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源头:框架、机理与启迪——纪念“八八战略”提出并顺利实施20,周年

颜廷标

提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2017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在纵向演进分析基础上，从横向理路视角对习近平同志区域经济发展的谋略与实施进行分析，提出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与萌发的观点。他的思维方式、谋略实践、人生态度等也给我们以重要启迪：在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要承担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我们如何持续学习以提升能力、如何锚定工作目标开创工作新局面，甚至如何更好规划人生以实现崇高目标，都带来思考与启发，他的思想是我们应对未来机遇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重大理论创新总是在破解时代课题中产生和发展的。2017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并强调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先后主政了正定县、宁德市、福州市、浙江省等，在正定时瞄准如何让一个“高产贫县”变成“富民强县”提出了半城郊型战略；
在宁德时针对闽东贫困地区的实际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战略；
在福州时提出了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四大发展战略；
在浙江时提出了著名的充分发挥优势、补齐短板、适应趋势的“八八战略”，今年恰逢“八八战略”提出并顺利实施20 周年。不管是县域、市域，还是省域，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带领党委、政府一班人，深入调研、科学谋略、整体规划、系统推动、有效实施，从吸纳聚集要素、培育壮大产业、改革体制机制、营造发展环境等方面，构建起了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使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实践与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雏形与萌发，他的思维导向、谋略方式、工作思路、人生态度也给了我们重要启迪。

关于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经济思想的体现和研究，自2016 年以后逐年增多，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来梳理、研究。

（一）从史料视角进行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研究

一是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等。例如：习近平同志撰写的《知之深 爱之切》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摆脱贫困》②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③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收录了习近平同志担任正定县委书记、宁德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和批示，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的谋略与施政历程。二是以采访实录形式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宁德、福州、浙江等地工作期间的历程。例如：《习近平在正定》④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年版。《习近平在宁德》⑤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宁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年版。《习近平在福州》⑥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年版。《习近平在浙江》⑦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浙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年版。等。这些史料生动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的从政轨迹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轨迹，让我们领略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通过这些史料的学习、领悟，可以加深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认识，特别是对习近平同志发展县域、市域、省域经济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思路的理解。这些史料都给出了清晰的脉络，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源头的集中体现。

（二）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视角进行的研究

例如：徐涓、彭钧文中提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正定适宜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包括了树立大农业思想、强化发展商品生产的手段、合理利用各类资源以求得可持续发展等主张，认为这是习近平同志为政思想的起点，对当下经济建设依然有启示意义。⑧徐涓、彭钧：《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特色实践》，《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2 期。何文辉对“半城郊型”经济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分析了“半城郊型”经济的内涵，并就半城郊型经济的内容、特点、条件、路径，以及在宁德的扩展应用进行了分析，对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探讨。⑨何文辉：《习近平“半城郊型”经济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闽南师范大学，2018 年，第6 页。刘宇杰提出习近平同志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探索：念好调研经，为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念好产业兴旺经，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念好人才经，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念好作风经，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证。①刘宇杰：《习近平发展县域经济经验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3 期。郑崇玲提出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围绕落后地区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出了包括“提倡经济大合唱”、强化夯实摆脱贫困的基础、重视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反腐败等一系列科学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②郑崇玲：《略论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的若干战略远见》，《闽江学院学报》，2014 年第6 期。孙伟、林善炜提出习近平同志在主政福州期间，高屋建瓴，集思广益，先后形成了福州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四大发展战略构想，为跨世纪的福州描绘、制定了一整套清晰、科学的发展蓝图。③孙伟、林善炜：《习近平关于福州发展的战略、实践及启示》，《城市学刊》，2015 年第3 期。郭占恒提出“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思想理论的集大成，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把钥匙，是了解新世纪以来浙江新发展的总钥匙，是推进浙江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是跨越时空的思想传承和战略谋局。“八八战略”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等精神实质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指导性。④郭占恒：《习近平的“八八战略”思想与实践——纪念“八八战略”提出15 周年》，《浙江学刊》，2018 年第4 期。张健提出，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的工作实践和战略谋划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期探索和思考，提出的“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制浙江”“绿色浙江”正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探索期。⑤张健：《习近平主政浙江“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和理论》，《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1 期。从县域、市域、省域整体上对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可以明晰习近平同志从系统观视角探求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三）从某一视角进行的研究

