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宣传反击战”中的外宣工作

□康依笛 韩立新

发生在1943年5月至10月间的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之一。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军事新闻史上一场精彩的宣传反击战的典型范例”①。也有研究者表示，“当年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同志后来谈及这次宣传反击战时说：‘这是与国民党进行激烈的宣传战以及在这种宣传战中运用策略从而获得成功的典范’”。②考察文献可知，胡乔木并未直言1943年的“宣传反击战是成功的典范”，而是称它为“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来制止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一个范例”。据他回忆，1943年7月初获悉“蒋介石、胡宗南正在秘密调兵准备进攻延安”的情报后，毛主席立即命令将“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特别是传达至英美苏等国大使馆与驻渝中外记者，“是为至要”。胡乔木特别强调，“与皖南事变时相比”大为不同的是，国际统一战线是挫败“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因此，考察其发生的历史过程，梳理外国媒体的报道就尤为重要。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史学思路作阐述，对当时国外媒体的相关报道缺少细致深入的挖掘，难以满足总结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历史经验的需要。④所以本文重在回答中共是如何利用国际因素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行动”的，以及在国际舆论场上造成了怎样的舆论态势两个问题，以期从中获得“以国际形势为我所用”的智慧启迪，引以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的参考与“镜鉴”。

1943年7月4日中央决定“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⑤，直至10月6日中央要求“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宣传反击”共计历时3 个月。其间，中央对国际因素的认识和把握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和引导，表现出很高的水平。

（一）以争取英、美、苏调停国共内战危机为重点的宣传计划

中央认为，当务之急一是“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二是“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即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与帮助；
其中引起美、苏两国对国共内战危机的干预与调停是宣传计划的重中之重。

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监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两报馆，扣押中共党情、军情的相关报道不予刊发，毛泽东电令南方局将重要文件设法密印分发至各国驻重庆大使馆、各国媒体驻重庆报馆。其间，以中共中央名义散发至各国驻渝使馆、报馆的文电材料有6 篇，分别是《七一宣言》《七七宣言》《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评〈中国之命运〉》《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同时，延安方面紧急动员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召开“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大会，且在全国范围内召集民众会议，“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南方局也将此类宣传品一并送至各外国驻渝机构，“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在朱总致蒋、胡电题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的材料中，着重突出的要点有三：一是表达国共内战之势岌岌可危，“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⑥。二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德势穷力蹙之时，“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打击实现之时”，却将同盟国援助之军火用于“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不仅意在“保存实力，坐收成果”，还怀有“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的阴谋。⑦三是阐明中共抗战实绩远胜国军，是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中流砥柱。以此将国民党当局推向 “政治被告”的地位，争取同盟国的干预与调停。

（二）中共方面的宣传攻势赢取了国际舆论的瞩目与支持

1.英、美、苏政府向蒋介石“施压”

文电材料迅速引起了各国政要的重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熊式辉就遭到英、美人士苛责——“国民党是否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大量的武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⑧7月14日，苏联驻渝使馆顾问向美驻渝使馆代办艾哲逊表示：“由于中央军指挥官的个别行动，可能引起内战。”“而从中国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他不希望在此刻看到对中共军队实施军事攻击”。⑨“苏联大使馆顾问之偶然来访”引起美方格外重视，这是“苏俄大使馆第一次对中共之前途，明白地表示关切”。⑩26日，艾哲逊将“七一”“七七”两则宣言上报至国务卿赫尔，并对中共抗日作战力量与国共关系作出了分析，赫尔批示道：这则宣言“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击败日本的热情”“总体来看，宣言所说的中共抗战成绩比国民党所说的要诚实得多”⑪。随后美政府向国民政府明确地提出中国应避免内战。⑫美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也对中共作出表态“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⑬。

8月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其驻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撰写的《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一文，文中指责国民党对于中共的封锁和袭击会削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此举既是六年抗战以来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也是“苏联报刊第一次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标志”。⑭发文的前一日，苏军在奥勒尔战役中力克德国，苏联的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国际话语权也随之增强。仅在战役胜利的第二天便发布具有官方性质的指责国民政府反共政策的社论，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立即引起英美同盟国的不安。8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便致电国民党，表示“中国政府与共产党磨擦日烈……查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际，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类事情”⑮。月末，美总统罗斯福又两度会见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强调“我由衷地希望你们不要与八路军开战”“盖如有内战，恐玉石俱焚……故望委员长能以政治手段解决”。⑯中共的宣传反击将国共关系与国际局势串联为一对互相联系的问题，正如联邦文件中所分析的“如果苏联插手国共两党的内战进行军事干预，会危及现在的战争局势，中国内战会给我们造成极大危险”⑰。同盟国的政治压力使蒋的“剿共”之意逐步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刻对共党之办法，决取宽容缓和态度。”“不使为中国共党事件，而使国际整个局势发生影响”。⑱

