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的集体欢腾：监视资本主义的意义构成

门 豪

监视资本主义发端于互联网经济转型，是以大数据为驱动力的新型生产范式，涉及数据处理、商业智能软件与信息安全等细分市场，广泛应用到了互联网消费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作为全局变量①David Murakami Wood, What is Global Surveillance? Towards a Rel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 Surveillant Assemblage, Geoforum, vol. 49, 2013, pp. 317-326.，数据监视无孔不入，笼罩了经济、社会与文化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国家机构和商业实体，都可以利用大数据与算法，进行有针对性地监控，说服、影响与彻底操纵社会的效果正在显性化。②Jacob Silverman, Privacy Und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Social Research, vol. 84, no. 1, 2017, pp. 147-164.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监视资本主义结构性力量过于强大，而发生的文化背景很容易被“悬置起来”。其中的个体经验似乎更是不值一提。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既鲜见其中涉及的人的行为及其主观意义，也鲜有涉及支持该经济制度有效运转的社会条件。本研究认为数据生产存在着与之对应的文化结构。没有“文化在场”的行为分析是冷冰冰的，得到的大数据是不真实的。这并不是真正的监视资本主义。本文提出“数据的生产”与“社会的生产”是监视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针对“没有社会行为、只有机器行为”的视角，强调监视资本主义还有另一副面孔。“制造中的集体欢腾”乃是与大数据监控并行不悖的社会逻辑。

由大数据决定转型方向的社会，从价值诉求与技术手段多方面都使我们感受到了监视在人口上限层面的转变，①Mark Andrejevic, Infoglut: How Too Much Information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nd Know,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75-77.被概念化为监视文化、监视社会、液态监视（liquid surveillance）等。它们共同指出了一种结构性力量的出现。即这既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的运动，也不是少数人推动的变革，更无法找出特定的组织方案；
事实上，这是所有人或直接或间接推进的社会过程。

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一书中，肖莎娜·祖伯夫（Shoshana Zuboff）把“数据化”放在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核心位置，描述了“行为成为商品”“监视即服务”的技术过程。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用户经验生成行为剩余、转换为数据的特定操作，并描述了它们如何用于后续的制造与销售等环节。这种视角只是说明了数据科学的功用，凸显其对生产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单方面影响。遗憾的是，“人的行为”被抹杀了，对微观互动的分析，个体与组织参与监视的动机更是不见踪迹。在此视角下，数据的搜集与生成似乎发生在真空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经济化”过程，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得来。这样，监视资本主义的发生过程就理所当然，“社会意义”在研究中被普遍遮蔽了。

其实，数据的生产过程或“数据化”，只是说明了监控技术将用户经验转换为数据的可行性。“行为数据化”也只是彰显出“数据的客观转换”或“经济化”的方面，即用户行为作为“原材料”或数据生产要素，参与资源配置的过程。而真正的大数据生产范式形成的前提一定是充分的社会聚合，这是基于具体的文化情境的，是“数据的主观转换”。这要求企业在大数据与算法等技术条件以外，同时完成对“社会”的生产或“社会化”过程，其目的在于控制个体偏好与社会认知。这样，与上面“行为数据化”的方向刚好相反，朝向“社会的生产过程”的“数据社会化”，才真正意味着企业利用数据接口将他们的盈利意志加诸消费者，技术对社会的操纵才可能实现。因此，“数据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数据化”是监视资本主义同等重要的两个实现过程，只有满足了这种双向循环才能调动和改变生产函数，经济利益才会得到改善。本文聚焦的问题是“数据的社会化”，包括社会聚合与社会生产机制，或者说是使“数据控制社会”得以成立的社会条件。

