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世界到相互嵌入：中国情境下的“社区与社会”

高云红，郑中玉

(1.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2.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19世纪欧洲的社会思潮倾向于将自身等同于由理性化和世俗化所界定的现代性。这种意象蕴含在市场观念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1](p.39)。社会学诞生于一系列对新社会秩序形成与变迁的解释，而在这种对新社会秩序的解释中，核心要素就是一种蕴含线性进化论成分的现代性观念[1](p.45)。图海纳认为，这种线性进化论在现代社会学大多数思想家里那都有充分体现。当然，其中也包括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①的分析。

滕尼斯基本上是从类型学入手来区分共同体与社会在原则与实质上的区别。共同体是基于一种本质意志，而社会则基于选择意志。但是，这种类型学最终还是让位于一种进化论分析框架。即使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滕尼斯仍然相信人类的文化发展正在经历着从所谓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或者从“共同体的时代”向“社会的时代”的转变[2](p.339)。后来，20世纪的社会学围绕“社区问题”形成了三种主要论断：社区消亡论、社区存活论和社区解放论[3]。这三种论断都暗含着类型学和进化论两种分析逻辑的影子。社区消亡论明显具有线性进化论的思维，认为“社区”面对现代性的诸多过程，倾向于被理性计算的“社会”关系所替代；
社区存活论倾向于类型学分析，不去思考面对现代结构变迁“社区”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是认为面对城市化、科层化和资本主义潮流，“社区”仍然可以生存于城市的角落。无论是类型学分析还是进化论分析，它们对共同体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都倾向于表现为一种基于二元论的对立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古典社会学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以及“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进行了区分。理性化的“系统”使用货币和权力这些非语言中介，确定相互关联；
而私人化的“生活世界”则是以沟通方式为中介，与理性化的系统相对[4](pp.174-176)。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理性化或现代转型过程中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即货币和权力渗入生活世界并以系统的形象复制生活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是单向度的，“总是系统塑造生活世界，似乎没有相反的情形”[5](p.146)。在这些理性与情感的区分中，系统和生活世界存在不同的运作逻辑。基于这种传统立场，经典分析必然会形成“相互独立的领域和相互敌对的世界”这两种孪生的思想[6](p.13)。理性的活动和亲密关系存在于各自的领域，如果两个领域相互接触，就不可避免地彼此玷污、侵蚀，进而导致失序。也就是说，我们生存的社会中既存在一个情感和团结的世界(或共同体的世界)，同时也存在一个理性计算的世界(或“社会”的世界)，它们各自独立，遵循各自的律令和规则，自足运行，彼此敌对。这种世界观的教条甚至在21世纪依然存在，并且仍然十分活跃[6](p.17)。

当然，尽管线性进化论和二元论是现代社会学的典型立场，但在部分学者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即使滕尼斯也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中，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时而相互处于最深刻的相互关联之中，时而相互并存和相互对立”[2](pp.330-331)。在大城市中，尽管共同体“日益枯萎，甚至日益消亡”，但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作为唯一的、现实的生活方式，还继续持久地存在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内部”，依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实”[2](p.333)。在《共同体与社会》第6版和第7版前言中，滕尼斯进一步补充说明，“共同体”和“社会”只是理念类型，真正的生活运动于两者之间[2](p.42)。同样，韦伯虽然强调祛魅或世俗化，但是他也同时认为，理性化社会也存在再赋魅的可能性[7](p.164)。抛却这种线性进化论视角上的反复外，韦伯也曾超越简单类型学区分，强调“社会与共同体”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各种共同体内部，经济利益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反之，经济行为或团体除了能够获得经济利益之外，也有助于参与者之间建立某些关系，而这些关系可能成为共同体行为的基础，韦伯称之为“社会”的“共同体化”[8](p.385)。这种“社会”和“共同体”边界的模糊性以及相互转化的逻辑，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新经济社会学关于经济行动嵌入性的立场。马克·格兰诺维特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去的倾向，转而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嵌入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9]。也就是说，经济与社会关系始终是相互交织的：一方面，人们可以在经济关系中重复交易，形成一般的、包含私人情感的“社会关系”，感受到“互动的快乐”；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中的信任也使得经济交易节省交易成本，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不能将经济行为简单地视为非人格化的工具理性行为。