这类涉及农业农村、工业发展、人才、扶贫、招商引资、环境整治、文化、党建等方面研究的文章较多。例如：谢彦明等基于习近平同志在陕西、河北、福建和浙江的农业现代化实践逻辑，分析了习近平农业多功能性思想的社会、生态、文化和经济的理论逻辑，提出了习近平农业多功能性思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逻辑。⑥谢彦明、高淑桃、张连刚：《习近平农业多功能性思想——从农业现代化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理论与价值逻辑》，《新疆农垦经济》，2020 年第2 期。杜敦科以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和宁德工作时期为例，分析了习近平同志关于脱贫致富的思想观念转换、脱贫致富的思路方法、脱贫致富的基本保证等。⑦杜敦科：《习近平地方从政时期脱贫致富的理论方法——以正定和宁德时期为例》，《改革与战略》，2017 年第8 期。赵路强、王平从时代、理论、政策与经验四个维度来分析习近平生态思想，提出了生态文明论、生态发展论、生态方法论、生态动力论以及生态价值论是习近平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⑧赵路强、王平：《成因、要义与启示——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生态观探赜》，《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 年第5 期。从某个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可以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度，并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多重维度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构建与完善起着基础支撑作用。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对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其一，从研究维度看，专家学者大多是从一个侧面、或者从一个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虽然有学者从区域整体来研究，但视角单一，系统性研究还较缺失。其二，从研究理路看，大多数是从纵向的逻辑理路、沿着纵向演进路线，分析得出某一维度习近平经济思想起源与发展脉络，而从横向的体系结构角度研究还较少。习近平同志作为地方主要领导，通过战略谋划、系统协调与政策推进，基本构建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体系框架和相应运行机制，从这个角度看，从横向理路来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尤为重要。笔者在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宁德、福州、浙江等地工作期间讲话精神基础上，研读了人物访谈实录和相关文献，对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观点，作为内在联系、延续发展的整体来把握，并对之进行系统性分析，结论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宁德、福州、浙江等地工作期间，确立了富民强县（市、省）的战略目标，构建起了包括发展要素、产业体系、体制机制、发展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体系框架，完善形成了区域经济良性运行机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起源、雏形与演进，他的思维方式、工作机制、人生态度等也给我们重要启迪。

问题是思想的起点，是创新的动力之源。习近平同志先后主政过的正定、宁德、福州、浙江，均面临着众多矛盾、问题，甚至悖论。如何破解深层矛盾和现实难题，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实践背景：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难题

1.正定任职，初涉政坛，面临着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初期、“高产穷县”的现实

其一，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初步释放底层活力之时，需要有敢闯敢干的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全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标志着自此开始了对传统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虽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艰难而缓慢。正定属于粮食高产、学大寨的先进县，1983 年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之时，还没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普遍存在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进行试点和展开的难度很大。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变的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难度、障碍可想而知，既需要有探索前行的精神，也需要敢闯敢干的勇气，还需要有战略眼光和应对挑战的智慧。

