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灵位业图》纂者为陶弘景新证——兼与广濑直记等先生商榷
时间：2023-04-24 16:35:1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雁勇
考察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是道经研究的一大难点，明《道藏》收录的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简称《位业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其题名之后有“梁贞白先生陶弘景纂，唐天台妙有大师玄同先生赐紫闾丘方远校定”的字样①除特殊说明外，本文所引《真灵位业图》内容均出自“三家本”《道藏》，简称“今本《位业图》”，后文不再出注。参见《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72-283页。，但由于陶弘景（456—536年）从子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等重要书目未曾著录，明清时期王世贞②《秘册汇函》本《真灵位业图》载有王世贞《题陶贞白〈灵宝真灵位业图〉》，参见（梁）陶弘景《灵宝真灵位业图》，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页。、王士祯③（清）王士祯：《居易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78页。、《四库》馆丞④（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759页。等对陶弘景为纂者颇为质疑。不过除了因著录问题和基于儒家立场而宣泄情绪上的不满外，他们并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来。①张雁勇：《〈真灵位业图〉神仙源流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8页；
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页。20 世纪至今，学界在《位业图》纂者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认为陶弘景是纂者，可称之为“赞同说”，以余嘉锡为代表。他指出《位业图》序言“实出六朝人之笔，非出伪托”，又根据陶翊所言“又有图像杂记甚多，未得一二尽知见也”，推测陶翊没有见到《位业图》亦属正常。②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3页。此说得到了李养正以及任继愈、卿希泰主编著作的采纳③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3页；
卿希泰、詹石窗主编：《中国道教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42页。，很多学者也径直以陶弘景为作者展开论述。④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94页；
[日]窪德忠著，萧坤华译：《道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日]石井昌子：《道教的神》，[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译：《道教》（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6 页；
潘雨廷：《道藏书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钟国发：《陶弘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6-288 页；
汤一介：《早期道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萧登福：《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622-624页；
罗凉萍：《陶弘景的仙学思想研究》，《玄奘人文学报》2008年第8期；
李申：《道教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修订本），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胡孚琛：《道学通论》（上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
王卡：《道家与道教思想简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6页；
等等。此外，笔者也从文辞、教理、文献源流、神仙名目、陶弘景思想等方面综合分析，也倾向于作者是陶弘景。⑤张雁勇：《〈真灵位业图〉神仙源流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7-39页。
第二，对陶弘景为纂者有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可称之为“怀疑说”。持此观点的多数是日本学者，除了广濑直记已经指出的吉岗义丰和大渊忍尔的怀疑外（没有论证）⑥[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59页。，福永光司还列出了四条证据。⑦[日]福永光司：《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和元始天尊——儒教的最高神和道教的最高神》，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0页。对于福永光司提出的四条证据，笔者已经进行了逐一反驳，参见张雁勇《〈真灵位业图〉神仙源流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近年广濑发表了《〈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一文，通过对《无上秘要》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相关内容的详密分析，得出了陶弘景并非《位业图》作者的明确结论。⑧[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57-78页。
第三，倾向于陶弘景只是《位业图》的修订者，以王家葵为代表，可称之为“修订说”。不过王先生对这一看法亦持谨慎的科学态度，承认“难获得绝对之证明”。⑨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8页。
诚如广濑所言，《位业图》“作者是否为陶弘景，关系到他在六朝道教史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⑩[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57页。。通过研读学界既有成果，我们发现“赞同说”的证据依然不够充分，对“怀疑说”和“修订说”也尚未给出有力的回应；
“怀疑说”和“修订说”虽然提醒大家应该进一步检视“赞同说”，但其论证也存在不少问题。鉴于以上三种意见均无法夯实结论，现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学界既有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对《位业图》的署名、序言、神名、文献关系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提供陶弘景为纂者的证据链，以期对解决问题有所补益。
单独讨论今本《位业图》既有的署名问题，难免有空中楼阁之嫌，因为并不能作为考证其纂者的重要证据。不过其价值在于，既有助于我们明确所署两位责任者从事的具体工作，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也有利于探寻署名的可能性。至于对序言的分析，则是考证纂者十分重要的内证。
（一）《位业图》署名所含信息