与此相似，泽利泽也坚信亲密关系与经济交易始终是相互交织的，经济交易可能被用于建构社会关系。“把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的民众，会积极参与、建构、商谈并形成‘各种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6](p.13)人们会通过不同的支付体系来实现“关系性工作”(relational work)，界定和标明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社会关系形式。“人们会努力把货币转移整合进更大的相互义务网络中，同时又不会损害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货币与亲密关系常常是共存的，甚至对社会关系具有维持的作用。”[6](p.19)因此，不能高估媒介(货币或商品)控制行为的能力，进而低估人类将这些媒介同追求自身生活的手段相结合的能力[10](p.395)。面对理性化大潮悲叹“共同体的消亡”实际上就是彻底忽视了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抗逆力。总之，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替代和线性进化，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相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两种因素、行为和领域之间的相互交织、作用和彼此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理论中的线性进化论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实际上也是西方支配非西方世界、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基础之一[1](p.46)。当然，这种认定社会是依确定阶段而发展的线性进化论也开始不断让位于承认多种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1](p.39)。大多数古典社会学和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都期待着源于西欧的现代性规划连同其霸权和同质化趋势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而在全世界流行开来。但是，20世纪中后期，各国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单一的文明或单一的制度模式，而是探索出了多种现代文明。在非西欧社会，许多国家基于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验实现了发展，西方现代文明主体和制度模式不断被“挪用”“选择、重释和重构”[11](p.27)。因此，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或唯一的现代性，现代性不等同于西方性，各国存在“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即“多元现代性”[11](pp.36-38)。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不断提供或展示着“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独特的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答案和实践。

从多元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立场出发，在思考共同体与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重点关注中国的制度传统和历史经验给这个话题增添了什么信息。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几乎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进而构建了一个“总体性社会”[12]。改革开放催生出越来越多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13]，从总体性社会中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空间。无论是作为治理单位的社区，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共同体”，都必须从这个历史和体制背景中去理解。就像沈原曾提示我们的那样，当我们试图在中国讨论“保卫社会”时，首先需要“生产”社会[14]。中国现代转型被视为一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15]，现代化的启动来自于外部刺激与挑战，政府是主要的组织者。外部环境和秩序的影响打破了传统的自然演化进程。与此相似，我们要讨论中国社区(我们仅讨论日常生活意义上狭义的共同体)的一系列问题，也不能将“社区”视为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首先要谈“社区”如何被生产的问题。下文我们将尝试超越二元论和类型学分析的局限性，揭示出中国社会背景下“社区与社会”的本土性议题：在社会重组的时代，中国“社区”如何才能被生产出来，以及在观察和理解“社区”与“社会”相互交织的关系时如何避免二元论视角的局限。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单位体制逐渐解体，以及经过21世纪20年的快速城市化、大规模城市建设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传统街区和单位组织为代表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在这种城市空间重组中快速解体，城市日常生活经历着快速的陌生人化[16][17]。一方面，城市面临着社会空间重组；
另一方面，城市化和流动性增强造成大量进城农民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18]，成为“漂浮于社会上的游民”和“社会无根”的群体，进而加深了城市的“深度疏离化”[19]。与此同时，乡村则面临着空心化等问题。而那些城市边缘区域的乡村和部分“村改居社区”也面临着“脱身不脱根”和“半嵌入”状态，成为一种“无主体半熟人社会”[20]。总体上看，无论是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与社会的重组来看，还是从乡村的萎缩和所面临的乡村振兴议题来看，“共同体”的生产和再生产都已成为中国新型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紧迫问题。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社区的生产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但是我们从相关思考中仍然可以发现本土实践存在三种共同体生产的理论方案：一是通过都市运动打造“社区”，二是通过社区营造培育“社区”，三是通过社区居民自组织促进“社区”的生产。我们把三种方案分别定位为政治叙事、专业化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