在实践层面，企业通常在没有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挖掘用户的使用痕迹，进而判断与干预用户行为并用于自身盈利。用户理所当然地贡献了个人数据，成为免费的生产资料供给者，不仅无法保护个人信息与隐私，也沦为了被塑造的对象。毋庸讳言，如果在现实中有这么多负面的、坏的机制，那么，监视资本主义究竟又具有哪些正面的、令人向往的维度，能够确保自身合法化？而个体又为何要让渡部分权利参与到监视中去？各类机构为何忽视其中的风险而接受了监视的制度化？本文提出只有找到个体行动的主观意义，才能理解人们为何“与狼共舞”，也才能真正地找到监视资本主义“合理”运转的社会基础。

监视具备高度的主观意愿。如果不能呈现个体对大数据的日常体验，就很难进一步说明它是如何影响社会团结的形式的，也就无法真正地触及监视资本主义的运作原则。本文的目的便是呈现从微观到宏观多层次的新变化。我们的假设是由工具理性支配的经济生活导致了社会分散，个体的日常生活是单调而无趣的。不断迭代的互联网技术提供了低成本的聚合场所，使得任何群体都能够在此活动。并且，经济利益会将这种社会整合方式制度化。故而，可以将监视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监视来指导行动、参与社会的。这样才能在客观的数据生产过程之外，找寻到监视资本主义的社会起源。

进一步说，个体层次的监视活动和监视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关系？本文提出，监视活动至少具备两种类型。其一是营利性组织的大数据监视；
其二是行动者出于好奇心的个体监视。两者并不矛盾，且互为因果。个体监视作为一种相互的、授权的和主观的实践，是社会性的，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根据，帮助人们寻求信息和交流的机会，①Anders Albrechtslund,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s 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 First Monday, vol. 13, no. 3, 2008.是观察社会、参与社会的手段。例如，民众可以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需要，在监视中感知风尚与潮流、不被时代抛弃。这是大数据实施算法操控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好奇心，也就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参与，大数据监视自然就失去了观察的大样本。而与此同时，企业组织则会分析用户的使用痕迹，完成产品的提出、设计、评价和营销等任务，提升利润率。这样，监视研究就出现了“社会的”与“经济的”二元划分。

监视是一种主体性的表达。历史上的监视多数是由政府等监管机构实施的，用来识别和捕捉不良行为。除此以外，监视还会使人们感到始终处于被监视之下，从而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监管。①Bart Simon, The Return of Panopticism: Supervision, Subjection and the New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vol. 3, no. 1, 2005, pp. 1-20.这样，国家便可以控制民众而不诉诸武力。②Michel Foucault, Panopticism, in Chris Greer (ed.), Crime and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 493-505.伴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丰富，监视活动的主体更多元。普通人也可以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获取到希望看到的信息，拉近与所关心事物的距离，从主观世界走入了更大的客观世界。本节的研究起点，正是聚焦在监视资本主义阶段对应的支持性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其得以发生的社会动力。

（一）弱连接与弱参与

现代社会个体化蔓延，每个人都在日复一日地工作，沦为了机器的附属物。而公共领域被极度压缩。线上活动空间虽然得以大幅扩展，然而其实用主义色彩与目的性很强，社会参与感很弱，人们陷入了群体性孤独的境地。漫无目的的上网是为数不多获取社会意义的方式。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文化游览，通过对外界的广泛监视发现“社会”，了解其近况、防止与之出现断层。准确来说，在物理不在场的情境中，监视乃开展合理的社会行动的第一步。

监视的缘由千奇百怪，可以是情感的、价值的、经济的、传统的，总之，天下大事皆入彀中。技术增强工具提升了“全景敞视”的程度与控制感，在线持续的监视得以实现。手机等便携式移动终端就是一双双监视外部世界变化的眼睛，任何人都可以零成本地跟踪他人。人们享受追逐意义感的过程，涉及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多。每当高浓度的情绪被燃起，“沉默的大多数”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打破确定的人群、时间、地点与文化等传统边界，实现空前的网络串联。总之，监视已深度嵌入到了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团结与意义建构方式。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联结形式的社会意义。

