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烽火岁月——访新四军老战士、著名作家邓友梅
时间：2023-04-14 08:3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跃清
记得那是近20年前，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国诗刊社联合组织一次军地作家艺术家，寻访新四军战斗足迹的采风活动。一行中有新四军老战士、著名作家、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邓友梅先生，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到弋阳方志敏烈士纪念馆，再到上饶集中营旧址等，睹物思情，情景交融，一路上，邓老向我们娓娓道起他在新四军中战斗的岁月。
邓友梅第一次见到陈毅军长是1946年秋，那次团里演出话剧《占击岗》，派他和女文工团员梁泉去司令部参谋部借地图、电话机等做道具。平时“小鬼”邓友梅和参谋部那班人玩得很熟，进进出出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那天哨兵硬拦住他俩，不让他们进，说今天无论如何不行，里面正在召开高干会议。在初生牛犊般的邓友梅眼里，什么高干会议不高干会议，完成团里交给借道具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一方不让进，一方非要进，吵吵嚷嚷的。这时一位高个方脸首长走了出来，用四川话似怒非怒地问：“吵啥子嘛，怎么又是你们俩？”看样子，邓友梅在新四军军部算是小名人了，连首长都熟悉他欢快的身影。邓友梅脖子一昂，告起状来：“我们要演戏，来借地图和电话机，他们不让我们进。”首长转向哨兵，责备道：“你们怎么搞的嘛，借给他们不就行了吗？”事后，邓友梅才知道那位爽快的首长就是军长陈毅。
邓友梅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如鱼得水欢快得很呢，这与他的经历有关。别看他还只是个大孩子，可已是第二次入伍的老兵了，而且是个经历过“江湖”风险的老兵。
1942年，邓友梅第一次入伍参加八路军，担任渤海军区交通站交通员。那时日伪军置关设卡，盘查得紧，对小孩相对比较放松，经常是两个小孩装做追逐打闹就从敌人眼皮底下把情报送了出去。1943年底，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规定16岁以下的“小八路”必须复员。邓友梅当时才12岁，组织上打发他40斤小米、十几尺布回家，并叮嘱务必远离家乡山东平原，以防日伪军“扫荡”。邓友梅只身投亲天津姨妈家。姨妈家也很困难，养不活白添的一张嘴，住不到几天，他就上街溜达找活干。那时工厂招工都要有保人，学徒需三年零一个节（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估计是师傅利用最后一个节日狠敲一把）才能出师。在学徒期间管饭没工钱，出了事，厂家概不负责，保人还得赔饭钱。邓友梅转悠几天，一无所获。一天，他发现一家工厂招工不但不要保人，而且“面试”合格马上管一顿饭。他上前简单介绍情况后，请求进厂，负责招工的人看了看他说，这个厂不好，劝他别在这儿干。他看招工的人那么和气，尤其看到那些已被招上的在里面大嚼白馒头，呼噜呼噜喝稀饭，他馋得直吞口水，犟着要求进厂。结果吃了那顿饭后，他被装进闷罐船，送往日本做劳工。日本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天还不到一斤米，而他们作为劳工“猪仔”似的生活更是可想而知。
1945年美国轰炸日本本土，他九死一生地回到祖国。一回国，立即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新四军鲁中部队，被寄放在临沂中学上学。日本投降不久，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招小演员，邓友梅立即报名，成了一名新四军文工团员。
在文工团里演小孩的角色少，邓友梅另外还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保管道具，如眼镜、钢笔等“贵重”物品，有的还要临时向老乡家借，借后及时归还；
另一项工作就是提词，那时歌唱前线指战员英勇作战，表扬好人好事的剧目，大都是“现炒现卖”，演员来不及背台词，舞台表演时，需在台上放一张沙发或一张蒙布的桌子以障眼，一个人蹲在后面根据剧情轻轻提示，以防“卡壳”。邓友梅人小反应机灵，正好派这活。开始提词时，他好多字不认识，临场“生吞活剥”地记下，一个剧本提了七八遍后，不但“其义自现”地读懂了，而且连剧本都能背下来。提词这段经历让邓友梅受益匪浅，是他文学创作的启蒙。
邓友梅再一次近距离接触陈毅军长是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段时间，文工团接连创作和改编了几个极富蕴涵的剧目，但“曲高和寡”，反应平平。如《前线》讲述一个基层指挥员犯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情况，致使战斗僵持不下，直到换了指挥员才打赢。战士们只见台上又唱又跳，就是看不懂演的啥。还有演《俄罗斯人》，战士分不清哪边是苏联红军，哪边是德国兵，不敢鼓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战士们大都是翻身入伍的农民，文化低；