第一种方案是作为都市运动或抗争性集体行动非意料后果的“社区生产”路径。这种抗争叙事或政治叙事关注的是抗争和集体行动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也即集体行动如何有助于促进社会力量的生产。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以及住房商品化改革而来的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空间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开发商和物业)与业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市民维权的集体行动大量出现。在维权抗争的动员过程中，社区内的网络、信任与规范等社会资本不断被生产出来。

维权抗争过程会生成一种工具性的“维权社会资本”[21]，即行动者整合原本无序的资源和社会关系，形成以维权为目的的关系网络，并利用这些网络中的资源来服务于维权。尽管这种社会资本具有“临时性”和“工具性”的局限，但是对于一个陌生化的生活空间而言，维权社会资本可能成为其他社会资本的基础。有研究表明，抗争网络最终增进了业主的团结和信任感，使得这些维权的个体社会资本逐渐转化为社区的社会资本[22]。这种工具性的社会资本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抗争型社会资本”。相对应的，还存在一种所谓的“治理型社会资本”[23]。相对于前者，治理型社会资本的形成没有那么功利，它同时使后来的维权具有了充分的动员基础。无论如何，抗争过程有可能促进陌生化空间形成居民之间的网络、信任与规范，这些社会资本尽管不是为了生产“社区”而形成，但是却可以转化为促进社区生产的资源。

第二种方案是通过专业化的干预——社区营造来培育社区共同体。一方面，这种专业化叙事强调通过外部专业化力量的植入有目的地培育共同体，另一方面，它还突出表现为一种通过社会学干预实现社区改造的意图。社区营造理念认为，“社区”不是因为“比邻而居”而自然形成，而是需要通过专业化的行动被“营造”出来。一个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区营造的关键就是促进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提升社区社会资本[24](p.1)。中国大陆地区的社区营造受到日本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影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重视人、文、产、地、景五个要素，涉及人际关系、社区共同文化、社区经济活动、自然与公共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社区公共空间和景观的创造[25](pp.16-18)。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主流话语，这也为本土社区营造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学者、社会组织、企业推动型以及社区内生型等多种社区营造模式[26]，社区营造开始成为社区治理和建设现代社区的新方式[27]。

社区营造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学干预。社会学干预是图海纳行动社会学的关键策略。所谓“行动”就是“改造社会，创造社会”，而行动者则要根据“对于制度的抗力及其自由行动和负责任的行动的能力来界定”[28](p.9)。在行动社会学中，社会学家不再是超脱的和价值中立的，而是像麦克·布洛维所说的公共社会学那样去推动社会的改变。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各种新的行动者、新的冲突和场域，即通过社会学干预将行动者“由社会现实的某一层次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由反应式和适应式行为发展成构思计划与冲突的行为”[1](p.125)。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理论家通过理论促进被压迫阶级觉醒，使其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与此类似，社会学干预则试图使被干预对象能够对所嵌入的场域有所觉察，进而具有“主体”的能力。中国学者将图海纳的社会学干预引入中国情境，并根据不同的对象状态区分了“强干预”和“弱干预”[29]。一项山西的社区营造实验发现：对于自治性很强的对象，我们可以采取弱干预；
当社区处于强政府和弱社会环境之中时，我们则应该从弱干预转向强干预。具体采取什么干预方式，取决于行动者是否遇到他们无法克服的来自政府或资本的难题[30](p.165)。当然，无论采取什么干预策略或主张什么营造手段，从本质上说，社区营造还是在于“营造”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公德心的“新人”，以使社区最终摆脱外来“输血”，可以自我“造血”[24](p.15)。