今本《位业图》序末署名“陶弘景序”，题名之后有“梁贞白先生陶弘景纂，唐天台妙有大师玄同先生赐紫闾丘方远校定”的字样。仅此而言，《位业图》的序言是陶弘景所作，正文也由陶弘景“纂”成，至少意味着它与陶弘景的思想一致。“纂”表明作者在整合神仙名号以编制神谱时搜集了相关道经，而非凭空杜撰。另外，上清派著名道士闾丘方远①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作为“校定”者，其目的在于对陶弘景所纂《位业图》流传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修订，以此来恢复原貌。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客观上可能“造”出一些错误外，闾丘氏在所据版本的基础上并未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根据南唐沈汾《续仙传》的记载，闾丘方远曾“受法箓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真文秘诀，尽以付授”，他“笃好子史群书，每批卷必一览之，不遗于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贞白，吾之师友也。’铨《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鉴于其声名，唐昭宗“乃降诏褒异，就颁命服，俾耀玄风，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②（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08页。由此可见，“既然闾丘氏远追陶弘景为师友，并对《太平经》这样的道教经典文献进行整理进而成名，则校定《位业图》尽在情理之中”③张雁勇：《〈真灵位业图〉神仙源流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39页。。再者，正因为闾丘方远属于上清派、仰慕陶弘景，所以他依据的《位业图》底本更可能从陶弘景而非他处流传而来，他所做的工作从理论上说更应该是恢复原貌的“校定”工作，而非索安④[法]索安著，吕鹏志、陈平等译：《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7页。、柏夷⑤[美]柏夷著，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道教研究论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3页。等学者所说的“窜改”或“重组”。
（二）《位业图》序言有陶氏风格
由于唐代道书《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记载上清派宗师潘师正在回答唐高宗之问时有“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之语⑥《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793页。，司马虚、蔡雾溪、王家葵均据此推想《位业图》是《登真隐诀》的一部分⑦转引自[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0页;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页。。广濑直记反对这种看法，他经过考察《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和《登真隐诀》的文例，指出《位业图》和《登真隐诀》本是两部文献①[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8-70页。，广濑论证合理，笔者从之。既然《位业图》是单行本，那么有“序”就是正常的现象。在序言中，作者主要从编纂思路、具体工作、虔诚态度等角度介绍了《位业图》的写作背景，下面我们就先从序言的角度来讨论《位业图》与陶弘景之间的联系。
明代王世贞虽然怀疑《位业图》为后人附会之作，但也承认今本《位业图》“序辞颇质雅而不快爽，类陶笔”②（梁）陶弘景：《灵宝真灵位业图》，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页。。前文所言余嘉锡曾以《位业图序》证明陶弘景为作者，不过没有给出具体证据。笔者通过比较《位业图序》与《真诰》，发现都有“景耀（曜）”“俯眄”“墨羽”“位业”的表述，提供了一些证据。③张雁勇：《〈真灵位业图〉神仙源流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7-19页。这里我们将进一步扩展视野，结合王京州搜集的陶弘景所写六篇序言来补充更多的证据。④（南朝·梁）陶弘景著，王京洲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7-140页。为了免于过度征引，以下只罗列出关键的文辞、句式以及反映作者隐居状态的内容进行对比：
1.《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序》
文辞：玄、精、眄、岩、海、深、浅、究、品、隐、显、号、今、类、高、如、若、例、或、同、迹、委、识、谓、粗、辄、上、下、乖、贻、垂、异、学、达、宗、必、人纲、略说、略宣、略识、谨依、真人、条领、犹如、研综天经、埒其高卑、区其宫域。
句式：岂解士庶之贵贱，辩爵号异同乎？
隐居状态：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
俯眄平区，见岩海之崇深。
2.《登真隐诀序》
文辞：粗、谓、委、岩、海、研、学、或、显、隐、宗、精、犹、必、究、同、高、品、条、眄、经、例、综、若、乖、垂、玄、人间、真人、略问、谨依。
句式：若……安能……？
隐居状态：顷岩居务静，颇得恭洁。
3.《药总诀序》
文辞：类、或、乖。
句式：岂非……乎？
4.《补缺肘后百一方序》
文辞：类、虽、犹、深、辄、宜、上、下、达、今、或、海、略为、条领。
句式：安可……？岂……乎？
隐居状态：余宅身幽领，迄将十载。
5.《本草经集注序》
文辞：岩、识、类、品、迹、浅、深、今、辄、精、粗、贻、仙经、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分副科条、区畛物类。
隐居状态：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领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
6.《养性延命录》
文辞：禀、贵、类、号、仙经、真人、略取。
句式：宁免……也？
图一《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序》局部①《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72页。
综览以上引文，至少有五点值得注意：第一，类、粗、略、犹、条、岩、海、乖、深等是这些序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
第二，乖、条领、贻、打比方、反问句式的辨识度很高；
第三，《登真隐诀序》与《位业图序》的篇幅均在400字左右，但相同的词汇竟有30多处，这绝非仅与两部道经皆言神仙之事有关，而是意味着它们出自同一作者；
第四，《位业图序》中“研综天经”和“埒其高卑，区其宫域”与《本草经集注序》中“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和“分副科条、区畛物类”的表述方式十分相似；
第五，陶弘景在序中往往透露出自己的隐居状态，而《位业图序》“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
俯眄平区，见岩海之崇深”一语也与这种隐居状态颇为契合。除以上序言的例证外，可再举一段陶弘景所撰《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的碑文：“俗中经传所谈，云‘已被太极铨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诰》并《葛氏旧谱》，则事有未符。恐教迹参差，适时立说。犹如执戟侍陛，岂谓三摘灵桃；
徒见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职？”②（南朝·梁）陶弘景著，王京洲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这段碑文延续了陶弘景的严谨考证之风，最后“犹如……岂谓……安知”一句的句式结构，也与《位业图序》“犹如……岂解……”非常相似。
