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文学场与新写实小说思潮
时间：2023-04-17 11:1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田
(1.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2.黑龙江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新写实小说思潮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创作思潮中作品和影响都最具规模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以出版书籍和文学期刊为物质载体。以《钟山》杂志为核心的文学策划活动是推动新写实小说思潮形成的重要因素。考察作家、期刊、文学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廓清新写实小说思潮的真正样貌。文学期刊是文学场域中的行动者之一，《钟山》文学自主权的获得是其策划文学运动的前提：通过利用自己积累的象征资本和威望实施举办研讨会和开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等策略，进而影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文学价值评定机构和文学的直接生产者，催生新写实小说运动。《钟山》对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进行推广的同时，其倡导的理论批评构建了文学知识话语空间、影响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过程，并且塑造了新写实小说思潮的样貌。
“文学场”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学场”是一个遵循文学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1]。布尔迪厄一直以来都极为倡导保护文化场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并呼吁为此创造普遍化条件。“文学场”通过获得“文学自主原则”与“权力场”中其他力量抗衡，这是一个各力量权威性此消彼长的过程。《钟山》从建立到推动新写实思潮生成，深刻体现出新时期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钟山》积极主动地介入文学现场，通过推出重要栏目、策划文学活动建立自己的文学场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是《钟山》能够推动新写实思潮创作、影响文学格局的重要背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场开始重建，文学口号改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的第四届文代会给文艺界带来了暖阳，这个时期大量期刊复刊。此外创办期刊审批权的下放也使刊物数量猛增，《钟山》便于1979年正式创刊。1984年下达的《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开启了国家逐步切断文学期刊的经济补助之路，并对之后的期刊体制改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1988年通货膨胀背景之下，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文学期刊及出版社等主体可以开展经营活动和有偿服务。文学期刊面对经济上的危机向主体单位多元化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改版潮”的发生，文学期刊流变过程伴随着经济场对文学场的渗透，宽松的文艺政策和行政体制的放松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场域较少受到挤压，而“经济场”成为“文学场”主要的斗争对象。
《钟山》在办刊过程中实现了文学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是自身文学场得以建立的基础。文学期刊被布尔迪厄看作是文学生产机构中的重要行动者，是文学场的组成部分。《钟山》作为一个省级地方刊物能够在短短数年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场域，成长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刊物，主要得益于编辑群体的文学活动和策划，迅速积累了“象征资本”。《钟山》对文学价值和文学自主权的追求在杂志的发刊词、卷首语中有所体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标新立异，反对人云亦云……努力提倡发展各种文学流派，风格和多种表现手法，鼓励作者大胆探索，不断创新”[2]203。《钟山》资本积累阶段伴随着经济的部分流失，比如在致力于“先锋作家”推广的80年代中后期，《钟山》的印数下跌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钟山》不关注经济效益，而是始终致力于在象征资本和经济效益之间获得平衡。20世纪90年代，《钟山》大规模地创建与企业合作的经营模式，发表具有广告性质的报告文学、举办企业冠名的赛事、联合办刊等。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钟山》较好地顺应了时代变化，在保障自身生存的基础上继续追求文学价值。我们必须意识到，《钟山》之所以能够拥有策划和推动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的能力，正是基于它在保证自身平稳运行的同时对象征资本的不断积累。