（二）对非预期后果的期待

平台是现代基础设施，它利用商品化机制，以远超乎传统企业和民族国家的效率，将物品、活动、情感和想法等都纳入一种通用系统。③José van Dijck, Thomas Poell and Martijn de Waal,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72.分散的地方性知识被通用性的机器语言高度集成、编码成了统一的数字结构。从社会知识的角度来说，平台已经最大限度地吸纳和集成了地方性知识，改变了知识在社会中散布的特性，为人们彼此的深度注视提供了一种全天候的技术解决方案。人们普遍具备了一种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存在的超能力。这种新型的技术赋能，使得个体的行动成为基于历史的、有迹可循的、可溯源的物理对象。这是一种通用符码，可以被瞬时记录下来，具备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可以被任意个体利用。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所普遍面对的社会情境，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众可及的通用载体之上。每个人都被注视，也都具有通过互联网随处审视或张望他者的权利。原本彼此隔离的生活情境与个体化状况，被无限度地链接了起来。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无限度地拉近到公众视野之中，被审视、穿透、批驳或赞誉。而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人类社会都不曾达到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程度。这样，监视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合理的”方式，拉扯到观众的视线之中，重现、解剖与放大。

经济系统利用一以贯之的效率逻辑扯平了“社会性”差异。但是，人们又反过来找到了一种再组织化的形式，期待在索然无味的生产领域与理性生活中，制造某些非预期的后果，暂时性地远离算计与工具理性。表面上，人们在监视活动中不能自拔，实际上是在寻找共同的空间。借助与经济系统运转毫不相干、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人们总是渴望在高度理性化与形式竞争以外，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表达对“高度一致性”的鲜明态度。一旦当人们目睹或耳闻了偏离组织逻辑的个案，在精神层面便会非常“过瘾”。通过这样一种对工具理性的“逆反”，技术逻辑与生活意义之间的紧张感得到了某种释放和矫正。①门豪：《互联网“吃瓜”的意义构成——集体欢腾新面孔》，《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

监视的内容充斥着不断更新的激情，多是“那些构成不正常社会行动的要素”，表现出对权力的“相对性”的倡导，潜藏了对结构反抗的强烈意识。监视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正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成立的。②Bob Scribner, Reformation, Carnival and 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 Social History, vol. 3, no. 3, 1978, pp. 303-329.充当监视内容与社会构成的，要么是隶属于生活世界的“隐私”，要么是反抗理性化系统的“越轨行为”。在监视活动中寻寻觅觅的对象，正是对自由的渴望。人们不仅不反感“意外事件”的发生，反而会有目的地朝向下一次监视。通过一次次被爆出的“热点”，人们共同期待着理性化系统压迫的消散，冲出牢笼迈向新平衡。

上一部分梳理了监视资本主义的社会起源，本部分则聚焦于监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即平台是如何激励个人与组织从事或参与到监视活动中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在生产方式上的改变。

（一）即时生产“奇观”

平台承担着监管、协调和担保等角色，提供了非合同治理的撮合机制，在数据要素中占有绝对的控制权，能够持续激励和约束用户参与。包括中小公司、政府、研究机构甚至是个人在内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从平台数据及其衍生品中有所收益，预测与制造可靠的“未来”，为盈利而生产。这是一种稳定的激励框架。其中，注意力是平台的稀缺资源，它能够很快转化成为货币资本，影响企业经营与绩效。而这又离不开算法的作用。用户之所以能够“看见”热门的商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算法发挥着议程设置与宣传的功能，将其推上了热榜。③Cristina Alaimo and Jannis Kallinikos, Computing the Everyday: Social Media as Data Platform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33, no. 4, 2017, pp. 175-191.当然，对客户进行一次性引流，根本无法起到维护用户基数的目的。平台与其互补公司，都希望能够持续且尽可能多地获取流量，提高用户黏性。在平台监视的条件下，如果能够深度挖掘消费群体图像，预测社会心理，就足以通过社会动员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抓住了消费景观中的文化密码。而它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制造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团结，通过抓取社会“全体”的注意力，有计划地提升商业价值。