其二，正值工业化初期、发展要素“缺口”较大之时，需要创造吸纳聚集要素的基础条件。20 世纪80 年代，正处于钱纳里等提出的工业化“五阶段”的工业化前期，在这一阶段，市场需求快速释放而生产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经济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人才、技术、资源、信息等发展要素的“缺口”，如何创造条件吸纳聚集要素，是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三，历史文化名城、优越的区位、“高产穷县”的现实状况，急需谋划科学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思路。正定特质突出，从历史文化、地理空间、产业特点等方面有着突出特点。一是正定历史源远流长，辽金时期，曾两次建为国都，是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之一，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正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瑰玮璀璨，有隆兴寺等中外闻名的古建筑群，产生了一代又一代英雄文豪，造就了正定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发展底蕴。二是正定拥有良好地理环境，处于燕山山前平原地带，近临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距离石家庄市中心仅15 公里，能够共享到诸多方面的便利，也能够依托省会谋求更多发展机会。三是正定是学大寨先进典型，但“高产穷县”。正定地势平缓，气候、土壤、水资源等都很适合农作物生长，是北方地区最早粮食亩产超千斤（1974 年）的县，在北方地区因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但由于粮食征购任务水涨船高，致使种植结构单一，一直处于“农业大、工业小、流通死、财政穷”的困境之中，是一个典型的“高产穷县”。①正定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正定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9 页。正定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宁德、福州、浙江工作时，遇到了急需解决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宁德虽处于福建沿海地区，却是当时全国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发展是作为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正值20 世纪90 年代初，改革开放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同时作为省会的福州在经济发展水平、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没有高速公路、大型港口，也没有大型民用机场，与福州的地位极不相称。2002 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面临着两个重大背景：一是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加速，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是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是浙江发展步入新阶段，“经过改革开放20 多年的发展，我省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多方面的优势，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②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73、73 页。。如何“跳出浙江看浙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③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73、73 页。，这是浙江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实践探索：超前谋划，系统设计，整体推进

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不管是在县域、市域，还是在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大省，都善于深入调查研究，研判发展环境、形势和地方特质，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带领党委政府一班人，超前谋划，系统设计，整体推进，使区域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1.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区域特质

在正定，如何让一个“高产穷县”快速发展、达到富民强县的目标？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以后，大兴调研之风。多次组织县直和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下江南、赴齐鲁，考察学习，开拓视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经常对本县县情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将调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习近平同志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建立自己的联系点，每年至少写出两篇有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④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4、152 页。，“到基层调查研究，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清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⑤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4、152 页。。1988 年6 月，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市委书记，7 月初至8 月初就调研了闽东九个县，还顺带考察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寻求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在福州，“习书记的调研不仅限于上任之初，而是贯穿整个任职期间。习书记调研的频率是很高的，而且他调研从来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而是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解决问题”⑥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年版，第5 页。。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之初，就要求机关领导干部不能只满足于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而要亲自深入基层做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在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发表60 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在《注重调查研究》一文中强调：“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改进工作作风，也唯有摸准实情，才能办好实事。”⑦转引自李方祥、郑崇玲：《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推动机关转变作风的成效及启示》，《理论建设》，2021 年第2 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的历程，就是一部对浙江全省的“调查研究史”。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工作，就坚持以调查研究开局，以调查研究起步，很快走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对浙江的历史现状了然于胸，对未来发展胸有成竹，一切工作都是围绕问题导向，有针对性、有的放矢地进行。2003 年2月25 日，他在《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栏目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可以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作出的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都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的不断升华。①郭占恒：《习近平的“八八战略”思想与实践——纪念“八八战略”提出15 周年》，《浙江学刊》，2018 年第4 期。

2.问题导向，明确目标

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时，正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和扭转“三农”困局的攻坚破冰期，如何借助小岗村“包干到户”的东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让老百姓“吃得好”、让正定实现富民强县的目标，成为习近平同志思考的主要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宁德是当时全国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经济总量排在福建省最末位，俗称“闽东老九”。习近平同志以闽东地区实实在在的问题、百姓的迫切需求为依据，瞄准带领闽东人民脱贫，成为他的目标。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虽然是首批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大型港口，体制机制僵化，精神不振、作风懒散的问题突出，所以瞄准提升综合实力、竞争力的目标，成为他的首选。在浙江，习近平同志瞄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先天不足”和“成长中的烦恼”，提出要用好浙江发展的机遇、优势和潜力，实现走在全国小康社会的前列的目标。