《钟山》象征资本的不断积累主要路径有两条：所挖掘的新人作家获奖以及利用栏目搭建起来的高质量文学交流平台。《钟山》对许多青年作家具有伯乐之恩，是“新人的园地”，比如颜海平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在两次投稿被拒后，被《钟山》于1981年第1期发表。这部作品是当时正在上学的颜海平的处女作，并最终获得 1981—1982年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钟山》在1981年第2期发表了当时不知名的江苏本土作家赵本夫的短篇小说《卖驴》，荣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虽然获奖并不能绝对说明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但对于一个文学期刊来说，发表的诸多新人作品获得奖项是对其审美眼光和前瞻意识的肯定，这就是一种无形的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作家投稿，在《钟山》文学生产的内部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其刊登的作品成为一种创作的风向标，使那些对获奖有着强烈渴望，希望在文学场内占有一席之地的新人作家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
《钟山》象征资本的积累还得益于“创作与评论两翼齐飞”的办刊策略，以及由此思路激发出的于1982年开设的“作家之窗”专栏。用《钟山》副主编徐兆淮的话说，“作家之窗”的目标就是“能够熔创作与评论于一炉，集作家作品、创作谈和作家作品论于一体，以编者为中介和桥梁，将作者、编者、读者还有当代文学研究者沟通起来，以扩大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2]240。与这个栏目结合的还有《钟山》多次举办的交流会，如1988年10月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这些文学活动用以扩大编辑与作家、评论家的沟通和联系，一方面提升了杂志的组稿质量，另一方面使杂志提升了自身作为文学交流的公共平台所存在的价值。“作家之窗”专栏诞生后的初期出现了宗璞、冯骥才、高晓声，后来又出现了王蒙、邓友梅、贾平凹、汪曾祺、茹志鹃等作家，还包括国内一流的评论家，如王干、丁帆、敬文东、耿占春等。
一言以蔽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钟山》已经逐渐地对作家拥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借助评论家批评阐释文章也吸引了更多的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刊物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明显扩大，成为当时期刊界的“名旦”之一。《钟山》不断积累象征资本，在经济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平衡之上进行文学策划，最终逐步建成了能够策划和推动新写实小说思潮的文学场域。
文学思潮的形成除了作家的创作追求，还有文学评论家归纳总结的因素。后来被文学史纳入新写实小说的作品从1986、1987年开始陆续发表，当时并未得到文学界过多的关注。《钟山》期刊团队中具有灵敏文学嗅觉的编辑和评论家介入后，新写实小说理论口号得以诞生并且成为世纪之交最夺目的文学现象。文学期刊和评论家一系列行为推动了“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对生成新写实小说思潮发挥了重要影响。
《钟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学场域，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文学资本，成为具有一定威望的文学期刊。与经济因素相比，文学期刊幕后的编辑群体的文学价值追求是文学期刊活动策划更为重要的驱动力。比起对市场效益的考虑，《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策划初衷更多是出于对文学场内文学资本的争夺，对自身文学生产力提升的渴望。王干也提到“新写实”的运作“主要还是带有思潮前瞻性和对‘文学话语权’的争夺的意思”[3]。当时的编辑部成员都是具有相当文学素质和文字能力的人，对于文学发展的态势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在1985“新潮文学”高潮过后逐渐出现了文学现状“疲软”的论调，对文学失去社会效应的焦虑情绪迅速蔓延至整个文学界。具有文学价值追求意识的《钟山》也对“文学的沉寂”有着焦虑与担忧，于是1988年的3、4月在《钟山》主编办公室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萌生了推动这种已经发生的创作暗流成为一种轰动的文学运动的想法。