打造奇观是新兴的技术工具。失范的个体行动、网络嘉年华、购物节都能够吸引用户的眼球，成为潜在的“奇观”。与此同时，凡是能够引发社会共鸣的素材就有收益与对应的商品价值，就意味着可以生产出带有符号价值的消费品。这样，既可以像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大量生产，也可以为消费者创设出源源不断的符号认同。根本上说，这是披上了符号价值外衣的福特主义。当然，热点很容易被取代，符号也很容易被淘汰。厂商需要将奇观的生产以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企业每天都要为下一天做准备，总结消费行为中的规律，对脱颖而出的符号开展消费营造，持续输出符号认同。无论是实体产品还是数字产品，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技术创新，一切社会亮点，都要确保其能够在第一时间以商品的形式输入到消费市场。

奇观的制造基于广泛的大数据。20世纪70年代，“即时性生产”风靡一时。通过改善生产周期的迟滞，降低商品囤积、流程冗余与原材料浪费，实现产品零库存。这是一种理想的供需状态。当前，通过大数据监视却足以向零库存的目标靠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从控制消费意愿开始，对生产时间精妙控制，达到消费行为与产品交付之间零缝隙的效果。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除非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情况，从市场中的消费意愿在个体心理层面生成的那一刻起，车间里的生产便开始着手进行了。而直至消费者下单的那一刻，产品刚好能够送到消费者手中。在大数据驱动的产业环境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天方夜谭。即与粗糙的管理与生产控制不同，大数据具有全景控制的功效，贯穿了从商品购买到社会关系的一切环节，举凡是产业链条上的生产步骤都是可以预料的。这样便足以为生产车间、研发创新以及更大范围的营销活动植入标准化“看板”①Graham Sewell and Barry Wilkinson,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Surveillance, Discipline and the just-in-Time Labour Process, Sociology, vol. 26, no. 2, 1992, pp. 271-289.。企业实时操纵消费者偏好，准确回答为谁生产，如何生产以及什么时间生产的问题，便都成为可能。

限于研究重点，这里没有涉及企业如何搜寻与生产“奇观”，而是提出“奇观”的即时生产，已经在实践中被实现了。那么，在何种制度安排下，才能持续满足用户对“奇观”的渴望？这是监视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

（二）社会生产推波助澜

全天候监视何以成为可能？如何才能将个体监视活动商品化？自然，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奇观的生产便是源源不断的，客流量也自然会随之而来。最好的激励结构便是，充分发动每个平台用户，将其从单纯的平台用户转化为平台服务的提供者。此时，用户就像派驻到战地前线的记者一样，永远冲在热点的“第一线”。这样做，对企业来说没有任何成本，激励也就一劳永逸了。因此，平台企业要做的便是包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学”意义上的“社会样本”。唯有如此，流量才可能在第一时间传导至平台，转化成可利用的“引爆点”。本质上说，这依托于众包结构，是去中心化的组织。用户参与到了产品的设计、改进、宣传、推广、营销等过程，并与平台分享利润，实现个性化、实时化、经济化的生产，保证平台生态系统的开放式创新。当前，在监视资本主义产业链中，各类企业组织普遍采纳了该激励机制，“社会生产”成为了“缺省模式”。

