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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川陕苏区女红军的突出贡献和重要作用

    时间:2023-04-18 12:5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郑丽天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四川 达州 63500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一个来自川陕苏区的庞大妇女群体,艰苦奋战在根据地、长征路上、河西走廊,她们当中仅有少数人有红军正规编制,大多数是参加苏区建设的干部,还有部分红军亲属,以及被错划为“肃反”分子仍坚持革命的“编外”人员,她们为革命奉献了一切,被亲切地称为“巴山女红军”“巴山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她们有的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绝大多数是川陕边区的劳动妇女,她们和根据地的男人一起,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搭建起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与马家军孤军奋战,作出巨大牺牲。这支赤胆忠诚、训练有素、历经磨难、吃苦奉献、顽强不屈、团结互助的红色娘子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中国妇女解放、红军长征胜利、中国革命胜利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半边天”作用,展示了巴山女红军顶天立地、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凄美壮丽的巾帼史诗,她们的贡献、她们的事迹、她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歌颂,激励我们牢记初心、砥砺前行。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如天兵天将进入川北,随后迅速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这支1.4万多人的红军部队中有几十位政治觉悟高、文武双全、能征善战、经验丰富的妇女骨干,无论在机关、学校、医院、田间地头,还是工厂、部队、战场、崇山峻岭,都有她们活跃的身影。她们的到来,加快了川陕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步伐。

    川东北地区的广大妇女,受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没有地位更没有权利,穷苦女子年幼就抱给婆家作童养媳,或者卖给地主当丫环,只有生儿育女、伺奉男人、终年劳作、当牛做马的奴隶命运,许多人连名字也没有。她们与黑暗的旧社会抗争,以吃大苦耐大劳而著称,形成了在苦难中求生存、越是压迫越抗争的斗志,所以川东北流传着“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战”[1]的俗话。

    实现男女平等、推动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主张和革命斗争的重要任务。党的组织建在哪里、红军解放到哪里,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就宣传、推行到哪里。川陕苏区建立后,红军战斗节节胜利,党的政策迅速得到落实,川陕苏区广大受压迫妇女的思想觉悟被唤醒、革命热情被激发,空前地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参加到土地革命斗争和妇女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推动了土地革命斗争在川陕边区迅猛发展。

    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妇女斗争纲领》等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发挥妇女作用的法令布告,明确提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加和组织工会、农会及一切社会团体的权利”“反对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制度”“青年妇女与男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实行一夫一妻制”等政策,还对妇女产前产后休息、哺乳期待遇等作出规定。这些政策法令通过《妇女革命歌》等巴山民谣、红军墨书、石刻标语的宣传,在苏区广大群众中深入人心。张琴秋、陶万荣、曾广澜、林月琴等一批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过来的杰出妇女代表,亲自带队深入群众,帮助妇女同胞解开思想束缚,激发革命斗志。广大妇女切身感受到红军是穷苦大众的军队,真实看到飒爽英姿、能征善战的女红军,当家作主人的革命愿望、劳动的积极性被迅速激发出来,纷纷以女红军为榜样投身革命,参加到苏区的保卫、建设和发展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的中坚力量,创造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惊人奇迹。

    川陕苏区500多万人口中有200多万劳动妇女,她们第一次实现人身解放、婚姻自由,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实现男女平等,第一次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真正翻身作了主人。川陕省苏维埃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有相当比例:1933年2月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50多位代表中,妇女代表有30余人,11人当选为委员;
    1933年8月,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500多名代表中,妇女代表340余人,32人当选委员;
    1934年12月,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800多名代表中,妇女代表360余人,27人当选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内务委员会中均设有妇女委员,省府各部委的大小职员中妇女有150余人,各地政权机关的文教部门,妇女人数几乎占到绝对优势。到1934年,苏区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2]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苏区妇女代表人数占比最多的。比如,达县苏维埃主席雷明珍是女同志,赤江县、长赤县、巴中县、广元县、万源县、仪陇县苏维埃的内务委员会主席都是女同志。在川陕苏区的各级党委、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保卫局、医院、经理部、各类团体、工厂、医院、武装组织中,随处可见肩扛钢枪、腰垮大刀、身着制服的妇女同志。