另一方面是，文工团员们的创作和表演有问题，没有贴近群众，没有细致入微，爱憎鲜明地反映指战员的喜怒哀乐。主要得从文工团内部自身寻找问题，观众的欣赏水平一时还改变不了。那天，文工团正开会自查自纠，气氛很沉闷。这时军长健步走进来，往桌前一坐，亮开嗓门：这是干啥子，你们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嘛，文工团过去为兵服务，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你们下一步就是要深入连队，深入战士的生活，写出他们喜欢的作品。接着军长侃侃而谈，传达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军长爽朗的笑声，深入浅出的一席话，如一双温暖宽厚的大手拨去团员们心头的雾霭。大家决心深入基层，深入前线，写出战士鼓掌叫好的作品来。
1947年春，文工团下部队到前线服务，和战斗部队同吃同住同行军，主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在行军路上即兴做宣传鼓动工作，需要脑瓜灵光，反应快能力强，让文工团那些大知识分子站在路边打快板搞鼓动，确实勉为其难。经常是一支部队稀哩哗啦过完了，词还没编出来。见此情况，邓友梅自告奋勇向队长请缨，让他试试。他往路边一站，正好炊事班背着锅挑着给养走过来。邓友梅随口编唱：同志们往前观，前面来了炊事班，炊事班真能干，做的饭菜甜又香，打得敌人直投降。炊事班听了喜笑颜开，以前还从没有人这么表扬过他们呢。他们嗷叫着，小同志，唱得好！也许从那一刻起，邓友梅无意中背下来的那些台词像一涧春水一样，在他脑海里欢快地激活起来。从此，他见什么编什么，见什么唱什么，信手拈来，张口就唱，一挥而就。在战争岁月里，他到底编了多少首“枪杆诗”，已无从统计。淮海战役中他们三五个人一组深入到前沿阵地上为战士们演唱，常常是上午刚刚打过仗硝烟未散去，下午他们就把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编成快板词传唱了，部队备受鼓舞，士气大振。有一位战斗英雄牺牲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上衣贴身口袋里有一份鲜血浸染的他们编的油印快板刊物。战后，基层部队代表赶到政治部，要求给文工团报功。邓友梅编的那些唱词只是口头文学，从没想到过要发表。有一次《抗敌报》一位记者听到他随口说了一段快板后，觉得很有意思，说要记下来，帮他投稿。当时他也没在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这件事完全忘了，一天晚上那位记者提着一斤花生、四个柿子找到他，说是那篇稿子的“稿费”，还说稿子虽然是邓创作的，但是他帮助记下的，这“稿费”他得分一半。说到这儿邓友梅哈哈大笑，“处女作”说的是啥他已毫无印象，那份油印刊物他也不曾见过，但第一笔稿费的香甜一直让他回味。
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邓友梅年纪最小，他经常蹲在地上捡烟头给老兵们抽。那些老兵有时候烟瘾上来了，纷纷怂恿他到军长那儿去要。好几次，邓友梅走进军长办公的地方，眨巴着眼睛说：“军长，我想要几支烟抽。”军长双手一叉腰：“我晓得，你抽啥子烟嘛，又是他们几个要烟抽了。”说罢，军长随手从桌上拿起大半包烟，摇了摇：“这儿还有几支，拿去吧。”军长对下级要求很严厉，可对邓友梅这样的“小鬼”怎么也严厉不起来，军部许多人都怕他，可邓友梅不怕，即使他板着脸说话，也不像生气的样子，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当邓友梅拿着香烟出来时，老兵们簇拥着他，这时候捧他若明星。
邓友梅年纪小，体力弱，组织上为照顾邓友梅，把他编在女兵班。他是女兵班里唯一的男兵，班长就是后来写《百合花》誉满文坛的茹志鹃。茹志鹃比邓友梅大七八岁，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母性，处处像母鸡护雏一样护着他。晚上睡觉，邓友梅被安排在靠墙的最里面，紧挨着就是茹志鹃。茹志鹃具有高中文化，在当时算是知识分子了，她爱学习，晚上有记日记的习惯。有时候几个女兵睡一起，邓友梅一个人支块门板睡一个角落。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就寝的地方可以到司务处领一两油，点一盏小灯。几个女兵共一盏小灯，邓友梅一个人独享一盏小灯。茹志鹃经常就着邓友梅床边的小灯读书记日记。她让他多读书，也学着记日记。邓友梅拿起笔总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她告诉他，可以写今天做了哪些事，说了什么话，到了哪些地方，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等等。刚开始学着写时，哪怕记流水帐也行。至于读书，邓友梅逮到什么读什么。那时候打仗一切缴获要归公，但书报不要求上交，基层战士对书报不太感兴趣，文工团员们却如获至宝，捡起来大家轮流传着读。邓友梅每读完一本书，茹志鹃要提问考考他，让他说出个一二三来。邓友梅先是爱看武侠小说，后来审美能力渐渐提高，也爱读一些纯文学作品了。他读鲁迅先生的散文《枣树》时，开篇：我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文章怎么能这样写，这不是废话么。他向茹志鹃请教，她告诉他，这是强调。他一下子牢牢记住了。晚上，茹志鹃就着小油灯看书写作时有抽烟的习惯，她安静地看书写作，邓友梅在一旁专心地给她卷大烟炮。他给她卷的同时，自己也学会抽了。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幅动人的画面呀，在一间低矮的农舍里，一个衣着单薄满脸稚气的少年和一个脸如粉琢的大姐姐就着一盏昏黄的小油灯看书，油灯将姐弟俩的剪影投在斑驳的墙上，周围是那么静谧，只听见他们翻动书页的声音。年近八旬的邓老谈起老姐姐茹志鹃时满脸温情，始终语调徐缓，絮絮而说，如同言及家里某位亲人。那份超越血缘穿越时空的亲情让他至今感到温暖。