算法是“社会生产”制度的核心。它能够主动感知并响应用户需要，识别出隐藏的市场信息，将尚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有效编码，转化为方便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此时，“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需求”不再矛盾。由算法驱动的一连串应用，不仅为传统制造业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同样推动着“社会”的生产变革。即数据与算法不仅能够决定谁来生产、为谁生产以及何时生产的问题，而且，它还足以在用户不自知、不自主的领地中，潜移默化地引导消费偏好、提出新的生产计划，甚至触及了“社会性”的生产。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社会”不再是自发、自主与自决的，而是算法计划下的产物。通过以微观、隐匿又十分合理的组织方式，大数据监视已经蔚然成风，持续精妙地操控人们的好奇心，控制消费过程与生产的周期，成为覆盖全域的庞大产业网络的底层结构。

这种转变反映出企业经营方式与传统模式的本质差别。企业再也不能像“大众生产”那样闭门造车，先组织生产再完成销售。一旦数据成为了生产资料，生产组织的合法性便根植于动态的市场发现，就需要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多样的数据。这样，企业家所获取的超额利润不再是冒险行为，而是直接与大数据监控结构挂钩，收益预期就以可计算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了。这就回到了监视作为一项社会行动的原初命题。在企业家那里，监视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市场资源，是一种新型的经济行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了企业的生产过程逐渐可视化，对数据的原材料储备与“奇观”的生产环环相扣。下文，我们来追问，经济结构变迁会引发哪些社会变化？

算法与商业资本的结合，构筑起了监视工业综合体，对社会控制的程度正在加剧。用户被全面嵌入到数据生产链条。一方面，人们通过晒自拍等增强自我身份管理，以更“漂亮”的数据自我呈现。①Nicole Ellison, Rebecca Heino and Jennifer Gibbs, Managing Impressions Online: Self-Presentation Processes in the Online Dat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1, no. 2, 2006, pp. 415-441.与此同时，任何“不得体”的举动、“越轨行为”，都会被打上标签，成为被普遍注视的“异类”，拉扯到公众视线之中。“经济—技术—社会”所构成的理性化系统，彼此间的配合是如此严丝合缝。人们的生活秩序被某种“统一性”极大改造，以至于社会表演成为了日常仪式。

（一）社会本体的表演转向

普遍的监视，就像是一个屋子里的大象。屋子里的人们都非常清楚其存在，但是却对其视而不见。或者，即便感受到了其强大力量，也无从反抗。本部分我们需要勾勒出一种被遮蔽的“社会总动员”，即监视情境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

1. 监视情境中的社会剧场

监视不再需要监视者直接到现场，发现和持续地跟踪包括自然界、人造物和人类社会等被监视对象都更加便捷。不过，一旦缺失了“身在其中”，便也不再“感同身受”。应有的反应往往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这就像遥看剧场中正在上演的情景剧。虽然能够给人以充分的代入感，观众也可以随时振臂高呼、助阵呐喊。但是他们并不会因为跌宕的故事情节挺身而出。这是因为看剧的人都明白，表演带有虚假色彩。而尽管面对的对象是真实社会，互联网监视给观众的感受却如剧场效应一样无感。从根本上说，监视情境中的“社会”是一种缺乏实际道德①按照耶鲁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的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表演学与“表演性”，如果分析其构成，大致包含表层呈现与深层道德。两种理想类型的二元论，已然表明了他对社会研究的方法、态度与视角。此处是对他研究的一种呼应。的形式化链接。

正如一个7×24的社会剧场，互联网监视永不停歇。一切空间都被监视，人的活动近乎于透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清楚地知晓自己是否被注视着，或者，被完全透视了。而人们也意识到了具有保护罩性质的“后台”已经不复存在，全都变成了公共场合。在未知观众面前被裹挟，实际的情感反应必须被掩盖，②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p. 217.人们不再放松警惕，很难按照“真实”自我行事，活动空间越来越逼仄。行动不再是基于当下的自由选择，而是要迎合他人的期望去表演，否则将会导致尴尬，引起争议。“表演性”已成为监视社会的基本属性。一切都像在看戏，而自己就在戏中。这便是监视带来的后果。人们学会了自我保护，而这种自我保护在日常生活中本不是必需的。甚至更进一步地说，这是故意展示给监视系统的。