综上，《位业图序》所用文辞、句式以及透露出的隐居状态有着浓厚的陶弘景风格，足以形成一条重要的证据链，而且很难用刻意造作予以解释，因为只有陶弘景本人才可能将这些元素运用得如此浑然一体。
今本《位业图》有近半神仙源自陶弘景所撰《真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真诰》可以看作是《位业图》的一个详细注本”①张雁勇：《〈真灵位业图〉神仙源流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30页。，此为问题的主要方面。至于广濑直记等学者指出的今本《位业图》和与其相似的《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两种文献同《真诰》存在矛盾之处，则另有具体原因，并不能据此轻易得出《位业图》与陶弘景观点不符的结论。以下我们就对学者指出的矛盾之处逐一进行回应。
（一）神仙排序
与《真诰·运题象第一》所载南岳夫人向杨羲所言真人的排序相比，广濑有一个发现，即《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中的神名“不仅顺序有所颠倒，连上清、太极、太清、地真的等级也会发生变化”，今本《位业图》也继承了这些变化。虽然广濑了解神灵地位在理论上具有流动性，但他认为陶弘景不可能改变《真诰》卷一中的神灵排序。其理由主要是：“陶弘景不像杨羲可以接受真人的启示，对于以后发生的真人地位变动无从得知。即使他有办法可以得知，也应该在《真诰》卷一的注释中对此有所提及，但是《真诰》中完全没有这种记载。”又说陶弘景“根据自己的判断，破坏南岳夫人所说的那个朴素而真实的序位，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最后他强调这是一条“道人名品”作者不是陶弘景的“强有力证据”。②[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3-65页。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理由有二：
第一，陶弘景并不是完全满意南岳夫人所言神名和排序，所以根据自己的看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很正常。如《真诰·运题象第一》所载男真中有“东岳上真卿司命君”和“清虚小有天王王子登”，陶注：“案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称讳字。此清虚是南岳之师，尚称字，独不显茅司命字，亦为难详也。”③（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运题象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男真之后列有女真，其中“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位列“北汉七灵右夫人”之后，陶弘景也指出：“案有数号者，并以多为高。西王母称九灵，则八灵宜在七灵前，而今返在后者，亦所未详。”④（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运题象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页。与以上陶弘景的认识相应，今本《位业图》上清境列有“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和“右辅小有洞天太素清虚真人四司三元右保公王君”，在神灵姓后皆加“君”字以示尊，夹注中则相应补充了讳字；
上清境女真位中的“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则位居“北汉七灵石（右）夫人”之前。
第二，影响“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中神灵排序的因素不只局限于《真诰》，还有更为广阔的道经来源，并且加入了作者的各种判断。今本《位业图序》中提到，该神谱是作者“研综天经”“比类经正，雠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后的研究成果，由于不敢保证完全正确，所以诚惶诚恐地说“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并表示出“若必不宜然，愿垂戒告”的虔诚态度。所以，如果《位业图》的纂者是陶弘景，那么《无上秘要》“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中对神灵次第位号做出的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
（二）曹操地位
广濑发现《无上秘要》卷83《得鬼官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酆都鬼境均言魏武帝曹操为“北帝太傅”，而这一点与《真诰》中陶弘景的认识相抵牾。①[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5-66页。《真诰·阐幽微第一》：“魏武帝为北君太傅。”陶注：“北君则北斗君，周武王也。四明各有宾友，恐北斗君不置此职，当以太傅准之。”②（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5《阐幽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4页。广濑据此指出陶弘景持“北君则北斗君”这一看法。③[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6页。王家葵对此则分析说：“《真诰》本意，乃是以曹操为北斗君之太傅；
陶弘景注释，不以此论为然，其‘当以太傅准之’句，语意未完，似脱类似‘北君恐是北帝’之类言论。”④（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5页。王先生的分析是值得注意的。其实“北君则北斗君”只是陶弘景从一般常识的角度给出的解释，而“恐北斗君不置此职”则是他的推测。从行文来看，“此职”一词是概指“宾友”和“太傅”之类的辅佐者，陶弘景本人并不认同曹操为北斗君太傅这一说法，这就为曹操是“北帝太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因此，“北君”一词存在歧义，曹操在《得鬼官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神系中的地位，并非如广濑所言与陶弘景的看法不一，反而很可能是一致的。
（三）邵奭与夏启成仙说
广濑注意到《无上秘要》卷83 和今本《位业图》都列有从鬼官上补到九宫的“召奭”。他接着指出，陶弘景在《真诰》注释中“近乎顽固地三次主张‘夏启成仙说’，与‘道人名品’取‘召奭成仙说’的态度截然不同”，由此作为“道人名品”的作者不是陶弘景的佐证。⑤[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6-67页。其实广濑强调陶弘景对“夏启成仙说”持坚持态度的同时，并没有更多地留意他妥协的一面。《真诰·阐幽微第一》：“夏启为东明公，领斗君师。”“邵公奭为南明公。”⑥（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5《阐幽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9-270页。《阐幽微第二》则曰：“邵奭为东明公，云行上补九宫右保公。右七月十六日夜，定录君所告。”陶注：“前云邵为南明公，今乃是东。若非名号之误，则东南之差。既寻当迁擢，则必应是启，中君脱尔云邵尔。亦可是有甘棠之德，故不限其年月耳。”⑦（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6《阐幽微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7页。陶弘景在这里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一方面以“必应”之辞倾向于“夏启成仙说”，但又以“亦可”之言勉强同意了“邵奭成仙说”。笔者以为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与陶弘景自己的各种推测相比，定录君茅固作为仙真，其关于邵奭的表述更具权威性。第二，将“邵奭为东明公”改为“邵奭为南明公”是一字之差，尚可理解；