邓友梅见过陈毅军长最为严肃沉重的一幕是在二师师长罗炳辉的葬礼上。1946年春夏之交，在攻打枣庄的前线罗炳辉突发脑溢血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罗炳辉身材魁梧，长得又胖，邓友梅等好不容易才把他的遗体安顿上吉普车，送到临沂一座孔庙里，在那儿搭设灵堂，举行祭奠。下葬时，许多指战员去送行，军长也去了。在墓地当第一锨土撒向棺木时，军长悲愤难抑，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吼道：“你们当中有谁怕死，哪个怕死，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抓你！”
墓地上鸦雀无声，人群一动也不动，云幕低垂，只有风掠过树梢发出呜咽的声音。
“好！你们都不怕死，那么我们就和国民党干到底！”陈毅吼道。
那次罗炳辉的葬礼被军长开成了一次战斗动员会，一次最简短，最能激励生者告慰逝者的战斗动员。
1947年初夏，孟良崮战役打响，邓友梅等十几个文工团员下到叶飞指挥的一纵队做宣传鼓动，一纵队向南突围时邓友梅和文工团其他人裹挟在队伍中，他们在漆黑的雨夜就着孟良崮的南坡往下滑，一滑到山脚撒开脚丫就跑，天亮时竟然绕到了敌人的屁股后面。此后，叶飞又指挥部队打临沂，苦攻一星期没打下来，眼看敌人的援兵又围上来了，只好又往东走。抵达沂河畔，正埋锅造饭，摊饼，一张大饼还没捞到吃，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又是俯冲又是扫射，叶飞命令部队往回走……这就是艰苦卓绝不堪回首的鲁南突围。鲁南突围，正值雨季，部队东奔西突的与敌人兜圈子，整整半月没有宿营，吃饭有一顿没一顿，抓到吃的就边跑边往嘴里塞。在济宁南的清河边，文工团小分队为河所阻，且与队伍跑散了。当时大雨滂沱，河水上涨，上游不时有骡马和我方战士的遗体漂下来。敌人紧撵在身后马上就追上来了，紧急时刻，突然发现来自胶州湾的十几个民工。胶州湾的支前民工大都是渔民，会游泳。民工们把担架绑成三角架，文工团员把头露在三角架的角上，两个民工运一个文工团员，为了减轻阻力，男同志全脱光，女同志仅穿小衣。待过了河后，一时竟无法去找向导，因为大家都光着屁股，情形极为狼狈。突围中邓友梅背上不合时宜地长了个疮，化脓了，脚也走烂。可他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他至今清楚记得，有个战士胳膊负伤，由于缺医少药，加上天气闷热，伤口生了蛆，几个女文工团员用酒精细心地帮他清洗消毒，他咬牙坚持，跟着队伍走了几天，最后不得不留在当地。
鲁南突围后，文工团在豫皖苏边区搞土改。由于没有巩固的人民政权，土改工作无从谈起。邓友梅和茹志鹃分在一个工作小组，无论他俩怎样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农民就像泥塑一样不吭声，最后茹志鹃生气地说，要地的留下，不要地的走。结果一个不剩地全走了。后来，陈军长听说有文工团员在这儿苦撑着坚持斗争，派来骑兵把他们接了回去。
1972年某个清晨，邓友梅在公园里神情麻木地踽踽而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友梅遭受打击，蹲牛棚，住干校，妻离子散，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突然，从广播里听到老军长去世的消息，那一刻他一个激灵，仿佛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击中，噙着泪水，老军长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又历历在目。整整20余年没有写东西的他饱蘸深情写下一些怀念老军长的文字，当时他并没有打算示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夜，老姐姐茹志鹃来北京看他，无意中发现这些文字。在她的一再鼓励下，他才颤抖着捧出。从心底深处捧出来最清澈最真挚的情感，最能打动人，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并改编成电影的《我们的军长》。
从那时起，邓友梅找回了失落的信心，找回了那份荒芜的激情，他心潮澎湃，文思泉涌，写出《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名震文坛。回眸往事，邓友梅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感慨：“我是在新四军队伍里长大成人的，只有小学四年文化，我性格的养成、人生一些理念塑造、许多知识的获取，都是陈毅军长等老一辈的耳濡目染，都是那段岁月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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