2. 经济绩效何以植入社会剧场：角色面具

监视建立的链接是随时随地的，人的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数据流。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彼此隔离的状态，越发呈现出弱连接、高可见的状态。即便是长期独处的人，同样会因为数据痕迹而暴露生活轨迹。在高度的行为可视性条件下，人们受到了普遍的“压制”③Nick Couldry and Ulises A. Mejias,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vol. 20, no. 4, 2019, pp. 336-349.。所幸还可以调动空间、物质和媒体资源来制造自我呈现，④Torin Monahan and David Murakami Wood, Surveillance Studies: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86.利用“数据替身”⑤Kevin D. Haggerty and Richard V. Ericson, 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 no. 4, 2000, pp. 605-622.，塑造出想让大众看到的理想形象。这样，通过自我角色管理，将生活转变为一个表演空间，来契合互联网社会剧场的角色需要——经济绩效最大化。因此，监视的后果便是自我审查。每个人都在为了树立“更经济”的角色印象而表演。我将这种新现象视为在“监视资本主义”框架下人的行动纲领的转型。

经济绩效作为监视资本主义追求的核心，举凡是契合工具理性的方向，都被认定是合法的——即便这些方向在不同程度上有悖于“地方性知识”。甚至当它对传统的道德秩序构成了直接冲击，它仍旧一往无前，不会为任何因素阻碍。这样，经济绩效迅速成为了互联网社会剧场的底层规则，它以舍我其谁的高傲姿态，直面一切、质疑一切其他行动准则。进而，其成为一种时兴的行动指南，化身为不容置喙的“合法性”。人们原本的角色面具，无一例外都被要求统一制式，换成了“经济面具”。任何情感的、道德的、人性中普遍同情的，甚至是被视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宗教伦理，都是落后的、老派的、不合时宜的，是一种不必要和必须马上放弃的老古董。

经济绩效成就了新式的社会剧场。任何演员都要按照它设定好的剧本演下去，否则将面临马上被罚下场的宿命，代价惨重。在这种剧场环境中，人们积极进行自我约制，就连那些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都已经被大幅度改造。无论是谁，都无力对抗程式化的剧本，丝毫没有时间剩余，来认真思索剧本的基本逻辑是否适当。本真且有趣的生活秩序被人们逐渐遗忘。剧场冰冷无情，演员表情呆滞，行动看似合理却缺失了之所以为人的普遍道德。口头表达上追求真善美的东西，也早已被经济绩效缚之以枷锁。在工具理性面前，任何其他细碎的东西都是无用的，它们对于成功演出是无益的。因此是可以舍弃的。生活秩序被社会表演取代。这样一种趋势日渐流行起来。

（二）经济结构的符号转向

对于组织控制来说，科层制已经达到了组织化巅峰，①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2, 1983, pp. 147-160.很难再被突破。监视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另外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在层次上超越科层制，构建更加可控和可预期的经济结构。现代消费主义正是利用算法，从更高的“人口学”层次切入“消费需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引爆点、产品需求点。在此情境之中，消费表面上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却是厂商预谋已久的大型运作，是成熟的商业营销法则从中作梗。通过商业意见领袖的引领，为消费者植入场景与仪式，制造符号信仰，使消费者目不暇接，为一个又一个潮流而奔忙，造就新型的商品拜物教。

矛盾恰恰在于大数据驱动的产业结构。监视得来的数据，确实能够辅助厂商做出更加符合预期的决策，但是却要紧密地围绕在打造符号与热点这一根本任务上。如此，“奇观”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有“奇观”就有网络流量，就能够进一步刺激消费市场。然而，一旦当“奇观”消逝，符号消费带来的繁荣就随之而去。这样得来的商品经济秩序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消费不再建立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上。另一方面，符号是基于短时间建构的结果，是未经检验和肤浅的。根本上说，符号是流动的。对于一种符号的识别、承认与认同，很快会被另一种更新鲜、更诱人的符号替代。符号生产确立的秩序转瞬即逝，产业资本的风向标也随之不断流转。而厂商必须快速打造消费热点，建构全景式与没有停顿的消费空间，把符号消费对应的生产结构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只不过，一旦将生产秩序建立在符号的基石之上，无论它将以何种梦幻的形式循环下去，实际上都意味着再生产的基础是不稳定的。