总之，上文提到的两种方案都可能促进“社区”的生产，但是也存在各自以及共有的问题。抗争(或政治)叙事容易片面关注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忽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行动及其意义；
尽管社区营造强调赋权或培育社区能人，但是也容易强调专业知识的作用，忽视本地实践知识，以专业行动和项目运作替代社区赋权。共有的问题是两种方案都具有精英主义倾向[31]。除集体行动研究之外，社会运动研究也倾向于关注精英作为组织要素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维权的精英主义容易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形成寡头统治和准派系政治[32]。而维权组织和业委会的工具性定位与动员也不利于共同体的形成[33]。与此同时，社区营造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发动，还是21世纪以来的具体实操，知识分子和掌握专业知识的社区规划师都倾向于主导社区营造。这种状况造成了社区营造的地方参与和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34]，以至于虽然运作了20多年，中国台湾社区营造并没有实现“社区自主”，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设定的路线，社区缺乏自我诊断能力[35]。

第三种方案是通过社区自组织培育“社区”。都市抗争的政治叙事和社区营造的专业化干预都可能发挥生产“社区”的作用，但是也都容易忽视日常生活世界及其行动者在“社区生产”方面的主体性能力。这不只是因为精英的盲视，常规社会理论本身就倾向于“贬损”“普通行动者”的理性能力和主体性[36](p.79)。虽然普通居民可能不具有“公民的勇气”和抗争的魄力，但是他们通过日常生活的自组织仍然可能促进“社区”的生产。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一种“日常生活叙事”下的社区生产方案。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这样的可能性：普通居民通过社区网形成自组织规范与网络，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活空间中不断形成社区传统和集体精神，促进了社区的想象与生产[37]。

H社区原本是一个陌生人的空间，它之所以能最终成为一个理念意义上的“社区”，关键在于其居民自发建立了社区网。从最初的装修和小商品购买，到私人生活中个人兴趣的实现、情感需求的满足和关系的建立，网友所有的生活和需求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社区网中的几十个论坛得到满足。通过这些论坛，网友们建立各种运动项目和大量社团，形成大量常规化的集体活动。其中，足球联赛至今持续举办了近20年，发展出了两个级别的赛事，成为中国最大的社区足球联赛。H社区形成了包括足球联赛、新年晚会、社区网周年庆典和社区运动会等传统，培育起互助、民主和慈善等社区精神。这些社区传统和精神通过行为的“重复”、广泛的参与来建立与“过去”的“连续性”，进而产生增强团体凝聚力、促进社会动员和认同、保持群体差异的效应，最终在陌生人的社会空间打造出一种集体意识与认同。

当然，这种“社区”的生产还包含一个认知的过程。对于H社区的想象而言，符号的关联、社会隔离和内部团结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网于2000年开始建立，当时互联网和虚拟社区还没有普及到大多数人群和领域。但H社区有很大比例的网友从事IT和教育行业，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虚拟社区很容易就被新居民所接受。随着虚拟社区发展壮大，H社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与生活方式，虚拟社区的语言和自组织风格使得H社区形成自己的独特性格。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性进一步造成社区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社区居民对虚拟社区形成更强烈的需求与依赖。虚拟社区的时空重组效应也使得网友能够超越物理空间距离以及工作和生活的二元区分，形成一种独特的“同时性”和“在一起”的心理感受。这些独特的时空感受促进了人们对“社区”的想象。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分析的三种“社区”生产方式并不是必然冲突的，反而可能相互补充和转化。社区营造可以充分运用集体行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资本，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可持续动员的资源。社区营造本身就是要去推动自组织，那么原有居民的自组织力量、传统和地方知识应该被充分整合到营造过程中。通过这样的努力，社区营造才可能实现从“为人民规划”到“与人民共同规划”再到“由人民规划”的转变[38]。

我们分析了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区”生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中国的制度和传统出发重新思考“系统”(即“社会”)与“生活世界”(即“共同体”)的关系。社会学已不能再二元论式地理解“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应该将“共同体”视为一种“规范性隐喻”，因为这会阻碍社会学分析经验问题，使其无法将特定社区内的生活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39](p.167)。就像泽利泽所说的，无论什么时候，亲密关系始终和经济交易相互交叉混合。因此，试图设想存在共同体与社会的“分离领域”，梦想存在不受经济理性所“污染”的纯洁亲密关系或所谓“共同体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市民行动者在共同体生产过程中始终要处理与政府和市场等相关行动者的关系，社区自组织也只能在这些行动者的复杂互动中才能得以实现。