若将其改为“夏启为东明公”则是二字之差，会导致改字较多的结果。因此，《无上秘要》卷83《得九宫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九宫位均在右保公的仙位上列着召奭，皆谓从南明公上补此位⑧《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38页；
《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78页。，而《得鬼官道人名品》“邵奭，南明公”条和今本《位业图》“南明公邵奭”条又注
明“一云东明公”①《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34页；
《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80页。，亦是呼应定录君茅固之诰。
（四）燕昭王的定位
关于燕昭王成仙之事，虽然广濑已经注意到《真诰·稽神枢第四》提及燕昭王曾经吞服九转神丹这一经历，但他又根据同篇陶注所说“燕昭学仙而不见别迹”一语，推断在陶氏看来燕昭王学仙并没有取得成功，进而得出此与《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中的太清等级列有“燕昭王”不符的结论。②[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7页。其实广濑这一考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陶弘景所谓“燕昭学仙而不见别迹”是说燕昭王学仙之事在别处道经未见记载。这仅是就燕昭王吞服九转神丹等“学仙”过程而言的，尚未涉及成仙与否这一结果，所以《真诰·稽神枢第四》与《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中列有“燕昭王”并不矛盾。第二，关于燕昭王是否成仙，广濑并没有注意到陶弘景在《真诰》另一处对燕昭王成仙的说明和推测。《真诰·阐幽微第二》陶注提及“《剑经序》称燕昭亦得仙”，并解释说“燕昭，六国时英主，遂不堕于三官，乃知炼丹独往，亦为殊拔也”③（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6《阐幽微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4页。。这充分说明，《剑经序》是燕昭王成仙的权威来源，陶氏对其是认可的。关于道经所载燕昭王吞食九转神丹并位列太清境之事，亦有迹可寻。《拾遗记·燕昭王》记载燕昭王曾向同游的西王母乞求“九转神丹”，但当时“王母弗与”。④（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7页。同书《方丈山》又记载燕昭王建有通霞之台，“台左右种恒春之树，叶如莲花，芬芳如桂，花随四时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贡焉，列国咸贺。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忧太清不至。’”⑤（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5页。由此看来，道教最终满足了燕昭王服食成仙的美好愿望。
（五）左元放的定位
关于左元放，广濑发现他既出现在《无上秘要》“道人名品”的“太极”，又见于“地真”，转而指出陶弘景评价他“仙弟犹下”，最后由此矛盾得出将左元放“放在‘太极’，也与陶弘景不符”的结论。⑥[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7-68页。实际上这一判断源于广濑误读了相关文献，因为《无上秘要》之《得地真道人名品》中的确有左元放的仙位，但《得太极道人名品》中却并无他的仙位。《得太极道人名品》的原文为：“李翼，字仲甫，京兆人，与茅司命俱事王君，左元放师，西岳卿嗣（副）司命，别主西方录籍。”⑦《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43页。这就意味着“左元放师”四字只是用来解释“李翼”的，而并没有在“太极”境中再次设有“左元放”的专属仙位。这一点也与《位业图》太极境中“西岳卿副司命季（李）仲甫”（正文）为“左元放师”（双行夹注）的表述高度一致。⑧《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75页。相关依据来自《真诰·协昌期第一》：“大方诸宫，青君常治处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极公卿诸司命所在也。”陶注：“李仲甫在西方，韩众在南方，馀三十一司命皆在东华，青童为太司命总统故也。”①（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9《协昌期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1页。
（六）周抚等人的职位
广濑发现《无上秘要》卷83《得鬼官道人名品》中周抚、田银、虞谭、纪瞻四人之后的“此四人北斗南门亭长”与《真诰》卷15的记载有些出入，按照《真诰》，“四人之中只有周抚是南门亭长，而虞谭和纪瞻是北天修门郎，田银（《真诰》作‘田录’）则是前任北天修门郎”，并指出“如果陶弘景是‘道人名品’的作者，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②[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8页。确如广濑所言，陶弘景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③从《真诰》中的陶注足以看出陶弘景治学极为严谨，长于铨正谬误。《位业图序》所言“诸如此例，难可必证”“若必不宜然，愿垂戒告”等语句同样透露出了这种谨慎的治学态度。，“道人名品”中的这一问题属于陶氏不大可能犯的“低级错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只能说明《无上秘要》原文或者它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讹误，并不能将其作为《位业图》不是陶弘景编纂的证据。相反，今本《位业图》与《真诰》中的记载是一致的，王家葵和广濑直记对此也均已指出④[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8页；
（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4页。，那么这一点反而又可以作为《位业图》成于陶弘景之手的一个证据了。
以上几条对广濑意见的回应可以说明，对于《真诰》正文，陶弘景视之为权威认识，面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他采取了能妥协就尽量妥协，无法妥协则提出自己看法的态度。《无上秘要》“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也是以此为准的。另外，广濑注意到《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中的神名“大半见于《真诰》，而且神名之下所附的说明，有一些也明显依据了《真诰》的陶注”，由此推断“道人名品”的内容“成于陶弘景之后”。⑤[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2-63页。对于这一点，笔者是充分赞同的。所以，从神仙名号来看，虽然《无上秘要》“道人名品”及其原始文献的作者不是陶弘景，但其结构性来源依然是陶弘景所纂《位业图》。
（七）孔子的定位
