时代的人们首先表现为一种数字化生存，当这种数字化浪潮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席卷其中时，数字必然会商品化，数字资本必然会出现。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数字资本对包括社会生产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细节都进行数字编码，并将这种编码视为垄断性资源，在这种资源垄断中通过数字商品的交易获得剩余价值。
随着网络化、数据化时代的发展，似乎整个社会都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数字化生存，对于数字的重视和崇拜无以复加。对于这种神秘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②，因此，“创造剩余价值并占用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直接目的，这在数字资本时代也是如此。不过由于数据化时代的特殊性，使得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存在方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就技术要求来看，数字化时代的生产效率更高。因为智能化时代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能够将劳动力和信息技术、生产设备等进行快速有效配置，所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这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更有效手段；
而且由于数据化时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使得垄断关键技术的资本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相对于传统生产而言，数字劳动的成本降低，而掌握关键技术的资本家垄断性更强，所以能够获得的利润更多。另一方面，就生产关系来看更为复杂。数字资本仍旧反映了一种生产关系，但是这种生产关系与传统不同，由于现实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的并存以及数字生产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比以往更为复杂多变。在这种难以把握且复杂多变的生产关系中，“数字”这一商品本身成为焦点，催生了数字拜物教的产生。
马克思曾说：“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③因此对于数字资本的现实表现而言，数字拜物教的本质仍旧是商品拜物教，表现的仍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围。
数字资本表面上是一种“数字拜物教”，究其实质，体现的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数字资本的出现与互联网智能新技术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对这种新技术的垄断往往就会走向数字帝国主义。半个世纪前，列宁就已经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发展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这样说：“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④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数字成为商品之后，数字技术就不再成为某种看似中立的纯粹科学技术，而是成为促进资本增值、创造超额利润的手段，而且这一手段在资本的利用下变得更加隐蔽且更有剥削性。就当今世界而言，西方国家的数字资产阶级正在通过对智能技术及其数字媒介等方面的垄断，不仅形成技术优势以谋求高额利润，而且谋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操纵，在维护自身垄断地位的同时剥夺其他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机会，以形成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西方国家的状态，从而实现数字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
数字帝国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数字政治或数字统治现象。数字技术出现之初就逐渐被应用于政治领域，甚至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应用于“冷战”。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国家利用其维护统治，加大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干预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依托于对数字技术的垄断，西方国家很快完成了数字资本积累并开始大规模的扩张。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互联网在全球影响的加大，西方数字资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对外扩张的意图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这一扩张的过程中，凭借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数字资本采用隐蔽而高效的手段对人们进行潜在的剥削和压迫，这种现象甚至可以称之为“数字奴役”。西方数字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操纵更是如此。由于技术及其创新发展上的垄断优势，西方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很难将其打破。由此，数字国际秩序变成了一种隐蔽的剥削链条。这实际上和传统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并无两样。
与数字技术成为剥削工具同时进行的是，数字帝国主义还表现为对强权政治的追求。从技术层面来说，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甚至意识不到的剥削工具。由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以及数字网络空间的虚拟化性质，使得数字剥削或数字奴役很难被人们所察觉，而且就算被察觉，西方数字资产阶级仍旧可以利用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将这种剥削或奴役保持下去。在这个全面网络化的时候，数字资本甚至可以操纵舆论，在网络上让反对者无法发声，甚至混淆黑白为自己的行为洗白。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数字垄断的全面扩张中，数字资产阶级的网络话语权逐渐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从而催生了数字帝国主义对强权政治的追求。这种强权政治体现在多个方面，譬如对全球（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通过对数字霸权的垄断，西方数字资本以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为途径，向他国输入自己的价值观，以进一步加深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在这个全球互联网的时代，防止西方价值观对本国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西方资本具有技术优势、掌握网络话语权的时候更是如此。西方资本输入价值观的方式很多，一个典型手段就是通过对网络族群的培养，使其渗透到数字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散播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实现干涉内政甚至“和平演变”的目的；
或在某一特定时期，利用网络族群掀起大规模的舆情以影响国际政治博弈，为西方资本的政治操盘服务。随着数据化时代的发展以及“数字拜物教”影响的日益加大，西方资本通过数字领域实现帝国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这一倾向并非只是理论上的预设，实际上已经反映在全球数字领域，如当今世界频繁出现的国际冲突、国内权力重组等现象，背后往往都有数字帝国主义的影子。
数字拜物教是数字资本的表象，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的本质。数字帝国主义掌握着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霸权，一直以来致力于对世界各国政府和公民的数据进行收集和监控，在垄断性技术优势下将这些数字变为商品，变为干扰他国内政的工具。可以说，数字帝国主义延续了传统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并基于数字技术实现了新的数据剥削，实现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的操控。