3.找准定位，精心谋划，制定战略

一个区域如何崛起？关键是制定科学战略并推动实施。在正定，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与经济学家于光远等高级顾问反复讨论，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定位，并明确界定：“所谓‘半城郊型’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它既具有‘城郊型’经济依托于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联系比较密切、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的某些特点，又具有一般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②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2 页。并将发展思路概括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③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7 页。的20 字方针。这个解释和概括，精准把握了正定的特点和优势劣势，放在今天也很科学、精彩。在宁德，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赶超意识，发扬“水滴石穿”的精神品质。习近平同志指出，“今后闽东的发展，不但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寻找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我把它归结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④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68 页。。并提出了闽东经济发展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高屋建瓴，集思广益，制定福州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简称“3820”工程）、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四大发展战略构想，从时间、空间以及发展方向、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和措施等方面，对福州未来20年经济社会发展走势作了全面的预测与谋划，为跨世纪的福州描绘、制定了一整套清晰、科学的发展蓝图。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基于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省情的深刻变化和前瞻性把握，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着力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先天不足”和“成长中的烦恼”，制定了“八八战略”，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此后，又提出建设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战略，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4.聚集要素，突出人才

发展要素的丰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区域发展动力强度、发展速度。要素缺乏，经济发展也就成了“无米之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正值工业化初期，正定的发展要素匮乏，吸引外部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也就成了重中之重。一是高度重视人才，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要富裕，国家要富强，中华要振兴，就必然要求涌现出一大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各种有作为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人才，我们的经济就不会振兴；
没有人才，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会化为泡影。”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116、246、45、112 页。特别是1983 年正定县委专门出台了《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登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引起很大反响。二是重视信息，指出“信息是商品生产的耳目。不重视信息工作，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十分危险”②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116、246、45、112 页。，“要学会捕捉、分析、利用信息，使信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财富”③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116、246、45、112 页。。在他力主下，成立了正定县信息中心，创办了《信息交流》，形成了以正定为中心、内联各乡村、外联全国的正定“蛛网型”信息网。三是重视科技。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这好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④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116、246、45、112 页。

在宁德、福州，习近平同志同样重视要素。习近平同志强调：“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努力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⑤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29 页。在浙江，习近平同志主导提出的“八八战略”，实质上是充分发挥体制机制、区位、产业、城乡协调、生态、山海资源、营商环境、人文等各类要素优势，构成浙江走在前列的驱动力量。

5.瞄准经济，突出特色

区域经济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拥有竞争力强的产业，既可以提供就业岗位、财源，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充分调研、制定战略，促进了产业快速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在正定工作期间，按照“半城郊型”经济定位，提出“一定要树立‘不抓农业不稳，不抓工业不富，不抓商业不活’的指导思想，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上总揽全局，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⑥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116、246、45、112 页。。进而提出了大力发展三次产业的思路。关于农业发展，习近平同志主张从“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关于工业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一是不能步人后尘。意思是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二是不能只去拣人家已经淘汰的旧设备、旧工艺、旧项目，这样能耗高、效益低，没有竞争力。三是不能贪大求洋。搞大洋全，投资大，资金周转慢，长期不翻本。”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44、44、124、185-186、90 页。进而提出了县域上工业项目的方向：“总的原则是：投资小，见效快，能耗低，成本低，转产快，资金周转快，原料、市场广阔。”②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44、44、124、185-186、90 页。关于第三产业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服务业是很有前途的第三产业。要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积极打进城市，重点发展建筑、劳务、运输、饮食等行业，成为安排农村闲置劳动力的重要途径。”③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44、44、124、185-186、90 页。

在宁德，习近平同志根据宁德实际，提出“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④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5、5 页。“闽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工业上主要是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两者一手抓，不可偏废”⑤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5、5 页。。在福州，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机遇，尽可能搞得快一点、好一点，力争我市90 年代经济每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来一个飞跃。”⑥转引自孙伟、林善炜：《习近平关于福州发展的战略、实践及启示》，《城市学刊》，2015 年第3 期。在浙江，习近平同志看到了浙江块状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不足，在“八八战略”的第三条就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看到了产业发展演进规律和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前瞻性地提出要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数字浙江”建设，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全面提升浙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⑦参见郭占恒：《习近平的“八八战略”思想与实践——纪念“八八战略”提出15 周年》，《浙江学刊》，2018 年第4 期。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思路是在充分分析区域特质、优势劣势、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的，有着很强的指导性与可操作性。