2.有力地影响了国际舆论态势

本研究考察了1943年7月1日至10月6日期间英、美、苏三国关于“国共内战危机”的20 篇报道，其中16 篇媒体的报道信源来自于南方局。7月5日起各驻渝报馆先后获悉中共方面文电材料，记者们通过国民政府记者招待会或私下致函的方式质询张道藩等多位国民党政要，主要围绕“外界频传中央军队增集‘陕北边区’，内战迫在眉睫是否确有其事？”“国民党是否有利用美国军火作内战之意”等问题。7月间外国媒体就“内战危机”刊发的电讯及新闻报道仅有3 篇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宣处的限制。7月20日《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所写的有关中共问题的新闻稿件，就被国宣处以“共产党宣传的色彩很浓”为由限制刊发。⑳所以，此间国际舆论场关于“内战危机”的消息主要来自官方机构，《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曾援引联邦文件关于“内战的威胁”的判断，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的毕生在《远东观察》上撰文称中国将因内战分裂为两个国家——由国民党领导的 “封建的”中国，与共产党代表着的“民主的中国”。㉑费正清认为，这两篇文章的接踵发表触发了“美国对自由中国的幻灭感”。㉒

从报道议题中可见外国媒体较为关注中国战场的局势对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影响。报道议题一是质疑国民政府军队抗击日寇的实力与决心。如美国军事评论家鲍德温（Hanson Baldwin）在《纽约时报》《读者文摘》 上发表了《别对中国期望过高》一文，“谓驱逐日本不可依赖华军”，“此为中美共同作战以来，美国言论界对华不满之第一声”㉓。在美引起了较大反响，美代办艾哲逊对此要求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能多放行《纽约时报》在渝记者之报告，俾一般美国人明了中国实情，不致误听鲍德温言论及其他相似言论”。二是猜测国民党当局与日寇达成妥协。如罗果夫撰写的《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等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有意解散共产党和清算共产党军队”“并且已经与日本达成和平妥协”㉔。《纽约时报》《每日邮报》《泰晤士报》等报刊迅速转载，并称“中国正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国民党正在努力解除共产党人的武装”“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他们独立的军队和政府”“国民政府当局不断接收到日本的求和之意”等㉕，“一时颇动国际视听”。㉖

（一）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及国外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中央判断“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㉗，“由于国民党对美的依赖性，不能不使他对于美国朝野的舆论有着极大的顾虑”，“美国对于援华军火与兵力的控制，美国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英美民间的舆论都不能不使国民党在目前放弃其进行内战的企图”㉘。所以，毛泽东在初定“宣传闪击”计划之时便强调要“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在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文电材料中着重抓住“抗击日本”这一共同的政治目的与利益攸关的交点，将国共关系与世界战争局势相勾连，策动同盟国形成国际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共计划。

（二）深刻认识和把握新闻规律

“宣传反击”计划体现出中共中央十分看重且尊重新闻规律。传送至英美苏各方的文电材料多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具有权威性的信源极大地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并兼具时新性、显著性、重要性等新闻特性。例如及时组织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发出全国通电；
动员国内外舆论热潮以引起同盟国的重视；
抄送朱德致蒋、胡电报，意在明确地凸显出“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㉙

在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之下，外国记者的采访行动、采访对象以及发电内容等都受到国际宣传处的严格审查及限制。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的新闻报道都遭查扣或修改，而一切关于共产党的新闻报道，必须要与国民政府攻讦污蔑共产党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㉚这种只允许发表一家之言、违背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做法令大部分记者极为不满，并且更引起记者对延安消息的浓厚兴趣。当时驻渝美国新闻处的负责人费正清就曾说：“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㉛

（三）与外国新闻记者打交道

抗战初期，斯诺等英美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一个民主的、进步的、文明的红色政权，打开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窗口，也引起了英美苏政府的关注。罗斯福就曾三度召见斯诺，倾听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见闻与认识，以作为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参考。美国记者白修德曾言：“驻外记者一回到华盛顿便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发回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报道也会对国会议员和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美国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所有私人新闻单位的驻外记者加起来比政府本身的外交机构还要重要。”㉜通过外国媒体来影响外国政府的决策是中共对外交往运作机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1940年《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将接洽来访的美英记者“当作外交人员看待”，“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㉝而“中共在美宣传”引得蒋介石慨叹道：“几乎已使罗斯福及其左右迷雾难醒，此为最大之困难。”㉞

斯诺曾评价他与毛泽东的访谈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知道他的看法一经发表出去 “会传回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㉟在当时复杂的局势和舆论环境中，对外宣传是一项异常重要的工作。中央通过外国记者向外传达的声音，深刻影响着国内的舆论。据费正清记述，“到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象征，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对他的信任与忠诚”，人们“对现政权，亦不能抱多大希望，因为它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积极帮助群众”。㊱