在《真诰·阐幽微第二》中陶弘景说孔子“或入仙品，而仙家不显之”⑥（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6《阐幽微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4页。。基于这条记载，广濑认为今本《位业图》太极境有“太极上真公孔丘”是与陶弘景认识不符的。⑦[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77页。其实广濑对陶弘景那句话产生了误解，陶弘景的意思是说，虽然他在编纂《真诰》时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但倾向于孔子已经入列仙品了。笔者推测他在后来“研综天经”编纂《位业图》时发现孔子及其弟子均已入列仙品，证实了自己当初的猜测，遂将孔子列入了《位业图》。我们这一推测是有文献依据的，《元始上真众仙记》所载《真记》曰：“孔丘为大（太）极上真公，治九嶷山。颜回受书初为明泉侍郎，后为二天司真。七十二人，受名玄洲名徒，三千不经北酆之门。”⑧《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71页。据学者研究，《元始上真众仙记》之《真记》部分的作者应该是南朝梁陈时期“积极传授《上清经》的道士”①王皓月：《析经求真：陆修静与灵宝经关系新探》，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17页。。《位业图》在“太极上真公孔丘”之下列有“明晨侍郎三天司真颜回”，并在“施存”条有注：“孔子弟子三千人，数得道。”《位业图》是搜集道经中的神名编纂而成的，以上记载显然来自《元始上真众仙记》或与其记载相似的道经，至于“二天”与“三天”之别，“明泉”与“明晨”之分，则很可能是传抄致误，无关宏旨。
（八）葛玄等人的定位
今本《位业图》第三等级太极境左位有“太极左仙公葛玄”，右位有向他传授灵宝经的“太极法师徐来勒”和“太上玄一三真”，广濑认为这些“都是将陶弘景不信奉的灵宝经中的神灵添加进来了”。他又补充说：“可能有观点认为，这些灵宝经的神灵不在第一、第二而在第三位，正与陶弘景对待灵宝经的态度一致。但是第三位决非低位，它在《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中相当于‘太极’，即真人之位。我们应该想到，连茅山降神的关键人物‘中茅君’和‘小茅君’都处于第六位，可见第三位实际上是何等的高位。”②[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77页。王家葵也认为今本《位业图》“太极左仙公葛玄”一条“非出陶弘景之手也明，疑经过闾丘方远调整，根据唐代道教实况，将葛玄升入太极品中”③（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7页。，柏夷也有类似的怀疑④[美]柏夷著，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道教研究论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5页。。实际上这些观点值得斟酌。
首先，第三等级太极境毕竟低于第一等级玉清境和第二等级上清境，相比之下，确实算不上“何等的高位”。至于上清派崇奉的中茅君和小茅君，虽然他们位居较低的第六等级，但是“右禁郎定录真君中茅君”是这一等级的中位主神，“三官保命小茅君”则处于主神麾下最尊的左位第一位，地位并不低。与此类似，我们也不能发现“酆都北阴大帝”位居《位业图》第七等级就认为其地位很低，因为他是这一等级的中位主神。
其次，陶弘景最终认可了葛玄“太极左仙公”的地位。在陶弘景起初接触到的仙真降诰中，葛玄并没有受职仙公。《真诰·稽神枢第二》：“玄善于变幻，而拙于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仙人也。初在长山，近入盖竹，亦能乘虎使鬼，无所不至，但几于未得受职耳。”陶弘景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注释中说：“葛玄字孝先，是抱朴从祖，即郑思远之师也。少入山得仙，时人咸莫测所在。传言东海中仙人，寄书呼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长史所以有问，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灵宝》所云‘太极左仙公’，于斯妄乎？”⑤（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12《稽神枢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2页。由注释可知，此时陶弘景知晓葛玄在灵宝经中被称为“太极左仙公”，并对此表示严重质疑，但后来他的看法有了变化。陶弘景所撰《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记载：“仙公姓葛讳玄……俗中经传所谈，云‘已被太极铨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诰》并《葛氏旧谱》，则事有未符。恐教迹参差，适时立说……仙公赤乌七年太岁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长往不返。恒与郭声子等相随，久当授任玄都，祗秩天爵，佐命四辅，理察人祇。”⑥（南朝·梁）陶弘景著，王京洲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2-167页。这段碑文言及《真诰》，可知成文于《真诰》之后。碑文中陶弘景称葛玄为“仙公”，虽然这与他所熟悉的《真诰》和《葛氏旧谱》不符，但“久当授任玄都，祗秩天爵，佐命四辅，理察人祇”一语又反映出他认为葛玄升仙之后被授予了仙职，“佐命四辅”当指左仙公之位。这说明陶弘景虽然轻视灵宝经，但也给予了必要的地位，并没有彻底否定之。此外，与上清派有关的《元始上真众仙记》之《真记》记载：“葛玄受金阙君命，为太极左仙公，治盖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驾乘虎骑也。”①《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71页。《无上秘要》卷83《得地仙道人名品》也说：“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人。初在长山，又入盖竹山，善于变幻，能乘虎使鬼，无所不至，几当受职。”②《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36页。“几当受职”亦是暗指葛玄受职“太极左仙公”，这与《真诰·稽神枢第二》“几于未得受职耳”的意思完全相反。在今本《位业图》“太极左仙公葛玄”条有“吴时下演《灵宝》，下为地仙”的注释，则是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柏夷注意到《无上秘要》卷84《得太极道人名品》中没有出现“太极左仙公葛玄”（只出现在“地仙”之列）和降授葛玄的“太上玄一三真”③向葛玄传授道经的“太极法师徐来勒”也没有出现。，并指出“这种对于灵宝经的轻视，以及对某些人物的拥护，与我们所了解的陶弘景的倾向颇为一致”④[美]柏夷著，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道教研究论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5页。。柏夷的这一解读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认识并不能解释《得太极道人名品》所载夏禹“受钟山真公《灵宝九行九真》”以及帝喾和颛顼“受灵宝五符”⑤《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44页。。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无上秘要》“道人名品”在抄录《位业图》或其传本时并不拒绝与灵宝经有关的仙真，《得太极道人名品》中没有太极左仙公葛玄、太极法师徐来勒、太上玄一三真，只是偶尔脱漏使然；
第二，“道人名品”在抄录《位业图》或其传本时主动拒绝与灵宝经有关的仙真，但是没有彻底处理干净，留下了蛛丝马迹。其中第一种过于巧合，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则可能性很大，可以由此推测《位业图》本来载有与灵宝经相关的以上三位仙真，今本《位业图》载有这些仙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无上秘要》没有记载并不能说明陶弘景所纂《位业图》也没有相关记载。
（九）元始天尊的定位