共同体或者社区自组织并不像类型学显示的那样与理性的社会系统截然区分或相互隔离。即使滕尼斯本人后来也补充说，“共同体”与“社会”只是两个纯粹的社会学概念、两种“理想类型”而已。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还是习惯于强调类型学的差异并将其视为经验现实。

学者们习惯于将社区自组织与政府，或者将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有学者集中批评了这种二元论立场，并将其概括为“断裂”与“嵌入”[40]。“断裂”的立场认为，中国社区发展的趋势是出现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基层群众自治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而“嵌入”立场则认为，在社区建设中，国家政权向基层渗透，国家以各种形式在场。该文作者提出，应该从“粘连”的视角融合两种立场。“国家与社会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但并不是牢固地镶嵌在一起的，而是相对较为松散地粘合在一起。”[40]实际上，所谓“粘连”只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嵌入”而已。所以，我们最终确实需要摆脱简单的二元论视角，转而从“嵌入性”视角观察实践逻辑下社区自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复杂互动。自组织行为及其过程无法脱离与政府、市场组织的互动。一方面，社区自组织确实受到地方政府部门(权力)和市场力量的诱惑与干预；
另一方面，社区行动者有足够的自组织实践策略空间[41]。

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立场出发，权力和市场既是“约束”，也是具有“使动性”的“资源”。行动者能够动员权力和市场服务于社区的自组织。因此，确实像滕尼斯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生活存在于“社区”与“社会”之间。一方面，自组织和他组织绝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改变外部输入方式，自组织和他组织可以相互转化[42]。关键是应该在实践中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改变政府介入的方式，使得政府成为社区自组织发展中的“一只有力推动的手”[43]。另一方面，从实践和行动主体角度出发，社区行动者可以运用一些策略改变社区自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实现组织目标甚至影响政府[44]，同时可以在不失去自治性的前提下，巧妙利用其他组织的偏好来获取资源，不断形成自组织的主体性[45]。

如前文所示，滕尼斯的类型学分析可能确实对学界影响太大，以致人们总是习惯于强调“社区与社会”的对立。直到20世纪后半期以后，社会学家才开始关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开始意识到这些概念更多的是理想类型，而不应该被作为原型或经验来运用[46](p.6)。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与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如何相互作用，而非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有趣的是，理论界的二元论在日常生活里似乎没有那么稳固的统治地位。前文我们谈及自组织行动与政府部门之间在复杂纠葛中延伸出来的故事。下面我们可以从H社区网网友的案例继续观察行动者是否像20世纪的社会学家那样习惯于二元论地审视“系统”与“生活世界”或“社会”与“共同体”。

首先，与理论层面容易出现的问题相反，行动者并没有轻易地坚持一种“分离世界”或“对立世界”的立场。研究发现，行动者有能力在建构亲密关系时平衡好商业因素与私人关系。

在H社区发展过程中，由于虚拟社区与网友居住区域相互重叠，几十万成员的注册量使得社区网具有了潜在的市场影响力。一些网友开始从最初的一起自组织“集采”转为以职业化身份经营一些小商业，同时也有一些原本就经商的商家进入社区网成为网友并参与虚拟社区自组织活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这种“商业”和“网友”身份确实引起了争议，成为一个虚拟社区中时隐时现的话题[47](pp.132-143)。

这是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或者是理性化和商业化大潮中反复被担忧的私密关系的异化？实际上，如果从新经济社会学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经济行动始终嵌入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之中，比如“网络内部交易”就证明买卖双方交易中存在非经济关系。或者像泽利泽所说的那样，货币媒介或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交易能够创造、确定和改变特定的社会关系[10](p.394)。与此相似，在H社区案例中，行动者也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两种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亲密关系。

