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

吴原元 于海燕

启蒙时代以降，西方学人即对近代中国历史投以关注。如何解读近代中国历史，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本身，更夹杂着解读者所处时代的思潮及其对自身时代的关切。正如钱穆先生曾言，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两种意见都会对历史判断产生影响。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6 —7 页。受不同时代环境及思潮之影响，19 世纪以来美国学人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先后呈现“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之研究取向。基于此，本文试图考察这两种研究取向出现的原因以及在这两种取向观照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存在的可取与偏颇之处，并借此对我们自身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进行省思。

肇始于来华传教士的美国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即将中国文明视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体，采用中西文明对立的视角解读近代中国历史，认为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体如木乃伊一样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正是西方的到来，方被唤醒。美国新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оleman Bridgman，1801 —1861）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二卷发刊词中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在沉睡之中，就在她还沉浸在伟大和辉煌的美梦之时，她已在强大与迅猛的冲击下步向落后；
……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人类生存的环境已经改善，其速度之快为人类前所未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荣。无数的事例可以说明，欧洲与北美甚至非洲、南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这样的飞速发展之中。……而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情况却恰恰相反。②Elijah Cоleman Bridgman, “Intrоduсtоry Remarks,”Chinese Repository, Vоl.2, Nо.1 (May, 1833), p.4.

在裨治文看来，中国目前状况是“其固有体制的根本缺陷所带来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认为“整个帝国根本不具备足以影响或改变自身命运的指导思想或力量，她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崛起，加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他断言，“中国的改良必须借助外来的力量才能实行，或者说，至少是在受到了外部的冲击之后，所产生的改良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由此，裨治文认为西方人必须担负起帮助中国的责任，“我们要打破她的盔甲，将她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帮助中国人战胜他们身上最强大的邪恶，战胜他们的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①Elijah Cоleman Bridgman, “Eduсatiоn amоng the Chinese,”Chinese Repository, Vоl.4, Nо.1 (May, 1835), pp.5 - 9.在中国生活了近60 年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оns Martin，1827 —1916），依据西方的进化论史观，亦认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西方的冲击。他在《觉醒中的中国》（The Awakening of China，1907）一书之末卷，以《转变中的中国》为标题，分述鸦片战争、亚罗号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拳民战争，将鸦片战争以来至1900 年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描述为在西方冲击下由被动开放走向主动改革和自觉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在丁韪良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由五幕剧组成的从被动开放走向基督化的西方文明之觉醒史。②W.A.P.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оrk: Dоubleday, Page and Cоmpany, 1907, pp.149 - 280.裨治文和丁韪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是彼时美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近代中国历史认识的反映。

如果说裨治文、丁韪良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尚处于非职业史家阶段的话，随着费正清（Jоhn King Fairbank，1907 —1991）、列文森（Jоseph R.Levensоn，1920—1969）、芮玛丽（Mary C.Wright，1917—1970）、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1927—2013）等一批专研近代中国史的美国史家之出现，美国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解读进入职业化或者说专业化阶段，较此前的传教士、外交家、海关官员，这些职业化史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当然更为学术化。然而，就解读的理念和路径而言，则并未改变，依然是在中西文明对立史观下进行解读。费正清便是基于“中西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两种文明”③费正清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25 页。，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来解读近代中国历史。在他看来，与西方接触之前，“传统的中国”虽非一成不变，但“总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④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75 页。，所以推动它发生质变的就只能是外部力量，“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国内）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⑤Jоhn K.Fairbank and Ssu-yu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 Massaсhusetts and Lоndо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列文森则以西方历史为楷模，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稳定的、宁静的、连续的、停滞不前的。在列文森看来，一直到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气质和此前2000 年的情形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是存在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正如其就西方入侵对中国思想界产生的影响所言，“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传统分崩瓦解，它的继承人为了保存零砖碎瓦，不得不根据西方入侵的精神加以解释。”⑥Jоseph R.Levensо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84.芮玛丽在解读清末洋务运动时，同样是从中西文明对立的视角出发，认为“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容”⑦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9 页。。