《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中记载了潘师正答唐高宗“天尊有几身”之问，文中提到“按诸经所明，天尊有法身、本身、道身、真身、迹身、应身、分身、化身”。⑥《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790页。在听完潘师正做出的解释后，唐高宗又提出一个问题：“道法在此，天中为极，为当更有所在？”潘师正于是答道：“谨按《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云：玉清紫虚高上元皇道君……中元上合虚皇道君……”⑦《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793页。由于以上记载，《位业图》第一等级的中位主神为“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往往受到学者的质疑。王家葵指出：“《真灵位业图》以元始天尊为最尊，早期似乎是灵宝派专有之主张，但陶弘景是否采纳包容，论者意见分歧，然皆难于确证。”⑧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页。不过他仍然以《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潘师正之言为根据，倾向于陶弘景《位业图》的第一尊神是“玉清紫虚高上元皇道君”，并没有“元始天尊”的尊号，并推测“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这一特殊尊号是《位业图》的校定者闾丘方远根据《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等“《大洞》以高上为元始”之论，将潘师正所言“中元上合虚皇道君”和“元始天尊”两位神祇进行组合的结果。①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21页；
（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10页。广濑也指出“元始天尊”是“陶弘景不信奉的灵宝经中的神灵”。②[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77页。柏夷也认为今本《位业图》中的“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是闾丘方远有意识的重组，其独特贡献则在于指出“虚皇道君乃是天尊的一个化身，而元始天尊则是虚皇道君的‘应号’”，亦即道君的“应身”。③[美]柏夷著，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道教研究论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3-114页。与以上看法不同，王承文指出“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这一名号“其实是一个整合折中的产物，既正式确立了元始天尊在茅山上清派乃至整个道教体系中的独尊地位，又通过称元始天尊‘上合虚皇道君’，从而使得早期上清尊神高上虚皇道君等的地位得到保证”④王承文：《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根据《黄庭内景经》⑤上清经派《黄庭内景经》中地位最高的神灵是“上清紫霞虚皇”，参见（唐）梁丘子等注《黄庭经集释》卷上《上清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0页。和《上清大洞真经》⑥《道藏》（第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520页。，有“上清紫霞虚皇”或“高上虚皇君”之称的“虚皇”是早期上清经派创立的最高神；
按照《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⑦《道藏》（第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1页。，“元始天尊”则是早期灵宝经派崇奉的最高神。我们倾向于王承文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中的行文可以看出，潘师正所引神仙名号属于元始天尊之后“更有所在”的范畴。⑧王家葵原本持有类似看法，不过他后来放弃了。参见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页。也就是说，《位业图》原本的最高神即是“元始天尊”，而非“玉清紫虚高上元皇道君”。
第二，既然《无上秘要》卷84《得太极道人名品》和今本《位业图》的太极境中都有颛顼、帝喾、夏禹受灵宝经法之类的灵宝经元素，那么《位业图》原本中出现灵宝经派的最高神灵“元始天尊”亦属正常。
第三，魏晋以来道教与佛教相互融摄，其中道教尊神“应身”与“应号”的出现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结果，学者对此已有揭示。⑨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85-689页；
王承文：《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佛教中的这种现象：“诸佛法身有二种义，一者真实，二者权应。真实身，谓至极之体，妙绝拘累，不得以方处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应，体常湛然。权应身者，谓和光六道，同尘万类，生灭随时，修短应物，形由感生，体非实有。权形虽谢，真体不迁，但时无妙感，故莫得常见耳。”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8页。《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中记载潘师正援引道经对“应身”和“应号”就有解释，如引《老君经教》：“道应随缘，缘本无名，出应有号，出号异应，号异道同，动不离寂。”又引《太上决疑经》：“元始天尊曰：‘为众生故现应受身，游入五道，称缘开度，随宜方便，皆使悟入，称物根性，权示色像，故名应身……’”②《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792页。由此可知，道教尊神应世显身而度化众生，遂有“应身”，名称则为“应号”，《位业图》中将“元始天尊”视为“虚皇道君”的一个应号即是此意。不过，这里虽有合流之义，但仍然凸显出了上清经派中虚皇道君的至高地位，这也正好符合《位业图》中上清经派尊神的地位普遍较高的文献特征。③王承文指出：“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反映了非常明显的以上清经为中心的道教宗派意识。”参见王承文《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以上我们对学者在神仙排位和个案上提出的各种质疑进行了逐一回应。盘点这些质疑，多少隐含着些“有罪推定”的思维。如广濑虽然给出了《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与《真诰》正文和陶注不符的多条证据，但遗憾的是均难以成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对细节把握不够准确，另一方面则是对《位业图》缺乏宏观的审视。所以说，不应一经发现《无上秘要》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相关内容与《真诰》有矛盾之处，就给出其与陶弘景观点不符的判断，进而以此作为《位业图》作者不是陶弘景的证据。另外，《〈真灵位业图〉校勘举要》一文虽然校出了一些今本《位业图》与《真诰》记载不符的细节④张雁勇：《〈真灵位业图〉校勘举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但都是传抄雕印大量神仙名号时难免出现的“低级”错误，并没有原则性的问题。这是由于目前《位业图》仅存一类传抄雕印的版本系统（《道藏》《说郛》《秘册汇函》三种版本的“篇章结构无大差别，文字略有出入”⑤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正是由于流传中不断出现错误，才会出现校定本），明《道藏》版《真诰》《无上秘要》《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也皆非原本，所以在比对这些道经中的有关内容时出现一些差异也很正常。