6.瞄准障碍，深化改革

在正定，习近平同志从障碍和问题入手推进改革，指出：“从思想上讲，各级干部中思想保守、政治迟钝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有的同志对改革工作不主动、不敏感，缺乏改革责任感，等靠要思想很突出，上级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从工作上讲，改革存在着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各部门之间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从方法上讲，去年的改革抓典型、抓试点不够，有的事急于求成，搞了一刀切。”⑧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44、44、124、185-186、90 页。大力推进机构改革也是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的，他指出：“必须进行机构改革，按照‘四化’标准重新组建班子，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⑨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3-44、44、124、185-186、90 页。并对机构改革进行了细致的部署与安排。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一直强调改革，他说：“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⑩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85 页。“八八战略”首要提出的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创造各种条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①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71、47 页。。

7.协同推进，高效落实

区域经济工作是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容易出现权责不清、相互扯皮现象 。习近平同志在明确思路、制定规划、出台政策之后，特别重视落实。一是重视协调各部门，形成发展合力。如：在正定，习近平同志提出：“从县直各有关部门来讲，就要真正以商品生产为中心，做到自觉地服从中心，积极地服务中心，各行各业都把发展商品生产当作自己的分内事，给它开绿灯、行方便。多种经营委员会，要真正起到指导组织、指导作用，从项目、技术、管理、产品销售等多方面帮助社队企业、‘两户一体’（引者注：指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形成的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和广大社员排忧解难。商业供销部门，要广辟流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搞活市场，并积极主动地提供商品信息，给予技术指导。……银行，要积极为发展商品生产提供资金。总之，要像过去支援农业那样，大力支援社队企业和‘两户一体’，打好商品生产的整体仗。”②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0-121、76 页。二是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当时的正定县委大院，迎面看到的是办公楼上醒目横幅“简化办事程序，反对拖拖拉拉”。通过高效落实，积压多年的纠纷解决了，安排的任务完成了，提出的目标实现了。在宁德，习近平同志提倡“经济大合唱”，“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③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8 页。在福州，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抓落实，市委甚至把每年3 月份定为“抓落实月”，并坚持把督查作为领导行为，切实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抓落实、有反馈。他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对上级的部署，做到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对基层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督促查办。在浙江，他在2003 年提出“八八战略”后，将2004 年作为狠抓落实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必须把抓落实摆上重要位置，做到落实、落实、再落实。实践表明，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抓而不实，等于白抓。抓好落实，我们的事业就能充满生机；
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④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71、47 页。

8.加强党建，提供保障

充分利用党组织推动经济工作发展，是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的一个突出特色。在正定，习近平同志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有的单位领导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保证作用认识不足，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软任务，经济建设是硬任务，现在只要抓经济工作就行了，摆不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因此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摆不到应有的位置上来。”⑤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0-121、76 页。进而提出了包括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能力，必须尽快学习和掌握现代化领导方法，全面提高领导素质等观点。在宁德，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并深刻指出“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他极力倡导“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强调树立“弱鸟先飞”意识，并就如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发展农业、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加强软环境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入阐述。在浙江，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建立完善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重点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积极探索和完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
二是建立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工作机制；
三是不断健全和完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各项工作制度。①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402-403、7 页。并围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具体要求，积极付诸实践。

（三）重大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带领党委政府一班人探索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富裕之路，制定并落实科学可行的区域发展战略，建立高效落实机制，取得了重大成效。正定县1984 年与1980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在17937 万元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35847 万元，工业产值翻了一番多，达到12170 万元，农业产值翻了一番，达到23677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80 年132 元基础上增长了近2 倍，达到395 元。有5 项经济指标超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达到46974 万斤，棉花总产达到2554 万斤，财政收入达到1348 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5121 万元，基建投资387 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249 万元）。②正定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正定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0 页。在宁德，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奋力摆脱贫困，推动“旧贫村”向“宜居村”转变、“资源村”向“生态村”转变，为宁德脱贫致富、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被誉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的6 年，是福州综合实力增长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惠最丰厚的时期之一，为福州沿着正确方向又快又好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浙江的变化更大，“2005 年，浙江生产总值达13438 亿元，排名全国第4 位，人均GDP 达27703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3382 美元），排名省区第1 位；
财政总收入2115 亿元，排名全国第5 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294 元，连续5 年居省区第1 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60 元，连续21年居省区第1位；
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列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居全国第4位、省区第1位”③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402-403、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544 页。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在破解当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和问题中产生、形成的，既蕴涵着习近平经济思想起源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也初步构建起了区域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