《钟山》作为一个文学生产机构，在新写实小说文学策划中首先做的是争取到文学价值评定认定机构中评论家的积极响应。于是当时的主编范小天和徐兆淮在萌生了开办新栏目的想法后，火速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经过激烈的讨论，“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口号便在会后敲定下来。《钟山》的文讯发表了《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记录了这次会议的热门话题和主要观点。王干提出“后现实主义”用以概括业已出现的刘恒、方方、池莉等人的创作特点，与会的人员就“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许子东、陈思和等人倾向于少谈“主义”，更多关注文体和关注作品的叙述。
《钟山》卷首语中将新写实小说这一文学倾向概括为：作品创作方法以写实为主要特征，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属现实主义范畴内，但吸收、借鉴了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相较于评论家的积极响应，文学的直接生产者——作家对“新写实”创作口号的回应稍显迟疑。《钟山》在1988年第6期发布的文讯中宣布将在1989年第1期开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结果由于组稿有难度，栏目在第3期才得以面世。观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开办前后被纳入新写实小说作品的发表，可以得出作家对丰富新写实小说体系的热情不高的结论。在新写实小说口号提出之前，引起《钟山》编辑注意的作品有：《伏羲伏羲》《烦恼人生》《风景》《枣树的故事》《新兵连》《厚土》《塔铺》等。这些新写实小说的经典文本发表于1987、1988年且均非在《钟山》上发表。所以《钟山》开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后，这些新写实小说的青年作者池莉、方方、叶兆言、刘恒、刘震云等自然而然成为《钟山》想要组稿的重点对象。《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从1989年第3期到1991年第3期两年间办了8期，共推出了30余篇小说作品，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品被公认为新写实小说，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钟山》1991年第1期)、苏小青的《顾氏传人》(《钟山》1989年第4 期)、苏童的《米》(《钟山》1991年第3期)。之所以该栏目刊发的作品绝大部分无法归划为新写实小说，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被认定为新写实派的作家没有明显地在这一创作方向上持续发力，二是《钟山》在作品的推介和理论倡导之间存在错位，文学批评者们的批评意愿与实践间亦存在错位。新写实小说代表作《伏羲伏羲》的作者刘恒应《钟山》的邀请，写出了《逍遥颂》(《钟山》1989年第5期)。这部作品明显不符合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号召，偏离了写实轨道，极具寓言性。《钟山》连续三期刊发的王朔作品《千万别把我当人》也绝非写实之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气质，情节荒诞且语言戏谑。此外，原本应出现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中的作品，如池莉的《太阳出世》，书写了赵胜天和李小兰结婚生子的平凡人生，延续了池莉的关注现实生活的写实风格，却出现在《女作家小辑》栏目之中。还有方方的作品《落日》，瞄准了一个市民家庭，讲述了家庭成员之间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面临的亲情困惑，其真实而厚重的感觉正是新写实小说的常见面貌，这篇作品却发表在了《小说世界》专栏中。总之，1989—1991年间围绕《钟山》，在“新写实小说”理论倡导和文学批评实践方面呈现出了一阵喧哗的景象，但在文学创作实绩方面，新写实小说家并未表现出对“新写实”文学口号的明显靠拢。
创作具有后来被追认的新写实小说精神向度和叙述特色的文学作品是作家自觉的文学追求，但是对这种创作倾向的命名和倡导，文学生产机制中文学生产机构《钟山》以及文学价值认定机构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文学的直接生产者。文学生产机制中的行动者互相影响，文学期刊为了拥有更强大的文学话语权，以专栏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让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家、评论家、文学期刊等行动者在此空间进行相互碰撞，并最终催生和发展了新写实小说思潮。
《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文学策划活动无疑活跃了当时文坛的气氛，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以连接文学生产机制中各环节的行动者催生了新写实小说，而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个公共话语空间中碰撞的文学知识对文学本身的渗透和塑造。