如前所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位业图》与《无上秘要》卷83 和卷84 所载“道人名品”，以及《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中潘师正节引《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的内容存在密切联系。不过问题是，由于考虑到前文所述灵宝经系神仙受到冷落的情况，他们认为《无上秘要》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所引内容是《位业图》较早修订本或原本中的一部分，广濑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说”⑥[美]柏夷著，孙齐等译，秦国帅等校：《道教研究论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12-115页；
[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57-78页。。根据我们前面关于神仙案例的论述，虽然《位业图》中上清经系神仙的地位明显高于灵宝经系的神仙，但后者也并未受到完全的排斥，甚至灵宝经系的最高神“元始天尊”还与上清经系的最高神“虚皇道君”组合成“上合虚皇应号元始天尊”而位居神系首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位业图》与《无上秘要》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所见《位业图》相关内容的关系。
（一）《位业图》与“道人名品”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位业图》原本总体上是一部初创之作，而非修订他人之作。在《位业图序》中，“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一语可以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位业图》是作者在认真研读众多道经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一份具有等级层次的神谱。为了完成这份神谱，他经过了“比类经正，雠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的严谨工作。即便如此慎重，他依然认为这是“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的行为，所以又说“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谨依诚陈启，仰希照亮，若必不宜然，愿垂戒告”，表达了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虔诚态度。作者之所以对这份神谱有一种拿不准的心态，自然与他整合《真诰》等各类道经所见真灵位业时遇到的困难（如是否收入与位次是否准确等问题）有关。不论如何，从《位业图序》中的“究朝班之品序”“测真灵之阶业”“宜委位序之尊卑”“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等关键表述可以看出，一份新创的《位业图》呼之欲出。
其次，“道人名品”是《位业图》原本或其传本的改编版，作为大型类书《无上秘要》的一部分，它的原本和今本内容都显得比较粗糙。
《无上秘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道教类书，它大概是574—578年间“在周武帝主持下，由通道观学士编纂而成的”，主要收录的是“魏晋南北朝活跃于南方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派造制的三洞经书”。这些道经多数是由当时名道王延从茅山道士焦旷处获得的，旨在帮助周武帝建立兼容各派的统一道教经教体系。①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前言，第1-11页。《位业图》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北传的。既然《位业图》是初创之作，那么与今本《位业图》十分相似的类书《无上秘要》之“道人名品”即来源于北周时期北传的《位业图》，但又由于《得太极道人名品》存在没有收入太极左仙公葛玄、太极法师徐来勒、太上玄一三真等灵宝经系仙真等现象（前文已指出），说明“道人名品”又是有着上清派系取向的刻意改编之作。②《无上秘要》卷84《得太极道人名品》没有收入“太极上真公孔丘”和“明晨侍郎三天司真颜回”，这说明“道人名品”也有意排斥儒家人物。
由于编纂《无上秘要》这部类书的工作量很大，而且该书的首要目的在于建立宏大的经教体系，所以四年编纂时间并不算太长，其内容的精确度也就难以顾及周全。③北宋张君房撷取《大宋天宫宝藏》精要而成《云笈七籖》，大约历时八年（1019—1027）之久，其内容仍然“重复颇多，编排偶误”。参见（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前言，第1页、第4页。此外，该书“北周原貌已不晓”④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前言，第21页。，今天所见《道藏》本又是长时间流传中的残本，涉及神仙众多，错误之处自然又滋生不少。考察今本《无上秘要》“道人名品”，有些内容确实比较粗糙，尤其与《真诰》记载不符，不过更多的是因长时间传抄雕印而导致的浅显技术问题。对此，王家葵已经指出了秦叔隐、繁阳子何苗、协晨夫人、朱陵嫔丁淑英等若干条低级谬误⑤王家葵一方面认为这些“似非简单传抄错误，更应认为原创者对真灵降辞之理解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排除“《无上秘要》传抄出错”。参见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9页、第28页。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看法，就神名而言，这与类书《无上秘要》文本粗糙更有关系。，我们这里再举三例予以说明。
第一例：今本《无上秘要》卷84《得太极道人名品》末尾载有四位太极真人和后圣李君，相关表述就显得比较粗糙：
第一中央黄老君，在左，最尊，已度上清。
第二紫阳左仙公中华公子石路虚成。
第三西梁子文，授王清虚青精䭀饭云牙者。
第四安度明，初降南真于修武县中者。
此四人，太极金阙四帝君，后圣李君在左，最尊，已度上清，馀三帝是太极之天帝。①《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44页。
《得太极道人名品》这段记载至少存在三处问题：第一，“后圣李君”是指《位业图》第三等级的中位主神“太极金阙帝君姓李”，亦即已度上清境右位的“右圣金阙帝晨后圣玄元道君”，至于“中央黄老君”，则未见其他道经有“已度上清”的记载，所以我们怀疑“第一中央黄老君，在左，最尊，已度上清”中的“已度上清”是因“后圣李君”影响而出现的衍文。第二，“后圣李君”本是一位尊神，但并未像其他四位一样单独列出。《真诰·甄命授第一》载裴君说“太极有四真人，老君处其左”，陶弘景谓“事出《九真中经》，即是论中央黄老君也”②（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5《甄命授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8-79页。。据此，《得太极道人名品》最后的表述应是“此四人，太极四真人，中央黄老君在左，最尊”，然后“太极金阙帝君，后圣李君，已度上清”14字再提行书写。
第二例：今本《无上秘要》卷84《得太清道人名品》相继列出“五仙夫人”和“郭内女夫”，并附有说明：“此二夫人女号。”③《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40页。今本《位业图》第三等级太清境相继列有“五仙夫人”和“郭内夫人”。由此可知，“郭内女夫”显然是传抄雕印时出现了讹误。
第三例：今本《无上秘要》卷84《得太清道人名品》：“黑羽，疑是墨翟。”④《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41页。今本《位业图》第三等级太清境有“墨翟”，但序言中的双行夹注又出现了“墨羽”，这似乎说明所据版本原为“墨羽”，在校定时没有做出改动。可知今本《无上秘要》卷84与今本《位业图》源于类似的《位业图》版本。另外，卷84《得太清道人名品》在“黑羽，疑是墨翟”之后相隔较多神名才出现“墨翟，宋人，善机巧，咽虹丹以投水，似作水解”式的解释。⑤《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年，第242页。
