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劳动：历史演进及公共政策*

樊 明

( 郑州西亚斯学院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1150）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镇劳动力大多在国有企业就业①这里所论国有企业是指所有公有制企业。改革开放前有所谓的“集体企业”，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只是政府对这类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方式与对国有企业相比有一些差别而已。，基本执行的是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有时有少量的加班，但总的来说，工作时间正常。部分工种有可能因劳动强度较大而存在过度劳动问题，但从社会总体考察，过度劳动问题基本不存在或至少不严重，当然也就少有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买方市场出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量农民工加入城镇劳动力市场，过度劳动逐渐显现并趋于普遍且严重，成为新闻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过去的10余年，有不少关于过度劳动的研究成果发表，如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对过劳的影响[1]，基于4个省份12个煤矿调查数据对煤矿一线员工过度劳动的评价及影响因素的分析[2]，2007—2018年高强度压力下中国医师过劳情况的调查研究[3]，郑州市民过度劳动的调查及研究[4]，基于对富士康的考察讨论低水平工资对长时间劳动的影响[5]，对江西民办高校教师“职业过劳”展开的调查及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6]，等等。对过度劳动的调查主要采取量表的形式，量表设计主要基于导致过劳的医学原因，所有这些调查都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所调查的样本群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劳动问题且通常较为严重。但研究过度劳动的基本目的，是为制定遏制过度劳动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如此就不仅要基于医学的视角，还需要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审视过度劳动。

人们通常把过度劳动与适度劳动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即过度劳动的对立面就是适度劳动，如果消除了过度劳动也就实现了适度劳动，这样的理解有着直觉上的合理性。但如果把适度劳动理解为劳动者基于效用最大化而对劳动时间作出的理性选择，就可以重新理解甚至定义适度劳动，这一理解与遏制过度劳动的公共政策更为相关。关于何为适度劳动，其实经典的工作/休闲选择理论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横轴L代表休闲时间，T代表全部可用时间，纵轴Y代表收入，弧线U为效用无差异曲线，斜线TA为收入预算线。劳动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选择L*为休闲时间，H*=T-L*为劳动时间。这一模型常用来分析劳动者从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的问题，其实这个模型也适用于个体劳动，这时预算线为个体生产函数曲线。

图1 工作/休闲选择模型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H*是劳动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劳动时间，是否也是适度劳动时间？这一时间取决于劳动者的效用函数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工资预算线的斜率），工资率首先反映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考虑到工资率还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力就生产成果的分配，并把这里的工资率视为税后工资率，那么工资率还反映了劳动者与资本以及劳动者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假定这些分配关系都是“合理”的，则H*这一劳动时间就是适度劳动时间，因为它是最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时间，而且也兼顾了资本以及公共利益。那么这一劳动时间会否导致过度劳动？用HV代表过度劳动的阈值时间，如果H*＞HV，就意味着在适度劳动时间内发生了过度劳动。这时的过度劳动是由社会低劳动生产率引起的，政府的劳动政策很难作出改变。

由此能够对适度劳动和过度劳动获得一个新的认识。定义适度劳动和过度劳动的视角是不同的：适度劳动是基于效用最大化视角，即劳动者基于效用最大化对劳动时间作出的选择；
而过度劳动是基于医学视角，即由于活动产生的疲劳不能因为包含睡眠在内的休息得到恢复的状态。因此，过度劳动与适度劳动并非一定是对立的。如果劳动者是理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是合理的，其工作时间是为实现效用最大化所选择的时间，即便导致过劳，也无需公共政策的干预。一方面，如果过度劳动导致过劳是低劳动生产率导致的，则政府在短期内缺少有效的公共政策加以干预；
另一方面，如果强行干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就可能导致劳动者不能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因为劳动时间即便很长导致过劳，也是最符合劳动者利益的。