（一）设定以人为本、富民强县（市、省）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同志说过：“‘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⑤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94、62 页。，“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⑥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94、62 页。。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

作为主要领导，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求真务实办实事。先是不图“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虚名，下决心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后又提出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再到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条”广招天下英才，抓投资、引项目等“富民强县”政策，始终围绕解决正定40多万人的生计问题、高产贫困、未来思路等的关键问题，探索施政方略和发展举措。“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525 页。这既是习近平同志所言，在正定也是这样做的。在宁德，习近平同志针对宁德典型的“老、少、边、岛、贫”地区的突出矛盾，提出“摆脱贫困”的战略目标，倾注了大量心血、不遗余力亲抓扶贫，创造了脱贫攻坚的“宁德模式”，谱写“弱鸟先飞”的辉煌篇章。在福州，习近平同志主导制定福州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抓住一切机遇，在高起点上实现经济高速度、高效益、跳跃式前进和超常规发展，用3 年时间即到1995 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 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实现第三个翻番，提前实现小康水平；
力争用8 年时间即到2000 年，使全市城乡各项主要人均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
用20 年时间即2010 年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描绘出了一幅强市富民的路径图。在浙江工作期间，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提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紧密联系浙江的优势和特点，作出了“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决策部署。同时，出台了很多精准扶贫政策，为浙江率先成为“十二五”期间全国首个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和消除年收入4600 元以下低收入人口的省份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得浙江成为富民强省的典范。

（二）构建起了区域经济发展体系框架

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看，“体”是指的框架结构，而“系”则为相互关系及联系，所以，一般就有“结构为体，关联为系”之说。由此看来，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包括框架结构和内在联系（机制）两个方面。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对经济发展的调研、谋划、规划、施策等，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建构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架构，也建立起了各部分之间相互支撑、互补互促的关系。

其一，吸纳、聚集、发掘发展要素，形成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发展要素由资金、土地、劳动者、技术、人才、信息、文化古迹、自然风景等构成。在工业化初期，正定是单一种植业为主、工业经济占比较低、第三产业受到压制的产业结构，实现富民强县这一目标面临着投资、技术、人才等发展要素“缺口”，也需要深化对全县土地、旅游、文化、人才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当时的正定县委出台的“人才九条”，吸引外部投资、引进项目、抓信息等政策，都是吸纳、聚集发展要素的重要举措，也为正定发展提供了初始基础和支撑。在宁德，习近平同志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②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5、99 页。，并提出，“沿海县市宜更多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山区县主要走资源转化型的路子”③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5、99 页。。更加重要的是，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解决在人们存在的“安贫乐道”“等、靠、要”等思想，树立“笨鸟先飞”“水滴石穿”意识，将精神要素纳入了发展动力体系。在福州，在重视人才、科教、资金、外商等的同时，针对福州的特殊地理环境，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从战略高度上充分认识江海开发对福州振兴的重大意义，强调“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④转引自孙伟、林善炜：《习近平关于福州发展的战略、实践及启示》，《城市学刊》，2015 年第3 期。。这是发掘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在浙江，针对当时经济发展需求，创造各种条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主导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为吸纳省外的高端要素提供了基础。