走进历史现场，我们发现作为文学生产者的新写实作家并没有自觉地形成一个结合体，《钟山》的贡献在于将一个松散集合体所具有的相近的创作倾向提炼、概括出来。《钟山》关注到了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作家当下创作中对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发现了其创作中独特的“质象相通性”。尽管《钟山》对新写实小说概念和批评话语有模糊和矛盾之处，比如在1991年《评“新写实主义”》中作者提到了王干对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实”的矛盾阐释。一方面他认为新写实小说作家应该被动地接受生活的洗礼，对生活本态进行绝对纯粹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认为应该“冷静地描写生活的丑恶乃至龌龊的一面，冷静地描写人性中那些动物性的一面”[4]。返回历史现场，结合办刊环境和文学编辑特定身份，要求其准确界定新写实小说概念或进行极高水准的文学批评难免苛刻。值得肯定的是《钟山》不断丰富批评专栏，如“微型作家论”“钟山看好”等，对作家、文体等多方面开展文学批评，为发现新写实文学之“新”提供了良好的公共阐释空间。推动理论批评关注到新写实小说所表达的“真实”感，一种冷静克制的、无限趋近于日常生活现实的、极为逼真的气质，以及其背后对“人”之生存、生活乃至发展等问题都做出了蕴含着生命性的阐释与探索性的哲思。
期刊和作家之间是双向选择关系，期刊为了打造和巩固自身特色会选择具有特定“个性”的作家作品。对于现阶段不知名的作家，《钟山》的“衷心期望在中国文坛能够出现和形成一个‘新写实运动’，《钟山》将为此尽自己最大的努力”[5]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承诺，承诺的是积极响应新写实运动的作家更易获得《钟山》文学场域的入场券，从而得到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关注。文学批评对文学经验进行总结并且试图引导文学活动，新写实小说思潮的批评话语也在对新写实小说文学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试图对其进行引导。当时“新生代”作家受到这种文学气候的影响，一部分可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机遇来不及细细思考，沉浸在对已有的新写实小说的简单模仿，在新写实小说的旗帜下诞生“流水账”似的堆砌肤浅之作。另一部分可能深受新写实小说的“个体表现价值”影响，在后面的创作生涯中与自己的创作个性结合，生发出许多优秀作品。
黄发有将20世纪90年代称之为“准个体时代”，新写实小说作为这一时代背景的重要文学现象，在80年代末所呈现出的与同期作品的不同面貌，正是源于文本中凸显出的个体表现价值。作品中日常生活化的呈现，都体现出在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真实感受。通过对《钟山》刊发评论文章的深入分析能够发现概念的模糊、理论的不成熟和矛盾的批评话语数量绝非少数。它们都来自同一种精神逻辑：只凭感觉，拒绝分析。这种精神逻辑导致对新写实小说呈现的现代性焦虑、生存状态和生命本质探索、对形而上问题等的思考缺乏足够的探讨和研究。这体现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局限，也是后来者再评价的意义。但《钟山》对“新写实”的命名与倡导的历史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钟山》创刊于改革开放后期中国文学场域重建初期，凭借敢于开拓创新的意识维持了经济资本和文学资本的平衡，积累了相当的象征资本，建构了自己的文学场域。《钟山》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以连接文学生产机制中各环节的行动者充分交流，它深入介入文学现场，影响着整个文学场域的权力运作和资源配置。作为一本文学期刊，《钟山》张扬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只是一个作品传播的平台，而是成为推动文学传播、影响文学创作方向的重要角色，并进一步更改了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格局。
《钟山》的文学策划行为体现出文学编辑对文学时局的构思与观察，其最终的成效不仅催生了新写实小说思潮，更重新诠释了文学期刊在整个文学场内的角色定位。《钟山》在几代办刊人的努力之下挺过了各种风波和商品大潮的冲击，保持自身独有的纯文学期刊的价值取向和风格，借由一本本刊物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史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成为文学研究者发现当代文学发展史背后搏动的细小血管般鲜活真实的文学现场的绝佳凭证。
猜你喜欢文学期刊钟山场域民主论辩场域中的法律修辞应用与反思法律方法(2022年1期)2022-07-21百年党史场域下山东统战工作的“齐鲁特色”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1期)2022-04-19金钟山秋色乡村地理(2021年3期)2021-11-19中国武术发展需要多维舆论场域武术研究(2019年12期)2019-04-20雪生动在钟山的背面散文诗(2017年17期)2018-01-31组织场域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2期)2016-12-01文学期刊从未，也不曾离开小品文选刊(2016年8期)2016-02-11青年学者风采 钟山梧州学院学报(2015年3期)2015-02-28新形势下文学期刊的现状问题与出路科技传播(2014年21期)2014-11-17钟山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2期)2014-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