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新认识的思想渊源

王 婷，张保和

（井冈山大学：1.艺术学院；
2.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列宁逝世后，借口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否认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的新认识，实质上是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内有一种观点，硬把马克思恩格斯从1848年欧洲大革命后就不再坚持的观点，像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中同时进行，革命首先爆发在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等观点强加给他们，是违背事实的。恩格斯晚年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加以具体化时，考虑到了在帝国主义前夕出现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进程作出了新的判断，给予了新的阐释。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新认识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际性思想的连接点。

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时，马克思恩格斯广泛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具有国际性。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P435），此后在很多场合也出现过。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马克思认为，即使在最重要的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只能是几十年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过程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只有英国差不多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欧洲大陆（法国除外）还有很多不发达和分裂的状态，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在各个国家进展的速度可能各不相同，并且也不一定是直线发展的。

1958年10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就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2]（P166）。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设想是：革命将包括一个整个历史时期，将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不会是一次行动。但是这个过程的开始的重要条件是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设想在所有这些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将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发生，并且相互紧密依靠。

19世纪下半叶，鉴于欧洲局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更加正确的设想，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最先进的国家开始，同时他们也考虑到了革命的其他类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等等，这些革命可能在欧洲落后的国家爆发，它们是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可能和西欧国家的革命合并成一个革命过程。1870年4月9日，在致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英国最具开辟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它是“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3]（P485）。

对此，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而加速的唯一办法便是使爱尔兰独立，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要任务——英国工人阶级想要获得社会解放，先要解放爱尔兰民族，也就是说先要解决民族压迫问题。19世纪40年代，他们设想德国革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多国共同革命。他们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4]（P180）。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社会主义革命时，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长期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1878年12月，借《芝加哥论坛报》的访谈，马克思一方面是宣传国际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代表美国共和党的资产阶级报刊让美国了解巴黎公社的真相以及世界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访谈中，马克思对于他们指导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无论是对1848年共产主义同盟的改组，还是指导第一国际开展的工人运动，他强调：“社会主义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而且是国际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工人的国际行动来解决”[5]（P646）。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中逐步发展壮大，越来越具有国际性。

1880年，恩格斯在致贝克尔的信中指出，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来说，在欧洲大陆上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2]（P446）。以至于恩格斯晚年在出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时，他曾坦率地承认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3]（P384）。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解决，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它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6]（P171）。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多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共同革命，这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欧洲大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后总结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客观经济条件并不会随着物质前提的具备而自动形成。不是任何形势都会产生革命，革命的产生需要客观的革命形势和各种主观因素。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就曾有过革命形势的产生，但却没有发生革命。90年代初，恩格斯设想“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6]（P774）言下之意是德国有可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的开始和中心，当然，恩格斯也只是设想。在这期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证实和发展，即在资本主义中心，资产阶级或许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其阶级统治稳定不变。当时，在两个经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当时还居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和美国（已开始追赶英国）就没有形成革命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在总结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列宁指出，革命的社会胜利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法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是法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是法国还没有工人政党，工人阶级思想上经过长期的训练，“大多数工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7]（P222）。

对经济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在国内革命形势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时，应劳动社会党领导人的请求，恩格斯指出，南欧和东欧工人运动中的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3]（P323）。不过，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坚持夺取政权这个伟大的目标，并不断向前推进，必须利用有利条件来发展壮大自己，避免无谓的牺牲，同时也要和农民结成同盟，策略的应用“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3]（P326）。但是，也有可能革命的发展恰恰要由那些还有大量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需要完成的国家来发起。早年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欧洲的同时，也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国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19世纪最后十多年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恩格斯晚年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

恩格斯在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方面时所研究的其他一系列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殖民地解放斗争的相互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他同马克思就以印度和中国为例而给予了密切关注，揭露了资本主义最血腥最卑鄙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到了60年代，他们又以爱尔兰为例详细证明了，工人阶级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将获得一支同盟军，并且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必须支持这个运动。后来在80年代，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在理论史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信中批评了受改良主义影响的英国工人对资产阶级殖民政策和殖民地解放斗争表现得无动于衷，并论述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在殖民地可能产生的一些过程，他写道：“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
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3]（P548）。恩格斯相信，不发达的国家将“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他认为，对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他们当时也“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3]（P548）。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将会有许多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必然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要经历的那些阶段是不相同的。在这里，恩格斯已经考虑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将会起加速的作用。对此，他写道：“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3]（P548）。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恩格斯重申并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他同时强调了共产主义者的一贯原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3]（P548-549）。现在他强调对不发达国家的榜样作用和支持，从而充实了上述考虑。同时他也使包括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这样一个思想具体化了，即预期将首先在先进国家中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1]（P306）。这些认识同样也由列宁加以创造性的发展。

1888年1月4日，恩格斯在致纳杰日杰的信中指出，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有可能使得欧洲免受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2]（P568）。对于这一点，即使在俄国革命的危机缓和下来以后，恩格斯也依然对此坚信不移。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国际范围内也越来越密切。后来，列宁也认为“俄国的政治革命”将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8]（P28），他也考虑过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它作为“序幕”的性质，也就是说，取决于在俄国革命之后西方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强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本原则。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还坚持这一思想。他认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6]（P773）。恩格斯在分析国际发展时，其主要意图仍然是向工人阶级指明国际合作对于胜利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同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此产生了最初的一系列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恩格斯比较具体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

在这方面，1893年6月27日，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在思想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封信中，恩格斯看到了在1848年巴黎六月战斗和1871年巴黎公社时曾一度掌握过政权的法国工人有可能开创一连串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于是，他写道：“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
虽然如此，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2]（P655-656）。这里，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后来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新版的跋中，恩格斯阐述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时，他把上述思想加以具体化：“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3]（P313）。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和各个国家革命进程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程度不同而处于不同阶段的思想。