更深层的文化动因是，在符号消费的环境中，消费的目的就在于区分，在于表现出与众不同。消费行为甚至是反结构的，或者说，是对抗“高度一致性”的行为。刻意追求新鲜、时尚与个性成为了准则。而如果消费目的在于追求个体化的符号价值，生产不再建立于同质化的大生产基础上，厂商就很难控制成本。商品也就不再遵循边际成本递减的规律。因此，出于成本控制的要求，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为消费者提前刻画出明确的消费热点、时尚口味，才能在快消市场中占领高地。总之，监视资本主义阶段厂商围绕着符号消费与“奇观”的打造大费周章，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依附于流动性根基的生产秩序。与此对应，在现代消费文化中建构的自我认同，是符号支配下的反复展演与实践，并未有根源于内心的信仰。

（三）高度结构化的集体欢腾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监视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激励对“奇观”的放大、消费与持续发现。以打造奇观、符号消费为主要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动员模式，驱动网民定期聚集在一起，借此实现枯燥经济生活与神圣社会生活的周期转换。在数据秩序安排下，各类代理人在现实中短暂抽离出来，参与到浩浩荡荡的行进大军之中去，却并不知晓其实际目标与操作化的流程。生产逻辑似乎暂时终止了，其实却是在完结新一轮的“尽可能多”的生产仪式。此时，人们在集体中“自我呈现”，在符号消费中找寻到了社会激情与“意义感”，构筑了新型的文化认同。不过，虽然建立了远隔千里的表层联系，但实际上却难以跨越心灵的距离。就此而言，监视虽覆盖了广大参与群体，却是内容空洞的链接，是“无意义”的符号价值。这是监视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症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此外，在此过程中，本应该是粗放的、随心所欲的、由情感支配的集体欢腾，已经彻底沦为了再生产的工具性产品。它是高度结构化的、连续的以及合乎逻辑的，一切形式都不再洋溢着真正的激情。这是不可调和的社会悖论。

监视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对集体欢腾的迅速捕捉、有计划地制造与连续动员，乃是根源于它生成了一种数据挖掘而形成的“奇观”秩序。真实的“社会”被不断制造出来，朝更“精准”的生产曲线与更“科学”的生产周期靠拢，社会团结更加严丝合缝。凭借极为隐匿的力量实现了压倒性胜利，算法实现了对情感的驯化、对狂欢的极尽捕捉、对集体消耗的再生产，到处遍布着高度的元张力。

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那里，现代资本主义所遵循的就是理性驯服激情的一般规律。①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在监视资本主义中我们发现了另一股来源于经济系统的动员力量。它一方面将激情控制在一种微弱的波动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利用集体欢腾推波助澜，实现经济再生产，为人类改写了燃起激情的方式。自此，情感迸发既是可以计划的，同时又被设定在可控的区间内。在不自知状态下，大数据所占有的信息、知识与权力极大碾压了个体，对人的理性与情感的双重世界乘虚而入。这反映出人类已经被自身生产出来的数据彻底驯服、全面殖民了。

20世纪中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告诉我们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依赖于土地、劳动力与货币三要素。②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而在监视资本主义时期，由人的行为转换而来的大数据，又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表明企业为了利润而改变与控制人的行为的可能性，消费者在数据洪流中成为无差别的“用户”，沦为生产的原材料。由此，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风险与弊端，不禁要问：波兰尼命题会重返历史舞台吗？我们还会见证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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