这里有必要对过度劳动和过劳作一个区分。笔者认为，过度劳动强调的是过程，而过劳强调的是结果，即过度劳动导致过劳，因此过劳不能理解为过度劳动的缩写。但英文中只有overwork一个词同时与“过度劳动”和“过劳”相对应，建议把过度劳动仍然翻译成overwork，把过劳翻译成overfatigue。Fatigue强调的是疲劳、疲倦，overfatigue与过劳含义接近。二者的关系在英文中可表达为：Overwork causes overfatigue。现在中国对过度劳动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一些术语的定义应拥有一定的权威性。

根据工作/休闲选择模型，一般来说，当工资率较低或个体劳动生产率较低时，劳动者会选择较长时间的劳动，因为这时获得收入或产出是首要的，也就因此容易出现过度劳动。本研究首先讨论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对过度劳动的影响，这时人类社会还处于人口稀少的小部落社会时代，尚无政府和正式的制度安排。

南方古猿是公认的最早人类祖先，南方古猿的祖先是拉玛古猿。600多万年前，在现在非洲大裂谷一带，由于地处赤道附近，距离大西洋不远，而且地势较低，雨水充沛，森林茂密，拉玛古猿栖息在大树之上，食物充足，生活悠闲。如果把拉玛古猿寻找食物权且视为劳动的话，这时应不存在过度劳动，原因在于食物充足从而获得食物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但随着非洲大裂谷的出现，裂谷东部因地壳运动抬高了地势，阻断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降雨减少，原有的大片森林退化成草原，于是拉玛古猿无树攀援和栖息，不得不来到地面，开始了向人的进化。250万年前，南方古猿终于进化成人。

此时人的劳动状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劳动生产率低，难以获得足够食物，经常食不果腹，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必然需要长时间劳动，包括采集和狩猎。由此可以推断，人类伴随着过度劳动从猿进化而来，且进化成人后长期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但著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提出不同见解，认为3万年前，采集者可能是在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中午就可以回到部落做午餐，接下来就有大把时间从事休闲活动，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问题，也比较健康。只要能活过危机四伏而且意外频现的生命早期，大多能活到60岁，甚至80岁[7]。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持不同意见的也甚多。有观点认为，绝大多数人在石器时代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8]。

基于对这一时期人类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的判断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笔者还是倾向认为，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人类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但是适度的，因为劳动时间是基于效用最大化作出的选择，任何事后设想的关于原始部落劳动时间的安排，都难以改变原始社会过度劳动的状态，如果原始社会确实就是一个低劳动生产率的社会。

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后，政府以及正式制度出现，并形成阶级。劳动时间的决定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制度同时影响着劳动时间。在农业社会，大体有两种基本的制度形式：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劳动完全受制于奴隶主，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没有选择权，个人消费也仅限于保持必要体力以继续为奴隶主劳动。奴隶制度一般发生在劳动生产率较为低下的农业社会。奴隶主会尽可能强迫奴隶长时间地劳动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至少符合美国曾经实行过的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产和生活[9]。中国西藏过去实行农奴制时，农奴主也强迫农奴从事长时间沉重的劳动[10]。此外，奴隶对强制劳动的反抗，导致奴隶主给奴隶使用粗笨的不易破坏的生产工具，这也是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具有过度劳动性质的原因。因此，一般来说，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过度劳动应该是普遍的现象。

如果奴隶的过度劳动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及奴隶制度共同造成的结果，法律上就奴隶劳动时间做必要的限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奴隶的过度劳动。当然，如果废除奴隶制度，肯定更有助于避免过度劳动。但即便奴隶被解放后成为佃农甚至自耕农，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下，过度劳动可能还是难以避免。此时由于消除了超出最佳劳动时间外被强制劳动的部分，过度劳动应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减缓。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含社会主义社会）5个基本阶段①这一关于人类历史5个阶段的划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缺少直接的文本依据，一般认为，它是1897年由列宁在《经济学简明教程》的书评中明确提出的。。笔者认为，奴隶社会制度是一种经济制度，而封建社会制度更主要的是对政治制度的一种描述。其实西方学者所论的“封建社会”是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属于政治制度范畴。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以下笔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封建社会的理解讨论农民的过度劳动。这时的农民主要有两种身份：自耕农和佃农。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对自己的劳动时间都有决定权。本研究侧重讨论在租佃体制下佃农的过度劳动，自耕农可以视为租佃土地为0从而租金为0的情况。