其二，选择、培育特色产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在工业化初期的正定农业产值占70%比重，而其中种植业中又占66.8%，这与地少人多的特点相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主导的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充分利用区位、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加之吸引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构建起了包括轻纺、日化、机械制造、精细化工等工业，以大农业为特征的农业生产体系，以流通、建筑、劳务、运输、饮食等行业为主的服务业，使得正定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得以根本扭转。在指导宁德各县主导产业选择上，提出了“立足区域优势，科学地选择主导产业。沿海县和山区县，不仅自然资源有异，而且劳动力资源、交通、能源、原材料、技术条件、经济基础等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要扬长避短地选择主导（支柱）产业。沿海县市宜更多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山区县主要走资源转化型的路子”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98-98、73 页。。在浙江，在“八八战略”中第三条专门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础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三，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正定，在习近平同志主导下，瞄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优化县直和乡镇组织机构、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保障机制等方面，推进改革创新，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发展要求的县域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在宁德，习近平同志专门论述了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内在关系：“闽东的改革应进一步深化，各项工作都要以改革总揽全局，扶贫工作也要贯彻改革精神。”②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98-98、73 页。在福州，以“3820”工程为总纲的四大城市发展战略构想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了责任层层落实、任务逐级分解的机制，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在浙江，在“八八战略”中的第一条就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2004 年习近平同志提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会上作了题为《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飞跃》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民营经济的概念内涵、地位作用、机遇挑战、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等，提出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并制定出台《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成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③参见郭占恒：《习近平的“八八战略”思想与实践——纪念“八八战略”提出15 周年》，《浙江学刊》，2018 年第4 期。

其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在正定时，习近平同志下大气力改善了正定的发展环境：营造经济发展的良好自然生态，包括治理公路乱象以及畅通交通网络，开发保护利用古迹，发展文化旅游等；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治理不正之风，破除人才使用上的错误观念、体制障碍，严肃查处改革中的消极怠工、失职渎职行为等；
从政策上吸引要素、鼓励改革，出台系列政策；
强化党组织建设，引领支撑全县经济发展。这些措施使正定成为当时吸引人才和投资的热土。在福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就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并首次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接待日制度，帮助解决外商投资办厂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后来形成了年年举办的制度。在浙江，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再创环境新优势：“就‘硬环境’来说，要抓住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机遇，加快以‘五大百亿’工程（百亿基础设施建设、百亿信息化建设、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百亿生态环境建设、百亿帮扶致富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步伐。就‘软环境’来说，重点是加强信用建设、法治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①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223 页。

（三）形成了区域经济运行机制

以上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形成了区域经济运行机制。良好的生态环境，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氛围，引领支撑发展的政治生态等，对人才等要素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使正定、福州、浙江等成为当时的投资创业热土；
科学的经济体制机制搭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框架和基础支撑，形成有效分工协作、相互支撑互动的经济体制机制，将发展要素优化配置到更合适的环节上、空间上，并充分激发人才等要素的活力，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建立了诸多富有活力和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建构了符合实际、有区域特色产业体系，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转换和优化，促进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四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良性提升的区域经济发展系统，也为正定、宁德、福州、浙江等地经济社会长期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如下（见图1）。

图1 区域经济发展体系框架与运行机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宁德、福州、浙江等地工作，是其经济思想的萌发地，也是其思想“落地”的起点。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源头

1.从纵向理路看，地方工作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源头

从纵向的逻辑理路来看，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的起点，宁德、福州、浙江等地是习近平同志经济思想形成的实践延续与扩展。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区域特点、优势劣势和发展环境，提出了包括农业、产业、人才、环境、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思路、措施，包含着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已经有着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人才观、生态观等核心内容，有了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架构，构建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对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浙江明确提出的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八八战略”，涵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从创新强省到创新强国、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国、从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从健康浙江到健康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等浙江探索经验，与新时代中国治理战略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2.从横向体系结构看，初步建立形成了县域、市域、省域经济发展体系框架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期，构建形成了以聚集要素为主要内容的县域发展动力体系，培育壮大了“城郊型”县域特色产业体系，完善了县域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提升了经济发展环境。以正定作为起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福州、浙江等地工作时提出的战略，都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体系框架和运行机制，有着承继、发展的紧密关系，这对从横向体系结构视角深入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意义重大。

3.从形成逻辑关系看，是践行实践与理论逻辑统一的起点

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应用之学。检验一个新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主要不是看它是否有新提法、新观点或新标签，也不是看它是否构建了严密的逻辑体系、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主要是看它是否回应了实践的呼唤，并能转化为破解矛盾和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从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宁德、福州、浙江等地经济发展的谋划与实践可以看出，正是应对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挑战，习近平同志提出并践行的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经过系统思考、战略谋划的，形成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的经济思想框架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雏形，这对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