恩格斯不再像过去那么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或许将在那些阶级对立达到最激烈程度的国家中出现。他指出，德国是“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3]（P388）进行活动的那个国家。显然，恩格斯已经开始把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初步胜利和多国共同努力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作了区分。并且，在恩格斯看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这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条件。恩格斯重申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在掌握政权以后，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还需要对国家的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以建立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生产关系。而作为最后彻底胜利的条件，恩格斯则认为是一批国家内胜利了的、已经强大到足以能够抵御国际反动势力的工人的合作。他多次说明，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彼此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对此，他在致纳杰日杰的信中始终坚信这一点，“使我非常满意的是，我可以深信，在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9]（P4）。恩格斯的这些预言为列宁后来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后，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内外部条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把“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10]（P385）（没有提美国），不那么强调需要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努力看作是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提。

由此可见，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有了新补充。他不再无条件地把美国包括在第一批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尽管当时美国已经逐步取代英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19世纪90年代初，当美国的工业发展越来越迅速的时候，恩格斯说过，英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中心——将会和以往的贸易中心荷兰一样，被排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样它就面临着抉择“要么将变成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日的强盛苟延残喘，而无产阶级则饿肚皮的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组”[10]（P416）。然而，令恩格斯担忧的是，迫在眉睫的战争会使欧洲遭到破坏。1888年1月7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书信中忧心地预估，战争至少让国家经济倒退多年，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被打败，或者被迫转入长期防御，那么，变革一定会发生。欧洲就会有两百年未发生过的衰竭。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工业就会取得全面的胜利。那时，整个欧洲就要面临社会改造的抉择。

由于战争危险程度日益增长而产生了一连串特别重要的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当中，恩格斯根据新的条件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方面加以具体化。早在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就已经在原则上制定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辩证法，他们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很有意义的。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问题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国际性问题。恩格斯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日益临近，与此同时，由于疯狂的扩充军备、军事集团的不断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其他新现象的出现，第一次产生了世界大战的危险。虽然当时恩格斯还没有详细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他和马克思都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相对于美国经济实力的优势，从而弥补地理上的不利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问题上，列宁坚决捍卫并继续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晚年的认识。列宁全面分析了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从而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日益发挥强大作用，因而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的商品生产所特有的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时期就成了经济和政治方面跳跃式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由此，他在十月革命前夕第一次从理论上雄辩地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实现。在《远方来信》的第四、五封信里，列宁原本是要谈修改党纲问题，但信件研究了其他问题。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就成了列宁回国以后撰写的有关党纲问题著作的基础，列宁后来对要点作了一些补充，对政治部分第3条补充标有“＋”号列举了要“详细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2]（P57）。后来他的思想在《论策略书》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两篇著作中得到了发挥。

十月革命后，当国际革命高潮的巨浪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未能获得胜利而开始平息下去的时候，列宁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这个显然在较长时间内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可以而且必须向建设社会主义前进，尽管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才能够达到从抵御外部反动势力的意义上来讲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是一些崭新的认识。然而列宁发展这些认识绝不是像帝国主义、右翼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们所企图诋毁的那样，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对立，而是同庸俗化和歪曲篡改相对立。同时列宁一再引证了当时已公诸于世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创始人有关这方面的言论，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所表述的那些丰富的认识。

1918年6月29日，在《预言》一文中，列宁号召人们要记住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早在1887年所作的“预言”，当时恩格斯曾经警告说：“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会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并殃及整个大陆”[12]（P551），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具有这种远见卓识。鉴于衰落的资本主义将会造成闻所未闻的痛苦，恩格斯号召社会主义者尽最大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灾难发生。

1893年3月，恩格斯就帝国国会军事法草案进行辩论期间，发表了《欧洲能否裁军？》一组文章，恩格斯提出了工人阶级第一个具体的裁军建议，对欧洲常备军制度在欧洲的发展表示了无比担忧。他认为，这种制度将会使欧洲各国人民因为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这样一场毁灭性的大战爆发将不可避免。除了反动势力的政变计划，恩格斯正是把世界战争看作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威胁。但是，他相信，即便爆发这样的战争，也决阻止不了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只会导致无产阶级更迅速地同统治阶级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算。然而一次世界战争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一段时间，根据列宁所强调的恩格斯的认识，并且必然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事业——它的真正的创造性使命的实现极为困难。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12]（P476）。

因此，恩格斯把阻止从那时起已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的危险看作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首要任务。同样，他着重指出，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生活中排除出去是这一革命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他一再指出，“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统治时期才有 的”[10]（P498）。

在许多文章和书信中他具体阐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个思想，即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而解决了各国民族内部矛盾以后，工人阶级将消除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例如，他强调说，当德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10]（P337）。协助波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对这一点的很好说明。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前夜，恩格斯重申了社会主义与和平的一致性。他着重强调说，“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10]（P540）。就是在这一基本问题上，列宁也是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创始人的遗训。1921年10月14日，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讲话中，列宁向布尔什维克党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13]（P569）。列宁虽然没有摆脱掉“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列宁要比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了解“亚洲的觉醒”的含义。在谈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时，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14]（P292）。列宁逝世后，对于借口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否认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性思想的观点。1926年12月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季诺维也夫予以进行了反驳：“这种看法是极不正确的”[15]（P201）。

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新认识对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性的认识起到了奠基作用，是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连接点，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恩格斯晚年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关注和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他思想之所以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并不在于他不受时代条件的制约，而在于他能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进行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讲，为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提供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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