在数字时代，当代中国如何看待数字资本？首先，我们要看到，西方的数字资本尽管有着不同于传统资本的运作方式，但究其根本仍旧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因此尽管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数字垄断等方式获得了新的发展，甚至有发展到数字帝国主义的倾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正如马克思所说，尽管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没有完全释放其力量之前仍旧还在（数字时代）发展，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并不会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范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发展，体现中国制度的优势所在。其次，对于数字技术及其数字资本我们要认清其本质，即价值是由工人（劳动者）创造的，不是由资本家创造的，因此资本技术及数字资本在当代中国最终只能服务于增加人民福祉，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剥削。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⑤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毛泽东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⑥对此，习近平也明确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⑦。因此，对于数字技术及数字资本的利用或规范，需要把握一条根本指导原则，即为人民服务。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防范数字风险，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帝国主义。当前，数字资本竞争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新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有着数字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正在利用这一强大工具对全世界进行数字奴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更要特别注意数字风险，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帝国主义。譬如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华为公司（及其5G技术）的围剿，就充分暴露了这种资本帝国主义行径。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互联网的监管，防范一切可能的数字风险；
同时在国际交往中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发展及数字信息使用等方面的规则制定，扩大数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抵制数字霸权，推动全球数字技术的良性发展。
其次需要重视数字技术开发，规范数字资本发展，实现智慧治理。数字资本的基础是数字技术的发展，重视数字技术是实现智慧治理的根基。数字技术是新技术革命的代表，积极发展数字技术、抢占数字高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重视和发展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智慧治理。数字技术的应用意味着以智能化赋能现代化治理，能够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这就是智慧治理的指向。智慧治理的实现需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资本的规范发展，因为当代中国也存在数字资本这一形式，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资本需要得到规范、引导、整合，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对数字资本的规范有利于在全社会更好地实现数字资源共享，从而能够推动智慧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需要制定法律规范，体现制度优势。“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⑧在重视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的基础上，需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引导，这种规范和引导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规范，以体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为人民服务，增进人民福祉。针对于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的特点，一方面，需要建立数字经济法律规范。数字资本发生作用的主要领域是经济领域。在数字技术的刺激下，当前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往往比传统经济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其竞争形式也与传统完全不同。面对这种全新的经济竞争形式，传统的法律规范往往难以应对。因此必须建立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数字经济法律规范，才能规范和引导数字经济领域的良性竞争，使数字资本的发展不至于偏离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发展，更不至于被西方数字帝国主义影响，成为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工具。另一方面，要打破数字垄断，服务民生福祉。西方数字资产阶级进行数字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对数字的垄断（包括对数字技术的垄断以及对数据资源本身的垄断），由此造成了全球性“数字鸿沟”的出现，数字帝国主义也由此谋求全球性的数字奴役和数字殖民。当今中国决不允许数字帝国主义的出现，所以打破数字垄断，使之服务于民生福祉的实现是必有之义。作为技术和资源的数字（数据）必须由人民共享，而绝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成为剥削人民的工具。当前，数字资本日益体现出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倾向，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体系也已开始出现，防范风险、加强管理是我国当前的重要工作。对于目前正在发展的数字创新金融，我国予以了积极引导和谨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规范效果；
对于目前西方社会日益风靡的数字货币，我国更是加以了严格管理，使其难以影响我国的金融货币体系，保障了国内数字经济的平稳发展。总而言之，在重视数字技术、规范数字资本发展的情况下，在不干扰企业创新机制的前提下，制定一整套数字法律体系能够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体现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是当前我国促进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发展的必经之途。
综上所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对于数字资本，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场，认清数字资本的本质，反对数字拜物教，反对一切形式的数字帝国主义。同时，结合中国具体发展，在积极发展数字技术的基础上，防范风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人民至上为指导，让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造福于民。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②③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9、50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⑦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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