    这些妇女同志不仅从事机关、部队、工厂的工作,还参加保障妇女权益的各种社会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后改为“女工农妇协会”)就是具体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当时“加入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有30多万人,都是贫农、中农、小市民、雇工的家庭妇女。”[3]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下辖各村小组,小组下面成立洗衣队、慰劳队、缝纫队等,每组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主要有八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做鞋袜,二是扩红,三是运送弹药、粮食和战利品、伤病员,四是修路搭桥,五是劳动生产,六是参加土地革命,七是维持后方机关的治安,站岗放哨、侦查敌情,八是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礼教和歧视妇女的封建残余。”

    川陕苏区广大妇女彻底获得了解放,拥有了职业,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以主人翁的姿态活跃在根据地的各个地方,把党的方针政策在川陕苏区轰轰烈烈地推行起来,让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更加巩固。

    随着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革命斗争日趋激烈,根据地在遭到敌人疯狂的武力围攻时,经济上也遭到了严厉的封锁。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绝大多数参加了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拼杀在战场上,建设后方、支援前线的重任自然就落实在苏区广大妇女身上,她们成为苏区的主要劳动力,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川陕苏区存在的2年多时间里,分散在各个岗位的妇女同志,担负起代耕军属土地、动员参军、制作衣帽鞋袜、看护伤病员、清理战场、侦察敌情、运送粮食弹药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为保障和改善川陕苏区人民生活,苏区广大劳动妇女在“加紧春耕,充实赤区粮食”“加紧春耕,不让赤区一寸土地放荒”“发展苏区经济,改善生活”[3]的号召下,组成生产突击队、代耕队,承担起耕田、耕地、播种、插秧、收割、运输等男人干的重体力活,把能够种粮的土地尽量开荒,有力保障了苏区的粮食供应。1934年1月,毛泽东曾评价“川陕边区农业收成良好”。[4]

    在保障粮食供给的同时,苏区妇女加快了军需民用工厂的建设和生产。苏区的纺织厂、煤碳厂、火柴厂、被服厂、兵工厂等建立起来后,工厂里除了少量技术工人是男人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女工,如总供给部的缝纫厂,600多人全是女工,她们日夜劳作,保证了苏区军需民用产品的供给。

    为支援前线,苏区妇女专门成立了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以各种方式提供战事服务、保障战场的物资和弹药供给。1933年10月,宣达战役中,宣汉胡家场的妇女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守候在红军必经之路,把早已绣好的“努力奋斗”的5000幅手巾,送到凯旋的红军战士手中;
    战役结束后,达县、巴中、通江等地的妇女同志,在省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把缴获军阀刘存厚的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全套设备,以及数以万计的军用设备、民用物资和银元,肩挑背扛行走400余里,搬运到大后方通江苦草坝罗坪工厂。1933年冬,为支援红军反“六路围攻”,苍溪县妇女响应号召,在极短时间内为红军赶制棉衣2000余套。1934年7月,在万源保卫战最激烈的关头,万源、红江、赤江、镇巴的妇女们组成运输队,把急需的弹药、粮食、盐巴等物资和战场上的伤病员,日夜兼程地从大面山、玄祖殿、花萼山等主战场,送往赤江、红江等大后方,保证了战事最紧急时的物资供给和伤病员及时救治。1934年9月至11月,为支援红军冲破“川陕会剿”,苏区妇女赶做了红军布鞋、草鞋、袜子30余万双。在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妇女独立团的女兵们紧急动员、倾巢而动、团结战斗,在极短时间内把囤积的大批军用物资、重要设备器材,安全地从旺苍坝迅速转移到140里外的永宁铺。

    四川女孩子口齿伶利,嗓门大、声音洪亮,做事干脆利落,天生是做宣传工作的好手。她们经常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到处张贴标语布告、深情演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革命纪律、苏维埃的法令、参加红军的好处。她们走一路就把革命的星火播一路,把党的主张、红军的战斗,一点一滴渗透到群众中去,为扩大党领导的革命斗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她们敢在战斗前沿向敌人喊话,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军心士气。在行军途中,她们自如地穿行在部队前后,把党的政策、红军纪律、革命理想编成歌谣,使红军指战员行军时精神振作,不怕苦、不怕累,不开小差、不掉队。