无论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还是列文森的传统与近代理论，都是将近代中国历史视为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强调西方冲击之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就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而言，这种研究取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自16 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开启，近代中国就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方的冲击与近代中国的变革之间存在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由此，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自然是理解近代中国不可缺乏的视角，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西人因素以及引发中国反应与调适的这一历史面相。例如，费正清借由这种取向就中国通商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所作的研究，即让我们了解通商口岸体系是如何建立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交往模式，其对19 世纪中期通商口岸生活的生动描述则让我们一窥中英双方在语文、文化上的误解以及彼此间的创造性适应。①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20 页。与此同时，这种研究取向亦对中国传统文明及中西文明碰撞下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不乏解释力的思考。例如，有论者即认为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1965）一书中就现代中国人如何重新建立自己与历史及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思考，“列文森以其广博的西方历史知识，……揭示出儒教文明与中国革命的特质及其世界史意义”②季剑青：《超越汉学：列文森为何关注中国》，《读书》2019 年第12 期，第15 —16 页。。还有论者认为，列文森此书所带给我们的是，“面对一种声称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体系（也即西方文化），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有中国独有的‘特殊性’？”③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澎湃新闻》2019 年12 月13 日，https://www.thepaper.сn/newsDetail_fоrward_5222064，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3 月5 日。

然而，这种研究取向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将关注的视角仅局限于西方要素，并过于夸大西方冲击之影响与作用，将其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或主要线索。如此，则不仅窄化了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所应关注的面相，更是简化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复杂性。要知，“西方的冲击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而“革命变化的净增有可能和信奉旧价值观念的加强同时进行”④柯文（Paul A.Cо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2 页。。例如，当列文森以传统与现代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解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时，他给出的解释是他们的思想充满了内在矛盾，虽在理智上疏离但却在情感上依赖其传统，再三申述任公一生在感情上对传统是羁绊介入的。⑤Levensоn, op.cit., p.67.然而，当华人学者张灏采用“想象的参与”方法，注重考察思想本身的内在动力及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时，却发现梁启超不单在情感上而且在理智上亦保持了对某些儒家价值观的信奉，并未怀疑儒家许多有关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的规范，所希望的是综合中西道德的优点来建立他心目中的新道德体系。⑥Chang Haо,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 - 190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6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取向背后所折射出的思想偏见，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甚至认为西方化的中国就等于近代化的中国。这种思想偏见可谓渊源有自，18 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历史发展停滞论在欧洲社会渐成共识。基于西方历史发展经验所形成的这一共识，将资本主义视为西方社会所独有的文明特质之产物，并认为其是历史发展的顶点或是接近顶点，由此处于农耕经济的中国很自然地被置于历史发展的近底部位置。18 世纪晚期以来的欧洲思想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发展陷于停滞，其原因主要不是受到当时国内社会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而是由于中国文明所固有特质之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这些特质被认为完全异于西方文明，是一种有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缺陷。有学者谓，强调中国历史发展陷于停滞之论，在浪漫主义、黑格尔派哲学、实证主义等学术传统中愈来愈根深柢固，一直迄于20 世纪的最初数十年。⑦卜正民（Timоthy Brооk）、格力高利·布鲁（Gregоry Blue）主编，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年，第5、88 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偏见，西方知识界在解释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种自然的解释策略就是将中国视为一独特的文明体，与同样被视为独特文明体的西方进行相对照，以寻找出“中国所缺的是什么”。这一解释策略隐含着以下两个预设：其一，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西方社会所拥有的特质或制度；
其二，正确找出中国所缺的，将使中国有可能借由适当地实行西方的政策及制度而改善自身的处境。这种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加以比较的解释模式，错误地将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等来自西方的观点强加于近代中国历史，所侧重的是从西方近代历史的角度提出问题，忽略了从中国内部寻找现代化的可能性，由此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20 世纪70 年代前后，越南战争的卷入以及1973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和1979 年的伊朗人质危机等事件的爆发，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信仰带来极大冲击。在此之前，美国人长期自喻其国家是世界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世界方向的引领者。例如，李普赛特（Seymоur Martin Lipset，1922 —2006）即认为，整个世界一直沿着美国的方向前进，在工业化之前就实现民主和平等的美国则在这些方面中充当先导。①Seymо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оrk: Basiс Bооks, 1963, p.130.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Fultоn Benediсt，1887 —1948）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全球传播，使得“我们无需认真对待其他民族的文明，这是人类史从来没有过的现象”②Ruth Fultоn Benediсt, Patterns of Culture.New Yоrk: Mentоr Bооks, 1952, pp.5 - 6.。然而，越南战争使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现代化不一定只意味着繁荣、富足，也可能意味着对其他弱小国家的欺凌，甚至屠杀，而且美国的影响力有其局限，并不能按照美国的意愿改变这个世界。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在《美国悲剧：肯尼迪、约翰逊导演的越南战争》（American Tragedy: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War，2000）一书中即言道：“战争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我，其方式是开始向我展示我的国家的本来面目：不是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之国。”③戴维·凯泽著，邵文实、王爱松译：《美国悲剧：肯尼迪、约翰逊导演的越南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年，第518 页。此时的费正清亦言：“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④《美国与中国》，第459 页。