经“宣传反击”之役，国际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从1943年11月起，外国新闻记者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采访陕甘宁边区的意愿，后于1944年成行。五年来受限于国民党全面新闻封锁的红色边区，终于得以通过第三方新闻媒介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形象。可以说，“宣传反击”计划对中共对外宣传工作具有转折性的积极意义。如蒋介石所言“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国内外互相联络，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㊲中央审慎地分析国际形势，紧紧地抓住新闻价值与新闻规律之脉，通过国际统一战线形成政治攻势消弥了内战危机，为抗战走向胜利积蓄了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拥有的唯一力量，是美国的新闻记者对美国人所讲述的有关他们的事情”㊳，这是美国一位准将所言。言辞过于夸张与绝对，但是可以一窥“1943年宣传反击战”的作用与影响。虽然胡乔木并未用“典范”一词形容这场“宣传反击战”，但是就其宣传计划与效果来看，仍不失为今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镜鉴”。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共同利益的原则出发影响舆论。“抗日”是二战期间英美苏与国共两党间的利益中心点，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共”对共同利益的违背与损害，才能达到推动英美苏向蒋方施压的宣传效果。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善于发现其中的共同利益，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引导和影响国际舆论值得借鉴的经验。其二，善于占领政治高地与道义高地，打好主动仗。面对一些国家频频发起的“舆论攻击”，我们不能被动地在污名化的叙事 “陷阱”中自证，而是要看清形势，看清共同利益所在，用“我”的节奏，用舆论场信源这个角色，打好舆论工作主动仗。

注释：

①万京华：《毛泽东与延安时期一场精彩的宣传战》，载《中国报业》，2014年第5 期。

②朱生华：《毛泽东指挥的一场宣传反击战》，江汉大学学报，2000（01）：103-106。

③胡乔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相关研究有：江志宇：《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及其策略》，西南师范大学，2002。贺江枫：《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抗日战争研究，2016（3）：38-51+159。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1993。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2011：412。

⑦《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社论；
《论时局》，1943年7月27日，《解放日报》时评；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6日。

⑧《解放日报》，1943年7月13日。

⑨“The Charge in China（Ate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4，FRUS，Diplomatic Paper 1943，China，pp.283-284，308，314。

⑩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3年7月14日，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

⑪“Manifesto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July 7，1943”，July 26，FRUS，Diplomatic Paper 1943，China，pp.383-386。

⑫菲斯（Feis，H.）著：《中国的纠葛》，林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03。

⑬《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83。

⑭张寿春，金鑫著，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组织编写：《周恩来与创建新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3。

⑮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54 页。⑯吴景平，郭岱君主编：《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30-131。

⑰ “POLICY CONFLICTS AMONG THE UNITED NATIONS”，September 17，FRUS，Diplomatic Paper 1943，China，pp.7054-7073。

⑱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74 页。⑲参见“Allies Will Crush Japs”.Daily Mail，8 July 1943，p.4；
《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1943年7月22日；
转引自 周之鸣编：《太平洋学会怎样出卖中国》，台北：华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8：43；
《王世杰日记》，1943年12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524。

⑳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二）》，民国档案，1988：114-134。

㉑《远东观察》（Far East Survey），1943年7月22日，转引自周之鸣编：《太平洋学会怎样出卖中国》，台北：华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8：43。

㉒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张理京译：《中国之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104。

㉓《王世杰日记》，1943年12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524。

㉔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

㉕RUSSIAN CHARGES PLOTTING IN CHINA.New York Times，7 August 1943，p.2；
SOVIET WARNS CHINA AGAINST ANTI-RED PLOT.Daily News，7 August 1943，p.12；
H.L.Moore，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5：134；
CHINA AND THE COMMUNISTS.New York Times，12 August 1943，p.18；
CHINA COMMUNISTS FIRM IN DEMANDS.New York Times，17 August 1943，p.7；
CHINA RIFT REPORT HELD SIGNIFICANT.New York Times，9Sept1943，p.20；
"ChinaCommunistProblem."Gloucestershire Echo，13 Sept.1943，p.1.

㉖参见“China rift report held significant，”New York Times，Sep.9，1943，Page 20.Japs Offer China Peace.Daily News，15 Sept 1943，p.6.唐培吉主编：《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62。

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2011：388。

㉘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 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86。

㉙《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 期。

㉚福尔曼著，朱进译：《中国解放区见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46：02。

㉛费正清（Fairbank，J.K.）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㉜胡栓，吴燕：《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控制区的报道》，《军事记者》，2006（6）：53-55。

㉝蒋健：《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的早期接触》，《文史精华》，2008（06）：4-10+1。

㉞《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参见贺江枫：《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抗日战争研究》，2016（3）：38-51+159。

㉟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南，克雄，译：《斯诺文集1》，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92。

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
张理京，译：《中国之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92。

㊲张秀章编：《蒋介石日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44。

㊳张注洪主编：《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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