    担架队是一支了不起的妇女武装。她们不仅要抬伤员,还要负责他们的饮食和护理,帮助他们解除心理负担,她们是既是担架员又是护理员、宣传员。在竹峪关反击战中,妇女独立营的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上抬下300多名伤员,翻山越岭送到百里外的洪口医院。担架队的女兵们细致入微照顾伤病员,给他们端水喂饭,安慰病痛的伤员,稳定他们的情绪。她们自己走路过多导致脚底血泡连串,膝盖和手肘磨得皮开肉绽,却仍然忍着伤痛小心翼翼地照顾伤病员,克服行军中的重重困难,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妇女工兵营是川陕苏区特有的女兵队伍。这些女兵既是工人又是兵,她们除了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伯兴以及张茶清是从鄂豫皖根据地过来的,其余绝大多数来自川东北地区的女红军。供给部长郑义斋评价这支娘子军“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作风很像战斗部队”,她们除了学政治、军事、文化以外,主要任务是制作衣服、帽子、鞋袜等,平时在工厂生产,战时配合部队打仗、担任运输任务。这支妇女武装在长征路上、祁连山脉,每人背着沉重的设备、生活器具和物资行军打仗,大部分成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翻身作主人的川陕苏区妇女,懂得“共产党是工农穷人的政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苏维埃是工农、革命士兵和一切穷苦群众的政权”“拥护红军就是拥护自己的力量”的道理,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动员“穷人自动参加红军,保护自己的生命和政权”(达州红军石刻标语)。[5]她们不仅动员穷苦大众参军参战,送自己的丈夫到前线,把自己的优秀儿女一个又一个地送到红军队伍里、送到前线战场,自己也参加红军、投入战斗。根据地的每一个区一次征兵就上千人,几乎没有哪一个区、没有哪一次不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正是有这样一群革命觉悟高的苏区妇女的广泛发动,红军队伍才有一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后备军。《送郞当红军》《送儿当红军》《送郞上前线》《十劝我郎当红军》等扩红民谣,不仅是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实证,更是这里的妇女发动亲属参加红军的生动写照。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由入川的1.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8万余人,并使主力红军在无数次战役战斗后始终保持着这个规模,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徐向前等广大红军指战员感叹:“四川的女同志真是好样的”,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6]

    川陕苏区的妇女武装是一支坚强的突击力量。她们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反围攻,武装清剿地方土匪,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受人尊敬、广为传颂。1933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100余人和妇女积极分子200余人,成立了妇女独立营,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从营长到伺养员全是女同志,她们着装打扮与男同志一样,担负着警卫、剿匪、通讯、运输等繁重任务。1934年3月,这支部队发展成为妇女独立团。到1935年春,妇女独立团又发展成独立一团和二团,两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直属于方面军总部。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后,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各地妇女参加了赤卫军、独立营、独立团等地方武装组织,直接投入战斗。无论是妇女的专门武装,还是地方武装,那些手握长矛、短刀的女兵,既战斗在前沿阵地,又守卫着大后方的安全。

    巴中、万源一带的土匪经常破坏苏区的社会治安,袭击苏维埃政府干部,造成当地动荡不安,驻扎在当地的妇女连,经常设置伏击圈剿灭土匪,缴获敌人枪支弹药。省妇女学校的妇女连在万源竹峪关一带清剿散匪,干净利落地全歼敌人,使盘踞在深山要隘的土匪销声匿迹。1933年4月,在反“三路围攻”中,驻扎在通江磨盘寨的妇女连,配合驻扎在平溪坝的主力红军打击偷袭之敌,并消灭了这股敌人。