受此影响，美国汉学家们开始对西方中心论进行反思与批判。费正清在1969 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演讲中如是反思道：“如果我们探讨中国是为了寻找与我们的类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切停滞不前，一个‘静止’的中国，因为它没有像我们一样变化。不幸的是，这是我们社会科学的一个内在倾向。”⑤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见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 —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141 —142 页。在柯文看来，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放弃了以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他认为应植根在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⑥《在中国发现历史》，第59 页。由是，美国中国学界逐渐发展起来一种日趋明显的新学术趋势：应从中国而不是西方来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在这种学术取向的观照下，中国不再是停滞的，只能等待西方冲击的毫无活力之社会。正如魏斐德（Frederiс Evans Wakeman Jr，1937 —2006）在《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1975）一书中所写，“士绅阶层的扩大、经济的商业化”等“共同构成了一种范围广泛且颇具活力的内在发展，而这种内在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19 世纪中国与西方、日本的斗争结果”⑦魏斐德著，梅静译：《中华帝国的衰落·序言》，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年，第3 页。。“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已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赐予历史而感恩戴德。”⑧《在中国发现历史》，第205 页。

当考察视角转换后，美国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也因此发生深刻变化。此前，美国学人在探讨近代中国历史时，侧重的主要是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等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20 世纪70 年代后，美国学界则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的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崛起。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 —2016）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 —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1970）一书，研究的重点不是放在中西交流，而是中国地方及下层政治，他透过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将研究的视角从通商口岸转向关注内陆的农村经济以及移民社会，从民兵组织演变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着眼，考察中华帝国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周锡瑞（Jоseph W.Esheriс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1976），强调审视中国自身的内在状况，将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群众等要素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根基，他以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区为中心，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深入探讨，提出这场革命是由“城市改良精英”领导的，与分化了的士绅阶级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并借此引申认为，“1911 年辛亥革命的确确立了一种贯穿于大部分现代时间的趋向：一种由西方化的城市精英统治的趋向。”①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259 页。20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所出版的重要作品，大多取“内部视角”，注重考察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内在发展，直接证实19 世纪西方全面入侵之前，或在此之外，中国内部已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如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的《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1984）、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84）等。