一位佃农的劳动所得可以划分为3个部分：地租、赋税（在中国古代这部分有时通过地主来缴纳）和佃农所得的剩余部分。可以通过图2来分析这3 个部分的构成以及所对应的劳动时间。TA代表佃农的生产函数，反映了对应不同劳动时间的收成，由于边际产出的递减，生产函数凹向原点。TB是扣除了地租后的所得，而自耕农没有这部分扣除。TC是再扣除了赋税后的剩余部分。考虑到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一般较低，当不多的收成被扣除地租和赋税后收入下降，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从而会使农民更多地选择延长劳动时间，其劳动时间从H1=T-L1，延长到H2=T-L2，以及H3=T-L3，这里H3＞H2＞H1。H2-H1反映了地租所导致的劳动时间延长，H3-H2反映了赋税所导致的劳动时间延长。如果因此导致了佃农的过度劳动，则过度劳动就有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因素，当然这里本研究没有考虑佃农缴纳赋税后从政府获得的公共产品对劳动时间的影响。

图2 地租、赋税对劳动时间的影响

农业社会的过度劳动是低劳动生产率和制度安排所致，因此可以制定一定的公共政策加以遏制，如降低租金，甚至废除租佃制度以及轻徭薄赋。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农村的租佃制度并对农业加以补贴，应该有减缓甚至消除农民过度劳动的功效，如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进行的土地改革。当然这类土地改革都导致了小农经济，从而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大幅提高[11]，并由此导致过度劳动的出现，这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论。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特点，劳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是递减的，如生产函数TA所示，这就限制了农民劳动时间的增加，尤其在农闲时节。但与后来的工业社会相比，传统农业社会的农业劳动大多为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可能是导致农业社会过度劳动的重要原因，更多地反映了劳动生产率低下对过度劳动的影响。

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先后出现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两种制度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以下分别在不同的制度下，讨论劳动生产率、制度与过度劳动之间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度劳动

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同时也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生产由资本所主导，资本雇用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劳动生产率较为低下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以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福利社会阶段。与此同时，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主到劳动者普遍参与的现代民主，并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生产成果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分配以及政府赋税水平，这些都对过度劳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劳动者普遍长时间地工作，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劳动者普遍存在的过度劳动现象予以了大量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在第8章提到一个案例：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12]。显然，周工作98—100小时，必定是严重的过度劳动。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已普遍明显缩短。以下侧重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制度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的演变以及过度劳动的发生。

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相比，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产出近似于劳动时间的线性函数，并由此导致工资率是一个常数；
二是技术不断进步，资本不断积累，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随之不断增长，这与农业社会技术发展缓慢、资本积累有限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有着明显差别。

可以用图3分析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时间的影响以及过度劳动的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要缴纳赋税，同时以福利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TCA是最初的收入预算线，CA斜线的斜率为税后工资率，OE代表以福利形式来自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一收入预算线相对平缓，可以理解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劳动生产率较低时的情形。H1=T-L1是相对应的劳动时间，如果H1＞HV，即劳动时间超过过度劳动时间的阈值HV，则过度劳动发生。

图3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时间的影响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工资率是由资本所决定的，是否过低，或资本与劳动力的分配是否过于不公平？这是很有可能的。由于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更多地表现为剩余，这与城镇化进程刚刚开始有关，导致资本在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
还由于当时的民主政治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广大劳动者尚无选举权，而且他们也缺少组织，导致资本在政治上也处于强势地位，对此笔者之前的研究有较为详细的分析[13]。二是政府的税收是否过高？考虑到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小政府，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大多发生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应该说当时政府的税负并不高，当然此时社会福利水平OE，与后来资本主义进入福利社会后的OG相比也较低。