    川陕苏区建立以前,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川陕边区“只有男县,没有女州”“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川陕边区军阀强迫穷苦百姓种植和吸食鸦片,根据地的田土严重黑化,大多数男人抽大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虚弱到极点,体力差,几乎不参加劳动。而妇女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人格,买卖婚姻盛行,“干女子”(童养媳)甚多,她们很小就抱给婆家当牛做马,承担家庭所有的重体力劳动,过着非人生活,但她们勤劳、吃苦、反抗性强、渴望自由解放。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布法令,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打破一切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烟”。省、县苏维埃专门成立了戒烟宣传队,讲吸食鸦片的危害,还编排《努力戒烟歌》等文艺节目,以帮助烟民尽快禁烟戒烟。这些法令和政策的宣传落在广大苏区妇女的肩头。受压迫的劳动妇女纷纷响应,参加到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戒烟运动和改变苏区社会面貌的实践中,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参加红军的好处、戒烟的好处。当时,总政治部召开的妇女戒烟会,就有5000多人参加,广大妇女动员和帮助自己丈夫或亲人戒烟。川陕苏区建有许多工农剧团,通过歌舞、演剧、标语、演讲等形式,吸食鸦片成瘾的穷苦百姓逐渐懂得鸦片的危害,自愿接受治疗。一些吸食鸦片的青壮年参加红军后首先在新兵营里戒烟,一般2-3个月见成效,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红军和苏维埃干部组织广大穷苦百姓读书识字,丰富了文化生活。妇女被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通过参加妇女学校,获得了教育、文艺和娱乐的机会。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川陕边区贫苦老百姓有了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实现人人平等,彻底禁止了买卖婚姻、童养媳制,再没有种植鸦片烟、吸鸦片烟的现象,劳动群众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身体体质极大增强。苏区破除了封建迷信,田土没有一寸荒废,青年踊跃参军、英勇作战,苏区干部工作热情高涨、认真负责,苏区群众团结互助、奋发向上,到处是红旗招展、田园郁葱、充满生机的繁荣景象。

    1935年3月底,苏区各部队、机关妇女以及部分红军女亲属离开川陕根据地,随红四方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长征路上,为迷惑敌人,妇女独立团曾对外宣称“妇女独立师”,带着从川陕苏区出来的妇女同志行军作战,继续担负起物资运输、照顾伤员、宣传鼓动、筹粮筹款、保障后勤等重要任务。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将总医院1000多伤员一同转移,其中有五六百伤员需要用担架抬着长征。担架队的女兵们两人一幅担架,抬着这批伤员行军。为了保护伤员,有的女兵自己忍饥挨饿或被敌机炸死、劳累而死,也要保证伤病员顺利走出雪山草地,她们表示:这些同志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负伤、流血的,任何情况下绝不会丢掉一个。她们就靠着智慧、作风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行进在长征路上。

    1935年5月,川陕苏区妇女武装在杂谷脑,参加了长征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战斗。女兵们在王维舟、张琴秋的带领下,消灭了当地反动武装喇嘛与四川军阀的联合破坏势力,女兵们机智沉着、英勇顽强,取得了战斗的重大胜利,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嘉奖。

    1935年夏,当红军进抵大小金川,从马尔康到大藏寺的道路被梭磨河截成数段,一个妇女连奉命架桥。女兵们奋战几昼夜架起几座木桥,在红军部队即将到达时被敌人毁掉,紧急关头,妇女独立2团政治部主任吴朝祥、连长王学荣带着300多个女兵,每人扛起一块木板,毅然跳下汹涌刺骨的河水中,迅速搭起一座人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受到上级表扬。

    艰苦的长征路上,妇女们还组成各种宣传队,穿梭于行军队伍中,跑前跑后给战士们唱歌跳舞、表演节目,以自己的乐观精神、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影响和激励广大红军将士度过思想上的难关,战胜行军中的重重困难。她们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政策宣传执行到哪里、把红军的战斗作风发扬到哪里,还发动沿途群众支援红军、参军参战。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将妇女武装进行整编,1300多位女战士组成妇女抗日先锋团西渡黄河,成为红西路军重要组成部分,沿河西继续征战。在战争条件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她们以弱小兵力和极少武器,与十几万全副武装的敌人马家军血战,以一当百、死拼坚守,用生命守卫阵地,用意志和作风诠释对党绝对忠诚,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1937年1月,妇女抗日先锋团大部集中在一起,随红五军及总部一部参加高台战役。妇女团三营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刀刃砍卷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把水冻成冰块投向敌人,没有武器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用拳打、嘴咬,直到与敌坠楼同亡;
    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有的撞墙牺牲,决不当俘虏,这支女兵队伍除少数人幸免于难外,绝大多数阵亡。3月,妇女先锋团的余部在石窝战斗中,配合西路军主力余部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给敌人迎头痛击。先锋团的女兵们用枪杔、大刀、匕首、木棒、石头等,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有的赤手空拳把敌人的眼珠抠出来,有的用嘴把敌人耳朵、鼻子咬下来,即使寡不敌众也宁死不屈,她们大多数牺牲在敌人的马刀、马鞭、乱枪和蹂躏之下。红西路军失败后,妇女抗日先锋团和被打散的妇女同志先后被俘,遭受了活埋、枪杀、火烧、剥皮、割器官、毒打、轮奸等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和残害,但她们坚贞不屈、不怕牺牲,以血肉之躯献身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少数幸存女红军长年流落河西,尽管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再次摧残,仍要想方设法回到党的怀抱,即使找不到党组织和革命队伍,也绝不做对不起党的事。