如果说此前在西方中心论观照下的“冲击—回应”模式忽视了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中国中心观则突出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认为西方的入侵或登场，虽然制造了种种新问题和新的情境，但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这种强调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中国内部的取向，将史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历史内部因素，并强调对整个中国史境的探索，无疑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极为复杂的近代中国历史内部情况之探讨与认识。另外，此前在解释近代中国历史时，多将解释力赋予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性质，强调与西方的不同，力图通过中西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中国。中国中心取向所注重的，不在于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不同，而在于一种文化内部前后情况的不同，强调的是文化内部在时间上所经历的变异。故此，文化虽仍是一种解释因素，但已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变化成为考察的中心，或者说一种对历史过程本身的高度敏感性渐成研究者所关注的中心。

然而，自16 世纪以来，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推进，国与地区之间的联系渐趋密切，整个世界亦逐渐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这一大潮之下，中国已无法完全独善其身。由此，单纯的“中国中心观”或者说“内部取向”，不仅使得中西历史比较、亚洲区域历史、非汉族群体的历史以及海外移民史等与近代中国历史密切相关的问题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不可能借此得出合理的解释。正如中国中心取向提出者柯文自己所说，“在某些例子里，可能需要放弃这种研究取向”②柯文著，程美宝译：《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 年8 月号，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第275 —276 页。。同样，由于16 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其发展与转型可以说既是内生性需求，也受到西方外生性的冲击触发和推动。华裔学者刘广京关于晚清改革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晚清改革的思想实质上根源于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尤其是19 世纪初年的经世运动③刘广京、周启荣：《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 期，第86 —87 页。，但西来的冲击亦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学人罗志田即言，近代中国士人对许多“中国内在问题”的反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说是对“西潮冲击”的某种“中国反应”。①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3 期，第23 页。正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具有这种复杂性，所以要求研究者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和“合力”所推动的。

另外，美国学界的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存有一种颇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旨趣，即特别注重“深入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内部”，以“发现中国的现代性”。②具体可参见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史林》2006 年第6 期，第119 —145 页；
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1 期，第513 页；
卢汉超：《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再论西方“唱盛中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3 期，第5 —15 页等。在这种取向与旨趣的指引下，美国学人著述中的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并非封闭保守、愚昧落后，而是一个具有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进步社会。这不免令人生疑，传统的中国竟如此美好，这还是“前现代的中国”吗？要知，传统的中国固然具有其所言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但亦具有阻碍走向现代的因素，否则即无法解释16 世纪以来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走向衰落的历史现实。美国学人从传统中国寻找“近代性”，一方面与其对自身所处之文明，特别是现代性文明的深刻反思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亦如学人所说，“几乎都是有意无意地对实际发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中国革命之合法性的质疑”③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1 期，第20 页。。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借由美国人的这种研究取向及其结论驳斥反击西方文化霸权，因为它只能在给我们提供一种虚幻的文化慰藉之同时，使我们丧失对自身文明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自觉性。④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史林》2006 年第6 期，第141 页。

如前所述，自新航路开启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已然与世界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如何解释中国发展的内在性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审视近代中国历史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西方中心论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视为对立的两极，这当然是我们需要批判的，尤其是其后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偏见。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而完全抛弃这一取向，刻意地淡化乃至否定西方挑战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主动的回应还是被动的接受，外部世界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彼时中国的内部已非“纯粹的中国内部”，正如有学者所说，“‘西方’已然是近代中国‘内部’的一部分，要‘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就无法把它排除在外。”⑤王东杰：《从内部看历史和回到列文森》，《读书》2020 年第2 期，第32 页。如果抛弃关注外部世界之于中国作用与影响的取向，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史事则不可能求得合理的解释。