可以这么认为，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所出现的过度劳动，是低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当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一些传统文献把这个阶段所出现的劳动者劳动时间过长所导致的过度劳动全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片面的，因为当时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不短，而后来同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普遍缩短，过度劳动得到减缓，对此下文有更具体的分析。这个阶段遏制过度劳动的公共政策可以是：推进劳动者广泛参与的民主，支持其组织工会，让他们在政治上趋于强大，出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政策法令等。如此，可限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过长，并由此遏制过度劳动的发生。

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劳动者广泛参与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使资本主义进入福利社会阶段。这时，图3中的TFB成为新的收入预算线，FB斜线的斜率为更高的税后工资率，H2=T-L2是相对应的劳动时间，H2＜H1反映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收入效应导致劳动者缩短了劳动时间，如果H2＜HV，则过度劳动就不会发生。

从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平均工作时间的演变来看，这个分析和实际过程是基本吻合的。图4报告了从1950年到2014年部分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年工作时间的变化，显示其普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劳动生产率持续的上升是这个过程发生的基础，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而不断缩短工作时间，必然出现人均收入的下降，显然这并没有发生。

图4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年工作时间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过度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于经典的社会主义阶段，集中表现为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同时也是工业化阶段，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发生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甚至刚起步的国家，如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工业化刚刚开启的一些亚洲、南美国家。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1990年前后，大多原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开始于计划经济，并同时补工业化的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计划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了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选择了改革开放。以下侧重基于中国的经验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过度劳动。

就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而言，正如本研究开头所指出的，由于较为严格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过度劳动问题基本不存在，至少不严重。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以及国有企业管理的低效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不高，国民经济普遍呈现短缺状态，因此到20世纪70代末不得不选择改革开放，表现为：一方面，不断放弃计划经济而引入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外资以及发展民营经济，但大多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又在同一产品市场竞争。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导，有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首先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要发展经济，不仅需要劳动力，更需要资本，因为当时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则相对过剩，失业严重，大量农民又开始涌入城市，如此资本就如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一样在经济上表现出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在经济上表现出明显的弱势地位。其次在政治上，当时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地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这就需要吸引资本到当地投资，于是地方政府普遍加入把稀缺资本引入到当地投资的激烈竞争中，即所谓的招商引资。如此就必然表现出迁就资本的行为，使得资本在政治上也获得相当的优势地位，并有意无意地忽视劳动者利益。相反，劳动者既缺少有效的组织与资本抗衡，也缺少对地方政府的有效制约，在政治上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此外，这一时期开始并没有脱离短缺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如此民营企业首先延长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产品市场的竞争就要求国有企业也必须延长劳动时间，或要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分配方式等方面趋同。试想，如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劳动者享受较高工资和较短劳动时间，就必然处于成本的竞争劣势，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亏损并进而倒闭，至少与国有企业不能改变其分配方式，以及及时调整劳动时间有着一定的关系。而能够在竞争的产品市场继续经营的国有企业，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就必须与民营企业趋同，因而也相应地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除了部分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地位避开与民营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直接竞争而可以保持原有的劳动时间。于是，因劳动时间过长导致的过度劳动就开始出现并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中国有诸多特征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低劳动生产率，资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样强大，而广大劳动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样弱小，导致劳动时间过长进而导致过度劳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这一阶段。根据202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202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47.0小时且多年保持稳定[14]，而根据笔者2017年主要在河南组织的调查，城镇居民平均周工作49.2小时[15]，与当下发达国家居民的劳动时间相比，仍是相当高的。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及发达国家解决劳动时间过长问题的历史经验，解决当下的劳动时间过长进而导致过度劳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资本和劳动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当下要特别加强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权力，包括促使工会发挥好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职能，推进劳动者更加广泛深入参与社会的民主进程，以此来平衡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以及遏制地方政府过分偏向资本而忽视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倾向。如此，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从而其稀缺性不断降低，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不断趋于饱和客观上限制了生产的无限扩张，劳动时间会不断缩短，由此将不断缓和过度劳动的问题。显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后工业社会又称知识社会，以知识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主要特征，后工业社会首先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美国社会学家贝尔1973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比较完整全面地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并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诸多特征[16]。笔者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两个与过度劳动相关的重要特征：一是在分配方面表现出赢家通吃的特征；
二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度集中，进而引发企业的生存竞争。这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赢家通吃的概念由法兰克和库克在《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书中系统提出，认为赢家通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相对表现定奖酬；
二是奖酬很容易集中到少数几个顶尖的杰出人才手上，而才智或努力方面的微小差异往往造成所得的巨大差距[17]。以下侧重讨论赢家通吃社会与过度劳动的关系，对此笔者之前的研究已有分析[18]36-42，本研究在此再简要回顾并进一步展开。在赢家通吃的市场，厂商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技术竞争以争夺技术发明的优先权。一旦技术取得领先优势，就可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及盈利，否则将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被驱离市场。如果科研人员工作时间愈长，则研发率先获得突破的概率愈大，且概率以加速度增加，因为在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才智或努力方面的微小差异往往造成所得的巨大差距”。