    据不完全统计,在川陕苏区有1万多妇女参加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有红军编制的2000多人,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川陕苏区女红军和红军女亲属有8000多人,这是四路红军长征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她们的任务最重、牺牲最大、意志最顽强。红军长征胜利后被编入红西路军的女红军1800多人,其中妇女抗日先锋独立团有1300多人,被俘女红军600余人,只有极少数女同志回到延安。她们经受了比男人更多的苦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青春、贞洁、尊严和生命,表达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巴山女红军,是一支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重要武装力量。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刘伯兴、华全双、伍兰英、王定国、何莲芝、吴朝祥、杨文局、李开芬、张庭富、姚明善、张文等一大批妇女楷模,她们为革命奋斗终身的感人事迹,她们的政治觉悟、道德水平、战斗能力、人格魅力,是中国妇女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这群从川陕苏区走来的女红军,每个人都有一部革命史、血泪史,她们是顶天立地的女中豪杰,她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妇女发展史的丰碑上,她们的事迹将永远被铭记,她们的精神将代代传承,激励中华儿女坚毅前行。

    (一)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政治品格

    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黑暗中苦苦抗争的川陕边区劳动妇女,切身感受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帮助她们砸碎了身上的千年枷锁,让她们挺起腰杆、重见天日、当家作主人,真正懂得只有共产党才是她们的救星,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能改变她们的命运,因此对生活充满希望、对革命充满信心,自然就成为反封建、干革命的急先锋,不分白昼地拼命工作、辛勤劳动,不顾生死地献身革命、追求理想。也正是因为在党的教导、培养和关怀下,川陕苏区妇女的觉悟迅速提高,所以能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即使革命再苦也能挺过、困难再多也能克服、危机再大也能化解。川陕苏区妇女命运的改变,一大批杰出妇女代表的涌现,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领导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林月琴因家庭被错化为地主成分,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被作为遣散人员,可她悄悄跟在部队最后面,翻越大巴山来到川北,即使不给分配工作,也把自己作为“编外红军”,默默地干好各种工作,最终成为妇女工兵营营长。长征中,12个小女孩被人贩子拐卖,她们历经艰险,历时3个多月,行程一二千里,终于赶上红军大部队。李开芬,即使被错划为“肃反”分子,但始终牢记自己是党的人,甩开心里包袱,下定决心斗争到底,长征路上背负沉重的物资攀索桥、爬雪山、过草地,部队无粮时主动带着女兵从敌人手中抢粮食,即使被马家军打得晕死,也要千方百计逃出监狱,回到党的怀抱。何福祥,在遇到困难时默念:“革命路程再远再难,但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要把一切献给党,为了民族的解放,实现人民的共同理想,自己吃多大的苦都不怕,就是流血牺牲也心甘情愿。”[7]她在西路军失败后流落河西多年,始终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到党的怀抱。她用30多年辛苦劳动攒下的积蓄,在恢复党籍时一并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并表示如果党组织没有恢复她的党籍,也把自己当作一个党员来要求。那些无数长眠于甘、青土地上的西路军女战士们,在被活埋、杀头、凌辱时,集体高呼“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
    那些少数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幸存者,历尽艰辛寻找党组织,想着如何回归部队。把赤胆忠心交给党,吃尽人间苦也要干革命,这就是川陕苏区女红军对党的一片深情、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她们是党的好女儿、红军的好战士。