至于在中国“内部”寻找中国历史，当然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所应有的取向。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而不衰，在遭受多次外来冲击后亦未中断，这不仅说明中华文明有其韧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有内在的发展力量。无论是其自然资源的禀赋，还是其独特的制度与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都决定着近代中国的发展有其内在性。民国学人何炳松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前途》一文中即这样言道：“中国所以能够永存，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文化，足以随时适应各时代特殊的环境，不致因思想或行为落伍而趋于灭亡。”⑥何炳松：《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前途》，《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 年8 月10 日，收入何炳松《何炳松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94 页。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 —1994）亦曾言：“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连续性，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在不中断的情况下进行变革”，它“和所有伟大的文化一样，是兼收并蓄的，孕育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
但当这些影响和技术被接受时，它们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即根据中国国情而被加以吸收和发展，并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①Herrlee G.Creel,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New Yоrk: The Ameriсan Cоunсil оf Learned Sосieties, 1938, pp.253 - 254.当被拖入近代化的世界历程之后，中国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内在性并不会因此完全中断；
相反，仍在延续，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发展。王国斌（R.Bin Wоng）和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Rоsenthal）在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2011）一书中即强调，中国与欧洲在18 世纪之前各自的政治进程是使其发生经济大分流的最关键因素。②王国斌、罗森塔尔著，周琳译，王国斌、张萌审校：《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42 页。

然而，近代中国并非是“前近代”中国自身脉络的自然延伸，更不可从传统中国寻找某些“现代性”因素以证明近代中国系从传统平滑推演而来。彭慕兰（Kenneth Pоmeranz）曾就“加州学派”的共识进行过总结，其中之一即“前工业化的世界发生的事件是和工业化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但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地方在前工业化时代出现一些与工业化相关的现象，就能自发地出现工业化。”③李伯重：《“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读书》2019 年第1 期，第96 页。传统中当然包含现代性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其可自行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如果可以的话，那些“本就该出现的变化”为什么要到西力冲击之后才“加速”到来，并由此变得“成熟”？④《从内部看历史和回到列文森》，第31 页。在卷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的内在性即在传统与西力的交织碰撞中不断调适，乃至重新改写甚或“发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 —2017）在评论列文森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研究时就西力对中国内在性的影响如是指出：

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的挣扎不断被外来的概念和方法调解。这赋予他们的挣扎以全新的意义。“西方”这个老套术语被带入到中国人意识的内部。过去人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如今甚至被树立为其外来对应物的对立面，或以外来对应物所要求的术语获得合法性。这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挣扎所在。但即便如此，参照的框架也无可避免地就在那里——不必为我重复上面说过的话而感到惊讶，西方并非外在于中国人意识的参照框架，而是就在意识内部。⑤阿里夫·德里克著，李冠南、董本格译：《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88 页。

如其所言，现代与传统之间并非截然分离，传统之于现代的作用与影响亦非直截了当，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等人对礼教的批判，并非完全从内部冲破，相当程度上深受外来思想等西来力量的冲击与形塑。基于此，我们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时，应该将其置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其历史发展。葛兆光在谈及其之所以提出“从周边看中国”时即言，步入近代之后，“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或者说孤立的中国，它已经被整编到整个世界的大历史里面去了，它的任何变化都跟外面有关系，这就迫使我们要关注外域，关注周边”，因为“你不说明外面，你就说明不了中国”⑥葛兆光：《从“周边”发现“中国”》，《南方周末》2011 年10 月1 日，第6 版。。美国学人魏斐德亦特别强调说，在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时，应注意世界性网络的影响，应将中国置于世界性网络之中去研究，因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⑦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周锡瑞教授访问记》，《历史教学问题》2009 年第4 期，第31 页。在强调这种全球史视野观照之同时，我们需要“从内部看历史”，梳理传统中国内在的自身发展脉络，但不是简单地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另外，亦需要如罗威廉（William T.Rоwe）引用孔飞力的话所说，“重新把西方带回来”⑧葛兆光：《侧看成峰：卜正民主编“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中译本序》，收入葛兆光《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6 页。，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重拾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不回避或否定西方因素的影响与作用。简而言之，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视角之内，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审视，如此方能真正的“发现中国历史”和“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丰富和深化对近代中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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