赢家通吃的分析对象更多地强调个人，其实在全球化时代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赢家通吃的特征，表现为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高度集中的趋势，并进而引发企业的生存竞争。在过去运输成本较高、信息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市场通常局限于较小区域范围，不同区域市场有一定数量的厂商，在全国以及全球范围内形成众多的生产同一产品的厂商。但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后，运输和信息成本不断降低，导致厂商在越来越大的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范围内展开竞争。其结果就是，生产向少数厂商集中形成全球性的巨型跨国公司，并导致不能做大做强的厂商退出市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集中化”[19]。这时，身处全球市场的厂商，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加入的，都面临严酷的技术竞争。为此就必须比竞争对手在技术上更有效率，在成本上更具竞争性，进而就可能导致技术人员加强研发的力度从而延长其工作时间，甚至也延长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降低成本。

以上两个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改变了科技人员的收入预算线，如图5所示，它由两部分构成：如果研发没有首先获得突破，包括没有完成或虽完成但落后于竞争对手，则收入为确定的基本工资Y0；
如果研发率先突破，则获得巨额奖励，包括奖金和精神上的喜悦。这二者又高度相关。如果按标准作息工作，每天工作时间HS=T-LS，则研发不可能率先突破，就只能获得基本工资Y0。研发投入时间越长，率先获得突破的概率就越大，但二者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随着研发投入时间的增加，率先突破的概率加速增加。原因就在于，随着研发投入时间的增加，研发投入时间更长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少。比如当一个研发团队日工作12小时时，有5个竞争对手团队也日工作12小时或以上，但当这个研发团队日工作提高到13小时时，就只有3个竞争对手团队也日工作13小时或以上。这就意味着，随着一个研发团队研发投入时间越长，研发投入时间相仿或更长的竞争对手就越来越少，率先获得突破的概率就越大。但对研发人员来说，研发投入的奖金就不再是一个确定值，而是表现为对应于不同研发投入时间的期望值E(Y)，等于研发率先突破获得的奖金乘以率先突破的概率。随着研发投入时间的增加，研发率先获得突破的概率增加，奖金的期望值也随之提高，如此预算线Y0A虚线以上的部分表现为凸向原点O。这就意味着，随着研发投入时间的增加，单位研发投入时间回报的期望值（类似于工资率）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当研发投入时间增加至生理极限时，单位研发投入时间回报的期望值增加到极高的水平，如此就可能诱发研发人员将其研发投入时间向生理极限靠近，必然导致严重的过度劳动。

图5 赢家通吃市场科研人员工作时间的选择

制定公共政策治理这类过度劳动是个难题，原因有二：一是必要性，因为这种过度劳动可能是一定意义上的适度劳动，是劳动者为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主动作出的选择。限制这类过度劳动就是限制了劳动者对自身幸福的追求，除非能够论证研发人员对自己工作时间的选择是非理性的。二是治理难度，一般来说，公共政策不容易治理被治理者的主动行为，除非投入巨额的公共资源。华为的研发人员是中国过度劳动非常严重的一个群体。笔者2018年到华为调研时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一项工作是赶加班过晚的研发人员回家休息，但有的研发人员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工作场所。