（二）重要启迪

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对经济发展的谋划与实践，对我们具有重要启迪。

1.系统而缜密的思维方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严密的思维逻辑体系，包括了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在内的“六大思维”，在地方工作期间大多有具体的体现。如：就战略思维而言，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自己的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的发展战略。”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2、134 页。“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战术措施，更要有战略思维，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战略家。”②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2、134 页。习近平同志这种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的。又如：就辩证思维而言，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筹集、争取资金对大佛寺等正定文化古迹保护、开发、利用，体现了其对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古迹的辩证思考；
在浙江提出“八八战略”，也是洞察事物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优势和劣势辩证关系的典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就体现的、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更加系统的思维方式，是我们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环境善于应变、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制胜法宝。

2.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方式

习近平同志善于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矛盾、找准主要矛盾，以此作为突破口开创新局面。在初到正定之时，就提出了“高产穷县”的总体概括；
在宁德，针对摆脱贫困进行谋划；
在浙江，瞄准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先天不足”和“成长中的烦恼”的问题进行思考，抓住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和难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9 月17 日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时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74 页。从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到“问题意识”、再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进行理论创新，既是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起源和形成的一个特色。当前，我们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环境、突出矛盾和系列问题，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这种直面问题和矛盾、通过“问题倒逼”进行创新的方式，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3.勇于担当的改革创新精神

在正定，习近平同志干了当时争议很大、但看得很准的几件大事。如：他面对“高产穷县”问题上书反映正定情况，承担了很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争取到国家和省里支持，核减了正定县上交公粮指标。又如：申请拨款修复寺庙在当时存在较大争议，但他这样做了。还有推动“包产到户”，在当时人们的思想障碍严重、推动的阻力很大，他也敢于推动。在宁德、福州、浙江等地，习近平同志都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一方面有习近平同志思想超前、对中央精神的学习深入、理解深刻，也有他勇于探索、勇于担当的精神与勇气。目前，我们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特别需要有勇于担当、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勇气，习近平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有效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

习近平同志提出战略之后，都强化落实与实效，将好的战略、规划、计划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效，避免了“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现象出现。一是形成了调查研究—制定规划—政策措施—落实反馈链条式畅通机制，不仅科学谋划、缜密制定、详细安排，更重要的是强化落实与考核，解决了战略规划、计划任务落实中容易出现的“链式衰减”现象。二是强调横向协调支撑，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横向相互协调的支撑机制。难题是在单项突破中发现，但破解问题需要各个方面的综合配套。通过单项工作的推进发现问题，通过配套协调根治深层矛盾。目前，依然存在着谋划战略、制定计划、安排任务“雷声大”，但落实中遇到问题、困难就“雨点小”的现象，习近平同志给我们作出了示范与榜样，从纵向链式推进、横向协调支撑，用系统思维构建机制解决落实难问题，这是破解问题的良方。

5.终身学习、功不在我的人生态度

习近平同志善于通过学习提升自我，既为工作打好了思想理论基础，也铸就了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人生态度。他在当知青的七年里，白天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还秉烛夜读。在地方工作期间，办公室一大特色是书多。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他饱读包括《资本论》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书籍，还阅读过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对经济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熟读及相关知识和原理的掌握，既为从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其经济思想有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在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文件中，专门强调“加强实践，不断提高领导水平”②《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7 页。。习近平同志热爱学习，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养成了注重干事、干成事的风格，也成就了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人生豁达态度与自信，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榜样。

猜你喜欢宁德福州同志同志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2021年7期)2021-10-13『大元帅』与『小同志』湘潮(上半月)(2021年3期)2021-07-20OVER THE RAINBOW汉语世界(2020年4期)2020-08-11宁德：撑起脱贫攻坚“半边天”海峡姐妹(2020年6期)2020-07-25我认识的几位福州女海峡姐妹(2020年5期)2020-06-22以爱之名 和谐至美——福州十中简介之三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8期)2019-05-28宁德核电站火灾事故的情景构建劳动保护(2019年3期)2019-05-16逐梦福州 只为“她”海峡姐妹(2018年11期)2018-12-19The wave absorption efficiency of multi-layer vertical perforated thin plates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B辑(2018年5期)2018-10-27宁德时代价值几何能源(2018年7期)201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