古代版本如此，其实《无上秘要》的现代点校本也难免出现问题。如将《得太极道人名品》中“第三西梁子文，授王清虚青精䭀饭云牙者”之“王清虚”改作“玉清虚”，并在“玉清”处加专名线，视之为仙境⑥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62页。，显然是没有意识到“王清虚”即指清虚真人王褒这一事实。《得太极道人名品》中的“李翼”条亦有类似解读有误的问题。⑦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57页。所以说，《无上秘要》“道人名品”中有些内容与《真诰》等道经出现矛盾或比较粗糙是长期流传所致，不宜动辄视为编者的专门取向。
关于今本《位业图》与《无上秘要》的不同，王家葵指出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前者对后者有所改易，即“校订讹误，增补神祇，调整神位”。另一种可能是“原图不误，《无上秘要》传抄出错；
原图有此神灵，《无上秘要》刻意或偶然芟落；
原图神位在彼处，《无上秘要》移至此处”。①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页。按照广濑的观察和论证，《无上秘要》“‘得道人名品’中出现的神名大半见于《真诰》，而且神名之下所附的说明，有一些也明显依据了《真诰》的陶注”②[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1-62页。。我们在前文回应广濑的观点时，也论证了更多“道人名品”中符合陶弘景观点的地方，并指出了矛盾之处的具体原因，从目前证据看来，王家葵所言第二种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总之，虽然《无上秘要》“道人名品”的编纂者不是陶弘景，但其来源仍然是陶弘景所纂《位业图》或者其传本，亦即“道人名品”是《位业图》的改编本。
（二）《位业图》与潘引神仙名号的关系
《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记载潘师正节引了“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中的神名，广濑在考察这些神名之后有两个观点：第一，他从引用道经的角度论证了《位业图》是一部单独的文献，从而否定了司马虚、柏夷、王家葵等学者所持《位业图》是《登真隐诀》一部分的观点。第二，他发现“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以《位业图》为基础，潘引69个神名有重复，29号以后的神名与《位业图》很少重合，即使重合也有显著不同之处，于是他认为这些现象只能理解为闾丘方远在校定《位业图》时“删掉了一部分神灵”。③[日]广濑直记：《〈真灵位业图〉陶弘景伪托考》，贾晋华、白照杰主编：《中国宗教研究新视野——新语文学的启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8-69页。广濑的第一点论证充分，笔者非常赞同，至于第二点则值得进一步探讨。正如广濑指出的，潘引神名有些重复且表述微异，如“太虚飞晨中央黄老道君”再次出现时被表述为“上清太虚上霄飞晨中央黄老道君”；
“太元丹林太帝上道君”再次出现时被表述为“玄清太元东霞扶桑丹林太帝道君”，等等。笔者的观察是，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潘引神名来自《登真隐诀》④《登真隐诀》中原本载有仙真名讳，但今本完全亡佚，参见（梁）陶弘景撰，王家葵辑校：《登真隐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前言，第9页。和《真灵位业图》两部文献，而非后者一部文献。那么对陶弘景很有研究的闾丘方远在校定《位业图》时就不是“删掉了一部分神灵”，而是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尽力恢复和保持了其原貌。
至于王家葵所指出的今本《位业图》第一等级中的“玉清上元宫四道君”“玉清中元宫紫清六道君”“玉清下元宫高清四元君”，均是因闾丘方远误解原有注解而被列为三个独立仙位的问题⑤王家葵：《〈真灵位业图〉蠡测（代前言）》，（梁）陶弘景纂，（唐）闾丘方远校定，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22页。，可能是闾丘方远的误解，也可能产生于后世流传之中。总之，这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位业图》整体情况的判断。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根据潘师正“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一语，我们似可推想他知晓二者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其成书时间相近且出自同一位作者——陶弘景。
以上我们从署名、序言、神名、文献关系四个方面综合分析了《位业图》纂者的问题，同时也回应了学者的各种看法。结合先行研究提供的各项证据，可以说支持陶弘景首纂《位业图》的证据非常充分，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而质疑《位业图》成于陶弘景之手的各种意见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事实证明，考察《位业图》纂者的问题时，在方法上既要深入细节进行考察，也应观照整体结构，坚持大小兼顾、综合考量的思路。基于此，通过《位业图》来研究陶弘景的思想及其在六朝道教中的地位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最后，在陶弘景编纂《位业图》这一前提下，我们可就《位业图》的编纂时间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鉴于《位业图》与《真诰》和《登真隐诀》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这两部文献可以进行分析。据王家葵的研究，《真诰》的编纂时间在齐建武三年（496）至永元元年（499）之间。①王家葵：《陶弘景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211-214页。《登真隐诀》大约是齐永明十年（492）陶弘景弃官入山后动笔，齐末（502年以前）完成初稿，入梁之后仍有订补，在梁天监十八年（519）以前最后完成。不过王家葵又考虑到陶弘景在梁天监十六年（517）向梁武帝呈送《周氏冥通记》时，“已经明白当年杨、许‘接真’的真相”，已没有任何虔诚的心思修订《真诰》或《登真隐诀》了，所以他倾向于陶弘景所有著作的时间下限是梁武帝天监十六年（517年）。②（梁）陶弘景撰，王家葵辑校：《登真隐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前言，第2-5页。根据《位业图序》起始“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
俯眄平区，见岩海之崇深”体现的意境，该神谱也当纂于陶弘景归隐之后。由于《位业图》收入了《真诰》中的大量仙真名号，所以《位业图》的编纂时间在499年（包括499年）之后。通览《位业图序》，可以看出陶弘景编纂神谱一定处于积极从事教内理论建设时期而非消极时期，所以《位业图》的编纂时间应在499—517年之间。又，钟国发指出陶弘景在499—500年之间著述颇丰，完成了《真诰》《效验方》《补缺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数部力作，并推测“《登真隐诀》初稿可能也是与《真诰》主体差不多同时完成的”。③钟国发：《陶弘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123页。考虑到《登》《补》《本》三部著作序言所用文辞和句式与《位业图序》高度相似，故《位业图》的编纂时间也有可能收缩至499—500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