当然公共政策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着眼点主要在于限制过度竞争，让过度竞争的参与者付出其他代价，对此笔者曾作过讨论[18]36-42。简要说来，一是依据劳动法，对不遵守劳动法的企业加重处罚。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为此，劳动监察部门要依法监察每个企业是否在遵守，对违法的企业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二是为了使企业的过度劳动可监控，建议将公司的考勤装置与劳动监察部门的系统连接，使劳动监察部门可实时监控记录每个企业员工的实际劳动时间。劳动监察部门定期发布每个企业员工劳动时间情况，并依据劳动法作出评价，也有利于公众监督。三是员工可对被迫过度劳动向劳动监察部门申诉，尤其是无报酬的被迫超长工作。四是要加强集体谈判的落实，将劳动时间以及加班报酬等列为谈判内容，这对非研发类的一般员工更为重要。

适度劳动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对劳动时间作出的选择，而过度劳动是基于医学标准对劳动者的健康状态作出的评判。过度劳动的发生受制于劳动生产率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过度劳动是劳动者基于效用最大化对劳动时间作出的选择，公共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如果过度劳动因劳动生产率低下所导致，公共政策也难以发挥作用；
如果有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导致过度劳动的发生，则公共政策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赢家通吃的后工业社会，劳动者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线是不相同的。在农业社会，收入预算线凹向原点，产出随劳动时间增加而增加，但边际产出是递减的；
在工业社会，收入预算线是线性的，收入随劳动时间增加而线性增加；
在赢家通吃的后工业社会，对研发人员来说，收入预算线表现为奖金期望值与劳动时间的关系，凸向原点，奖金期望值随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且边际奖金是递增的。为了方便比较，这里假定没有政府税收和福利形式的转移支付。不同社会的收入预算线如图6所示。这一发现有助于丰富劳动时间决定的理论。

图6 不同社会收入预算线

不同时代限制过度劳动的公共政策不同。在农业社会，如果过度劳动有奴隶制度、租佃制度以及政府课税过重的因素，废除奴隶制、减租、废除租佃制度以及减少税赋对减缓过度劳动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低下，过度劳动还是难以避免。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提高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遏制过度劳动的关键。不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劳动时间会不断缩短从而可遏制过度劳动。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过度劳动一般不普遍也不严重。就中国的经验来说，改革开放后，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民营企业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主导同一产品市场其他所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劳动。要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可通过有利于保障其权益的立法以及通过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与资本抗衡，这有助于缓解过度劳动。在赢家通吃的后工业社会，研发人员是过度劳动的主体，研发率先突破的竞争导致研发投入时间的边际回报期望值递增，是导致过度劳动的重要原因。政府适当限制竞争，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研发人员的过度劳动。

本研究只是基于劳动生产率和制度因素对过度劳动的发生提出一种解释，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未必全面，比如没有特别关注文化因素。显然文化也应是导致过度劳动的重要因素。比如同样是发达国家，日本的过劳问题明显要比欧美国家严重，仅基于劳动生产率和制度因素，就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而文化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同样在西方的社会环境，华裔的吃苦耐劳精神明显超过其他族群，这应更多地从文化上加以解释。劳动生产率并不高的非洲、南美等地的劳动者强烈排斥加班，由此避免了过度劳动，也应更多地从文化上加以解释。当然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可以容纳文化因素的，体现在效用曲线的形状上，拒绝过度劳动的人往往更看重休闲，其效用曲线相对平缓，因而选择的劳动时间就比较少，只是本研究没有对此展开分析。此外，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当下人们广泛议论的“躺平”，也可以提出解释。所谓“躺平”是指放弃奋斗的一种选择。人们之所以选择“躺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期望值构成的收入预算线对选择“躺平”的人来说，过于平缓，因为躺平者判断自己奋斗后获得成功的概率很小。其实现在高校教师中，过劳的人不少，但选择躺平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的学术奋斗很难获得承认，不如躺平。因此，未来对过度劳动的研究如何融入文化因素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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