    (二)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

    川陕苏区的劳动妇女具有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作风,张琴秋曾评价她们是执行任务能担当的娘子军,女同志不但吃得了这个苦,而且机智灵活,能经得起风险。她们大多数为贫雇农、中农、工人,她们当中许多人是童养媳出身,生活苦难、受尽折磨,能吃大苦、耐大劳、能担当。川陕苏区武装起来的万千妇女,参加到机关、工厂、医院、红军队伍中,在各条战线上和男同志一样工作、一同战斗,样样工作都能干得出色。她们说:男同志在前方同敌人拼命、流血牺牲,我们女同志在后方做后勤工作算不得什么!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中国革命胜利,流血负伤献出生命是光荣的,是值得的,无论怎样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川陕苏区妇女从小遭受压迫,营养极度缺乏,身材瘦弱矮小,有的十一二岁还没有枪杆高,但她们参加红军的愿望迫切,有的年龄小、个子小参加不了红军,就为红军站岗放哨、查路条。十多岁的姑娘参加红军后,干活积极,打仗也不比男人差,涌现出许多“花木兰”“娘子军”。妇女运输队向战场运送物资时,每人扛着沉重的物资,穿行在高山、密林、沟壑间,还把穿行山林的技巧编成激励大家的顺口溜,行军时一起喊起来,鼓舞斗志。她们机智勇敢、忍饥挨饿穿过敌人封锁线,不顾血泡和肿痛,昼夜不停地行军几百里,及时把物资、弹药送到前线,保证战前军事供给。川陕苏区战斗最激烈最惨烈最持久的万源保卫战中,妇女战士勇敢冲锋陷阵,涌现了县妇女部长何莲芝、妇女独立团营长吴朝祥、神枪姑娘邹映兰、支前女模范龚发秀等一大批巴山巾帼英雄。长征路上,王定国盯着战友的后背学识字,冻断一根脚指头也要坚持走完成长征路。许多西路军女战士,饱受了人间一切苦难,经受了世间最严峻的考验,贡献了一切力量。

    (三)舍身忘死、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条战线都有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川陕苏区女红军就是这样的勇士,危难时刻她们就是这样的女英雄,她们历经磨难、舍身忘死,为的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正是她们有不畏强暴、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迎难而上、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顶起了川陕苏区的半边天、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半边天、河西征战的半边天。

    从苦难中走来的巴山女红军,发扬彻底革命的斗争精神,困难、摧残、死亡根本吓不倒、压不倒她们,反而坚定了她们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念。她们身陷囹圄,却始终红心向党、忠贞不屈。她们利用各种机会,随时随地播撒着革命的火种,即使没有武器和弹药,也要斗争到底,绝不投降;
    即使无处可逃,也要与敌人拼尽最后一口气;
    即使面对死亡和非人折磨,也不变气节;
    即使关进监狱,也要机智坚韧、顽强斗争;
    即使面对失败,也要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即使流浪、流落,也要寻找党组织......她们坚定地认识到不革命就世世代代受穷受苦、做牛做马,要革命就要革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川陕苏区女红军正是靠着斗争到底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战天斗地,不畏艰险、一往无前,使根据地发展壮大,推动革命走向成功。她们中有的全家为革命献身,有的才十几岁就英雄牺牲,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她们愿意为保卫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而英勇献身,愿意把最后一点力气、最后一句呐喊、最后一滴血用来表达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坚贞。

    (四)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这一群来自川陕苏区的劳动妇女,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她们既能冲在第一线打前站,也能默默守卫后方、建设后方,有力地支援着前线;
    即使被饿死冻死病死,被大风卷走、掉进沼泽,也没有悲观失望,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尽管她们遭到马家军禽兽般的残害,但仍然坚定革命立场、保持红军本色,想尽办法找到自己的部队、找到党的组织。面对困难和死亡,她们坚决不哭,到死也不叫敌人看见一滴眼泪,共产党人的骨头就是这么硬。她们骨头硬、意志坚、不胆怯、不退缩、敢出击、能取胜的英雄气质,展示了女红军的党性品格。

    柔肩勇担重任、巾帼不让须眉,这就是川陕苏区女红军实现自身解放后展示出来的崇高精神品质。她们获得自身解放后,不再是“弱女子”“干女子”“苦命人”的代称,而是享有“娘子军”“女英雄”的美誉,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顽强不屈的革命斗志,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革命气节,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巾帼风采,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历史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中国民族精神史上,都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诗篇。

    川陕苏区女红军是一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斗最强的妇女武装,她们和男人一样为实现中国革命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了所能贡献的一切,在中华大地上树起了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形象,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动地的巾帼壮歌,创造了中国妇女史上的一个个惊人奇迹。历史的风雨,荡不尽川陕苏区女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倾洒的热血;
    时代的步伐,续不完她们为民族复兴而铸就的宝贵精神。她们身上的政治品格、奋斗之志、英雄气概、团结之力,将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汇聚成新的“她”力量,绽放出新时代的巾帼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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