既是网友又是商家的双重身份曾经给这些人带来一定困惑和纠结。但是，他们长期参与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既为他们提供了商业上的资源，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情感支持网络。虚拟社区提供了一个道德约束与信任形成的环境，社区成员身份确实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他们也不只是经营商业，同时还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和关系。所以，拥有这些双重身份的网友大多更强调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以及从这个虚拟社区中获得的社会(而非经济)资源。

尽管确实有人会对网友开展商业活动表示一定的质疑，但是更多的人却能够持很开放的态度。很多网友并没有把商业因素和虚拟社区交往关系作为对立的世界。如果有需要，为什么不能在社区网友那里购买呢？针对这个问题，一个网友认为“钱让谁挣不是挣”。很多人更认为社区网上的商业与社区网的繁荣相辅相成，而且商业可以对社区网产生积极影响。

“跟我们一起玩的也有商家，我们一起玩跟商业没有关系。比如说，他开酒吧，那环境不错，人也不错。去哪里玩不是玩呢？反正都是挣钱，给谁挣不是挣？不要一看到是商家就抵触。比如DF组织足球联赛，他也是商家。这事就是相辅相成，什么事情不能只看一面。

我也有社区网上的朋友一早就是商家，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社区网上有商家没有什么坏处，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人家也有这个权利。有人来买东西，有人来卖东西，有人来抒发心情。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影响你就完了。当你有需要，你能够找谁满足需求。网站给了你一个免费的平台。这不很好吗?有人气了，来的人多了，对大家都是好事。”

其次，“社区”及其关系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它的先赋性特征日益淡化，而“选择性”和更多反思性特征则日益明显。中国的社区关系也正在从“总体性社区”转向“多元社区”和“专门化社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如果说单位制下存在社区的话，也只能说其是一种“总体性社区”，即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高度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中。单位制的解体造成了总体性社会的消解，虽然中国城市化过程衍生的所谓“转型社区”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总体性”社区组织[48]，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社区形式可以包含人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和需要。多元化的社区日益蓬勃发展。多元社区包含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强调存在多元类型的社区；
另一种含义则聚焦于多元的社区利益或兴趣。这可能包含了社区消亡论、解放论和存活论的多元样态。就个人而言，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和情感立场形成“选择性关系”和“反思性社区”[49]。就像威尔曼所说的那样，人们的关系已经倾向于是一种“专门化关系”和“专门化社区”(specialized community)[50]，即不同的兴趣和利益由不同的关系与网络实现。我们即使不从网络角度理解“社区”，也必须承认，不再有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结式的强大集体意识作为共同体的机制。我们这里谈的生活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也是如此。

确实，在社区网的论坛和自组织活动中，商业力量造成了虚拟社区自组织的一些矛盾。但是，更多的网友能够客观地看待商业与社区网的关系。他们积极地利用商业资源为社区网和社区自组织提供支持，也力图避免过度商业化可能对社区精神产生的损害。在这种与商业共舞的过程中，他们在虚拟社区中形成自己的“专门化社区”，在社区网上也可以获得满足自己特定需求的资源和关系网络，组建不同的“圈子”。这些网络小生境可以有效对冲由于商业化或共同体社会化所产生的争议和冲击。

总之，作为经典的社会学议题，“社区与社会”呈现的是社会学对19世纪末西方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解释。最初的分析包含了类型学和进化论两种视角并持续影响20世纪的社会学研究。这两种视角的理论前提是基于理性与情感、经济与文化、系统与生活世界等一系列二元论的对立世界观。无论是类型学还是进化论视角，都容易忽视人类行动者面对所谓历史和结构趋势时具有的能动性和抗逆力。进一步研究应该从多元现代性和行动者主体视角出发关注中国情境中形成的新的“共同体”议题以及行动者如何超越二元论简单思维建构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注释：

①在本文中，“社区”与共同体通用，如果不加双引号，社区通常指的是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治理单位。对于文中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我们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社区”，它是在小区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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